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光 刘 彬｜理性认知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分析框架

摘要

从经济全球化历程来看，科学技术、市场经济以及国家开放政策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条件。当前全球化的波动是一些国家对全球化的收缩和调整政策所致，其根本原因在于对经济全球化的错误认知和全球经济治理实践的扭曲。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存在双重效应和非中性，掩盖了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失能造成的分配不公，从而形成将经济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的错误认知。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在主体、理念、机制、内容上都与理想的全球治理存在较大偏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一种人类优先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这种关照他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注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联动、提倡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是正确认知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的世界观。

作者

陈伟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刘  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讲师 

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滚动支持项目“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与战略选择”(项目编号：IRT_17R26)、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全球正义视域中的逆全球化研究”(项目编号：19CGJ035)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于《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人类发展历经了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的演进。一方面，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另一方面，各地区间的关系由相互封闭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的整体。近代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开启了以资本、生产、贸易和劳动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拓展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作为世界经济的一种客观现象，经济全球化不仅使世界产生了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依存，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由此带来新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并成为人类进入一个全新时代的标志。经济全球化在为世界带来福利和繁荣的同时，也带来收入分配不平衡、系统性风险的传播乃至经济金融危机等全球性挑战。面对这些全球性问题的冲击和随之而来的逆全球化潮流，经济全球化及其治理将走向何方？如何正确认知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性经济问题，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有效规避全球化风险和化解全球性问题，引导全球化为世界带来更多福祉？这是一个时代性的课题，也是一个世纪难题。

理性认知经济全球化

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来看，总体上是从低级向高级、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和延伸的过程，其中，科技进步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国家对市场自由开放与经济保护政策的不同选择，全球化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而是呈现兴衰交替、复杂变迁的波动特征，其中，市场开放与经济保护政策的权衡使用往往起到关键作用。近年来逆全球化兴起，经济全球化的前景似乎蒙上了一层阴影，面对不同的观点和争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条件和演进规律，并判断其可能走向。

（一）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与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关节点。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演进需要满足科技进步、市场经济与国家开放这三个重要条件。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高度与经济开放政策相结合的必然产物，表现为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开放的条件下，要素和商品在跨国流动、交易中形成全球市场的过程。我们回答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趋势，也可以通过这三个条件加以审视。

首先，科技进步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演进都是以新技术的发展为先导。尽管对经济全球化的阶段认识不同，但科技进步一般都是学者划分全球化阶段的重要指标。科技进步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演进的历史标识：15世纪，依托航海技术的发展，才有了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成为人类全球范围交往的开端；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从此开始了大量的跨国贸易，标志着经济全球化的开端；19世纪中后期，以电力和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科技革命造就了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20世纪末，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让世界真正变成了“地球村”，成为推进全球化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可以说，科技进步加速经济全球化的扩展趋势是客观的，难以被人力所打断。

其次，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制度基础，以价格放开为标志的市场经济模式基本覆盖全球，市场经济原则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广泛共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随着冷战的结束，苏东国家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被纳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形成全球统一市场。转型国家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对接全球市场，推动经济全球化从广度到深度的蓬勃发展。市场经济的力量是巨大的，将各国卷到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之中，呈现出贸易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等特征，更关键的是形成了统一的市场规则，促进了全球经济体系内的国家充分竞争合作，而非市场经济国家丧失借助全球经济一体化得到发展的机会。

最后，在科技进步大势和市场经济秩序条件下，国家在市场面前采取怎样的政策，尤其是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开放政策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比较优势理论奠定了国际自由贸易的基础，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收益成为国家的重要经济政策，国家由此逐渐走向开放。其中，最为典型的自由开放时期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主导的长达30年的放任的自由贸易时期，以及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主导的贸易自由和扩张的时期。但是，自由贸易政策并非国家对外政策的常态，大国始终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间摇摆，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根据自身的需求采取相应的不同程度的开放政策。一般来讲，大国在崛起进程中，都采取程度不同的贸易保护政策发展自身的民族工业体系；当其生产能力和水平具有绝对优势的时候，通常会减少贸易限制，实施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崛起进程中都无一例外地使用过保护政策，而成功崛起并成为超强国家的英国和美国，分别引领了上述两个自由贸易时期。可见，在短期内，大国的政策会在一定时期内影响经济全球化的走势，经济全球化因此呈现波动态势。

在上述经济全球化三大条件中，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是人类的重大发明创造。前者是人类探究自然规律的结晶，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阶梯，具有不可逆转性。后者是人类长期经济活动中自发演化和建构设计的一种社会制度，作为人类非物质性的伟大发明，市场经济是目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纳的经济体制，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国家开放是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选项，主权国家一般会根据总体战略利益、内部党派、利益集团的利益和权力分配以及其他国家在开放中相对的收益来综合考量开放的程度，国家开放一般具有一定的弹性和波动性。当前，存在逆全球化的浪潮主要是西方一些国家对贸易、投资、人员等开放政策作出收缩性安排，表现为对超级全球化的一种调整，反映了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的存在。所以，尽管经济全球化不存在根本性的逆转，但全球化深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曲折性和波动性贯穿于整个全球化历史。

（二）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问题

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经济全球化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谁得利谁受损？这些问题的解答伴随着全球化和反(逆)全球化浪潮的起伏而不断得到深化。我们可以分成两个维度考察：从人类整体上看，经济全球化有两面性，即正面效应——“公益”(如整体福利的增长)和负面效应——“公害”(如全球金融危机等)；从不同主体来看，经济全球化具有非中性，即不同的人在这一过程中的收益不均或利害分离，产生所谓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收入分配问题和就业问题。

经济全球化具有两面性，即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正面效应体现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在全球市场配置，通过全球范围的贸易能实现整体效率增进，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告诉我们，各国通过贸易能够促进整体福利的增加，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总体上看，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增进了全球整体福利。对于国家而言，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收益。同时，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运行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全球性问题，产生负面效应。这些问题在多数情况下，单一国家没有能力也缺乏必要的意愿加以控制和解决，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主体共同参与、协调合作，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来防范和化解，这是人类的共同责任。例如，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聚集和传播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外溢问题、国际经济犯罪(如洗钱、跨国逃税)、全球贸易失衡以及全球发展不平衡等。

经济全球化结果的非中性即参与者收益的不对称。经济全球化是以全球自由贸易为基础而逐渐发展深化的。所谓非中性，是指经济全球化存在局部性和对立性的效果，主要在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人们获得的收益不同，收益分化的原因往往被认知为赢者对输者的剥夺。经济全球化的非中性表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的收益存在巨大差别。总体而言，发达国家获益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拥有发展中国家稀缺的资本、技术等要素优势，同时全球贸易及其治理制度是由发达国家制定并执行，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权力和偏好。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总体收益增加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尤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金融部门获取了大部分利益。虽然这一过程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兴起以及就业、技术和管理效率的提高，但是这一收益分配并不公平，发展中国家长期居于产业链的低端，付出了生态环境、工人低收入的代价。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建立、转移和扩大，南北矛盾集中于分配不均的问题，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希望从固化的全球生产链低端向高端攀升，新南北矛盾对战后建立的多边体系提出了包括决策民主、治理深度、共识基础、权利义务细分、效率等方面的挑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整体性崛起，全球分配正义的诉求在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加强。

二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一国内部不同行业间收益差异巨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获得较多利益，而劣势产业却会遭受损害并逐渐萎缩。如美国的金融、高科技创新行业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取大量收益，52%的社会新增财富全部流入1%的人之手；同时，美国本土制造业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逐渐空心化，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美国制造业大量转移，该产业劳动者从1953年的30%下降到2015年的10%，而美国制造业工人在失去工作后获得的新就业机会，薪水往往大幅缩水。“在2014年，重新找到工作的工人中，五分之三的工人工资减少，三分之一的工人收入减少了20%以上。”可见，在经济全球化深化过程中，美国以产业工人为代表的中下阶级收入停滞甚至倒退，成为美国制造业衰退的受害者。

综上所述，科技进步、市场经济和国家开放政策共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提升了全球市场配置资源的整体效率和人类的总体福利。“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是世界发展大势。”由于经济全球化存在负面效应和非中性结果，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及其利弊问题存在认识的误区，这种误区既可能来自对全球化的片面认识，更多可能还是有意为之，将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夸大，以转嫁国家治理能力缺失的矛盾。“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所以说，对于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知这一进程并采取理性行动。

经济全球化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联

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并正视和解决全球经济问题，需要新理念、新视角和新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经济全球化时代认知的规律性总结，经济全球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

从概念上看，所谓“共同体”是指“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种族、观念、地位、遭遇、任务、身份等)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既包括小规模的社区自发组织，也可指更高层次上的政治组织，如民族与国家”。从最早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构建的“城邦”共同体，到中世纪的“教会共同体”，再到近代以来对国家“共同体”的构建，以及现当代社会学对“共同体”(社区、社群)的研究，“共同体”都存在共同价值、共同利益、共同情感与关切、共同地域或血缘、共同身份等特点。从经济全球化过程来看，以国家为分界线相对分割的世界，因频繁的跨国经济活动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世界，不同国家、地域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性不断强化，家庭、企业和政府作为经济主体，以消费者、生产者和调控者的身份参与全球经济的合作、交流和互动，世界经济高度一体化，形成了人类整体作为共同体的一些重要特征。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促进了要素流动速度的加快和范围的拓展，构建了人类共同行动空间。经济全球化不仅实现了全球化商品贸易、比较统一的要素市场和高度分工的全球产业链，而且通过现代通讯技术和物流能力，货物、信息、技术在全球传播和扩散的速度也大为加快。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经济全球化不仅是一个关于日益增长的世界贸易和市场的连接，同时还表现为能够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小的许多事物的包罗万象的表述。”通过经济全球化为先导，人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不同文化、宗教、社会交流碰撞，实现了“地球村”式的交往，国家、地域间的区隔大大削弱，形成了人类共同行动空间。

第二，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相互依赖的形成，发展和深化了共同利益。经济全球化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是将共同利益这一“蛋糕”做大的过程。各国主动或被动卷入世界市场，逐渐意识到开放经济是自我发展的有效方式。也就是说，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市场的有序运转是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既是自由市场体系出现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国际合作得以开展的基础。各经济体之间以全球市场和高度分工为基础，形成了高度的相互依赖关系，这就意味着一国很难与他国完全隔绝，个人的生存发展与他人的生存发展互为前提，合作发展是全球化时代的主旋律，相互依赖的关系为人们形成“共同体”这一共同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条件。

第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密切的相互依存，同样造就了人类命运不可分的客观事实。也就是说，由于存在人类的共同风险和危机，可能对人类整体造成普遍性伤害，甚至是毁灭，从而构成了人类整体的共同命运。温特认为，共同命运是指每个人的生存、健康、幸福取决于整个群体的状况，只有当共同命运是客观条件的时候，才能够成为集体身份形成的原因。在温特看来，命运共同体是由第三方建构的，包括人的建构和物的建构两类，如欧洲入侵者对美洲大陆的侵略建构了当地印地安人的共同命运；还有物的建构，如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破坏、自然灾难等建构了人类生存环境的共同命运。在西方的命运共同体理论中，共同身份是通过异质的“他者”或“他物”而实现自我建构的，呈现的是冲突与对立关系。作为东方智慧的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他物”对人类生存发展的挑战，构成了人类整体身份认同，否定建立在与“他者”冲突基础上的狭隘的共同身份，认为对待不同的主体应该“承认世上存在着多元的主体……在这些多元的主体之间寻求良善的秩序”，让共同体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承认共同命运由“他物”建构的形式，而在不同主体间承认和而不同，通过求同存异达到和谐共生，这种区分打破西方对异质主体的对抗思维，是对西方共同命运理论的超越。

第四，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真正构成相互关联整体的先导性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人类”共同身份和共同价值的认知。以经济交往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促成了资本、货物、人等全要素的全球流动，全球的流动使人类构成相互依赖的整体。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人们形成了一定价值共识，例如，对人权的基本保障，对社会基本价值的认可，包括对国际制度的共同遵守，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护，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援助责任等，形成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互动的基本共识，这些价值同样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和实践基础。不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身份和价值共识仍是脆弱的，还没有一个政治过程和机制去保障这一理念的实践，需要国际社会不断扩大互信与共识。

综上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生活联系加强并随经济全球化深入而逐渐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所有人作为整体的共同体，在其之外不存在更大外延上的共同体，具有普遍性和终极性的特点。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给人类带来共同利益的增长，形成了人类高度相互依赖关系的状态特征，同时，全球经济的整体利益、系统性风险将人类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了具有共同价值、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的共同体，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种人类整体主义的方法论，从人类作为整体的高度认识全球经济，这给当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全球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整体主义方法论，通过全球高度重新审视、统筹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关系，关照他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联动，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增长。

理性认知全球经济治理

全球经济治理是经济全球化的逻辑结果，是伴随全球治理话语体系的发展而兴起的理论概念。全球经济治理的价值取向体现世界主义的情怀和“善治”目标，其核心是多边规则为基础的合作共治，其要义在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通过相应的国际机制和特定的制度安排，对全球经济领域的共同问题进行治理。然而现实中的全球经济治理实践，与全球经济治理价值理想和应然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正确认知，有助于我们找到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内在联系。

（一）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基点与应有之义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和非中性问题，是采取保护主义、封闭主义甚至以邻为壑的方式来阻断全球化风险，还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共同应对和处理这一进程中的共同挑战，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逆全球化政策是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消极规避；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规律，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共治系统，是积极回应和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理性之路。经济全球化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合法而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其理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全球经济治理是多边主体的治理，相互依存条件下多边协调合作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合法基础。国家、跨国公司与全球公民社会都是全球经济治理的行为体。从国家层面看，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在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国家作为单独的行为体，既需要独立行事的能力，同时国家间政策相互影响和协调成为常态，“国家间合作是一种特定类型的交换。它涉及一国根据别国政策的调整而相应地调整政策或预期”。大国通过国内政策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具有整体的连带性，大国间的政策协调往往迫使小国进行调整，国家间不可避免相互影响，甚至是相互干扰，这意味着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国家之间需要互相协调才能实现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

第二，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善治，“善治”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体现了世界主义的价值关怀，追求全球正义与民主，重视不同主体间利益的融合与协调，“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全球经济的“善治”认为，有效的、合法的治理是市场、国家和社会共同协调的结果，在寻求治理的解决方案上，存在界限和责任的模糊性，国家与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互动形成共同的治理网络。跨国公司是全球市场的关键主体，“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各类产品生产与流通，引导或支配着全球经济要素的流动方向，成为此轮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和主要承载主体”，深度影响了相关政策以及国际经济制度的塑造。全球公民社会，如行业协会、商会等，也会在具体行业和专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无论国家、社会还是市场，都需要发挥重要作用，不能离场，这是国家、社会、市场各主体通过合作与协调达到结果最优的过程，同时需要满足正义、民主等合法性要求，任何一方的缺失或失调都会产生治理问题。

第三，全球经济治理的准则是多边机制为基础的制度体系。二战以来确立的联合国体系以及政府间的多边国际经济组织，奠定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基础，也是维护和平与发展这一国际环境的制度保证。多边机制要求不同行为体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平等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冷战结束以后，联合国试图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提高参与性和合作程度，扩大多边机制，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全球公平正义。

第四，全球经济治理的对象是全球经济问题，即全球或跨国经济领域内的共同问题，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全球宏观经济协调问题；二是全球货币和金融问题；三是全球贸易投资治理问题；四是全球能源资源协作问题；五是全球发展与贫困问题。全球经济治理的这几个方面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全球经济问题凸显而逐渐形成的，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治理，实现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均衡发展、纠正全球经济的失衡和缩小全球收入差距、促进全球经济良好运转等目标。可以说，全球经济治理的各个领域方兴未艾，仍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实践和理论空间。

（二）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路径与现实问题

全球经济治理理论的兴起，丰富了国际政治经济理论，也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价值指向。但是，从全球经济治理实践历程来看，实然和应然的全球经济治理仍存在较大偏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治理理念和价值上，世界主义式微，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美国霸权治理违背了以善治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漠视全球正义和民主诉求，排斥不同国家间利益的融合和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与倾斜。美国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利益至上，以征收关税、筑墙、挑起全球性贸易摩擦、拒绝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等方式，强化国家中心主义理念，是全球经济治理理念的一种倒退。

第二，在治理主体上，传统美国霸权主导的多边制度“权力－社会目标”利益包容性下降，偏离了多边合作与协调共治的轨道，全球经济治理陷入困境。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霸权相对衰落而非西方国家迅速崛起，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吸收了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参与，G20峰会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虽然这一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但是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希望维护其霸权却拒绝承担霸权责任，走向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利益的分歧导致各方寻求新的双边或区域合作形式，多边主义受到严重的挑战，全球经济治理参与者的权利、责任分配矛盾凸显，侵蚀了治理的合法性根基，世界经济面临失治的危险。

第三，在治理机制上，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为基础，全球经济治理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规则和统一标准，规范全球经济行为，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一机制更多反映的是美国霸权治理的利益，离公正合理的多边机制准则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在美国单一霸权相对衰退、单边主义回潮情况下，治理机制的功能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碎片化严重，存在失灵、失效的困境。例如，WTO面临重大挑战，围绕以WTO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多边机制改革难以形成共识，WTO的机构争端解决机制濒临瘫痪；世界银行面临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援助效果式微的困境，多边治理机制改革和完善难以推进。

第四，全球经济治理与国家治理协调不够。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需要全球经济治理和国家治理协调解决，国家治理不可能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缺席。“无论是权力配置还是治理能力，国家行为体远高于非国家行为体，这种非对称的全球治理双重结构模式是目前全球治理的现实格局。”国家治理既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在国内层面，需要通过提高国家能力，积极发挥再分配的功能，同时还要考虑全球的联动效应，与全球经济治理联动，注重效率与公平的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不仅意味着完整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并实现相互平衡，还要求实现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与市场治理的良性互动。”这就意味着需要国家统筹国内市场与全球市场、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对国家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加以协调，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挥自主性，增强对风险的预判，管控全球社会和全球市场给国内带来的压力和危机。

全球化治理委员会曾勾勒出全球治理的理想蓝图，即全球治理(包括全球经济治理)寻求超越宗教种族、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等障碍，制定具有普遍共识的跨国原则、标准和规制，主张世界政治回归以联合国为中心，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和决策权得到扩大，增强法治和公平原则的地位。这意味着全球治理权力结构得到改善，更能体现现实权力的变迁，全球经济各项机制更加完善，更好反映全球化时代并积极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然而，正如文中分析的那样，这些良好主张并没有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中得到实施，随着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多边主义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强化，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反而愈演愈烈，多边制度秩序面临危机，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发展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大国之间理念相左、利益分歧和制度性权力争夺，难以形成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合力，最终导致全球经济治理陷入困境。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观照下

的全球经济治理

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共同的价值理念，其价值共识是客观存在的，否则难以进行共同治理。奥兰·扬认为，“治理不仅仅限于建立和运行制度，其他还包括共同的价值体系、社会规范和文化实践，以及社会团结的观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共同体观念”。由此可见共同体观念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重要性。面对全球经济治理实践与理念之间的偏差，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全球经济问题，需要理念、制度和范式的创新。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全球治理理念的多元化为扩大中国理念的吸引力提供了新契机，促进我国在创设全球治理新平台、提供规则系统性调整上提出新的方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观照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则是这条重要的创新之路。

第一，在理念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人类整体出发，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基于全球市场和全球社会的全局，从整体上优化人类生存和发展状况；在具体发展问题上，更注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形成全球经济的良性互动，在把握共同发展的趋势下寻找合作的契机，深化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观照下的全球经济治理立足于全球多边主义基本立场，体现了民主开放、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普遍参与、合作普惠等共同价值。

第二，在道义和利益分配上，以正确的义利观推动普惠公正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全球经济治理应该兼顾效率与公平，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分配不公是最为凸显的问题，需要解决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共同繁荣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利益分配提出了新安排”。各国之间高度相互依赖，利益之间高度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家应减少相对获益的考量，“各国在努力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要兼顾到他国的合理关切，在寻求本国发展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的发展”。因此，强调共同发展、合作发展，而不是只关注自身利益，这就需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必须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可见，中国不仅关注扩大和实现共同利益，同时强调利益分配的正义性，让做大的“蛋糕”更合理地分配，而不是片面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观照下的全球经济治理能正确处理义利之辩，平衡义与利之间的关系，扩大全球经济合作的基础，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在全球分配中更加公平公正，促成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实现全球层面的共同治理。

第三，在治理主体上，既要发挥国家的治理能力，同时也要多元主体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人类整体，人类整体的福祉是最终的落脚点，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必须考虑政治的现实，国家仍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主体，而且国家的治理范围是全方位的，能力是综合性的，所以，国家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承担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责任，在国际制度规范下，协调不同国家的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同时，也要充分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协同各类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论坛、跨国公司以及行业协会等多元行为体，发挥各自独特的功能和作用。总而言之，这种多元共治应该是与各种行为体能力相符、义利明辨、权责匹配的治理，同时也是具有更大利益和价值包容性、广泛参与度以及国家间协调性的治理。

第四，在治理机制上，维护多边制度秩序，改革和完善多边合作机制。多边制度秩序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国际制度原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观照下的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要求。吉尔平认为，自由国际经济的确立、维持和成功运行需要一个政治领导。在霸权之后，世界经济秩序则需要多边领导和政策协调。尤其是在大国贸易摩擦、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新的变化因素冲击下，为保证全球经济平稳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观照下的多边治理机制应该在联合国框架内，以G20峰会机制为核心，继续建立完善政策协调机制，并聚焦全球经济治理的长效机制建设，保证机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第五，在导向上强调共同发展、合作发展、联动发展。发展是社会稳定有序的基础，推动以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及其治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式，“一带一路”建设是践行共同发展的国际合作倡议，是以发展为导向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支配下的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实践，需要“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发展合作，提供了全球发展合作的新模式。以发展为导向的合作模式减少了援助的政治附加条件，强调各地本土资源和自身政治发展路径存在特殊性，注重经济发展和国家能力建设协调并进。从合作的资源来看，“一带一路”不仅吸收了来自官方的援助，同时结合企业和民间资本的投资，整合援助、投资和贷款等多渠道投融资模式，实现了资金多源性和合作多元化；从发展的主动性来看，超越了以援助国为主的非对等合作模式，发挥受援国的主动性，实现合作互惠，增强了双方的积极性；从机制化建设来看，“一带一路”是区域合作的重要方式，通过六大经济走廊连接众多发展中国家，并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新的投融资渠道。无论其目标还是实践，“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的多边合作是一致的，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包容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不仅增强了区域治理机制的灵活性，也为全球经济的多边治理机制提供了一种新范式，“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结 语

人类已经进入并处于变动不居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在这一复杂的不确定时代中，充满各类悖论与矛盾，经济全球化既表现为经济上的一体化趋势，又表现为政策上的分离倾向。特别是在目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浪潮甚嚣尘上之时，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经济全球化及其治理的本质特征。

第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给人类带来共同利益的增长，形成了高度相互依赖的人类关系状态特征，同时，全球经济的整体利益、系统性风险将人类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了具有共同价值、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的共同体。可见，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了客观的物质基础，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也提供了审视经济全球化的整体视角。

第二，经济全球化发展是近现代以来人类发展史上重要的特征之一，这一历史进程不存在根本性的逆转。因为科技进步、市场经济、国家开放是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尽管存在对全球化路径、规则之争，国家政策会在开放与封闭之间摇摆，但是科技水平和市场制度是发展的、稳定的、不可逆的，科技力量和市场选择会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一些国家特定的逆全球化政策不足以阻挡整个全球化进程。

第三，由于经济全球化对全球既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面效应，同时又具有非中性，不同的经济主体收入分配不同，造成了一些国家行为体对经济全球化认识的不同，甚至将许多矛盾和问题错误地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或其他参与全球市场的国家。事实上，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始终存在，是全球性市场的固有属性，责任不在于全球化，而是需要建立一个事前的风险预防机制和事后的纠偏机制，既需要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合理改革，也需要参与国的国内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有效地协调互动。

第四，经济全球化时代客观上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合法和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经济治理要义在于倡导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建立公平、效率、协调的多边机制，规避全球化风险和化解全球问题，谋求公共福利最大化。然而在实践中，这些主张和愿景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响应和实施。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在利益包容性、价值公平性和机制民主性上的缺陷，在国际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变迁过程中凸显，面临制度失灵失效而改革动力不足的困境；当前美国采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逆全球化政策，甚至发起全球性的贸易摩擦，是非理性的，更有悖于基于规则的全球经济治理，加剧了国家间的摩擦与冲突。可以说，全球经济治理实践与理念的偏离，在于日益增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和个体(国家)与相对获益以及对权力地位追求的固有观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集中表现为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僵化而无法适应权力变迁，这也意味着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在很长时期都将无法跳出既有理论和实践的框架，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第五，人类命运共同体观照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是正确认识和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的重要途径和必然选择。这一理念从人类整体合作的高度，强化了国家主体间日趋复杂的相互依赖，以更加整体的视角去理解世界经济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正确的全球经济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理想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观照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倡导公平、包容、普惠的经济全球化，主张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治理机制，维护多边制度秩序，体现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应有之义，践行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弘扬了正确的义利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观照下，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探索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开辟了全球经济治理实践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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