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第二落”“第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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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他的一生经历了颇具传奇色彩的“三落三起”，不管多少次被打倒，他都能乐观地爬起来继续战斗。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邓小平下放江西劳动，经历了他人生中的“第二落”“第二起”。
这3年，是邓小平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3年，是他对革命信念更加坚定的3年，也是他对人民知之深、爱之切的3年。
动乱中的安宁
1969年，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苏关系紧张。10月14日，党中央决定，将在京的一些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到外地去。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
10月22日，邓小平夫妇及其继母乘专机飞抵南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江西安排邓小平及其家属居住在南昌步兵学校原校长的房子里（也称“将军楼”），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这既确保了邓小平的安全，也为磨难中的邓小平争得了一片安宁。
后来邓小平说：“我的职务是撤掉了，但在毛主席的保护下还保留了党籍。”“我也是得到主席和总理的保护才活下来了。送我去外地一个小地方，也是一种保护。不然，可能连命也保不住了。”
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接到了邓小平将在厂里接受监督劳动的指示。巧合的是，厂长罗朋曾在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工作，也算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对他非常尊敬。
罗朋做了周密布置，安排可靠的工人负责邓小平的安全保卫工作，还组织工人彻底打扫厂区卫生，清理掉“打倒刘邓”等字样的大字报，营造出干净整洁、友好宽松的环境。
厂里还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供邓小平休息，同时还在车间角落里搭了一个简易卫生间供他使用。为了确保安全，车间主任陶端缙每天总是提前上班，仔细检查邓小平夫妇会经过的每一个地方以及会使用到的每一样工具。
为了让他既安全又便捷地上下班，工友们还修了一条从步校直接通往工厂的小路，后来人们称它为“小平小道”。
小平小道。
修配厂里的劳作
尽管邓小平是下放江西，但修配厂工人群众对他的关心无微不至。在安排工作时，会根据他的身体情况不断地进行调整。一开始，安排他从事较轻松的清洗零件的劳动，但是细心的工友发现邓小平的手出现了过敏现象，而且他年纪也大了，弯腰也困难。
在征求邓小平的意见后，陶端缙就安排邓小平做他熟悉的“老本行”——钳工。
邓小平非常满意这一工作，这让他想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他熟练地拿起一把锉刀，有板有眼地锉了起来。经邓小平加工的零件，没有出过废次品。看到他的劳动成果，工友们连连称赞：“老邓，你锉得蛮快，你是我们车间最好的钳工。”
邓小平平易近人，每天踏进车间大门，见到工友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工人同志们，你们早！”下班的时候，他收拾好物品，和工友们说一声“明天见”，然后迈着稳健的步伐回家。
不管烈日炎炎还是冰天雪地，邓小平都按时上班，从不请假。时间长了，大家都不把他当“监管对象”对待。休息时，大家都乐意围在邓小平身旁，和他交心。
邓小平在拖拉机修配厂的生活要比在北京幽居时轻松愉快很多。一段时间后，邓小平一改刚到江西时的憔悴和瘦弱，人精神了，也胖了。
普通百姓对邓小平的真挚情感，让处在艰难岁月中的他感慨万千，更加坚定了邓小平要继续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邓小平常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电影《邓小平小道》宣传海报。
“将军楼”里的沉思
邓小平住的将军楼，实际上就是小院里一栋普通的两层楼房，这就是邓小平活动的小天地。
为了使自己有一副健康的身体，邓小平一直坚持锻炼，从不间断。对于一个60多岁的老人来说，最好的锻炼方式就是走路。
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他每天要围着小楼大约转40圈、走5000步。邓榕曾回忆说：“（父亲）总是十分有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然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
这条小路，人们亲切地称之为“第二条小平小道”。
下放江西前，邓小平处于封闭监管状态。来到江西后，邓小平通过从外地过来的邓榕、邓质方才了解到，“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影响。在工厂劳动期间，邓小平更真切地了解了基层群众的生活状况。
电影《邓小平小道》宣传海报。
因受迫害致残的邓朴方刚到江西时，邓小平为了发挥他的特长，曾经让陶端缙帮忙找一些有故障的收音机来修理。
陶端缙告诉邓小平说，他一个月只有四五十块钱的工资，家里不仅要供养老人，还要供养4个孩子上学，日子过得很紧，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来买收音机。工友们的经济状况都和他差不多。
还有一次，邓小平看到一位工友因为孩子不小心把买来的豆腐摔烂了，便狠狠地把孩子打骂了一顿。这一切，让邓小平心里沉甸甸的。他感慨道：“新中国这么多年了，老百姓还过着这样的日子。难道我们干一辈子的革命，就换来这样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下放期间，思考的不仅是过去，是现在，更是未来。
正如美国作家傅高义在他的《邓小平时代》一书所说：“倘若邓小平没有对中国需要进行的改革的性质以及如何加以落实做过长期思考，很难想象他在1977年以后能够采取那些熟练而有力的措施。”
2008年12月，卓琳在给“小平小道”陈列馆发来的贺信中指出，通过3年的观察和思考，邓小平更加忧思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的思想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信念更加坚定。
邓小平在江西3年多，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的改革开放等新时期路线方针产生了直接影响。
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期间的邓小平与家人团聚。
复出前的调研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邓小平听完会议传达后曾说：“林彪不亡，天理不容！”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邓小平的政治处境也逐步改善。
邓小平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表达了对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拥护，汇报了自己在江西的情况，并向党中央提出重新工作的请求。1972年11月后，邓小平获准去井冈山、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县作调查研究。
1972年11月12日，在井冈山之行中，邓小平先到素有“药都”之称的清江县（今樟树市）调研，了解工业生产情况。这是邓小平到江西以来的第一次外出考察，也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的第一次。
当了解到当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仅有2600多万元时，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看来，你们县的潜力还大得很啊。”随后，邓小平又调研了吉安、永新、井冈山等地。在井冈山期间，邓小平对当地干部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传统丢不得。”
1972年12月5日至15日，邓小平到兴国、会昌、瑞金、抚州等地调研。邓小平听说会昌发现了盐矿，非常高兴，执意要去盐矿看看。当年在中央苏区，广大军民饱受缺盐之苦。
来到盐矿后，邓小平兴奋地从一个盐场走到另一个盐场，每到一处都详细了解生产情况。他叮嘱盐矿负责人说：“要把盐矿办好，不仅要满足江西人民的需要，还要满足其他兄弟省市的需要，眼光还可以放远点。”
在瑞金参观制糖厂时，他了解到厂里用手工包装而不搞机械化，是因为职工担心，机械化会使得许多人没活干。
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严肃指出：“不能这样看问题。人多可以一部分学习，一部分工作。厂里合理安排好，这样工人的素质才能提高，厂里的现代化水平才能提高。”
1973年1月，邓小平接到党中央通知，要他近期返回北京。返京之前，邓小平于2月7日至11日到景德镇调研，详细了解了几个陶瓷厂和陶瓷馆的生产情况、工人每月的工资和生活水平等。
通过复出前的3次调研，邓小平更直观更深入地了解了国家工农业生产的情况，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
邓小平深深地认识到，新中国成立20多年，虽然我们在工业、农业等各个方面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但是“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宝贵的发展时间，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很大改善，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了几十年。
邓小平在江西的3年，不断思索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怎样才能体现？
1986年，邓小平在会见贝宁总统时曾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冷静地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提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者：方良平 陈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