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中日战事：由山海关事变拐弯（上）
1932年3月9日，在日军撺掇末代皇帝溥仪潜至东北，在长春成立了伪"满洲国"。9月1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伪满总理郑孝胥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
战争，是影响历史进程最复杂的、最极端的人类活动形式。
战争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因而，战争史往往为人们熟悉。
历史上发生的权术、阴谋、秘闻、八卦，几乎都是躲藏在不可告人的密室、暗箱、宫闱里面。因而，这类历史源于阴暗，记录阴暗，猎奇传奇之外，对体制外的平民学人自由写字而言，确实没有太多价值。
战争及战争史则不然。
战争通常发生在敌对双方之间，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因此，任何一方既很难将细节和关键封锁到保险柜里，且更无法将战争发生地的地形、气候、交通等等资料封锁到保险柜里。
于是，战争和战争史成为我的历史文稿或者文史文稿的写作主题。
这些天，我绝多时候还是深藏书房，忙于收集、推演和书写1979年中越边境战事、抗战常德会战、南昌会战、宋蒙战争史等主题文稿。
元旦午后，几位在网络颇具声望的研究抗战的朋友在微信上留言贺岁，闲聊抗战往事，提及了写一写若干对抗战及近现代史影响极大的事件。
于是，我想起写这篇山海关事变。
在明清战争、直奉战争、中日战争和三年内战的关键时刻，山海关既是中国历史分道拐弯的道岔，更是见证了历史的兴衰。
相对而言，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之间发生的山海关事变，知者不多。
发生在1933年元旦前后的看似规模不大的山海关事变，却因为事件发生在中日关系和国联与中日关系的关键时刻、节点上，直接关系到当时中日两国的军事、政治、外交重大调整，对中国抗战史的影响极为深远。
今天说的抗战往事，就是1933年元旦前后的山海关事变经过。
1896年，日军第8师团在日本弘前编成，曾经参战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是日军常备王牌师团之一。
日军第8师团编有2步兵旅团，4个步兵联队，以及炮、骑、工、辎重等其他技术兵种联队等，全师团共约2.2万人，师团重火装备有41式山炮12门、38式野炮36门、37毫米战防炮12门、轻型装甲车12辆等。
显然，在1930年时期，以日军第8师团实力，完全碾压国军。
山海关，又称榆关、渝关、临闾关。
自从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筑城建关设卫以来，山海关即为靠山襟海形胜之地，与东北方向的锦州遥遥相对，扼控辽西走廊及北宁线，同属东北进出华北之咽喉，因而建关伊始，即为兵家必争之战略重地。
1931年12月，汪精卫及粤派军阀、政阀与蒋介石持续爆发冲突，国党内部为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剿共、对苏外交等等分歧纠缠，爆发空前内讧。
1932年1月2日，张学良再次抗命南京而弃守锦州，至此，数十万东北军全部撤至山海关内，使关外领土全部沦陷。
日军在占领锦州且控制辽西走廊北大门锦州之后，迅速在政治上善后九一八事变，在3月，既扶植了清废帝溥仪为执政，成立了伪满洲国。
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占领东北军的军工厂及仓库。
1932年12月，日军第8师团向热河调动。
为此，日军为确保伪满傀儡国既成事实，加强对辽西走廊的控制，即划定锦州至山海关之间的辽西走廊为“辽西中立区”，将山海关划为了中国与伪满的“国境线”。
日本关东军即以其最精锐的日军第8师团驻防锦州，监视山海关，看护东北“伪满”大门。
其中，日军以铃木美通第4旅团主力直接部属在山海关外东北1公里的威远城至吴家岭一线，居高临下威胁、监视至临榆县城的南门和东门。
这样，使得驻防山海关的东北军部队只能往临榆县城的北门和西门出入。
同时，日军在山海关车站还籍口边境而设有伪满的海关、铁路办事处、警察局等机构，泛养斥候，刺探情报，监视中国方面动静。
日本内阁与军部欲图借此稳定局势，从容消化九一八事变侵略结果。
然而，日本关东军及日军激进军官们在九一八事变尝到了以竹刀砍翻张学良东北军的甜头，因而，他们对于划定日本军政推出的辽西中立区很不了然。
日本关东军盯住山海关之蠢蠢欲动态势，对热河形成压迫，尤其使得张学良倍感焦虑。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及军政人员、家属数十万军民溃逃关内，挤在热河、平津地区一带地区。
为此，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等东北军阀大佬们在彼此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之下，迫于防务安全，各自纷纷插手山海关防务，希望守住这块东北军的最后一块地盘。
很快，东北军在西起滦河，东北至长城各口，南到临榆、抚宁、昌黎等山海关周边地区，部属了东北军最为精锐的独立步兵第9旅、第20旅、以及骑兵第3旅、炮兵第7旅第13团山炮营、工兵第7营等阵容看上去极为强大的一线守备部队。
不过，在失去东北地盘及东北军工的支持以后，东北军分属张学良和汤玉麟两大集团，全军士气低迷，装备匮缺，使得热河防务已然外强中干态势。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热河向来为汤玉麟地盘。
相比富庶、广袤的东北三省，热河地方狭窄，物产贫瘠。
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等人军队在热河挤成一团，为争夺有限资源彼此日愈不满。
张学良对张作相、汤玉麟亲疏有别，既对汤玉麟且拉且打，背地指认汤之为人，性格暴虐，以权谋私，在热河民愤极大，更是数次以张作相等亲信直接替换汤玉麟兼任，削弱汤玉麟权势。
汤玉麟独霸热河数年，名义上为张学良部属，兵力更不如张学良强大，因而他对张学良势力渗透热河既很不满，也不得不虚以委蛇，搪塞应付。
事实上，无论张学良、汤玉麟为人究竟如何，现在再看数十万东北军在失去东北地盘之后挤在热河的现实，即可知道，庞大的东北军既要维持现状，官兵吃喝每日开销积压热河地方，必然给热河民众带来极大负担。
热河民众对东北军的极大不满，纯属自然。
汤玉麟追随张作霖发迹，为奉军主要军阀之一，热河省府主席。在长城抗战中与张学良竞相溃逃，曾为国民政府通缉。
在目睹热河现状之后，胡适也是摇头惋惜：
“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
这本烂账算上去，其实张学良与汤玉麟都有一份。
可见，张学良、汤玉麟彼此芥蒂日深，东北军装备匮缺士气萎靡，热河军民矛盾激化，都使得知情人看上去的热河及山海关防务，岌岌可危。
1932年6月，汪精卫、蒋介石等在庐山会议，在整备全国军队，加强国防预算，预备全面抗战问题上达成共识。
为此，他们鉴于热河防务空虚，决议整编、调动华北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等部，及中央军10个师，北上支援东北军，加强热河、察绥及山海关防线。
然而，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等东北军阀既不甘失去热河这一块最后的地盘，当然就空前抱团，极力反对这一计划。
那时，汪精卫、蒋介石尚对张学良自吹自擂的抗日决心，抗日热血非常信任，为解决热河防线问题，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为张学良与汤玉麟相互矛盾的现状专门致电张学良，建议张学良调动东北军进入热河，专注准备热河抗战。
当时，汪精卫主掌行政院，蒋介石主掌军委会，汪精卫在与蒋介石合作期间深感自己军事实力、军事资历不济，因而对张学良东北军的热河抗战充满兴趣。
于是，汪精卫兴致勃勃以行政院长、中政主席、外交部长等本兼身份，亲自在七月间北上北平拜访了张学良，说明热河抗战战略，劝说张学良：
“日本调兵到东北，我们也应当调兵去抵抗。
固然军队的系统可以变动，而调兵热河的计划不能变更”。
然而，这次会晤时间不长，张学良嗑药频繁精神萎靡，最终竟然搪塞、回避与汪精卫会晤。
二人只得不欢而散。
1932年8月6日，汪精卫突然离开平津到了上海，分别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党中执委、行政院各部委会的长官、以及正在汉口指挥“剿共”的蒋介石等，直言痛斥张学良：
“……自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里土地陷于敌手。
……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
……自一纸宣言抗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二百万。所责于铁道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行政院矣。”
随后，汪精卫热血慷慨，竟然提出辞职，希望挤兑张学良辞职：
“……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
惟望兄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惟兄裁之。
……忝长行政以来，原期竭尽心力以就国难，乃荏苒数月，事与愿违，再四思维，惟有呈请辞职，以让贤能”。
汪精卫辞职电报发出，自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持续动荡的民国政坛在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组成汪精卫内阁之后，又再次爆发了危机。
1932年1月，汪精卫履新行政院长之时，上海一二八事件爆发。
根据责任内阁进退一致之原则，行政院各部委会的长官们纷纷追随汪精卫提交辞呈，国际国内舆论为之哗然。
这是民国史上极为出名的鱼电事件。
鱼电传世，国人和知识分子主流即刻站队汪精卫，对张学良群起谴责。
当时，胡适既觉得汪精卫以自己辞职和行政院总辞职逼退张学良的行为颇为荒唐，同时对他认为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的张学良是否有能力、精力、体力承担热河抗战表示莫大的质疑。
为此，他曾公开撰文《汪精卫与张学良》，恳劝张学良辞职。
作为戏精，张学良深谙官场与新闻界套路，当即也在北平发表谈话，一番声泪俱下，一番热血沸腾，真切表示立刻辞职。
汪精卫北眺张学良演戏，再次通电痛斥张学良，并请南京立即允许张学良辞职，打破华北军阀割据局面。
然而，以当时中国军阀割据态势，华北、两广、西南、西北等地都是军阀地盘。外敌当前，如是急切军改激发变乱，时局必然非常惊险。
同时，以当时南京政府实力，在维持长江中下游流域和中原防务之外，确属再无实力顾及华北防务。
无奈之下，对东北军还得借用。
汪精卫作为民国三巨头之一，本就深谙其中道理。
然而，汪精卫无论插手军界北上劝说张学良进军热河，或者会晤失败南下上海发表这番热血沸腾鱼电，实则充满汪蒋斗法意味。
如此一来，汪精卫为爱惜羽毛而不惜发出鱼电，公开国内军政矛盾，既让希望借力张学良负责维持热河防务的蒋介石进退两难，更使得日本一窥中国军政当局一盘散沙的状况。
当时，蒋介石愤然张学良的不作为，深知在东北军盘踞的热河、平津地区，华北地方军队无法进入，中央军同样无法进入，而如要遏制日军入侵野心，唯有东北军可用之无奈现实，因而不得不数次致电张学良，要求他尽快调集精锐进军热河，集中张、汤军队以强化热河防务，预备抗战。
为此，蒋介石为张学良指出三条出路：
一、不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
二、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
三、辞职而改组北平绥靖公署。
蒋介石以为张学良与日军既有杀父之仇，又有九一八夺地之恨，更加举国各界群情汹涌，如是人性正常，定然热血沸腾北上热河与日军大战一场。
1933年的山海关城墙。辽西走廊以北的锦州重镇沦陷之后，山海关即成为华北最后的屏障。
1932年12月，向山海关调动的日军第8师团第4混成旅团骑兵。
蒋介石深知东北军战力。
他并不期望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能够在热河真正抵挡住日军的侵略，无非是希望张学良能够在热河督军奋战，以付出一部牺牲，使得日军知道侵华困难而稍微收敛野心。
如此一来，日军被控制在山海关内，国军则可换得时间加速军改，以备未来抗战。
然而，蒋介石目瞪口呆的是，张学良居然选择了第三条。
张学良不动声色转往北平，将北平公署改组为北平军委会分会，自己就任了分会委员长，换名换牌，继续维持华北割据现状。
无疑，张学良灵巧转身，还是大大地耍了蒋介石一把。
然而，蒋介石既了解军阀脾气，更迫于当时华北国防力量薄弱，热河防务不得不倚重东北、华北各路地方军阀，也就不得不容忍张学良的行为。
12月25日，蒋介石无奈默认张学良这番胡来之后，只得继续致电，敦促张学良北上热河：
“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此间自中回京后，已积极筹备增援，期共存亡，并已密备六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粮秣弹药，中到沪亦已备办，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
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
在这封电报里，蒋介石专门表示了他与东北军“期共存亡”的决心，以打消张学良在中东路战争的芥蒂，更说明了热河抗战，确属有着“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的战略意义。
在蒋介石看来，热河一战，确实关乎个人千古名节之大势，张学良不可能等闲对待。
可惜，所谓千古名节，对本身就根本不需要名节的精致主义者而言，确无实际价值。
作为职业军阀，张学良要继续自己极端精致的军阀大佬生活，肯定不会将主力全部赌在热河山海关一线，轻易放弃平津地区的驻防。
失去地盘与军队，对军阀而言，犹如马保国失去了太极拳。
张学良绝不疏忽，绝不大意，他远比马保国冰雪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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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知道，他如率部北上，华北地方的实力军阀宋哲元、冯治安、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或者中央军，都可能趁虚而入平津、华北，使得东北军失去最后一块地盘。
因此，在收到蒋介石的电报之后，张学良东北军主力依旧猬缩平津华北，即向华北军阀和中央军放出警戒，更是毫无北上动静。
当然，张学良既然冰雪聪明，他肯定不愿背负不战而溃丢弃东北，畏缩不敢北上热河抗日的骂名。因而，他在锦州溃逃，退守山海关之际，便自作聪明派出东北军精干人手，在辽南、辽西走廊区域组织义勇军。
张学良以为，如是以义勇军为奇兵，在辽西走廊、热察地区四面出击，零敲碎打闹出动静，既正视听，也使日军对南侵山海关有所顾忌。
然而，张学良的聪明，其实不过是军阀躲在自己地盘里拍脑袋的自作聪明。
虽然经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等等大变故，可惜张学良确属是暖房成长的东北军统帅，除却帝王权术之外，他对现代政治、军事、外交几无概念。
因此，退到热河、平津，张学良全心所想不是北上抗日而是守护地盘。
既要守护地盘，全面抵制南京政府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统筹。
坚持东北抗战的义勇军。
因此，张学良在进驻华北到兵败长城最后下野期间，既无北上热河，堂正抗战的意愿，仅是以资金、军火扶持旧部组织义勇军，在东北旧地维持抗战的动静，以缓解报媒舆论对他的冲击。
东北已经沦丧，东北军好歹还有平津、华北地盘。
有军队，有地盘，张学良就永远都是张学良。
然而，张学良期望借用义勇军在辽南、辽西走廊零敲碎打闹出动静牵制日军的同时，日军已经有了借口打击在“辽西中立区”活动的义勇军而进攻山海关的企图。
山海关防务在久拖不决中既无法得到加强，反而迎来了更危险的灾难。
全文近6000字，写得累了，后续日军攻击山海关酿成山海关事变，引爆长城抗战等往事，敬请诸君关注更新。
借此文遥祝诸君：元旦顺心，阖家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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