橡树 | 闲话胡风——这几天评论李敖，是一种人文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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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胡风和妻子。

这两天，忙些俗务，也无暇提笔。

却在李敖病逝后，看到激昂的自媒体们再次摆出苦大仇深的造型，不约而同地穷极无聊，或者集体声讨，或者猛扒八卦。

无语间，偶尔，看了《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片段，打发时间。

在抗日最前线上，一个熟悉的场景——无名的、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学生在“炮灰团”阵地上，热血沸腾，朗诵诗歌：

炮弹打不下春苗般下的生机， 

铁翼下的种子徒生些抗力。 

应声站起来大时代的战士， 

高塔般竖立在我们的土地。 

什么力也瞬灭不了火炭般的眼睛， 

什么声也遮蔽不住愤怒的吼声。 

烟火里孕育着复兴的幼芽， 

真的，生存要从死里来争取。 

鲜血培养起自由之花，我们要在暗夜竖立火炬。

四周一片寂静。

在前线和日寇对峙的官兵们茫然的瞬间，根据剧情，团长龙文章当场恼羞成怒，忙不迭地把高声朗读这首诗歌的热血青年轰出阵地。

后来，根据剧情，这位疑似进步的热血青年为国捐躯。

当然，剧情之外，这段场景，却似乎折射了抗战的文化的细节。

——这段朗诵诗歌的剧情，这首充满“七月派”风格的朗诵诗，让人不禁想起早期的“国防文学”，“七月派”以及周扬，胡风。

“国防文学”，“七月派”，这些专用在中国文学史的词汇，对大众显得比较陌生。

然而，直到现在，无论学子、商人、阔佬，还是贩夫走卒，菜市场的大妈，其实，都直接和间接地受着“国防文学”，“七月派”遗留下来的“文学”影响。

文学，还真是人学。

和政治家、革命家、理想主义者不同，中国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家、小说家、史学家、诗人和艺人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中国自满清终结，而民国，而共和国的转型中，顺利靠岸的，如邓拓、吴晗、周扬等等，无非为自己丰衣足食而写点文字而已。

最后，这些自诩才学、教养的人们，在同一个“体制的饭桶里”，为争夺自己多吃一口饱饭，不惜满地鸡毛，斯文扫地。

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这是大家知道的。

更多的，是不知道的。

比如，在书本上往往以形容消瘦、饱经患难、坚贞不屈的形象走出来的那些文革受害者们。

比如上一篇文章《“三家村”往事》里面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也比如周扬和胡风。

他们被描叙得非常高大，得到后来大众比较广泛的同情。

和著名的，以讴歌风格的“爸爸诗”闻名网络的文学家郭沫若先生不同。

当时，更多的大大小小的“郭沫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巴掌拍准马屁股的精湛手艺。

天赋不够，手一滑，落在马蹄上，头破血流，那也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周扬晚年和妻子。

当代文学的史话，自然避不开“左联”。

如果按照金庸的思路，把当时的文学流派比成武侠门派，“左联”自然有几分五岳剑派的威势。

通常，人们认定了“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是“左联”的旗帜。

不过，“左联”除却引入苏联模式的文学思维之外，也擅长铁工，拥有著名一等一的红色铁工潘汉年、关露等在内的“铁工”。

斗争，一直是“左联”的主旋律。

铁工真刀真枪的斗争，以及在文化、文学上，以阶级斗争取代文学、文化批判的斗争，日益白热化。

在“左联”控股的传媒，在“左联”不同派别分别控股的传媒，成为他们的“喉舌”。

喉舌鼓噪，文坛彻底乱套。

到抗战前夜，晚年的鲁迅对“左联”的斗争，却有着很多人不太知道的态度。他对冯雪峰说：

你们到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人恐怕是我。

可见，在三十年代，“左联”的文艺、文化斗争和鲁迅理解的“革命”，已经存在疏远和距离。

鲁迅本人在写作和生活行，也和“左联”渐行渐远。

后来，胡适在五十年代再说鲁迅这段故事，唏嘘不已。

胡适在美国借为蒋先生祝寿，撰写文章，劝蒋先生要无智、无能、无为地守法守宪，约束权力。

也就在大陆反右的时候，另外一位谙熟苏联文化斗争的天才蒋经国先生化名周国光，撰文《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策动台湾少壮们群起批判胡适。

胡适为此评论鲁迅的自由精神，毫不犹豫盖棺定论：

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当然，无论鲁迅是无产阶级战士，还是和胡适都是自由精神上的“我们的人”，抗战爆发的前夜，鲁迅还是溘然逝去。

他留下不谙世事的幼儿，留下一大批后来印入文件、书本、教材的名言警句，以及留下了无数的口衔鲁迅名片，混迹后来文坛的“鲁迅的学生”。

大大小小的“鲁迅的学生”，几十年如一日层出不穷。

鲁迅假设活到文革，又该如何？这是一个有趣和悬念的话题。

右一为胡风，左四为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书记为王明）

历史不容假设。

鲁迅逝世后不久，抗战爆发。这一背景下，高调和激愤的“左联”成员为继续革命，很多人流向延安。

当然，也流向重庆——他们不是要叛变革命。在重庆，有周恩来和长江局。

在当时的体制下，延安和长江局都是平起平坐的中央局。

无论在延安领导下，或者长江局领导下，对当时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文艺青年都是幸事。

作为鲁迅衣钵的继承人，“发明”“七月派”，被王明恨得牙痒痒的胡风去了重庆。

作为鲁迅衣钵的另外一位继承人，“左联”主要领导者，“发明”“国防文学”的周扬，则去了延安。

当然，书本里的所谓的鲁迅衣钵传人，一般也是书本作者的鉴定或者是传人们自诩。

遗憾。

胡风和周扬固然在文学天赋、智商上和鲁迅差距太大，穷尽一生，却没有什么真本事的文章传世。

在起码的为人处世、交友和家庭生活上，两人相比鲁迅低得太多的智商，也使得二人后来的生活如陷泥淖，狼狈不堪。

当然，作为“左联”的领导者和骨干，胡风和周扬都是浑身洋溢“斗争”热情的人。

不同的是，两人去了两个方向相反的大后方，“斗争”热情模式有了区别。

最先信奉王明，在红军长征最艰苦时期，即鼓噪抗战第一的“国防文学”的周扬到了延安。

周扬在延安据说是被搞了“关门提高”，并且，他目睹、见识了王明到达陕北后，如何走下莫斯科的神坛，成为闲人的过程。

毕竟，在“左联”养成斗争习惯和敏感的周扬，到底区别于延安其他的为理想，革命而聚集的较为单纯的年轻人。

周扬揣摩风向，放弃了他曾经不顾一切提出和高呼的“国防文学”。

整风运动确定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基调。周扬也就有了自己奋斗的风向。

在枣园的灯光导航下，周扬和一大帮大大小小的“鲁迅的学生”们，开始在政治和文学的跑道上竞跑。

最早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后，周扬终于再次跑到了前面。

就此，文化、文艺开始变成周扬混在官场吃饭捞菜的筷子。

只要搭起“文艺为谁服务”的桌子，丰盛的饭菜总可以放满桌面——晚年，周扬再次提出“文艺为改革开放服务”。屡试不爽，他再获人生盛宴。

与之相反，胡风到底在鲁迅身边时间更长，多多少少学了一点“自由精神”。

同样，有了红岩村的灯光，胡风结合鲁迅的“思想”，“左联”的斗争，以及苏联的文化思想，也提出了文艺的“主观战斗精神”。

很长的时间，胡风以鲁迅嫡系学生的身份，对无论延安，或者重庆的苏联模式文学的代表人们，以及任何抗战时期的文艺作品，几乎都提出过居高临下，义正词严的批评。

随后，胡风树立了一杆文艺大旗，上书：主观战斗精神。

有鲁迅身边工作的经历，有红岩村革命长辈的精心呵护，虽然没有参加延安整风，但是，正宗鲁迅传人大旗迎风招展，胡风在抗日文学风头正劲。

当然，这段时间，中国抗日战争正在艰苦卓越地进行着。在中国文坛，胡风理所当然成为诸多文人们满脸带笑，转身咬牙的对象。

这种探究，为后来的反右、文革中的文人相轻，相互伤害打了草搞。

当然，很多胡风、周扬，确实也都忙着探究新的苏联文学模式与创作。这些文人在抗战水深火热的百忙中抽出时间，也完成了文学最新的讴歌体。

比如，七月派的比较著名的诗人曾经讴歌：

我们不会相信那是窑洞的灯火，却以为是天上的星星

……

西北山里的泉水，

一滴一滴流到黄河。

这类讴歌体，其实并非郭沫若先生最先发明创造。

现在回望，你会发现，在抗战的硝烟中，有些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文化人去了前线，甚至为国捐躯。

而也有的学生，为揣摩讴歌文学而呕心沥血。

左二为周扬。

在中国文学史上，谁也不知道，何时，何地，由那些人，把文艺理论、辩论、批评和政治熬成一锅烂汤。

当然，这不完全是文艺理论、辩论、批评本身的事情。

看似玄妙不测深浅的这些文学词汇和事情，实则不过是传统语文课里老师在黑板上勾画的中心思想。

这是教科书和教科书写作人、诠释者早已圈定的重点。

照本宣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死抠词句，照搬术语，紧跟形势——往往堆砌一大堆正确的舒心的废话后，表达的东西依旧是模棱两可，言不及义。

其实，这也是现在微信非常流行的心灵鸡汤的最早配方。

于丹熬的鸡汤，纠缠来回，无非也是这个配方。

可以在朋友圈测试——读书时候困在教室，不知举一反三，不知独立思考的同学，就算胸前别了再高的文凭，照样会迷信鸡汤。

当然，如果在文艺理论、辩论、批评里，注入一管“苏联款式的阶级斗争”的鸡血，由此延伸的剧情，就非常神奇地狗血了。

这便是当年周扬和胡风示范过的剧情。

两人都自诩是鲁迅的学生，是鲁迅的衣钵继承人，私交必然不会好——文人异常的相轻，这是那一代“文人”传染直到现在的毛病。

在抗战前夕，鲁迅抱病撰修《半夏小集》。这被鲁迅认为是自己的“政治遗嘱”：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

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都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胡适在五十年代感喟、认可鲁迅，多少是可以根据《半夏小集》的文字，去感悟其人精神内质的。

不过，除却杂文和几篇小说，鲁迅《半夏小集》在今天就不太为人知道。

然而，无论周扬，或者胡风，碍于修养、智商，都无法进入鲁迅或者胡适的精神领域。

这便酿成了他们后来人生的悲剧。

因为耽误了延安整风这堂必不可少的课，胡风后来与人在文艺理论、辩论、批评的文字鏖战中，因为显得被动而企图补课。

他始终无法把“主观战斗精神”与“为工农兵服务”混为一谈。

一步被动，步步挨整。

反右运动开始，毫无悬念，文艺理论、辩论、批评注入了一管又一管新鲜的鸡血。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周扬春风得意，一直主导着对胡风的批判——当年颐指气使的胡风作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的异端，很快陷入泥淖。

痛打落水狗就此也成为中国文坛的风气。

当时文坛无人不是扬眉吐气，群起攻之被定性的胡风及牵连者。

擅长文笔的那个时期的“文人们”由思想到裤腰带，再到花边内裤，无一不联想翩翩。

就此，这种批判文体也应运而生，在后来文革大字报上大显身手——就此，一言不合，上纲上线就流行开来。

即便现在，连菜市场大妈踩了鞋，惹了事，也都习惯了由“性事”开骂。写篇文章，观点稍微分歧，被人骂作汉奸，也绝不罕见。

可见，那批文人对现在社会风气是如何的潜移默化。

把文化附属政治，定性服务，迟缓了中国文化的进步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1949年，胡风成为高级文化干部，丰衣足食，高呼：时间开始了。

两年多时间过去，1952年，《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风就此成为不好好学习《谈话》的文坛异端，沦为批判靶子。

随后，运动深入，胡风在家中被拘捕——谁又知道运动会此起彼伏呢？

再到后来，随文革爆发，在这一次运动中，春风得意批判胡风的周扬也被后来的春风得意者们高呼打倒。

当时，很多自诩鲁迅的学生的人们，住进了牛棚。

好不容易熬过咽菜吞糠的十年，等到文革结束了，那时候的报纸、媒体、电影也就不断推出文化悲情故事。

——谙熟整人和被整的受害者们，为人同情，赞美。雄心勃勃再出牛棚。

周扬、胡风等以鲁迅衣钵传人们，终于拥抱了体面和幸福的古稀后的晚年。

最后，他们颐养天年，乐滋滋了无牵挂撒手仙辞，却给今天带来了太多的无不遗憾的人文影响。

细看：

文革结束多年，讴歌体和批判体似乎在民间方兴未艾，几乎是最流行的民间习俗。

只要不赞成你的观点，各款批判，由思想到裤腰带，再到花边内裤，跺脚吐口水咬牙切齿，泛见网络。

“左联”精英们的文化习惯，与时俱进，潜移默化着终于变成现在全民化的生活习惯。

——说到这里，自然在结尾顺便谈一下李敖病逝和一众媒体对李敖的批判。

哀悼逝者，仁者，兵不伐哀。

当然，自周扬、胡风等那些年代滚过来的文人的传承，批判由思想到裤腰带，再到花边内裤，跺脚吐口水咬牙切齿，更显得桀骜不驯，充满个性。

至于乘人之哀，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现在看来，也算是网络文人之“睿智”。

冷笑视之，对周扬、胡风衣钵传人而言，这种现象，倒真不算是文字的下作。

我不赞成李敖的很多观点，然而这几天确实是应该为李敖病逝而伤悼的日子。

毕竟，李敖不过胡风。

在李敖病逝伤悼时期，由思想到裤腰带，再到花边内裤，对逝者或者义愤填膺或者浮想翩翩，让人遗憾。

七嘴八舌，一拥而上，专门伐哀，现在的自媒体写手们，真的就比以前的文人进不了？

六十余年，弹指一挥间，人文比如圆规，似乎画了回来。

用圆规把进步划到原点，主题词如此类似：乘人之哀，落井下石，趁火打劫。

朋友鼓励，随心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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