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抗战前后的德国军事顾问团（上）

1924年4月，孙中山携宋庆龄视察德式军工企业广州石井兵工厂。

前序：本文自昨天晚上20时写作完成开始发表，出于未知原因，无法完成发表。修改多遍，直到子夜，依然未遂。

为此，修改为上、下篇再尝试一遍，敬请朋友们理解。

在晚清至民国时期，德国完成统一并迅速崛起，跻身为世界军事、经济强国的经验，尤其让当时中国的精英人物们深受刺激。

德国在欧洲列强里面，立国最晚，资本主义发育也是较晚，早年少在远东晃荡，与中国利益冲突极小。

后来，德国在一战遭遇战败，被凡尔赛条约限制，与远东的中国一般的，深受英法等帝国主义压制，两国同病相怜。

就此，中德外交急速升温。

众所周知，德国搞武备、军事向来是傲视全球。如此一来，受中德亲善大势推动，民国的军政大佬们往往都把军事强国的希望，寄托在了德国军援之上。

于是，以德援以图安内乱 ，平外患，便成为了当时军政大佬们认定了的国防与军事发展的既定战略。

为此，即便在护法运动和广州革命期间，孙中山也是极为欣赏德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取得的独特成就。

他认为：

德国几乎在一切领域都是我们的典范。

为此，孙中山力主发展对德国外交，甚至在推动对德外交方面，非常难得地和北洋政府取得了共识。

由此，中德外交也就穿过了中国南北方内战，得以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当时，在德军顾问团接洽下，中国方面派出大量军官到德国学习军事。

一战之后，英、法等战胜国以咄咄逼人，使得新兴帝国德国在战败后跌落凡尘，百年努力几乎被瞬间清零。

彼时，德国作为战败国，不仅海外投资和殖民地几乎被瓜分殆尽，军队仅得以保留10万之外，1／8的领土和1／10的人口随之沦丧。

同时，德国每年需向法、营等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

以凡尔赛和约之苛刻盘剥，沉重压抑之下，德国朝野不堪负荷，极为愤懑，可想而知。

于是，为突破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列强围困，寻找同盟者来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德国终于确定了联盟中国的战略。

1921年5月，经过2个月谈判，德国与中国北洋政府正式签订了《中德协约》。

《中德协约》及其附属文件规定德国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放弃山东权利，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明确中国与德国将建设平等互助的友好邦交、商务往来关系。

相比苏俄最初通电全球要放弃在华特权，却又口惠而实不至的含糊搪塞，《中德协约》，才是在真正意义上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同欧美列强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就此，在平等友好基础上，中德两国在外交、商贸、工业、科技和军事等等方面的合作关系全面展开。

《中德协约》签订次年，1922年，同盟会元老邓家彦则衔命赴德，谋求开启国党对德合作。

当时，孙中山对邓家彦赴德尤为重视，致函指出：

如有促成中德合作，致中国于富强，则功业当在四万万人之上也。

在分析当时中德之国情和世界局势之后，孙中山认为中德外交，实为中国与德国拜托帝国主义压制而共谋崛起之根本：

以中国的物资人才，以及德国的机器和科技知识，共同合作、发展中国之资源，致力改善中国政府行政组织和建立国防体系，借德国之人才学问，以最速时间，致中国于富强。

此步达到，中国则以全国之力，助德国脱离凡尔塞和约之束缚。

抗战国军使用德式FH18型榴弹炮基本打满抗战全场。

为此，孙中山特别要求邓家彦在旅德期间，应尽量向德国政界、军界、工商界人物陈述他的观点：

如德国能视中国为一线之生机，中国亦必视德国为独一之导师 。

以德国今日废置之海陆军人才及制造武器、组织军队等计划及经验 ，悉移来 华，为中国建树一强固国家，互于资助，则彼前战败而失去种种权利，必可由助成中国之富强而恢复之也 。

在孙中山看来，如是国党能够启动联德路线，那么，以德国先进的软资源与中国丰富的硬资源实施双赢合作，双双崛起，不在话下

——这是鲜为人知的国党平行于中俄合作的另外一条外交主张。

然而，因为早期国党联俄用力过猛，苏俄势力发展过快，孙中山麾下以廖仲恺、汪精卫等人亲俄派得势之余，乱棒打去，联德派的邓家彦等人受到冲击，国党对德外交也就因此搁浅。

1926年，中德合作终于出现曙光。

随着孙中山去世，汪精卫出走和蒋介石崛起，以及在1927年爆发国共分流事件，在国党元老张静江、戴季陶、朱家骅、李鼐等人主导下、重启国党对德外交，顿成国党最新的风向。

到了1928年，随着南京政府日趋稳定，联合、借助德国的军事、经济、管理等先进资源以发展中国军备、经济，已然就成为国民政府的根本国策。

这一年，军政部兵工署长陈仪率团访问德国，德军资深军官鲍尔上校陪同下，考察了克虏伯、 西门子等军工企业，签订了百余万马克的军火订单。

同时，陈仪这次出访德国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便是主持驻德外交人员，四处走访德军各级闲赋军官，分头洽谈、邀请他们赴华襄助建设中国陆军。

如是一次现代加强国际版的三顾茅庐，激起了一战之后落寞的德国军界阵阵涟漪。

中德军事合作第一人德军资深军官鲍尔上校。他提出的编练80万精锐中央军，将其余军队裁编为民兵的方案，对后来中国军队的编练影响极大。

中德军事合作帷幕拉开。

陈仪率团回国之后，由鲍尔上校组建、率领纯粹民间性质的德国军事顾问团，随之启程，正式来华。

当时，国民政府强人林立，尤其以汪、冯、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人之强势，他们既要介入对德外交，分歧纷扰蒋介石既定方略之余，更是各自提议，多有聘请法军、日军等军事顾问团的主张。

头痛之下，为尽快促成德军顾问团来华顺利工作，在张静江等人支持下，蒋介石在两次复出执掌军权之后，均以私人名义，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团。

为表示对德军顾问团的信任，蒋介石甚至在推拒了法国以贝当元帅组团的军事顾问团，对鲍尔上校再三说明：

中国政府宁愿聘请德国顾问，因为惟有德国顾问方可赢得中国政府的信任。

1931年之后，德军顾问团援华工作全面开展。

然而，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既以民间身份赴华，与蒋介石更是签署的是私人之间的合同，因此，德国军事顾问只需对蒋介石个人而不是对国民政府负责。

——在某个方面理解，他们像是蒋介石的私人军事资源。

蒋介石对德国军事顾问团确实抱以了太大的希望。

辛亥革命以来，无论早期的北洋军，还是后来的直、奉、皖、晋、西北军等，军队缺乏训练，装备简陋，庞杂臃肿，质量差劲。

更为糟糕的是，各地军阀拥兵自重，浪费财力物力人力重复建设低素质军队不说，军阀们为分赃地盘、权力，连年不断爆发内战，对中国国力消耗极为巨大。

诸如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国奉战争、北伐战争、中原大战等等混战此起彼伏，中国军队勇于内斗、怯于外战的形象，既为国民恨其不争，也为外敌鄙夷蔑视。 

1933年3月，在国联关于善后东北九一八事变的会议上，日本使团代表松冈洋右即在会议发言，对中国军队不屑一顾：

中国现在军队之多，世界各国罕有其匹。

但其首领重于私斗，而轻于外斗，其练兵成军目的固不在国防也。

蒋介石正是深谙中国军队境况不堪，因而，才会将训练、改造中国军队由封建领主式的旧军队向现代化军队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德军顾问团身上。

平心而论，由最早的鲍尔上校，到最后的法肯豪森将军，正是他们带领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十年努力，在助力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改革和建设，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世界顶级军事家塞克特在华期间，认为中国军队根本问题不在患寡，而在患多，在鲍尔上校建议的基础上，塞克特结合德军扩军经验，提出了建立精良师团作为中国军队核心的建议。著名的中央军校教导师，教导总队建设即源于他的建议。

彼时，德军顾问团对国军训练、军官培养、武器装备问题、军政组织等方面，提供了即为高效的解决方案。

其中，按照德军理念，培养优秀的军官，即为建设优秀的军队的基础。

是以，当时的德国军事顾问团许多成员都任教于中央军校，同时，在中央军校开设留德预备班，以保障中国优秀军官可以直接入学德国军校。

——相比保定军校庞杂俄军、法军、日军和德军的教学，相比黄埔军校第一、二、三、四期的苏俄波浪式冲锋等保守的战术教育，中央军校的教学显得更趋于现代军官理念的灌输。

德军顾问在教学上更为侧重教育学生们如何当一位现代军官。

在中央军校第10期学员的毕业典礼上，德军总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发表演讲，即专门对学员们提出来做一位现代军官的要求：

你们军校学生要当一位现代军官， 而一位现代军官必须具有现代科学头脑和优越的指挥技能。 

我希望大家记得，当位军人离开这个世界时，将能含笑的说，我已经尽了一个军人应尽的责任。

黄埔军校办了五期，因为历史原因，这五期出现诸多有名的国共将帅，也使得人们通常容易误认黄埔军校的军事教学非常厉害。

法肯豪森接替塞克特，为德国军事顾问团最后一任团长。1935年，在他主持下，顾问团为中国抗战备战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后来爆发的中日战争走向推演精准，为中国在抗战争取主动提供极大的帮助。

其实，就军事专业方面去看，相比几个月即可结业的早期黄埔军校，由黄埔军校蜕变的中央军校有了德军标准教学，其毕业学员无论质量还是数量，客观上都是远远超过黄埔军校。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在国共内战，或者在抗战期间，中央军校前10期的学员确属国军嫡系里面承上启下的军事中坚。

在1931年的中原大战，1932年的淞沪抗战，南京政府为争取主动而向战场投入的精锐军队，就是德军顾问团重点编练的教导师、教导总队。

尤其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在战事最为紧要关头，教导总队及其他德军顾问团重点编练的军队奉命进入战场。

他们以战术多变，作战顽强而让欧美军事观察家们刮目相看的同时，更是刺激骄狂的日本海、陆军高层为此恼羞成怒。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到抗战爆发，日本与德国每每密谈，日本方面总会提出德军顾问援华问题，坚决要求德国尽快撤回其在华军事顾问团……

后来，在德国军事顾问团培训、编练出来的中央军校前10期的学员及中央军校教导师、教导总队确实构成了中国国军的新军骨架，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国军的种子部队。

在真实的抗战史上，由保定军校、黄埔军校、留日士官学校等前辈和中央军校前10期的学员的组合军队，如第13军，第18军，第74军等，往往都是抗日决心最坚决，杀敌最勇敢，牺牲最惨烈的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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