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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资治通鉴》幕后推手

胡迎建 当代江西 2023-09-19

他是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最得力的助手,他是令史学大家司马光、欧阳修都甘拜下风的史学巨擘,但他与《资治通鉴》的故事却鲜有人知。他就是刘恕。


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在都城汴京一座简朴的官宦府第中,一位未老先衰的病人正艰难地口授着一部史书的结束语。他已瘫痪两年,身体羸弱,坐在病榻前的儿子细心地倾听、笔录。史书定稿后不久,这位身残志坚的史学家就与世长辞,年仅47岁。

这位史学家名叫刘恕,他在生命垂危之际竭力收尾的历史著作即为《资治通鉴外纪》。

众所周知,《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是司马光奉皇帝之命主持编撰的史学巨著。自成书以来,《通鉴》不断受到推崇,被誉为“皇帝教科书”。

梁启超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泽东一生所读历史典籍难以计数,但他最为钟情的还是《通鉴》,自称阅读了17遍。

然而,作为司马光最得力助手的刘恕以及他与《通鉴》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刘恕何许人也?他对《通鉴》的编修作出了哪些重要贡献?

中华书局出版的文白对照本《资治通鉴》(18卷)。王姗姗 / 摄

史学奇才

说到刘恕,不得不提他的父亲刘涣。

刘涣,号凝之,筠州高安县(今江西高安市)人,与欧阳修同为天圣八年(1030)进士,曾任屯田员外郎,后又任颍上令。因壮节刚直,不善逢迎上司,皇祐三年(1051),辞官归隐庐山之南的南康军星子县(今庐山市),颇引起朝廷震动。

欧阳修赋《庐山高送刘凝之之南康》一诗,声情并茂,赞庐山兼送行,是他最为得意之篇。

此诗先写庐山之奇,因其奇衬托刘涣的伟抱壮节,达到了杨万里所说“见了庐山想此贤,此贤见了失庐山”的效果。一时朝臣纷纷作诗相赠,为刘涣送行。刘涣自言:“余材不可以应时,宜退老于林野。”

刘恕是刘涣的长子,字道原,自幼聪颖,熟读经史,过目成诵。8岁时,家中来了几位访客,有位客人说孔子无兄弟,他即刻反驳说:“以其兄之子妻之。”此语出自《论语·公冶长》,证明孔子有兄长。一时满座皆惊异。

13岁时,他想参加制科“贤良方正”考试,向人借《汉书》《唐书》阅读,一个月便读完并归还所借之书。16岁时,他去拜谒宰相晏殊,拿史书上的事向晏殊请教,反复追问,连晏殊也答不出来。

嗜书如命且博闻强记的刘恕是一枚妥妥的“学霸”。

皇祐元年(1049),他参加进士考试。当时宋仁宗有诏,能讲经义的考生另外报上姓名,应诏者数十人。问以《春秋》《礼记》大义,刘恕回答时先写好注疏,再引述先儒异说,最后以己意评议。

共有二十问,刘恕均如此作答,主考官无不惊异,遂选拔他为第一。其他诗、赋、论、策考试,刘恕均列高等,但殿试时刘恕未列为一等。后来下到国子监试讲经书,又选为第一,于是被赐进士及第。这一年,刘恕结识了时为贡院属官的司马光,得到其赏识和器重。

刘恕是当时史学界出类拔萃的人物,为时人所推崇。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冰玉堂记》中这样评价刘恕:“其学自书契以来以至于今,国家治乱,君臣世系,广至于郡国山川之名物,详至于岁月日时之后先,问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决,其言滔滔汩汩,如道里闾族党之事也……当时司马君实、欧阳文忠号通史学,贯串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

说白了,就是刘恕精通史学,连史学大家司马光、欧阳修都甘拜下风。

刘恕治学十分严谨,坚持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取舍史料,重视调查实物资料,善用新发现的碑文,“正旧史之失”。

在佛教盛行的宋代,他“不信浮屠说,以为必无是事”,还说“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则尽弃之,岂赉以自随哉”。他的史学见解也有独到之处,如旧史记载武丁梦求贤相傅说的故事,他认为武丁不是“徒以梦取”的糊涂虫,武丁深知傅说有才,但出身低贱,一旦提拔为相,阻力很大,这才托梦求人,“如天所授,群臣莫之疑就惧,而傅说之道得行也”。

在为官和为人方面,刘恕也是心术纯良之人。他执法公正严明,不避权贵,敢于揭发隐秘的坏人坏事,能干的老吏都自认不如。他待人以诚,重义气,承诺之事必做到。

他也有“缺点”,好攻人之短处,才高而和寡。曾自嘲“平生有二十失”,如“佻易卞急,遇事辄发,狷介刚直,忿不思难……任性不避祸,论议多讥刺”。又自剖“为人有十八蔽”,如“言大而智小,好谋而调论……多思而处事乖忤,多疑而数为人所欺”。并作文以自警,但始终不改。

黄庭坚在《刘道原墓志铭》中称赞说:“观其言自攻其短,不舍秋毫,可谓君子之学矣。”

图为展出的精品古籍《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苏向东/摄

全局副手

治平三年(1066)四月,司马光奉诏编修《通鉴》。自司马迁编《史记》开创纪传体以来,历代史书皆采用纪传体,而《通鉴》采用编年体,上接《春秋》,上下逾千年。

宋英宗对司马光说:“卿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司马光回答说:“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一人耳。”

其时,刘恕受广西经略使陆诜荐辟,在桂州任广西经略宣抚司勾当公事。接到著作佐郎的任命后,他立即赴汴京,从此成为司马光编修《通鉴》的3个助手之一,另两人为新喻(今新余市)刘攽、成都范祖禹。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推行变法。王安石与刘恕有旧交,深爱其才,要求刘恕进三司条列司任职。刘恕以不懂金谷钱财之事为由推辞,并对变法提出反对意见,两人因此失和。

次年,司马光出任永兴军(今西安市)安抚使,刘恕又以父母年老为由,请求批准归南康军监酒税以便于侍奉双亲。有诏未允,仍在京城修书,改任秘书丞,赐五品服。

熙宁四年,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判西京(今洛阳市)留司御史台,以书局自随。熙宁九年,刘恕为了与司马光商讨撰修《通鉴》所遇到的难题,水陆兼行数千里至洛阳,心气羸惫,滞留数月才归家。

刘恕清廉自守,家境素贫,一毫不妄取于人。自洛阳南归父母家,时已十月,缺少寒衣。司马光送给他一些衣袜及旧皮褥,他推却不成,勉强收下,走了一段路之后,全部封好寄还司马光。还未来得及到家,母亲就已去世。

刘恕极为悲哀愤郁,以致中风瘫痹,右手足残废。然而他苦学与编书如故,病痛稍轻,即又伏案撰修,病急方止手。手不能握笔,就口授儿子羲仲代写。预感大限将至,急忙收拾书稿送归书局。元丰元年九月去世,葬星子县城西其母墓旁。

在书局12年,刘恕对《通鉴》编撰出力极多。《宋史·刘恕传》记载,《通鉴》的体例是刘恕和司马光共同商定的,全书分量最大、最难处理的魏晋南北朝、隋朝和五代的长编,也是刘恕编写的。

司马光将纷繁杂乱的史事,都交给他处理,“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

刘恕单独完成了魏纪、隋纪和五代各纪共135卷,占《通鉴》的45%。所以,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尊称刘恕为《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

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单博文/摄 图源新华网

杰出贡献

《通鉴》全书共294卷,300多万字,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三家分晋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征淮南为止,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而赐名为《资治通鉴》。

关于《通鉴》的起始时间,刘恕和主编司马光曾有过讨论。刘恕问:“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司马光答:“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又问:“曷不始于获麟之岁?”再答:“经不可续也。”

刘恕对此深感遗憾。他认为如果不续写周威烈王以前的历史,结果必然是“其事散而无纪,其言远而难徵”。

为了做到“备古今一家之言”,他决定独自编写此前史事。原计划将战国以前的历史编为“前纪”,宋朝108年间之事编为“后纪”,因患病偏瘫,至去世时只编成“前纪”,即《通鉴外纪》10卷。

《通鉴外纪》是长编性的古史稿本,为后人保留了许多有价值、成系统的上古史材料。10卷中,夏以前1卷,夏商1卷,周8卷。其记事下接《资治通鉴》,年经事纬,与司马光《通鉴目录》体例相同。

书中对上古史事有鉴别剪裁,凡可信者,大书;凡异同舛误,以及荒远茫昧者,或分注,或细书。

刘恕另撰有《十国纪年》42卷,《通鉴外纪目录》5卷。司马光应刘恕临终嘱托,作有《十国纪年序》,详述自己所知“道原之美”,将刘恕生平事迹如实记录了下来。

《通鉴外纪目录》则是简明年谱,西周共和元年(前841)以前皆谓之疑年,不标岁名,不列其数;共和元年以后则据《史记·年表》编年,尤其审慎。

《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我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刘恕编修《通鉴》的杰出贡献不言而喻。

他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丰富可贵的史籍,他在编修《通鉴》过程中所体现的科学态度和博采求实精神,在身体残疾之后仍坚持修书的顽强意志,更是他留给后世的一笔精神财富。

刘恕卒后第七年(1084),历时19年的《通鉴》编撰完成。朝廷追记刘恕之功劳,任命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刘羲仲继承父业,专精史学,撰有《通鉴问疑》。

此书是其父与司马光往复讨论三国至南北朝事的言辞辑录,对阅读《通鉴》有重要参考价值。羲仲曾摘欧阳修《新五代史》之讹误,作《纠谬》一书。


来源:当代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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