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朝元老杨士奇为何成政坛常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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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明代的贤相名臣，明朝早期的“三杨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尤为值得称道，时称“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其中，“西杨”即指杨士奇。
杨士奇（1366-1444），名寓，号“东里”，谥号“文贞”，泰和县人。杨士奇出身寒微，没有考中进士，却官至内阁首辅。他曾先后担任《明太祖实录 》《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且是政坛常青树，历仕五朝，担任内阁大臣40余年，是有明一代入内阁时间最长的大臣。
一个布衣出身的大臣，为什么能够在复杂的官场中屹立不倒并取得不菲的成就？原因固然很多，杨士奇的为官智慧应该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忠义直言且举止得体的为臣之道
杨士奇最为人称道的政绩之一，就是“护佑东宫”。
在明成祖朱棣武力争夺皇位的过程中，其次子朱高煦出力甚多，还多次救他于危难之中。
《明史》记载，朱棣曾许诺朱高煦，夺得皇位后，立他为太子。朱高煦孔武有力，作战勇猛，颇有朱棣之风。相比之下，其长子朱高炽体态肥胖、宅心仁厚，与朱棣杀伐勇武的气质形成鲜明对比。
朱棣即位后，立朱高炽为太子，封朱高煦为汉王，但他常有废掉朱高炽、立朱高煦为太子之意。
永乐二年（1404），朱棣任杨士奇为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辅佐教育太子朱高炽。
永乐九年（1411），朱棣离开南京，让太子监国，回来后他召杨士奇问太子表现。他的本意是挑太子的刺，趁机废了他，但杨士奇对太子赞赏有加：“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听说太子天资高，知错能改，又有爱心，朱棣便暂时放下了另立太子的想法。
又有一次，朱棣外出征战归来，朱高煦趁机进谗言，说太子迎驾迟缓。朱棣震怒，把太子的幕僚黄淮等人抓进锦衣卫。又问杨士奇太子表现，杨士奇回答说：“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迟，皆臣等罪。”
杨士奇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不仅体现了他的忠义精神，也再次让朱棣对太子无话可说。
永乐十四年（1416），朱棣听到了一些有关朱高煦的不法传闻，他再一次召来杨士奇，这次问的是汉王朱高煦的表现。
杨士奇回答说，因为他是太子的辅佐官，别人不会和他说汉王的事，但是汉王好几次都不去封地，如今听说您要迁都北京，他又要求留守南京，请皇上好好体会汉王的真实意图。
杨士奇没有说汉王的坏话，但是，列举了汉王不法的事实，让朱棣幡然醒悟，坚定了把皇位传给太子的决心。
综观杨士奇“护佑东宫”的表现，他坚持了士大夫的“道统”，但他从不直接说应该让太子继承皇位，而是坚守臣子本分，陈述事实，最终决定让皇帝去做。这是非常有智慧的做法。
历朝历代皇帝都视皇权为家权，认为谁当太子谁继承皇位是皇帝“家事”，他们最忌讳大臣干预“立储”。
因为卷入“立储”之争而遭迫害的大臣比比皆是，明有一代才子解缙，清有一代名相索额图。
杨士奇的同乡解缙号称“大明才子”，文才闻名天下，不可谓不聪明，但是，他在面对朱高煦的阴谋时，和杨士奇相比冒失得多。他屡屡在朱棣面前直接提出不应立朱高煦为太子，甚至私下觐见太子，不仅惹得朱高煦对他怀恨在心，也让朱棣对他心生厌恶，最终落得个“埋尸雪中”的悲惨下场。
忠义直言但举止得体，不超越做臣子的本份，正是杨士奇和皇帝打交道的政治智慧。
《明史》称赞他：“为官举止恭谨，擅长应对 。”后来杨士奇多次直言谏诤，为“仁宣之治”做出了很大贡献。明仁宗特意为杨士奇制作印章一枚，上刻“杨贞”，表彰他的忠贞精神。
宽厚待人且不自我的同僚之道
封建王朝，每一个朝廷命官，不仅要面对高高在上的皇帝，还要处理复杂的同僚关系。在处理同僚关系上，杨士奇堪称典范。
永乐年间，广东布政使徐奇送了一些岭南特产给朝廷官员，有人把送礼名单送给永乐皇帝。名单上没有杨士奇，永乐皇帝就召他来问话。
杨士奇没有趁机揭露同僚腐败并借机显示自己清廉，相反，他对皇帝说，徐奇去广东任职时，同僚们都写诗文送别，而自己正好生病，所以没有参与，因此送礼名单中没有他。
他还向皇帝建议，现在只有一份送礼名单，名单上的人收没收礼，也不知道，何况礼物很轻，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永乐皇帝听了杨士奇的话，把那份送礼名单销毁了。
从这件小事中，不仅可以看出杨士奇宽厚待人的可贵品质，还可看出他不会自我拔高、贬低同僚。他承认，如果那天不是生病，他自己也可能在那份送礼名单中。对这样的官员，同僚大概都会敬重他。
“三杨”辅政是中国古代政坛佳话。“三杨”各有特点，也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能够和谐共事并共创佳绩，与杨士奇善于处理同僚关系不无关系。
杨荣通晓边防事务，遇事敢作敢当，但经常会接受边关将士的贿赂，宣宗知道后问杨士奇怎么办。
杨士奇回答说，杨荣懂边防，不应以小错误而否定他。宣宗见杨士奇护着杨荣，便说，杨荣曾在我面前说你和夏原吉的坏话呢，你还为他说话吗？杨士奇说，愿皇上能像宽容我一样宽容杨荣。
这番话传到杨荣耳中，他羞愧不已，从此和杨士奇互相欣赏。
杨士奇还多次在皇帝面前替其他同僚说话。大理寺少卿弋谦因上书言事，得罪了仁宗，仁宗大怒，想治他罪。杨士奇对仁宗说，弋谦是应您的诏书而上书的，如果您要治他的罪，恐怕群臣自此都不再说话了。
仁宗听后，不仅没有治弋谦的罪，还升了他的官。
公私分明且廉洁自律的自处之道
自仁宗朝后，杨士奇一直在内阁任职，且很长时间担任内阁首辅，位高权重。他一直恪守原则，坚持公私分开，私生活也非常注意。史书称赞他：“士奇奉职甚谨，私居不言公事，虽至亲厚不得闻。”
仁宗为了表彰杨士奇忠心，令其兼任兵部尚书，让他同食内阁、翰林院、兵部三个职位的俸禄。杨士奇立即上疏，说自己有两份俸禄，已经可以养活很多人了，请求辞去兵部尚书的俸禄。
杨士奇对钱财淡漠，在他早年为官经历中就有体现。明初曾发行一种纸币，叫“大明宝钞”。有一次，一个商人路过石城，关吏搜到其携带的伪钞，当时的知县怀疑是商人私自伪造大明宝钞。明初的法律，伪造宝钞的人是要杀头的。
时任江西石城县训导的杨士奇知道后，觉得证据不确凿，建议免刑，知县采纳了他的建议。商人感激不已，送给杨士奇一笔银子，杨士奇拒不收受，还骂了商人一顿。
即便当上内阁首辅，杨士奇仍坚持简朴生活。他不仅自律，还写信给家人，要求家人勤俭节约，并举例子说自己在京城每天骑毛驴上班。
明人何乔远说：“士奇为人秉谦执虚，薄利笃义。历事四朝，四十余年，论事持大体不苟，荐进人才，博询广访，先德后能，无所私庇。”
何乔远的评价除了称赞杨士奇谦虚、识大体、举荐人才之外，还表扬他的“薄利”“先德后能”“无所私庇”等优点，表明杨士奇确实是公私分明、不重私利且廉洁奉公的内阁重臣。
杨士奇最为人诟病的是，他晚年管束儿子杨稷不力，导致儿子在家乡作恶多端，甚至犯下命案。杨士奇对儿子失于管教，确是事实。
但是，有两个事实可反衬杨士奇的公私分明。
一是他身居高位多年，儿子杨稷竟然没有一官半职，这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传统中国是非常难得的。
二是得知儿子犯法后，并没有向皇上求情，要求赦免儿子罪行，而是立即辞官，后来英宗下诏告慰他，他感恩皇恩浩荡，又怒于儿子不争气，竟然忧愤而死。
杨士奇历仕明代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五朝，长期担任朝廷中枢要职，其官声卓著，青史留名，是中国古代官员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