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凯音 刘立华｜跨文化传播视角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

摘要

跨文化传播构成了研究话语权建构的重要视角。跨文化传播的本质是一种共享意义或是共享现实的建构，无论何种模式的跨文化传播，都是权力在话语实践过程中寻求正当化的过程。话语建构的动力来源于话语背后的权力，而话语则充当了这种权力结构正当化的手段。回顾国内外有关话语和社会建构主义话语理论的发展过程，厘清话语实践与话语权的建构关系，对中国对外传播实践中的国际话语权建构面临的问题、要素和建构手段进行阐述，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有其必要性。中国对外传播话语首先应尽量贴近社会现实，具有“大局”或是“宏观”意识。诚实、具体、平等、平和、全面的话语也许是中国对外传播话语的最好模式与原则。

作者

梁凯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立华，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教授

原文

刊载于《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话语体系与中国话语国际化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4BGJ019）的阶段性成果

阿萨蒂(Asante)等人在《跨文化传播研究手册》(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书中认为，跨文化传播或是强调文化对话，寻求一种戈夫曼(Goffman)理论基础上自我的积极呈现，或是从文化批评主义的视角寻求一种超越文化障碍、优化交际或是沟通的过程。这种聚焦于各种文化之间异同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其理论基础依然以文化的本质主义为基础，以地域或国别为边界，以固定、纯粹、静态与单一为表征”。只强调两种文化间的沟通与“跨越”，或是“假定某些去历史化的文化特质的存在往往隐含了文化本质主义的倾向”。随着人文社科领域语言研究的转向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的兴起，话语的建构主义特征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不论是侧重于文化之间的对话还是聚焦于文化障碍的超越，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本质都是一种共享意义或是共享现实的话语建构。在这种互动建构的过程中，话语或是符号背后所承载的权力关系构成了意义建构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话语的意义建构过程一方面凸显了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和不平等现象，强调了话语建构主体身份的能动作用，同时又与哲学意义上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密切相关。在这一研究背景下，本研究具体论述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和传播。

跨文化传播的人类语言学传统：

语言建构功能的显现

人类学研究的奠基人博厄斯(Boas)和萨皮尔(Sapir)，受十九世纪语文学研究传统的影响，把文化界定为由一组特征(例如语言)构成的独立个体，文化所具有的特征在文化接触过程中会发生变化或是进化。但是人类语言学认为，这种语言和文化相互独立的观点割裂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随后，海默斯(Hymes)、甘柏兹(Gumperz)以及来自伯克利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路线。他们的贡献在于把研究重点从词汇和语法转到了“言语民族志学”(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研究。与此同时，甘柏兹在印度从事“言语民族志学”视角下的多语言情景的交际研究，斯坦福大学的语言学家弗格森(Ferguson)为美国人类学协会组织了一次有关语言多样性的讨论会，海默斯、甘柏兹以及伯恩斯坦(Bernstein)为文集“民俗交际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的发表作出了贡献。以上对言语事件的关注影响了人类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的发展，语言的互动特征在这一研究传统中得到凸显。

人类语言学基础上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遭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批评。辛格(Singh)等人认为，甘柏兹、库克－甘柏兹(Cook－Gumperz)、贾普(Jupp)等人的工作没有回答下列问题：(1)在某一语言社区内部，是什么因素让不同阶层的人团结在一起？(2)在讲同一语言的组群中，即使不同的团体具有各种现实的联系或是潜在的共同点，又是什么让他们与其他组群有所不同？费尔克劳(Fairclough)也认为，人类语言学研究没有能够阐明特定语言特征与某种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随后，语言与语境之间的辩证实现关系以及语言的建构特征在杜然提(Duranti)和古德温(Goodwin)的著作中得到了体现。该著作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语境不仅具有制约语言选择的功能，同时也是语言使用的产物。在这一视角下，语言和语境被看作是互动形成的产物而不是一组事先决定的形式和内容。该文集的重要性在于它讨论了语言是改变现实的力量。例如，萨摩亚语中有关表达尊敬的词汇往往被看作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策略性工具，这些词汇能强迫别人展现一种特定的社会人格面貌，戴上特定的社会面具，从而很难拒绝他人提出的要求。古德温等人则发现，即使最小的一个语言使用单位也是一种互动，例如，一个表示评价的形容词、强调成分、特定的语调，或是一个肢体动作都会引起听众对意义的特定解读，进而能邀请听众进行言语交际的合作，听众也会很快地识别这些交际的策略。奥克斯(Ochs)对女性在照顾孩子时使用的语言进行了研究，发现这类语言是建构女性角色和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她认为，性别意义和性别等级是通过交际实践得以建构和发展的，语言的这一社会指向功能几乎无处不在。

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分析

如果说跨文化传播研究关注的是不同文化间的传播或是交际过程，那么话语分析则是分析具体语境中的言语使用，即话语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辩证关系。话语这一概念首见于哈里斯(Harris)于1952年发表在《语言》(Language)杂志上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一文。戈夫曼随后阐发了一些对后来话语分析和跨文化传播研究有持续影响的一些概念，例如面子、自我呈现、以及框架分析等。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言语民族志学”和“民俗交际学”研究也打破了早期人类语言学对传统语言研究的关注，开始关注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随后，拉波夫(Labov)的语言变异理论以及叙述模式对话语分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非标准英语的逻辑”(The Logic of Nonstandard English)一文中指出，黑人使用的土语和标准的英语一样，也具有一定的规则和逻辑，进而对“缺陷论”提出了批评。

话语分析在欧洲也有悠久的历史传统，20世纪30—40年代，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大学就开始研究语言游戏的本质，奥斯汀(Austin)和格莱斯(Grice)在牛津大学开始探讨语言的具体使用，前者讨论了如何以言行事，后者则对会话隐含作了细致的研究。克里斯托尔(Crystal)和戴维(Davy)则进行有关文体学的研究。在教育领域，伯明翰大学的库尔萨德(Coulthard)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师生会话和医患会话。这些研究对话语分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批评语言学研究传统以及兰卡斯特大学的话语研究传统促成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伯恩斯坦对社会阶层和语码(code)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话语分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认为，来自中产阶层的儿童对于限制语码和精致语码都能轻松获取，而工人阶层的孩子却受限于这种语码选择，进而学业表现也差。后来的心理学家对伯恩斯坦的理论进行了发展。这些心理学家认为，来自少数民族的儿童输出的句子不完整，说话也不连贯，原因或是缺乏家庭的言语环境刺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跨文化传播研究与话语研究所关注的内容相对独立。20世纪有关跨文化传播和话语分析研究一个最主要的进展是学者们开始注意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斯考伦(Scollon)夫妇在前期有关不同种族间的交际研究的基础上，以阿拉斯加、中国以及太平洋沿岸地区长期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跨文化传播的著作，因而在话语分析领域被认为是跨文化传播方面的专家。

2009年跨文化对话大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跨文化传播领域中以话语为指向的研究的重要性在这次会议中得到凸显。利兹－赫尔维茨(Leeds－Hurwitz)和海达里(Haydari)率领一个来自美国、以色列、法国以及中国香港的研究团队设计了这一次会议，目的是讨论在各种不同的文化、社会、历史以及政治语境中的跨文化传播现象，以及探索如何有效理解互动和管理互动的方式。这次会议之所以使用“对话”(dialogue)而不是“话语”(discourse)这一术语，说明跨文化传播这一研究领域依然依赖多种的方法。这一领域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也体现在《国际和跨文化传播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所刊发的文章上面。跨文化传播领域中聚焦于不同国家之间以及以话语为指向的研究方法在文集《跨文化话语与传播手册》(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中也有所体现。

话语与话语建构

话语研究往往以法国思想家福柯有关话语的论述作为方法论的基础。福柯认为，话语是特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陈述，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福柯有关话语的论述中，主体性(subjectivity)是话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主体的身份往往是经由话语建构起来的。随后，福柯的话语理论、观念和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等研究领域，以至于有学者相信，当代理论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话语转向”。从哲学上说，福柯的话语理论与建构主义认识论密切相关。在这一理论关照下，知识并非源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经验，而是源于科学家们所使用的科学话语，科学知识就是经由科学话语而被生产建构出来。因此，在话语建构主义的视角下，社会主体的身份或地位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话语实践被社会地或是历史地建构起来。同时，在这一视角下，作为一种知识样式的意识形态显然也是话语建构和话语实践的产物。“意识形态通常被感受为自然化的、普遍化的过程。通过设置一套复杂话语手段，意识形态把事实上是党派的、有争议的和特定历史阶段的价值，呈现为任何时代和地点都确乎如此的东西，因而这些价值也就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改变的了。”因此，在霍布斯鲍姆(Hobsbawm)看来，“所谓的传统不过是一套人为‘发明’的话语程序”。而所谓的历史，在新历史主义者怀特(White)看来，“历史就是一种叙述，就像小说家叙述历史故事一样，史学家的工作不过是对过去做‘故事新编’”。

话语建构论不仅和哲学中的建构主义认识论相关，而且与社会学中的社会建构论密切相关。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知识形式的来源。因此，语言不仅仅是思维的表现形式，更是我们用来建构世界的工具。当我们与其他人谈话的时候，我们就建构了一种世界。社会学家伯格(Berger)和卢克曼(Luckmann)发现，客观的实在世界只有经过交谈的语言活动才会成为我们真实具体的现实。社会建构论的这一论断意在强调，语言对世界具有强有力的客观化功能。在这一视角下，现实世界其实并不是在语言活动之外的客观存在，现实是话语实践建构的产物。因此，话语在提供理解世界意义方式的同时，也把世界现实化了。“这个既理解又产生世界的话语实践活动，才是维系我们存在于其中的基本现实。‘人生在世’即‘人在话语中’的普适性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21世纪美国外语教育国家标准(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提出了一个文化模型，这一模型把文化分解为三个部分：文化视角、文化实践与文化产品。文化视角是指文化的意义、态度、价值以及观点，文化实践则是指在目标社会中可以被接受的社会互动中的行为模式，文化产品可以是有形产品，例如书籍、工具、绘画，也可以是不可触摸的，例如口语的叙述、舞蹈、仪式、教育体系等。这一模型把文化看作是一组能从文化视角、文化实践和文化产品三个角度加以预测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并预测了文化和文化身份的稳定性。但是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文化知识，也就是我们理解和描述某一特定文化的方式总是由话语来完成的，这一过程是一种意义或是主体性借助语言符号的建构过程。在这种话语建构过程中，存在各种话语，各种话语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受制于复杂的权力关系。话语的这种意义或主体性或世界的生产过程为文化和语言的行为产生提供了可能。

话语实践和话语权的建构

01

话语权的提出

首次将 “话语权”作为独立概念提出的是福柯。福柯在1969年出版了他第一部重要的著作《知识考古学》，该著作在思想史研究、话语研究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根据福柯的观点，当今社会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接受的知识、思想、信仰都是一步步被建构起来的，但是没有人去考察它们存在的合理性，这些知识便拥有了“豁免权”和不受审查的资格，就像我们国家的“免检”产品一样，大家都近乎疯狂地吸收、传播和实践着这些知识和信仰。在福柯看来，对知识的考证就像对地层的考古一样，越是下面的地层年代就越久远，我们要用谱系的方法、考古的观点去一层层挖掘，看看这些知识的来源、出身是不是合理，去观察这些知识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知识的建构性本质涉及到了福柯《知识考古学》的第二个问题，即所有的知识、信仰和思想的建构都和权力有密切关系。这里的权力不仅是指行政权力，而且指一切掌控资源的人所产生的权力。也就是说，知识的建构并不是平等的，而是与一定的权力相结合的。产出知识的人如果没有话语权，就不会有知识的产生，没有权力保护的“知识”只能在民间以谣传或小道消息的方式流转，所以福柯提出“话语即权力”。在福柯看来，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两样东西：权力和话语。知识、话语与权力如此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话语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即所谓的话语权。福柯的话语权观点将话语与权力嫁接，从权力视角审视话语背后的意义以及由意义编织的网络，这一观点构成了所谓的微观权力论。

随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在福柯权力话语的基础上发展出“语言象征性权力观”。布迪厄关注语言的实践层面，他认为，语言不是由一种语法规则支配的一成不变的编码系统，而是一种由话语双方在互动过程中不断产出的话语，整个社会就是一种通过语言而进行的象征性交换的市场，体现话语权与语言资本的关系。社会实践理论是布迪厄理论的集中体现。一方面，说话者的“语言惯习”和一套能帮助他在交谈中掌控话语权的系统使他能够讲出既符合语法规则又适切社会规范的话语；另一方面，“语言市场”审查和认可哪些可以说，哪些不可以说，以及各自所附带的利害关系。布迪厄以上观点受到了相关学者的批评。乔里亚拉基(Chouliaraki)和费尔克劳认为，布迪厄的观点体现的是话语实践屈从于社会关系，而忽视了话语对社会关系的建构力量。布迪厄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了话语使用者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话语本身的权力，即话语建构社会现实的能力。就话语权的研究内容来说，国内的研究者将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话语权观点大体分为三大流派：一派是以福柯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学派的话语权观；一派是以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话语权观，他们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持批评态度，主张争夺话语权或倡导话语民主权；一派是以萨义德等人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的话语权观，他们深受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反对帝国主义或强势群体的话语霸权，主张平等包容，消解西方话语霸权，认为弱势群体也要发出自己真实的话语。

02

话语实践视角下话语权的建构

话语权具有典型的实践特征和跨学科属性。首先，这一概念与话语研究联系密切。作为一个来源于语言学的概念，话语理论逐渐拓展到其他学科，构成了人文社科研究的语言转向以及语言研究的话语转向两个大的趋势。这一趋势背后的逻辑则是语言或话语不再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建构，即语言或话语与行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语言或话语成了改变社会的重要工具。据此，话语实践中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则是话语建构社会的动力来源。正因为话语背后意识形态的存在，语言研究开始关注这种由意识形态所形成的权力。

话语研究学者范迪克(Van Dijk)认为，社会权力不仅是群体、阶级和其他机构之间的属性，同时也是社会个体之间的属性，社会权力关系通过话语互动得以体现。对于话语权的获取，范迪克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三个阶段，即语境控制、话语控制和思想控制。控制话语的第一步便是控制语境，也就是话语的发生环境，即话语实践的参加者、时间、地点或话语的目标等。话语控制是话语权控制的重点。话语控制具体是指控制话语的表述形式，即什么可以说，应该怎么说，哪些言语或交际行为可以通过话语意义和形式得到实现。在话语权的争夺过程中，思想控制是指对话语的不同理解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点、态度以及观念等。

话语实践是社会实践的重要形式，具体表现为以下六个要素：话语发出者、话语内容、话语模式、话语受众、话语平台以及话语效果。话语发出者可以是主权国家的官方机构，也可以是非官方组织或群体；话语内容是反映一个主权国家所关注的与自身利益相关或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义务相关的观点和立场；话语模式是话语内容的表现形式，即话语内容以何种修辞方式呈现，话语模式是信息的打包方式，话语模式会直接影响受众对话语内容的接受程度，进而也会影响话语内容的传播；话语受众是一个“有话对谁说”并涉及如何选择听众以争取或扩大话语效果的问题，而这与话题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听众所在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话语平台是指话语传播的渠道，主要包括各种媒体形式以及国与国互动过程中的意义磋商与交流平台；话语效果是指话语所表达的立场、主张和观点等获得的某种结果。

从话语实践的角度出发，话语权是控制舆论导向的能力，话语权在本质上是对“意义磋商”实践的争夺权。话语权涉及两个角度，一个是话语发出者所拥有的权力或实力，这一权力或实力影响到了话语的具体实施。具体的话语实践并不是单纯的语言符号的交换，也不是单纯的对话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的相互调整。从这一角度来看，谁拥有了某个议题的话语权，就有可能控制这个议题的生产、流转或消费的方式和控制这个议题的言说方式，最终也就会控制这一舆论，继而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话语权是由话语产生出来的权力，话语的建构能力也应该是话语权研究的重要维度。所谓话语的建构能力，具体是指话语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如何言说的问题。从话语权的内容来看，话语权是对话语实践过程的控制能力的表现。根据霍尔(Hall)的研究，话语的效果往往有三种形式：接受、抵制或磋商。话语权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往往表现为话语互动双方或是多方的操控与反操控的关系。话语发出者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主动设置议题，形成话语的内容、主题和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话语的内容、主题和模式先天带有了话语发出者所在国家、区域或机构的文化、政治、体制等特征，是话语发出者所在国家、区域或机构观念形态的反映和一种新的建构。在媒介化时代，信息的传递往往通过媒介来完成，这些媒介既包括传统的大众传媒，也包括以新媒体为载体的形式，这种被媒介化的信息构成了受众主要的讯息来源。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受众并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机器，他们是带有主观意识形态的以及对信息具有加工处理能力的个体。受众对话语意义的解读往往决定了话语意义传递的效果。在具体的话语权实践中，话语权会通过一定的话语实践呈现出来。这种话语实践往往表现为拥有话语权一方对话语主题或是议题的操控，最终表现为话语主题的言说方式，即话语策略层面。但是，话语实践往往暗含了一种话语的互动和协商，话语权就是在这种话语之间的协商中呈现出来。在以上理论的基础上，对某一具体话语权实践的考察，可以从话语主题入手，详细考察(某些)话语主题是以什么样的话语策略被表达出来，这些话语主题在与其他话语的互动过程中又是如何被建构为一种合理化或是合法化的知识，最终成为被接受的话语模式。

必须看到，话语权的形成受制于主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政治文化因素，但是话语的相对独立性又决定了话语权不仅仅与以上因素有关，话语权拥有其自身独特的运作机制。一个国家强大的军事、经济、政治力量并不自然形成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话语权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良好的话语互动，依赖于话语主体通过一种对方认可的话语模式把话语主题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建构起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话语权的提升需要整合多方面的因素，通过众多渠道，统筹多方资源，在充分考虑受众话语模式的基础上，才能把政治文化领域中的某些优点或是特点转化为国际认可或理解的文化软实力，进而实现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中国对外传播实践中的

国际话语权建构

01

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问题

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地已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话语的传播范围可以延伸到世界各地，其影响力也可以扩散到全球。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首先，就目前的国际格局来看，发达国家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自现代国际关系产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都是国际社会的主导者，现有国际社会中的制度、规则、程序等都是由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标准制定的，国际舆论被西方国家所控制，国际传播被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现有的话语体系也是按照西方的行动逻辑打造的，是服务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所以，对于中国而言，参与现有的西方发达国家构建的话语体系，一方面，中国本身的行为逻辑和表达方式可能会与西方话语体系发生冲突，造成事倍功半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国的相关行动可能会陷入西方国家设置的话语陷阱中，并且西方国家为维护现有的话语体系也会打压中国所作出的努力，使中国处于不利地位，被国际社会误解，像随着中国崛起而兴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被谣传为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势力范围，是新殖民主义等。所以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话语体系是中国提升话语权的一大限制。

其次，逆全球化浪潮也成为中国扩展话语权方面的阻碍。在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世界各国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然而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隐患，一国的经济危机将波及世界各国，而且危机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并且由于各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优选择，各发达国家国内的就业岗位调整或减少，中产阶级收入减少，成为反对全球化的主力军。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本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等受到冲突而加入反对全球化的队伍。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全球化也给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一些冲击，但是整体来看，目前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仍然是受益者，全球化给中国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这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具有极大的益处。但是，英国成功脱欧、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意大利宪政公投失败等一系列政治大事件显示，全球保护主义正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逆全球化正从民间活动上升到国家政治领域，并且2016年以来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日趋严重。在这种局势下，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活动将受到限制，话语权的发挥也将因此有所掣肘。

另外，虽然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升，但是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仍然滞后，而文化软实力意味着国际吸引力，因此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有所削弱。一方面，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中国起步晚、基础薄弱，一直以来都忙于搞经济建设，稳定国际根基，保障国家安全，因而精力有限，无暇面面俱到。在传播国家良好形象方面中国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总体来说中国的软实力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仍然较大，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想要转化为软实力也需要一个过程和合适的方法。另一方面，在两极格局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的国际形象一度被西方国家丑化，即使苏联解体后这种现象在国际社会上也依旧常见，现在很多外国民众依然对中国存在很大误解。因此，对于中国来说，通过对外传播增强国际话语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02

中国对外传播实践中的

国际话语权建构的要素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对外传播实践必然涉及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话语施行者、话语内容、话语对象、话语平台、话语反馈。第一，话语施行者。话语发出的主体，既可以是主权国家行为体，也可以是非国家行为体，即社会团体组织、跨国公司等。表达的方式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第二，话语内容。话语内容反映话语施行者所关注的与自己利益相关以及所承担的责任义务相关的态度与立场，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国际政治发展的现实状况表明，话语内容往往和一个主权国家的实力与国际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话语对象。话语对象是话语施行者如何选择听众，从而使话语内容获得话语施行者所期待的话语效果问题，一般来说，话语对象的选择直接影响着话语的效果。话语对象可以是政府和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 (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所在国的非政府组织)和民意力量(如议员或议会)等。第四，话语平台。话语平台是指话语施行者借助什么样的平台和有效渠道表达自己的话语内容，从而实现话语施行者的权利。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话语施行者可以借助多种话语平台来实现其国际话语权。第五，话语反馈。话语反馈是指话语施行者的话语内容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这种反馈可以表现为：一是话语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效果，二是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关注或者引起了相应互动。从话语反馈的结果上可以看到，没有被关注或者产生互动的话语，属于无效话语，而无效话语也就等于没有话语权。

中国在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三个阶段以后，已经走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何在对外传播实践中解决话语施行者的确立、话语内容的设置、话语对象的选择、话语平台的构建和话语反馈的反应等问题，直接影响着对外传播中的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

首先，话语施行者的确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话语施行者实际上是谁在说话的问题。从狭义上来讲，中国党政外宣部门、外事外交部门或是个人在一定场合下都有可能构成中国对外传播话语的主体，这些机构或是个人代表中国政府对外发声，表达观点和立场。但是中国的对外传播主体已经逐渐超越传统媒体和传统认知的范畴，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对外传播效果不应再由单一主体( 媒体) 决定，而是应由多元主体形成的合力决定。也就是说，国家形象的整体建构，不仅需要国家外交、政府外宣、主流媒体的努力，也需要参与其间的各个部分，包括走出去的企业、民间团体、公民个人的共同努力。目前，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施行者依然是官方的机构、领导人和负责人，话语施行者(话语主体)较为单一。因此中国应在不断提升官方话语主体国际话语能力的同时，加大力度培育广泛的民间话语主体，发挥民间的作用，将国际话语权的施行主体扩展到民间团体、兴趣组织、社会名人等非官方性质的行为体，开展各种形式的公共外交，如城市外交、体育外交等，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相应地也可以使得话语的受众范围更加广泛。

其次，从中国对外传播的话语内容来看，要考虑设置话题的具体外部条件，话语权的行使要适时、适宜，这要求具体的话语内容必须与国内和国际时局的现状和发展密切相联，并用与此相关的国家或国际社会组织听得懂的或国际社会普遍能接受的、符合时代需求意义的话语行使话语权。就如对一个迫切需要解决人的生存问题的国家提出要确保人的发展权利显然是不适当的，而如此话语也是该国无法理解的。相应地，对于非洲一些落后国家而言，人民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对这样的国家倡议其关注气候变暖、北极冰川融化这些议题，明显是缺乏意义的。对于落后国家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改善贫困，解决粮食问题，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所以对外传播国际话语的内容要求话语主体在立足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关注国际时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提出符合话语对象需求或话语对象关心的议题，用话语对象和国际社会可理解的语言和方式来行使话语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到话语主体所预期的效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以来，我们在对外讲述中国故事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国际社会也越来越了解中国。但是，在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对外传播方面，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我们还应仔细研究。例如，在对外传播人权这一概念时，我们强调的是生存权，强调的是相比过去我们在人权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我们愿与各方一道进行人权建设的意愿，这种表述显然无法说服个人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西方。同时又加上中西不同的媒体体制，误解甚至在这一观点上产生冲突也就无可避免。中国从孔子时期至今，恭敬顺从的传统非常深厚。正因如此，在中国人看来，西方新闻所遵循的争论与讽刺传统就会显得很粗鲁无礼。

第三，从中国对外传播的话语对象角度看，在话语传播过程中要考虑话语对象的选择、话语对象的感受与接受程度，这是中国对外话语传播成败的重要因素。不同的话语对象，话语内容与话语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对于话语对象的感受与接受程度的问题，不同的学者观点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应该是“中国内容，西方表达”，完全以受众为中心。也有学者强调中国内容中国表达，中国内容中国表达无疑是保持中国特色话语的前提。据此，本研究坚持一种既考虑受众特点又要坚持中国特色的话语传播路径。在这一问题上，有学者指出，要针对每个对象国，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实施“一国一策”，制订具有适用性的国际传播方案。这一观点对于中国对外话语传播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我们在话语传播时过分考虑受众，时时处处围绕受众做文章、写故事，那么我们就无法凸显我们的道路、制度、理论自信，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无从表达。

第四，从中国对外传播的话语平台看，这些话语平台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公众媒介，包括传播媒体、互联网和出版物，如电视、报纸、杂志、书籍和网络等；二是国际会议，包括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三是主权国家的对外交流、合作和援助计划，包括政府和民间项目；四是国际的正式和非正式官方互访活动；五是民意机构，主要是相关国家的议会，可通过电话、传真、传统邮件和电子信箱等及时与这些国家的议员进行沟通，或面对面相互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进而可能会对相关决策产生影响。近年来，自媒体在对外传播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提升主权国家的国际话语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次新冠疫情中，中国政府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对于西方国家政客与媒体在新冠疫情问题上对中国的污蔑与攻击，采取了主动有利的话语反击，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在全球抗疫中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有效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第五，从中国对外话语传播的话语反馈看，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如果话语没有得到反馈，等于是无效话语。从话语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来看，话语在建构社会现实的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的产物。话语一旦产生，则会获得相应的特点和相对的稳定性。话语这些自身特点的形成受到话语所在民族、国家或地区物质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某个民族、国家或是社区的话语方式在具有一定的可塑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客观独立性，而且这种独立性往往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同国家之间良好的话语互动产生的前提条件是能把握到不同国家的话语特点，但要注意的是，有些时候我们对其他国家的话语反馈过于敏感，引发了国家间的话语冲突，这实际上使得对外传播中的中国国际话语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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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传播实践中的

国际话语权建构的手段

话语权的建构需要满足一定的话语条件，话语权不同于一般的对外宣传或国家形象的传播，除了需要在话语上满足一定的条件以外，话语体系也应适应世界语境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国际交往中往往注重做了什么，而对外言说不足，习惯在诸多国际事务中保持沉默，这种思路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往往给对方展开舆论攻击的口实。面对某些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歪曲宣传，我们有时需要进行正面回应，以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应对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但是，话语权的建构和传播并不是一个国家单方面的事情，而是一个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之间互动过程的产物。中国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努力去认识世界，世界也在以各种新视角不断重新认识中国。

首先，话语的言说方式是国家话语权建构的主要手段。就话语自身的特点来说，不同的民族由于文化、政治、历史、地理等种种因素的差异，会有自己独特的“说话方式”，这种方式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如果在对外传播中没能注意到不同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说话方式”的区别，就不能与目的受众之间产生良性的互动。比如，针对和中国有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利益冲突的国家，在外宣时应注意减少意识形态因素，重点突出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反之亦然。总的原则是把意识形态的宣传放在一个可调节的范围内进行弹性调控，考虑具体受众的文化意识因素，打破西方建构的话语霸权。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在被动应对西方舆论的指摘，以单一的官方媒体话语来解释一切以维护国家形象的做法不免显得单薄无力。由于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弱势地位，话语权长期被西方所操控，所以这种媒体话语对国家形象的作用仍然相当有限。结合现有机制建立一个对中国有利的话语体系，打破西方的话语权垄断是当务之急，一味进行解释和澄清只能助长西方旨在维护话语霸权的嚣张气焰，不利于维护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话语体系中，挑选合适的时机发起针对西方的“话语反击”，或许能够成为扭转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弱势地位的关键一步，继而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社会话语新秩序，发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

其次，话语是社会实践的形式，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话语与现实之间的裂痕往往是话语权建构的主要障碍。一般来讲，国家形象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话语权建构。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在对外建构国家形象方面还存在着不少主观的羁绊与客观的困难。现阶段中国的国家形象建设最主要的症结是存在着三个不一致性：一是中国媒体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与外国媒体描绘的中国国家形象之间的不一致性，二是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与传媒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之间的不一致性，三是中国期望产生的国家形象与国际社会实际感知的中国国家形象之间的不一致性。国家形象虽然与话语建构密切相关，但是社会现实也是独立存在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观，不可不说，这得益于塑造中国大国形象的关键因素之一——硬实力的增长。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动态辩证关系也要求我们在做好话语体系研究的同时，扎实推进国家的硬实力建设。

最后，一个良好的社会现实环境是话语权建构的重要元素，话语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这一基本命题预设了社会现实是话语权建构的重要前提。话语是一种现实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就会有什么样的话语模式，话语实践进而建构、固化了这一社会现实。据此，在首届新华社国家智库论坛上，中国日报社副总编高岸明指出，良好的国家形象首先来自该国经济的发展、民主法治的完善、社会的和谐和人民生活的幸福。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如何建设一个更加完美的现实社会以及关注个体的诉求，将是国家形象建设、话语权建设的关键所在。这次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在突发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中国政府的应对能力和中国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以举国之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有效控制了疫情，向整个世界展示了中国体制的优越性，这对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余  论

中国的对外话语传播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意义在传播主体和受众的话语互动的过程中被不断建构起来。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的对外话语传播是一种话语主体和受众之间的对话性空间建构。在这一对话性的空间内，受众可以对话语发出者的观点表现出反对、支持或磋商的立场。作为对外传播的主体，中国政府会把有关中国的价值观、立场、态度、意识形态意义类型编码进这个空间内，对外传播的话语受众则依据已有的知识对这个意义进行解码或重新建构。本研究的重点则是这种意义的编码模式，又称之为话语模式。

本文采取了一种话语研究的批评实在论立场。批评实在论的主要观点有以下两点：一是主张话语与非话语之间的区分，两者之间是辩证实现关系；二是在承认话语建构受制于物质世界本身内在的可能性和制约性的同时，更多地强调了话语的社会建构功能。在批评实在论的视角下，任何话语的建构都受制于非话语的因素，这种制约也说明了话语建构的目的性和意识形态的特征。采取话语研究的批评实在论的优势在于：第一，批评实在论基础上的话语分析能通过对非话语语境的分析，来解释为什么人们采取某种特定的话语；第二，批评实在论的方法能够帮助人们解释物质实践对话语实践的影响；第三，批评实在论不但能描述出个体(群体)使用话语来建构特定现实的方式，而且能够把个体的谈话放置在物质实践当中，这种物质实践进而构成了可以协商的对象。我们把这种个体话语的语境化作为一种道德的立场，如果在分析个体话语时不考虑它的物质存在特征，就不能公正地对待个体的生活经验。

话语来源于社会结构，是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首先，话语构成了社会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通过观察社会变迁过程中留下的“话语痕迹”，我们可以描述、阐释和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现实。因为，一个基本的假设是，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或社会现实，就会有什么样的话语或话语体系。例如，西方记者对新闻的表达方式往往具有个人主义色彩，他们表述的观点也往往代表自己的主张，而中国普遍存在“记者应该最大程度地代表社会”这一观念。此外，西方记者往往因为西方文化具有争论和辩论的特点而非常乐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相反，中国的媒体机制与西方完全不同，记者也往往被认为是代表某一个媒体或政府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中国文化中的“仁和”思想与西方的辩论传统也不尽相同。正是由于存在以上的差异，中西媒体的话语在表述同一件事件时往往有很大的不同。其次，话语是建构社会现实的重要手段。话语的建构属性涉及社会建构主义。对于知识的来源这一问题，社会建构主义和实证主义有不同的回答。实证主义者认为，世界的本质可以通过观察来揭示，而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人类理解世界的范畴并没有必要直接指向现实的区分，我们应该采取对想当然知识的批判性立场，对“我们的观察能毫无问题地产生对世界本质的认识”这一观点应该持一种批评的观点。社会建构主义对“知识的来源是客观的、没有偏见的观察”这一观点也是持反对观点。因此，社会建构主义是作为传统的实证主义的对立面而产生。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并不是来源于客观的现实，而是来源于包括现在和过去的其他人。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时，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一系列的概念框架和范畴。范畴的习得是伴随着语言的使用进行的，也就是说，人们的思考方式，能提供意义框架的概念和范畴都是由语言来提供的。因此，由语言所表述的范畴是人们思维必需的先前条件。这也是为何福勒(Fowler)在研究新闻中的语言时指出，“新闻是一种实践，是一种话语，它们根本不是公正的社会现实和事实，而是对‘现实的社会建构’的干涉”。

就中国对外话语传播模式的整体而言，中国对外传播话语的主题、范式、方式、方法都有了很大的改变或者说是进步，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一些具有时代意义和时代特征的话语逐渐产生并在世界范围内流转，例如“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中国对外传播话语的视野和格局逐步扩大，话语主题范围也越来越广，话语中的态度类型也越来越丰富，大国责任与担当逐渐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新标识。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故事的讲述(或话语权的使用)尚未达到理想程度。这一方面是因为设置全球议题的主导权一直掌握在少数资源大国手中，他们通过媒介的传播与扩散对世界上多数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逆转；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主体意识的模糊性。应该说，我们的传播者还没有把自身发展模式的“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讲清楚，也很少在有关人类发展的全球性议题上发出引领性的声音，显示自身的影响力。在这方面，中国媒体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诚实、具体、平等、平和、全面的话语也许是中国对外传播话语的最好模式与原则。精准传播，主动设置议题，加强对外传播话语中的人文关怀，进一步注重大国责任与担当，占领大国道义的制高点，积极考虑受众，增加故事的趣味性，增强中国对外传播话语的互动性等原则或方法，无疑是提升中国对外传播话语能力的重要策略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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