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为何自撰《新五代史》

“

他以一己之力、耗时17年，编撰了《新五代史》。成书的背后有着怎样隐情？

”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历史记录，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

皇皇“二十四史”中，欧阳修独占两部，除了与宋祁合撰官修的《新唐书》，还有一部是他独撰私修的《新五代史》。

欧阳修为何不惜耗时17年、坚持以一己之力，也要编撰《新五代史》？我们一起走进那个年代一探究竟。

《新五代史》。罗喜娟/摄

褒贬分明劝后世

宋太祖开宝七年（974），朝廷命参知政事薛居正领衔撰成《五代史》150卷。但由于成书太快，来不及对史料加以精细考辨，《五代史》存在诸多缺点。

1031年至1033年，在西京洛阳推官任上，欧阳修与尹洙议论到《五代史》有“繁猥失实”的地方，无助于劝善惩恶，“呜呼，五代之乱极矣！……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

为了抨击这些没有“廉耻”的现象，达到孔子所说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的目的，体现“史者，国家之典法也”，两人计划仿司马迁《史记》通史体例，继承《春秋》褒贬之法，合写《五代史记》。

1035年，欧阳修开始着手撰写《十国志》，但未及完成即遭变故，一夜之间，两人各奔东西，写作也因此中断。

1037年春，欧阳修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政事宽简，心有余闲。于是重提合撰《五代史记》一事，与尹洙商议，由他撰写后梁、后汉与后周部分，后唐、后晋部分则由尹洙来写。

但出于各种原因，尹洙并未应约，欧阳修只得独自撰写。

同年12月，欧阳修受命往光化军乾德县（今湖北光化）任县令。乾德地近中原，与夷陵相比，物质条件大大改善，然而“官属无雅士”“罕有学者，幸而有之，亦不足与讲论”。

公务繁忙之余，他只能埋头钻研学术，自得其乐。翻出《五代史记》旧稿，在《十国志》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梳理材料，写出了《五代史记》纪传部分初稿。

在写给翰林学士李淑的信中，欧阳修不无欢喜地说：“问及五代纪传……尔来三年，陆走三千，水行万里，勤取补过，营私养亲。偷其暇时，不敢自废，收拾缀辑，粗若有成。”（《答李淑内翰书》）

此次修史与后来修《新唐书》完全不同。《宋史·欧阳修传》记载：“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

“自撰”，是说这部史书不是奉朝廷之意，而是私家所撰，朝廷既不拨付经费，也没有编撰团队，一切都得靠自己。

那欧阳修为何要干如此费时费力费钱的事呢？他在给尹洙的信中给出了答案：“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后世之名。”

治史经世的忠心、无私奉献的公心从中可见一斑！

永丰县沙溪镇的西阳宫。曾健/摄

博采互证书忠义

1042年，欧阳修任滑州（今河南滑县）通判期间，仍在撰写《五代史记》。

在研读史料的过程中，他痛切地发现五代时期的士人屈己苟活、丧失节义，导致道德沦丧、风俗败坏，严重威胁朝廷的政治安全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朝廷也为此深怀忧惧，《宋史·仁宗纪》记载，1031年“冬十月丙戌，诏公卿大夫励名节”，提倡忠义廉耻，鼓励文士风节自持。

欧阳修撰写《画舫斋记》，表达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希望“振作士气，改变士风”，而对于五代时期的忠义之士，他总是大书特书、推崇备至。

五代后梁的武将王彦章骁勇善战，但在与晋王李克用的交战中受伤被俘、以身殉国。

欧阳修每次读到有关他的资料，“未尝不感愤叹息”，认为他“义勇忠信出于天性而然”，然“惜乎旧史残略，不能备公之事”。王彦章曾任后梁宣义军节度判官，治所在滑州，其后人因而定居滑州。

两年前，欧阳修以节度判官身份来到此地，于民间访求到王彦章之孙王睿所录家传。这次重来滑州任通判，路过当地人祭祀王彦章的铁枪寺时，偶然发现王彦章的画像，便请来工匠对老旧画像进行修复，“而不敢有加焉，惧失其真也”，并作《王彦章画像记》以记其事。

在《新五代史·死节传》中，欧阳修将《王彦章传》列为榜首，激励将士效忠朝廷、为国献身，整饬人伦道德，树立重人格、厚人品的新一代士林风气。

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欧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则真伪见而是非得其真。”欧阳修撰写《王彦章传》时，不仅选取了许多来自家传的材料，还采用了先后两次实地访查得到的可靠资料。

例如，宰相敬翔以自尽方式要求起用王彦章；王彦章生前“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的誓言；德胜之战，三日之内夺取南城；被谗后以笏画地，自陈胜败之迹；父子三人同时死节……可谓是将文献史料、实物证据、调查材料三者结合的范例。

这种广搜博采、旁参互证的修史方法，不但客观还原了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而且大大充实了《新五代史》的内容，对我们今天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永丰县永叔公园内的欧阳修雕像。刘浩军/摄

精加考定著良史

1049年，欧阳修移知颍州。他在《与王文恪公》的书信中写道：“五代史，近方求得少许所阙书，亦未能了。人生多因循，已十三年矣，足下幕中苟有著述，无惜寄示。”

由此可知，《五代史记》的资料收集和撰写仍在进行当中。此前十三年，受政务、灾祸、疾病之扰，他很难长时间潜心创作。

来到颍州后，闲暇较多，又有很多博学之友如王回、刘敞、刘攽等人可以交流讨论，欧阳修终于有时间专心创作《五代史记》了。

欧阳修一向认为历史的记录应该像《春秋》一样，对垂鉴后世的善恶功过要“直书而不隐”。但五代那个动荡的年代，“兴亡两仓卒，事迹多遗欠”，许多文物资料都已遗失，历史事迹的考证困难重重。

因此，他对刘敞说：“闻见患孤寡，是非谁证验。尝欣同好恶，遂乞指瑕玷。”（《答原父》）希望刘敞多提宝贵的修改意见。

刘敞认为，欧阳修所撰《五代史记》做到了“是非原正始，简古斥辞费”（《观永叔五代史》），叙事客观，议论公正，语言简练准确，是一部可以千古流芳的著作。

1052年，欧母郑太夫人病逝。欧阳修在颍州为母亲守制两年，极少与外界往来，潜心学术研究，将历年所撰的初稿进行梳理、补缀，分成74卷，包括本纪12卷、列传45卷、考3卷、世家及世家年谱11卷、四夷附录3卷。

历时17年，终得完稿。

为了将史书编好，作为当时文坛领袖的欧阳修不耻下问，将书稿分别寄给梅尧臣、曾巩、徐无党等，希望他们提出修改意见。

参考众人意见，他孜孜不倦地反复修改，“《五代史》，昨见曾子固议，今却重头改换，未有了期”（《与渑池徐宰无党》其二）。

1060年，《新唐书》上奏。范镇等人知道欧阳修《五代史记》早已完稿，于是向朝廷建议，取其稿，付唐书局缮写上进。欧阳修闻讯后，赶紧上书，婉言谢绝。

直到晚年，他都未将书稿公诸于世，在《免进五代史状》他曾袒露心声：“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渐次整辑成书，仍复精加考定，方敢投进。冀于文治之朝，不为多士多诮。”

1072年，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朝廷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五代史记》。

1077年，刊刻行世，入藏国家图书馆。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之为《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是一部纪传体史书，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共五十三年的历史。

因新史注重以史学正人心，记事严谨、内容丰富、条理清楚、风格独特，在金章宗时期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成为北宋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

同时，《新五代史》以《春秋》为依据，坚持辨明正统、“书人不书天”“简而有法”的修纂原则，从道德、功业两方面去考察王朝历史地位，言人事而弃神学，重理性而摒迷信，指出正统有续有绝，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王道”无所归的历史时期，开创了将正统融入史学的先河。

一代文宗欧阳修。曾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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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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