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周利生刘坚｜20世纪20年代“反革命”话语论争研究

Original 周利生刘坚社会科学杂志 2021-09-21

摘要：20世纪初，“反革命”以“anti-revolution”和“counter revolution”两种表述出现在中国报刊中。进入20年代，“反革命”一词的使用愈发普遍，围绕“何为反革命”这一主题，社会各界展开了一场“反革命”话语的论争。20世纪20年代“反革命”话语论争因焦点转变可分为两个阶段：国共合作破裂前，“反革命”话语的论争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定义“反革命”，以是否“反帝”作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基本标准；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共双方互斥对方为“反革命”，“反革命”的主要客体由之前的“帝国主义”转为政党及其所遵循的“主义”。“反革命”话语论争的主体有着明确的政治倾向，“反革命”遂成非黑即白的话语，用于对异己者进行道德谴责和政治审判。“反革命”话语论争，实质是争夺受众的认同，以获得“革命”的合法性、主导权。国民革命力量的复杂性、斗争的艰巨性，使“革命”有可能转化成为“反革命”。无论如何，主观定性“反革命”并不能改变其客观指向，历史最终对何为“反革命”作出了结论。

作者简介：周利生，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坚，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研究”（项目编号：18VSJ010）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审视近代中国政治辞典，可能没有什么词比“革命”和“反革命”更有分量。“革命”作为近代中国的一种话语形态，脱胎于中国古代传统的“革命”意义和近代西方思想及西方“革命”概念；作为“革命”对立面的“反革命”，无论是政治意义上，还是学术意义上，都是不可忽视的话语。本文以“反革命”话语为研究对象，力图呈现20世纪20年代“反革命”话语的论争及演变，并以此观察其时的中国政治舞台。

“反革命”话语的出场

革命“Revolu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revolvere，原指天体周而复始的时空运动。十六世纪后，“叛乱”和“革命”的界限被模糊，revolution衍生出政治含义，以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典型，具有和平渐进和激烈颠覆两层含义。

“革命”作为中国的一个政治话语，最早出现在《周易·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里的“革命”指的是改朝换代。然改朝换代的方式有暴力斗争与和平禅让之别，自古只强调汤武革命，不称尧舜革命，说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革命”更加强调通过暴力推翻政权，而非和平禅让。因受社会现状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革命”多指暴力推翻政权之意。辛亥革命后，革命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政治舞台的主旋律，形成了近代中国革命观，由此中国迎来了相当长时期的暴力正当性和斗争哲学的主宰。有论者指出，“革命被建构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和使命实践的正当性。任何对革命的犹疑、迟疑、质疑和怀疑的态度，都有可能被戴上一顶‘假革命’、‘非革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帽子”。

受欧洲及俄国革命影响，“反革命”一词最初以“anti-revolution”和“counter revolution”两种表述在中国应用，出现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如《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News）和《大陆报》（The China Press）。1910年5月24日，《字林西报》刊登5月1日发生在巴黎被称为“反革命”事件的评论，标题为“ANTI-REVOLUTIONARY PREMIER”。该报道称，巴黎总工会宣布5月1日将在巴黎举行工人大会，并进行示威游行；但巴黎市政府予以反对，导致工人的示威游行被取消。在这则新闻报道中，巴黎政府的这一行为被称为“anti-revolution”。1912年5月5日，《大陆报》的社论使用“counter revolution movement”的表述对发生在广东的政治事件进行报道，大意为：发生在广东的反革命运动是被允许的，因为它能够给北京政府制造出共同的国内政敌，从而有助于加强官员内部的团结。这里的“北京政府”，指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后建立的政府；广东的反革命运动，则为广东光复后以王和顺等人为首领的民军叛乱。

俄国革命爆发后，《字林西报》《大陆报》以及《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The North-China Herald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等外文报刊纷纷使用“Anti-Revolution”、“Counter-Revolution”等词对反对俄国革命运动的事件进行报道。1917年9月4日，《字林西报》以“ANTI-REVOLUTION PLOT”为标题，报道了俄国二月革命后彼得格勒发生的企图复辟帝制的“反革命”阴谋。1918年6月1日，《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以“CONTER-REVOLUTION INRUSSIA”为题，报道了十月革命俄国内战的状况，称当时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存在剧烈的“反革命”运动，白军将领杜托夫带领军队正在与布尔什维克党人交战，这次运动后来被称为“杜托夫叛乱”。从上述关于俄国革命的报道可以看出，“反革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反革命”在俄国内战之前特指反对俄国共和国政权、破坏革命行动及企图复辟帝制的个人和政治活动，俄国内战时“反革命”用于指代与红军相敌对的白军反叛势力。

据查阅有关资料，中文报刊最早使用“反革命”一词，是1918年8月9日出版的《时报》。其时，《时报》刊登了一则新闻称：“柏林宣布彼得格勒电称加罗斯拉夫一役，过激党获胜，反革命党渡伏尔加河逃亡时，溺毙者五千人……”这里的“过激党”指的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反革命政党”为俄国社会革命党。

五四运动后，“反革命”一词的使用日渐频繁。《民国日报》、《四民报》、《国际公报》等均在新闻标题中使用了“反革命”字眼。例如：“莫斯科反革命成功讯”，“西俄发现反革命运动”，“德国反革命党领袖之被逮”，“希腊反革命运动失败”。《民国日报》“莫斯科反革命成功讯”称俄国发生了反革命运动，特罗斯基被杀，列宁出亡，新政府已成立，由白鲁细洛夫将军主持一切；《四民报》“西俄发现反革命运动”报道了防止反革命运动委员会向莫斯科中央苏维埃报告，称在彼得格勒发现反革命机关，这群反革命团体为旧党分子，企图利用新颁布的物产税制鼓动农民，密谋实行复辟，组织有产阶级制专政政府；“德国反革命党领袖之被逮”报道了1920年反革命著名领袖加浦博士由瑞士返国时被捕，将送高等法庭审讯；《国际公报》“希腊反革命运动失败”报道了希腊反革命运动的形势，卜拉斯德拉少将发表宣言称，希腊反革命运动已无翻盘希望，将被快速肃清，等等。

可见，“反革命”一词于20世纪初期始在中国报刊上出现，由外文报刊至中文报刊，出现的频率愈来愈高。但是，此时“反革命”多用于对国外政治运动的写实报道，较少运用于对国内政治事件的评论。

进入20世纪20年代，“反革命”的使用越发普遍，“反革命”一词开始运用于对国内政治运动的抨击。吴佩孚、陈炯明等军阀，财阀，广州商团,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共产党等都曾被称为“反革命”。张君劢和唐有壬曾对当时社会“反革命”一词流行的情况有过描述：“今人有所主张，辄曰革命，同于彼者，则为同志，而反于彼者，则为反革命”，“只这三个字便可以完全取消异己者之人格，否认异己者之举动。其意义之重大，比之‘卖国贼’‘亡国奴’还要厉害，简直便是大逆不道。被加这种名词的人，顿觉得五内惶惑，四肢无主，好像宣布了死刑似的”。

“反革命”的普遍使用，引起了各界的关注。然而，“反革命”指的是什么？在政治权力角逐的混战中如何区别“革命”与“反革命”？这些是每个使用“反革命”话语的人不得不面临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围绕着“何为反革命”这一主题，社会各界展开了一场“反革命”话语的论争。

国共合作破裂前“反革命”话语的论争

在众多对“反革命”概念进行了界定的人当中，首先要提陈独秀。1923年1月，陈独秀在《向导》发表《革命与反革命》一文，指出了理解“革命”与“反革命”概念的重要性：“吾人对于指导人类行为一切名词之解释若无一定的概念，则行为者及批评此行为者均易于堕入迷途而不自觉。中国革命者反革命者及批评家往往堕入迷途，正以对于革命与反革命这两个名词无明了的概念故。”陈独秀认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不在于是否采取暴力之手段，而在于对社会组织所起的是“进化”作用还是“退化”作用。“部落酋长进化到封建诸侯王，由封建诸侯王进化到资产阶级，由资产阶级进化到无产阶级”，正是“组织进化之最大而显著者”，当属革命；反之，即反革命。陈独秀不以是否采取暴力之手段来区别“革命”与“反革命”，而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为标准，“反革命”与“社会组织退化”对应，“革命”则与“社会组织进化”相联。这一观点对后来者的认识影响颇大。自陈独秀开始，“反革命”话语进入论争阶段，对“反革命”的界定成为了论争的核心内容。

检阅当时围绕着“反革命”话题的各类观点，可以发现，基于近代中国深受西方列强掠夺的认识，是否“反帝”成为人们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基本标准，“反帝”为“革命”，不“反帝”则为“反革命”。

近代中国面临西方列强入侵，“国朝边情、边势，与前史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感性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自五四运动开始，帝国主义的本质才真正被人们所认识。最初，“帝国主义”作为中性词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流传，不带道德指责的意味，只“说明一种经济的现象而已”，甚至在蒋廷黻看来，“帝国主义”是“一个和人性一样难以界定的伟大名词”，故五四运动前，人们“不能根本反对帝国主义，更不能把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联系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打破了中国知识界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帝国主义的本质逐渐被人们认知。1922年中共“二大”确立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革命任务。人们认识到，“国际帝国主义既是压迫中国的仇敌，又是军阀存在，国家分裂，内乱永续的原动力。”。随后，在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共倡导的“反帝”思想得到国民党的认同。随着国民革命的推进，“反帝”口号被民众所接受，成为近代革命史中不可忽视的内容之一。1924年10月列宁《帝国主义》一书的翻译者李春蕃直呼：“在这二三个月中，反帝国主义的呼声已遍全国。”

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反对帝国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任务，反之就处于“反革命”的立场。1924年7月，陈独秀在《向导》发表《假革命党与反革命党》一文，将“反革命”的界定与中国近代革命任务相联系，是否“反帝”视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分标准。文章指出：“不肯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便不算是国民主义的革命党，便是假革命党；阻止别人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更是反革命党。”在当时全国各地“打倒列强”的氛围之下，陈独秀的观点得到了呼应。胡汉民表示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因时代和国情而定，“辛亥以前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以排满与否为界，癸丑以后，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以讨袁与否为界，今之时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则以反对帝国主义与否为界”。汪精卫说，“凡是不肯反对帝国主义的”，“都是反革命” 。廖仲恺认为，“凡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 。时任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谢瀛洲也认为，“事实上依附于帝国主义或军阀的”，属于反革命。彭述之表示：“中国此时的中心思想，只有‘推翻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与此相反将都是反革命的中心思想。”谭平山指出，“革命不过是渐变的进化路线上一个突变，离开了进化，便不算是革命”，反革命“就是和这些趋向进化的革命运动站在相反的地位”，并认为“勾结帝国主义者与军阀”，“蹂躏工人与学生”就是反革命行为。毛泽东认为“附属于帝国主义”的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围绕是否反对帝国主义形成的“反革命”概念，其外延则是逐步扩大的。比如，时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唐有壬提出，“逞媚外固位的军阀”以及“站在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者”，都在“应该推翻”之列；然而，要完成“推翻”的工作，必须要做足“预备功夫”，即军人“养成实力”、智识阶级“蓄积智识”。他认为，“现在最要的革命事业，是养成实力和蓄积智识。前者是有智识的军人的责任，后者是智识阶级的责任。”与“革命”相对立，“不极力整军经武，而欲驱未训练的军队，作孤注之一掷”，“不极力蓄积智识，以为建设改造的预备，而使徒未成熟的青年，走入虚憍狂妄的途径”，“这种行为，也不曾不是反革命”。1926年，《民国日报》更是刊登出《反求知与反革命》一文，称：“今之倡言不要读书，不要智识的革命青年，非反革命者而何？”

还有如：1924年6月“常青”在《浙江周刊》发表名为《反革命》的文章，指出：“反革命不仅仅是直接反对革命的人，就是间接阻碍革命行动，间接助长反革命势力的人，都是反革命！”廖仲恺以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为标准，提出“那一派代表较多数人民利益便为革命派，那一派反对较多数人民的利益便是反革命派”。“苍水”则认为“共产革命”的目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反对共产革命就是“反革命”。

对于上述扩大“反革命”外延的观点，也引起不少争议。比如，针对反对共产革命就是“反革命”的观点，周佛海认为，“共产革命”只是反帝国主义的一种方法，“反共产也不过是反对革命方法之一种，反对一种革命方法，怎能说反对革命他本身？”。他认为，“一定要对于革命的目的——军阀和列强——或积极的加以拥护，或消极的与之妥协，这才算是反革命，所以在理论上，反共产就是反革命的论调，根本不能成立。”前述唐有壬关于“革命事业”必须要“养成实力和蓄积智识”，做足“预备功夫”，否则就是反革命的观点，肖楚女就表示反对。在肖楚女看来，智识阶级固然需要读书和戒绝走入虚憍狂妄的境地，但是“像要求民族独立之存在的革命运动，我们却不能不抛弃一切而奔赴之”，否则只顾读书，最后做了“亡国博士”？肖楚女认为，“因要‘预备’而不打破现状，致使‘恶现状益得延长其寿命’的主张，是一种在实质上的真正的‘反革命’”。

反帝反封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打倒列强、除军阀”更是国民革命时期的政治口号。军阀“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唆使”，“事事听命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列强”，因此前述关于“反革命”的论争中，主要的目标指向作为“列强”的帝国主义而不是“军阀”。在时人看来，“中国人民有两个仇敌：第一是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列强，第二是北洋军阀，后者比前者真算不得什么”；“反对帝国主义而不反对军阀是大大的错误，反对军阀而不反对帝国主义，尤其天大的错误”。

国共合作破裂后“反革命”话语的论争

随着“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的相继发生，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向破裂，革命运动陷入低潮。但是，“革命话语却仍然是分裂了的两党，甚至多种政治集团和政治力量的主导话语”。“反革命”话语的争论在国共合作破裂后迅速上升为国共两党政治话语权力的争夺，主要客体指向政党及其所遵循的“主义”。共产党斥国民党背叛“革命”，投入“反革命”营垒，建立起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则视共产党为“反革命”，其结果便是大量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以“反革命”的名义被杀戮，中国大地被白色恐怖笼罩。

首先，围绕如何对待三民主义，对“反革命”进行重新界定，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国民党方面为打压共产党，确立其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将是否尊崇“三民主义”作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即所谓“凡在事实上表现违反孙文主义（即三民主义，引者）的就是反革命”。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刊物《中央半月刊》主笔的刘芦隐发文指出，“确实地真切地认识三民主义，依照其所规定的革命程序而求其实现，这是革命；反之不确实地真切地认识三民主义或割取三民主义的一部半部一点半点而掩护个人或团体的势力之进行，甚或完全离开三民主义而因袭什么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反革命”。尊崇三民主义即为“革命”，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然成为抨击之列，被视为“反革命”的理论。胡汉民在《三民主义之认识》一文中称共产主义是“不新”和“不够”的理论，认为中共有意歪曲孙中山的理论，“自暴其不革命和反革命的丑态”！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缪斌进一步提出所谓“马克思主义底破片性”和“列宁主义底狠毒性”，宣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理论上以至实行上却是解决中国问题世界问题的反革命的主义”。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对国民党进行反击，将三民主义视为“反动的主义”。《布尔塞维克》创刊后，陆续刊登出《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国民党果为违反三民主义而死灭吗？》《反革命的国民党的新政纲》《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是救国救民的呀！》等文章，对国民党进行反驳，指斥三民主义乃“假革命的欺人之谈” 。瞿秋白将三民主义性质的转变分为三个阶段：中共加入国民党之前，三民主义“还是代表革命倾向的口号”；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曾经一时期比较多带着些确定的革命内容，如打倒帝国主义工农政策等等”；而在国共合作破裂后，“便自然要变成反革命的工具”。瞿秋白指出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利用三民主义排斥异己进行反动宣传，三民主义“已经从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口号，变成反工农的反革命理论”，“成了豪绅资产阶级军阀反动之旗帜”。袁玉冰则认为“三民主义的真面目，根本是反动的，是违反革命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是“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权主义“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民权，而不是工农贫民大多数民众的民权”，民生主义“根本是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加紧工农贫民的锁链”。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通告，要求各级党部“根据中央的策略和布报（即《布尔塞维克》，引者）的文章在理论上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驳斥国民党一切反革命的决议和宣传”。

其次，国共两党将对方塑造成帝国主义的同盟者，斥对方为“反革命”的政党。

在国民党方面看来，共产党“在中国制造阶级斗争，使各阶级有革命要求的分子，不能互相联合而反互相斗争，这就是破坏革命势力，所以他们是反革命”，由此发起一系列舆论攻击。指谪共产党“已屈服于帝国主义之下”，污蔑共产党“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者与奉系军阀”，“勾结变相的帝国主义，破坏国民革命运动之完成”，“破坏党之统一性，捣乱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而延长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残喘”。此外，宣称共产党充当赤色帝国主义的工具，“后台老板是阴险狠毒的赤色帝国主义”，“赤色帝国主义者虽与白色帝国主义者同样的阴狠狠毒，然而只要他能给我们（即中国共产党，引者）‘卢布’花，算什么？所谓以捣乱擅长的共产党便是如此这般罢”！

中国共产党将国民党定性为“反革命”政党，经历了一个过程。“四一二”政变后，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中，将蒋介石与国民党作了区分，即“蒋介石所代表的就是国民党内之反革命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之反革命的倾向”；“七一五”政变后，中共虽然对蒋汪彻底失望，但仍寄希望于国民党内部亲共人士，于7月29日发布致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倡议“一切国民党的革命同盟，都应当团结起来”，“毋使国党竟亡于封建资产阶级反动联盟之手”；至1928年1月，随着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提出，中共发表《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宣称“国民党已经是赤裸裸的军阀官僚豪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党了”。在舆论上，瞿秋白、郑超麟、蔡和森、杨匏安等共产党人纷纷发表文章，分析国民党的历史，阐明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党性质。“往日的国民党是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叛变后的国民党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新工具”，“国民党就根本变为反对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的反革命党”。“清党”运动使国民党丧失了许多朝气蓬勃的共产党员，国民党重回改组前死气沉沉的气氛，从军阀中吸收的新党员带来官僚主义和腐败。国民党“时而联英反日时而反英联日，根本上就毫无反帝国主义的意义”，“整个儿的国民党，从革命的各阶级联盟变成反革命的官僚政客军阀工贼土豪乡绅的党”。从此，“只有一个代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和一个代表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中间更找不出一个既不代表革命也不代表反革命的东西的” 。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其政纲同中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但是，国民革命进入高潮，“革命进一步的实现三民主义要求的时候，蒋介石等便叛离了，反动了，与帝国主义妥协”。蒋介石“自称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但他所谓服膺的三民主义并非真正的三民主义，是已经“消失其革命作用而成为反革命的旗帜”的三民主义，所以宋庆龄申明中指斥蒋介石集团已经“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七一五”政变后，国民党左派代表邓演达发表《辞职宣言》，称“中国革命之目的，在以三民主义为基础，而期完成农工政策”，可是被“故意对此曲解”，其结果“欲使国民党终化为反革命团体”，他表示“遵奉先总理遗嘱，根据三民主义努力作真正之革命”。如此背景之下，国民党被视为“反革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0年代“反革命”话语论争的实质

话语论争，实质上是争夺受众的认同。当初，资本所有者就是利用话语权，建立起商品交换获取利润的“天然”合理性。“资产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根据自己的语言证明重商主义的和个人的或者甚至全人类的关系是等同的，因为这种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因此像在现实中一样，在语言中买卖关系也成了所有其他关系的基础。”话语也是时代的产物、社会实践的产物，就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不同时代的话语体系有着十分明显的时代印记，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阶级意识。作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党来说，自然是要在话语上凝聚起“革命”的力量。因为，诸如“被压迫而濒于破产的学生自由职业者小商人”，他们一方面“不满现状而有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政治观念却是模糊”，“战斗力也涣散薄弱”。

毛泽东曾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反革命”话语论争要回答“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问题。其时中国的国情，从国内政治来看，处于“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从国际地位来说，“已处于半殖民地位”。发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的中国革命，与西方民主革命之不同在于，后者以反封建为主要目标，而前者是反封的民主革命与反帝的民族革命的融合。“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仅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还包括“强大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其在中国的利益，与封建军阀相互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绞杀中国革命，给中国进步带来前所未有的阻力。时人将“反帝”与民族命运相联系，惊呼：“中国民族此后能否翻身，成为独立民族的国家，全在民众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如何，进攻如何为断！”的确如此。一战结束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操纵巴黎和会，欲明文肯定日本夺取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殊权益，引发中国社会强烈反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强盗”“强权”之类的名词来形容帝国主义的这一恶劣行径。陈独秀直指：“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李大钊大呼：“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论道：“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亦称：“在这强权横行、公理潜伏的短时期内，‘自由’究竟还不能自然的为全人类所得到、所享受。”中共在第一次公开发布的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以金力借给军阀”。中共二大发表九千余字的宣言，用超过一半的篇幅以“国际帝国主义宰制下之中国”为题，分析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反帝反封建与“革命”划上了等号，反之成为“反革命”的底色。中国革命同时面对封建势力的专制压迫和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注定这是一场敌强我弱的民族民主革命，革命任务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更为艰巨。“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上世纪20年代的中共党人对“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对比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中共三大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须从事国民运动及阶级运动这种复杂的争斗，其职任非常困难，而其发展程度又非常之稚弱”。中共三大结束后，陈独秀在广东高师演讲时提出了联合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思想。他说：“资本主义国内的劳农革命”和“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这两种革命的势力合拢起来，才可以打倒帝国资本主义。若是缺少一个，一时都不易成功”。北伐前夕，陈独秀撰写文章，分析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敌我力量对比。他指出，“中国现有的直、奉两系军阀，只要有一系存在，都是民众的大敌，都是束缚民族解放运动之万钧锁链；国内军阀比起英、美、法、日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的力量来，却只是九牛之一毛，何况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那更是大莫与京”，“被压迫国家弱小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二者汇合起来，才能根本推翻国际帝国主义，才能成就整个的世界革命，譬如一车之两轮，缺一不可”。针对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反对孙中山联俄政策，认为中国的反帝运动“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做，不应该接受外力即苏俄的援助”，陈独秀指出，中国的反帝运动与世界革命“两个革命的对象只是一个：统治全世界的国际帝国主义”，“在此整个的世界革命时代，任何国家的革命运动，任何属性的革命运动——阶级的或民族的，都不是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所想象之一国家一民族关起门来独立革命可以得到成功的”。针对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国家主义派、研究系等等“拼命造成一反苏联的宣传，造成‘赤色帝国主义’的恐怖”,中共中央决定开展纪念十月革命节的宣传工作，其宣传大纲指出：“中国的敌人——外国帝国主义——是很强的，只有结合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只有结合于世界无产阶级，只有结合于苏联，我们才能够脱离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并取得自己的解放”。这一“世界革命”的思想，后来被毛泽东吸收并发展。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这样描述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

“革命”与“反革命”对比所呈现的敌强我弱的现实，使中国共产党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作为远景目标，在工人运动中“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的同时，提出与国民党合作共同“革命”的主张。党认识到，“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应该“邀请国民党”等互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1923年1月，《向导》刊文分析指出：“与国民党成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换过说，就是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样的联合战线，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全国人民，都是必要而有益的。”

可是，各方对“反革命”界定的差异性，注定联合战线中的革命力量存在复杂性。比如，1927年2月17日，中共发出通告视蒋介石为“右派反动势力的中心”，要求“即刻开始反蒋的宣传”。两天后，2月19日，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向民众发表演讲，声称：“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谁要反对我革命的，谁就是反革命！”可以想见，一方面国共两党以“国民革命”为号召，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促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革命阶级的联合，革命力量空前扩大。另一方面，各阶级大联合的统一战线内部成分复杂，不同力量在革命过程中的态度会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发生转变，革命过程中“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革命”有转变成“反革命”的可能，中国革命的敌人“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彭述之就说过：“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线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惟不敢出来作领导、打先锋，它必然还要流到反革命一方面去。”

让我们回到1848年欧洲革命。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过“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作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的目的是争取民主与自由。然而，区别于十七、十八世纪革命，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登上了历史舞台，支持和参加了这一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可是，革命中的资产阶级表现出软弱性和妥协性，暴露其与封建统治者妥协的本质。恩格斯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教训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指出：“不同阶级的这种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向来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在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兵戎相见”；“原来团结一致反对旧政府的各党派和各社会阶级……在胜利之后甚至在斗争进行中四分五裂” 。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给中共党人以有益的启示。国共合作尚未正式建立之际，瞿秋白于1923年9月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发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在引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关于资产阶级的分析之后，预见性地指出：“无产阶级必定参加或进行民权革命”的同时“以严厉手段镇服资产阶级的反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毛泽东的论述可谓精当。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刻画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如下特征：“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可以说，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法国、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如出一辙，几乎再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场景。国民党“一大”闭幕不久，国民党内冯自由、刘成禺、谢英伯等暗中串联，炮制“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窃国民党党统案”；随后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便以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向孙中山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绝对不宜党中有党”。中国共产党对此予以反击：“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反革命倾向愈加明显。老右派冯自由等人成立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发展为西山会议派，“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新右派戴季陶提出“建立纯正三民主义”，被瞿秋白指斥其目的为“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蒋介石从国民党的中派转化为右派，发动中山舰事件、提出《整理党务案》；一度为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与蒋介石一道沦为“反革命”，相继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终至国民党反动派“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一切就如恩格斯所言：“立即转而反对它昨天的同盟者”，“对一切较先进的阶级或党派采取敌对态度，并且同战败的封建官僚势力结成同盟”。

结语

“反革命”是“革命”的对立面，与之相似的概念还有“假革命”“不革命”“逆革命”“反动”等。但是，“反革命”不能涵盖所有与“革命”互斥的含义，“不革命”“假革命”等概念不能等同于“反革命”。而事实是，国共合作破裂之前，“反革命”的范畴比较宽泛，围绕是否“反帝”这个中心点，人们将“阻止别人反对帝国主义”“不肯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抑农工”“依附于帝国主义或军阀”“蹂躏工人与学生”“不极力蓄积智识”“间接阻碍革命行动，间接助长反革命势力”等等均视为“反革命”之列。国共合作破裂后， “反革命”的界限非常分明，国共两党互指对方为“反革命”。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并于3月9日由南京国民政府公布，规定“意图颠覆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或破坏三民主义而起暴动者”即为“反革命”，“反革命”由政治谴责术语上升为刑事罪名。在这一白色恐怖和政治高压之下，时人发出感叹：“无数的青年，就是为着这‘反革命’三字断送了。”

“反革命”一词属于政治话语工具的一种，似乎谁掌握了政权，谁就掌握了定性“反革命”的话语权。就“反革命”话语论争的实质看，话语论争的过程即话语权争夺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处于国共合作与分裂的过程中，“反革命”话语的论争呈现了国共双方政治力量和社会舆论的较量，两党对革命合法权及主导权的争夺在此次论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此次论争中，中国国民党依靠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势获得了表面上的话语优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则暂时陷入低谷。

不过，表面上的话语优势并不表明话语论争的结束，主观定性“反革命”始终无法改变“反革命”的客观指向，即“反革命”是“革命”的对立面。国民党统治集团叛变革命后，就已经处于“革命”的对立面了，就如宋庆龄1927年7月14日发表声明所指称的那样，“党（即国民党——引者）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处于“革命”对立面的政党，注定无法得到人民的支持，不能代表历史发展的趋势，终归走向失败。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方面指出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军队装备“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宣称“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因此，毛泽东豪迈地宣告：“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历史对“反革命”话语的争论作出了最终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