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资治通鉴》幕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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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在都城汴京一座简朴的官宦府第中，一位未老先衰的病人正艰难地口授着一部史书的结束语。他已瘫痪两年，身体羸弱，坐在病榻前的儿子细心地倾听、笔录。史书定稿后不久，这位身残志坚的史学家就与世长辞，年仅47岁。
这位史学家名叫刘恕，他在生命垂危之际竭力收尾的历史著作即为《资治通鉴外纪》。
众所周知，《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是司马光奉皇帝之命主持编撰的史学巨著。自成书以来，《通鉴》不断受到推崇，被誉为“皇帝教科书”。
梁启超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泽东一生所读历史典籍难以计数，但他最为钟情的还是《通鉴》，自称阅读了17遍。
然而，作为司马光最得力助手的刘恕以及他与《通鉴》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刘恕何许人也？他对《通鉴》的编修作出了哪些重要贡献？
中华书局出版的文白对照本《资治通鉴》（18卷）。王姗姗 / 摄
史学奇才
说到刘恕，不得不提他的父亲刘涣。
刘涣，号凝之，筠州高安县（今江西高安市）人，与欧阳修同为天圣八年（1030）进士，曾任屯田员外郎，后又任颍上令。因壮节刚直，不善逢迎上司，皇祐三年（1051），辞官归隐庐山之南的南康军星子县（今庐山市），颇引起朝廷震动。
欧阳修赋《庐山高送刘凝之之南康》一诗，声情并茂，赞庐山兼送行，是他最为得意之篇。
此诗先写庐山之奇，因其奇衬托刘涣的伟抱壮节，达到了杨万里所说“见了庐山想此贤，此贤见了失庐山”的效果。一时朝臣纷纷作诗相赠，为刘涣送行。刘涣自言：“余材不可以应时，宜退老于林野。”
刘恕是刘涣的长子，字道原，自幼聪颖，熟读经史，过目成诵。8岁时，家中来了几位访客，有位客人说孔子无兄弟，他即刻反驳说：“以其兄之子妻之。”此语出自《论语·公冶长》，证明孔子有兄长。一时满座皆惊异。
13岁时，他想参加制科“贤良方正”考试，向人借《汉书》《唐书》阅读，一个月便读完并归还所借之书。16岁时，他去拜谒宰相晏殊，拿史书上的事向晏殊请教，反复追问，连晏殊也答不出来。
嗜书如命且博闻强记的刘恕是一枚妥妥的“学霸”。
皇祐元年（1049），他参加进士考试。当时宋仁宗有诏，能讲经义的考生另外报上姓名，应诏者数十人。问以《春秋》《礼记》大义，刘恕回答时先写好注疏，再引述先儒异说，最后以己意评议。
共有二十问，刘恕均如此作答，主考官无不惊异，遂选拔他为第一。其他诗、赋、论、策考试，刘恕均列高等，但殿试时刘恕未列为一等。后来下到国子监试讲经书，又选为第一，于是被赐进士及第。这一年，刘恕结识了时为贡院属官的司马光，得到其赏识和器重。
刘恕是当时史学界出类拔萃的人物，为时人所推崇。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冰玉堂记》中这样评价刘恕：“其学自书契以来以至于今，国家治乱，君臣世系，广至于郡国山川之名物，详至于岁月日时之后先，问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决，其言滔滔汩汩，如道里闾族党之事也……当时司马君实、欧阳文忠号通史学，贯串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
说白了，就是刘恕精通史学，连史学大家司马光、欧阳修都甘拜下风。
刘恕治学十分严谨，坚持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取舍史料，重视调查实物资料，善用新发现的碑文，“正旧史之失”。
在佛教盛行的宋代，他“不信浮屠说，以为必无是事”，还说“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则尽弃之，岂赉以自随哉”。他的史学见解也有独到之处，如旧史记载武丁梦求贤相傅说的故事，他认为武丁不是“徒以梦取”的糊涂虫，武丁深知傅说有才，但出身低贱，一旦提拔为相，阻力很大，这才托梦求人，“如天所授，群臣莫之疑就惧，而傅说之道得行也”。
在为官和为人方面，刘恕也是心术纯良之人。他执法公正严明，不避权贵，敢于揭发隐秘的坏人坏事，能干的老吏都自认不如。他待人以诚，重义气，承诺之事必做到。
他也有“缺点”，好攻人之短处，才高而和寡。曾自嘲“平生有二十失”，如“佻易卞急，遇事辄发，狷介刚直，忿不思难……任性不避祸，论议多讥刺”。又自剖“为人有十八蔽”，如“言大而智小，好谋而调论……多思而处事乖忤，多疑而数为人所欺”。并作文以自警，但始终不改。
黄庭坚在《刘道原墓志铭》中称赞说：“观其言自攻其短，不舍秋毫，可谓君子之学矣。”
图为展出的精品古籍《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苏向东/摄
全局副手
治平三年（1066）四月，司马光奉诏编修《通鉴》。自司马迁编《史记》开创纪传体以来，历代史书皆采用纪传体，而《通鉴》采用编年体，上接《春秋》，上下逾千年。
宋英宗对司马光说：“卿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司马光回答说：“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一人耳。”
其时，刘恕受广西经略使陆诜荐辟，在桂州任广西经略宣抚司勾当公事。接到著作佐郎的任命后，他立即赴汴京，从此成为司马光编修《通鉴》的3个助手之一，另两人为新喻（今新余市）刘攽、成都范祖禹。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推行变法。王安石与刘恕有旧交，深爱其才，要求刘恕进三司条列司任职。刘恕以不懂金谷钱财之事为由推辞，并对变法提出反对意见，两人因此失和。
次年，司马光出任永兴军（今西安市）安抚使，刘恕又以父母年老为由，请求批准归南康军监酒税以便于侍奉双亲。有诏未允，仍在京城修书，改任秘书丞，赐五品服。
熙宁四年，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判西京（今洛阳市）留司御史台，以书局自随。熙宁九年，刘恕为了与司马光商讨撰修《通鉴》所遇到的难题，水陆兼行数千里至洛阳，心气羸惫，滞留数月才归家。
刘恕清廉自守，家境素贫，一毫不妄取于人。自洛阳南归父母家，时已十月，缺少寒衣。司马光送给他一些衣袜及旧皮褥，他推却不成，勉强收下，走了一段路之后，全部封好寄还司马光。还未来得及到家，母亲就已去世。
刘恕极为悲哀愤郁，以致中风瘫痹，右手足残废。然而他苦学与编书如故，病痛稍轻，即又伏案撰修，病急方止手。手不能握笔，就口授儿子羲仲代写。预感大限将至，急忙收拾书稿送归书局。元丰元年九月去世，葬星子县城西其母墓旁。
在书局12年，刘恕对《通鉴》编撰出力极多。《宋史·刘恕传》记载，《通鉴》的体例是刘恕和司马光共同商定的，全书分量最大、最难处理的魏晋南北朝、隋朝和五代的长编，也是刘恕编写的。
司马光将纷繁杂乱的史事，都交给他处理，“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
刘恕单独完成了魏纪、隋纪和五代各纪共135卷，占《通鉴》的45%。所以，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尊称刘恕为《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
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单博文/摄 图源新华网
杰出贡献
《通鉴》全书共294卷，300多万字，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三家分晋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征淮南为止，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而赐名为《资治通鉴》。
关于《通鉴》的起始时间，刘恕和主编司马光曾有过讨论。刘恕问：“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司马光答：“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又问：“曷不始于获麟之岁？”再答：“经不可续也。”
刘恕对此深感遗憾。他认为如果不续写周威烈王以前的历史，结果必然是“其事散而无纪，其言远而难徵”。
为了做到“备古今一家之言”，他决定独自编写此前史事。原计划将战国以前的历史编为“前纪”，宋朝108年间之事编为“后纪”，因患病偏瘫，至去世时只编成“前纪”，即《通鉴外纪》10卷。
《通鉴外纪》是长编性的古史稿本，为后人保留了许多有价值、成系统的上古史材料。10卷中，夏以前1卷，夏商1卷，周8卷。其记事下接《资治通鉴》，年经事纬，与司马光《通鉴目录》体例相同。
书中对上古史事有鉴别剪裁，凡可信者，大书；凡异同舛误，以及荒远茫昧者，或分注，或细书。
刘恕另撰有《十国纪年》42卷，《通鉴外纪目录》5卷。司马光应刘恕临终嘱托，作有《十国纪年序》，详述自己所知“道原之美”，将刘恕生平事迹如实记录了下来。
《通鉴外纪目录》则是简明年谱，西周共和元年（前841）以前皆谓之疑年，不标岁名，不列其数；共和元年以后则据《史记·年表》编年，尤其审慎。
《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我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刘恕编修《通鉴》的杰出贡献不言而喻。
他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丰富可贵的史籍，他在编修《通鉴》过程中所体现的科学态度和博采求实精神，在身体残疾之后仍坚持修书的顽强意志，更是他留给后世的一笔精神财富。
刘恕卒后第七年（1084），历时19年的《通鉴》编撰完成。朝廷追记刘恕之功劳，任命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刘羲仲继承父业，专精史学，撰有《通鉴问疑》。
此书是其父与司马光往复讨论三国至南北朝事的言辞辑录，对阅读《通鉴》有重要参考价值。羲仲曾摘欧阳修《新五代史》之讹误，作《纠谬》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