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继武｜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概念创新：一种比较分析

摘要

概念是描述和认知世界的基本工具，也是理论建构的核心要素。基于描述新的国际关系事实以及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话语权的需求，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概念创新有五种基本路径，包括基于普遍国际关系事实和特殊国际关系事实的描述和理解的创新，重构主流国际关系概念，借鉴与引入中国传统国际关系概念，分析国际关系规律、行为模式和秩序理念。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创新的方法论基础为比较方法、类比方法和归纳方法的运用。概念创新需要遵循自身的理论逻辑和事实规律，规避相关的方法论操作问题，实现描述和解释国际关系事实的功能和中国国际关系概念的普世意义。

作者

尹继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原文

刊载于《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呼声日渐增多，近些年也诞生了相关的代表性理论成果，产生了相应的国际学术影响，比如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和共生学说等① 。除了体系理论外，相关中层研究及其理论成果也日渐丰富，在政治经济学、安全与战略研究以及中国外交理论等领域，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创新。虽然这些理论成果的核心概念的学术影响不如上述体系理论，但仍值得总结其理论创新的概念基础工作。概念是理论体系中最为基础的构成部分，也是理论研究和观察、分析现实世界的基本工具。基于此，有必要梳理既有的研究成果创新，进一步辨析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概念创新问题。

01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概念创新的必要性

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都离不开学术概念的使用，二者的区别在于：理论研究需要运用并创新概念，得出一般性的规律和知识；而议题和政策研究只需要运用较为成熟的概念来描述、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事实，并提供对策建议。观察、分析和预测事实都离不开概念运用，也体现了不同理论的逻辑。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言，概念的创新并非是必要的研究工作，因为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贡献知识，而非贡献概念，只有在特定的需求下，概念及其创新才会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而言，这种特定的需求包括多个层次和维度，既有学术研究的需求，也有增强学术话语权的驱动。学术话语权的需要集中体现在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和核心概念都是西方学术研究的产物，尤其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成果，因而，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天然就有一种打破知识话语霸权的愿望，希望构建一套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与概念范畴。概念创新的需求主要是学术研究的需要，而这种需要体现为概念的功能，即描述事实和建构理论的需要。

第一，描述事实的驱动。概念是认识世界最为基本的认知工具，好的概念有助于更为精准地理解国际关系现象的本质和经验范畴。在复杂多样的国际关系事实面前，概念的认知和描述作用体现地较为明显。基于此，概念创新来源于既有概念描述和认知事实的不足，其表现在两个方面：要么国际关系出现了新的事实；要么既有的概念不能很好地用来指涉重要的国际关系事实，因此需要修正、提炼与发展新的概念，以更好地描述所指涉的重要国际关系事实。

对于上述重要的国际关系事实，结合中国国际关系概念的功能，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类情境催生了对于新概念的需求。比如，一些重要、经典的国际关系现象与事实，仍需要对早已成为中外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的概念进行创新，以使既有的成熟概念更为精确、到位。此外，中国对外关系与国际关系的事实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概念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逻辑暗含着中国具有自身特色的、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概念不同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体系指涉中国独特的国际关系事实，而且具有相应的文化特性。除了上述两种国际关系事实之外，国际关系新出现的事实需要学术研究者发展既有的概念，用来描述和认识这种新出现的事实。这些事实的出现，驱动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寻找更为合适的概念来描述其本质属性和外延。在事实之外，还有更为一般性的国家行为模式、观念体系、新的国际关系结构形式、新的因果作用机制等，需要研究者进行抽象提炼。

第二，理论创新的驱动。犹如上文所述，既有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研究已有非常成熟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体系和理论足以用来描述和解释整个国际关系的重要现象。然而，既有的成熟概念体系，由于概念使用的扩散以及所对应的国际关系现象的变化，部分概念存在与所指涉对象不一致的问题。所以，对于一些内涵存在较多混淆的概念，需要进一步辨析整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概念创新，最大的理论动力来源于既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一些重要的国际关系现象，比如中国和平崛起等。如此而言，中国概念体系的创新是对于西方理论及其价值体系的不满。近些年，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于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争取国际话语权、建构理论与话语权的需求日益增多，因而，概念及其理论的求新也是受话语权政策需求的驱动。

综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对于概念创新的追求，与中国的研究属于后起者和追赶者相关。中国概念创新的动力来自于事实描述和既有理论及其解释力的不足。这种对于主流理论及其概念解释力不足的判断，在宏观理念上具有较多的学术认同，但具体分析不足的现象及其逻辑，尚需更多理论研究的支持。

02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概念创新的核心路径

概念创新已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工作，在过去二十年的理论研究中，已产生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些代表性的成果，体现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概念创新方面的基本路径，下文将区分出这些概念创新所遵循的核心逻辑，提炼出其宏观与整体上概念逻辑学的特性。

(一)事实抽象Ⅰ：基于普遍事实发展的创新

国际关系概念是对国际关系事实的抽象提炼，通过界定相关事实和现象的核心特质及外延，并予以命名，从而成为认识国际关系现象及其规律的工具。从这个角度而言，全球层面一些普遍事实的发展，为国际关系概念的创新带来了动力。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新现象与事实日渐增多，带来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核心聚焦议题和对象的迅速变化。

一些重要的普遍国际关系事实，比如，冷战结束后，由于美苏对峙与竞争的消失，国际结构的基本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这种国际结构的变化，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概念加以命名，这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常火热的研究话题。因此，国际格局、极等概念具有相应的创新性，但相关的理论化工作不是非常系统。近些年，随着特朗普意外竞选获胜、英国脱欧等重大反常的国际关系事件的发生，关于当下逆全球化现象的描述，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研究方向，“后真相”概念的引入是对于当下国际关系新事实认知方式的描述，但中国学者在此方面的努力并不多见。此外，冷战后时代由于国际制度、文明规范的发展，大国军事对抗和战争的可能性降低，这种体系层面的重要新现象引发了系列的理论思考，比如，唐世平从进化论的角度，总结了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社会演化中规则和制度的特性，杨原提炼了大国无战争时代的权力竞争逻辑。但总体而言，对于普遍性的全球国际关系新事实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在于对新事实的描述和所带来问题的分析，而非从理论层面进行概念创新，重构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事实抽象Ⅱ：基于独特国际关系事实的创新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理论创新普世性与独特性的争辩，独特性的路径获得较为广泛的支持，即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基于中国独特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经验的总结。这些独特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经验，对应着独特的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因此，中国对外关系中独特性事实的提炼和分析，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概念创新的重要来源。

这些独特的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事实，并非仅仅是当下中国对外关系的事实，同时也包括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的独特事实。获得广泛关注和学术影响的是对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等级制与秩序结构的概括，即天下体系与朝贡体系的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天下体系、朝贡关系的概念成为这种独特性国际关系最为核心的概念提炼，也获得了相应的国际学术影响。甚至有美国学者借此概念，进一步论述当下美国作为霸主的联盟体系也是一种朝贡体系的逻辑。也有对中国和西方战略思维的比较分析，其认为中国战略思维是辩证思维和关系思维，而美国战略思维是逻辑思维和类属思维。除了对于中国古代独特事实的提炼，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论证中国当下的外交政策理念，近些年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关系逻辑和理论价值的论证，属于这种概念创新的体现。这些概念并非学者所提炼，而且侧重于外交政策理念和世界秩序想象，但这些概念并非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概念，因此，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广泛论证，仍属于一种理论概念的创新。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政策理念的论证并没有产生相应的基础国际关系理论概念及其逻辑建构，更多是作为一种政策性的诠释性研究，因此，在概念的进一步学术转化及其理论对话方面略显不足，也限制了其理论价值的贡献。

(三)概念思辨Ⅰ：重新界定主流概念

在近二十年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概念已成为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基础。在引介与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后，相关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已获得了中国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仍有部分研究试图重新整合与界定西方的主流国际关系概念。当然，这项重新界定的工作具有较大的难度，因为从概念体系来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毕竟是属于对西方理论及概念的吸收和运用，而非以原创为主。

在重新界定方面，唐世平的系列研究体现了这种宏观的、基础性努力。在过去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他系统重构了相关核心国际关系概念及其逻辑，其基本的理论路径是找回相关概念的最初提出者，将相关概念提出者对于概念核心内涵的界定进行了整合，精确了主流概念的核心属性，进一步澄清了西方学者对概念的误用、扩大化使用。相关的重要概念包括安全困境、权力、秩序、声誉、信任等。以对防御性现实主义核心概念——安全困境的重构为例，他重新回归到20世纪50年代欧美学者对于安全困境的经典讨论，提炼出安全困境的核心内涵，这包括八个维度，最为核心的是国家意图的非恶意，其起源为结构性的，即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难以确定相互的意图。这种系统化的内涵重新界定，辨析清楚了安全困境的本质特征，以及安全困境理论讨论中的逻辑关系，比如如何减少安全困境等。

正如上文所作的判断，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仍为学习、借鉴与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因此，在系统化重构重要且核心的概念方面，虽然已有相关重要的努力和成果，但仍不是中国关于概念创新的主流路径。

(四)概念思辨Ⅱ：基于古代概念的引入创新

上述天下体系、朝贡关系其实也属于将古代概念引入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议程中。天下体系的引入属于对中国古代独特国际关系事实的一种概念提炼，因为古代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当下中国的对外关系存在诸多的差别。这种古代概念和理论的当代化努力仍不多见，也面临诸多困难。近年来，共生学派的相关研究试图弥补这种古代和当代的割离。上海相关学者对于共生学派的创建，在于引入中国古代的相关核心理念，比如共生的体系概念，以此弥补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冲突逻辑。进而基于中华国际关系学术概念的系统论证，重塑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体系，其逻辑前提在于试图系统论证中国古代核心国际关系概念。基于古代国际关系、文化概念的引入创新，其具有系列的特征。比如，强调差异性，即中国古代国际关系事实和概念均与当今国际关系有着本质差异；批判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认为主流理论无法解释冷战结束、中国和平发展等事实；突出中国事实的独特性，以及相关独特概念能够敏锐捕捉到独特事实的核心本质，包括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对于中国特有概念——势、礼、仁等的系统性引入。

当然，在引入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的路径中也有相应的分歧。一种路径强调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和事实的独特本体地位，因此，系统概念的提炼和理论构建都是为了构建一个与西方主流概念不同的体系。另一种路径则强调理论和概念的普世性，阎学通关于道义现实主义的构建就是基于这种理念。具体来说，虽然道义现实主义引入了中国古代文化概念——道义，但其对于道义的概念化是指向西方现实主义世界观下的战略信誉，而非中国古代文化视野下的伦理道义。在道义现实主义的逻辑中，强调领导国家的道义(战略支持信誉)对于崛起的战略效用。

所以，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概念的引入，独特性路径试图提炼出中国具有一套系统的、非西方的国际关系概念及事实，而普世论者则是结合古代概念，创新西方主流理论体系的逻辑。引入古代概念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当下的国际关系事实中，提炼出这些核心概念的经验表现及其因果作用，构建面向当代的概念及其理论体系。

(五)概念思辨Ⅲ：基于因果解释的概念创新

上述诸种中国概念创新依据的国际关系事实，基本上聚焦于解释对象和描述对象。基于概念对应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区分，概念的核心功能在于描述事实，但也能作为自变量发挥因果关系效应。基于此，提炼相关概念所具有的自变量因果作用，结合中国和全球国际关系的经验分析，这成为中国概念创新中强调因果性的重要路径。

在诸多的实证主义研究中，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发掘了大量的新解释因素，但大部分的概念均是主流的西方概念，虽然这些实证研究在理论构建和解释力方面成就斐然，但并不属于本文所论证的概念创新。相关的解释因素概念创新体现在提出与西方主流的自变量概念不同的新概念，进一步操作化为自变量。比如，基于文化心理学的知识，引入中国文化心理特色的相关概念，即剖析面子、礼制、伦人等概念对于国际关系的因果作用。基于此，进一步提炼概括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行为模式、观念结构和秩序理念。比如，秦亚青在知名的世界政治关系理论中，非常成功地将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关系本位作为关系理论的基本假定，又在中国与东盟等相关案例中实证分析了关系治理的实践逻辑。阎学通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强调国家政治领导力的重要性，根据领导国的道义要素，可以区分出不同的领导类型，进而以中国崛起等权力转移过程作为道义现实主义的验证案例。王逸舟提出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概念，通过对于近些年中国外交变化的案例总结，提炼中国外交在传统不干涉原则与西方霸权的干预政策之间的新特性。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吸取中国文化中关于权力者的“仁”“智”特质的文化要求，提出中国外交要走向“仁智”大国的理念。

虽然在实证研究中，已有不少将自变量的创新作为理论建构的起点，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路径仍是使用既有成熟的自变量概念体系。就理论意义而言，基于描述性的概念创新是认知中国国际关系事实的基础，但仍需要进一步向解释性的概念创新努力，如此，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概念创新才具有更多的理论意义。

03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概念创新的方法论基础

概念创新受需求的驱动，而提炼一个好的新概念需要较好的方法论支持。判断一个新概念是否是一个好的概念也有相应的标准，比如，是否内涵清晰、区分度如何、对于现实的描述和解释力、简约性等。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概念创新体现了相应的方法论意识，重要的有比较方法、类比方法和归纳方法。

(一)比较方法

比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比较与分类、范畴化的方法紧密相关，对于复杂的现实世界，人们必须进行类别化，以此区分出不同的类属，而进行类别区分就得进行差别化的比较。在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创新的方法论意识中，居于核心的就是比较方法，尤其是以中西国际关系比较作为基础。在此，比较方法包括两个层面：

其一是事实比较，即比较古代国际关系事实和现代国际关系事实，这在中国古代国际关系事实的概念提炼过程中表现地尤其突出，因为古代国际关系的内涵和特征只有在与现代国际关系事实进行比较时才能清晰展现。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是基于主权平等的理性原则，而中国古代国际关系则是基于等级制的朝贡原则。事实的比较也包括中国与西方的国际关系事实比较，部分包括前述的古代与现代事实比较。中国与西方的事实比较则更为广泛，包括当下中国对外关系与西方国家对外关系的差异，正是基于这种差异，中国特有的文化概念才具有理论吸收的空间。

其二是理论比较，即在二元价值的设定下，只要辨析清楚一端的基本内涵，则可以进一步提炼出与此相对的另一端的内涵。这与上述的比较事实紧密相关，比较中西方国际关系就是一种二元价值的预设。这包括诸多的相关二元价值，比如，中国与西方、理性与关系、国际与世界、国家与个国、权力制衡与关系制衡、关系思维与类属思维等。这些二元价值成为前述理论比较后概念提炼的基本参照系，也成为中国概念产生的基本框架。

比较方法是中国概念提炼的基本方法，但此方法仍需要注意可能的方法论问题。第一，比较差异性的认知。比较方法的二元价值预设为中国概念提炼提供了一种标准维度。但是，诸多的中西国际关系事实、行为模式等并没有太多差异，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的差异程度在社会学中有广泛的争辩，即到底是程度的差异还是本质的差异，当前的共识更多是倾向于程度差异。然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对于中国独特性的事实和行为规律的提炼，大多强调二元对立的本质差异。第二，比较的对立陷阱。基于二元价值的比较，很容易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之中。就中国的国际秩序态度而言，西方学者普遍掉入中国要么是现状国、要么是挑战国的陷阱，而蒲晓宇正是打破了这种二分比较的陷阱，提出中国的抗争秩序行为逻辑。单边默契概念的提炼也是试图超越西方关于中国战略思维的进攻与防御二分的努力。

(二)类比方法

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并非是一种原生理论，因为国际关系和外交更多是人际和社会层面的关系和行为的投射或延伸。正是基于这种逻辑，国际关系概念创新普遍接受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类比思维，即将人际和社会层面关于关系和行为研究较为成熟的概念和理论，借鉴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从而创新相关的概念。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从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的主流中国理论，比如，秦亚青的关系理论借鉴中国社会学的关系本位假定，道义现实主义引入社会文化中的道义概念，尚会鹏对于人类学中中国人际和行为核心概念——“伦人”的类比。在描述中国外交行为动机中，中国文化心理中的相关核心概念，比如面子、自尊、关系等，均得到大量的引入，从而产生了面子外交、关系平衡理论等。

在类比方法中，有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类比，将国内政治中的行为逻辑引入国际政治，比如共生、道义等；有人际与国际关系的类比，从中国文化心理中大量借鉴相关概念的研究，其都是建立在人际与国际关系的类比基础之上；还有公司市场与国家国际的类比，即从经济学中借鉴相关的理论成果。总之，类比方法建立在可比较的假定基础之上，而后将国内政治、人际和社会层面相对较为成熟的关于人类行为、关系互动的理论概念，引入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之中，重构相关的解释对象和解释变量。

在类比方法的具体操作中，仍需要注意一些方法论的可能弊端或问题，避免类比和借鉴的不合适性。第一，注意到差异性。毕竟人际与国际、国内与国际是存在重要差异的，最为重要的是社会性质和权威的差异，即国际社会的核心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因此，对于类比的差异需要反复斟酌，思考如何才能论证所引介的概念在两种情境中是可比较的、没有本质差异的。第二，当下经验的重要性。国际关系研究毕竟与当下实践紧密结合，而相关类比是对于古代、他者情境中关系性质和行为模式特性的概括，如何结合当下情境仍是非常重要的有待论证和解决的问题。第三，类比与借鉴的情境特性。原初情境中的概念，其核心内涵与所指引介到国际关系情境中，一般而言，这都需要做相应的情境转换，比如政治性、权力性质等的考虑，所以，类比与借鉴只是概念创新的第一步，后续仍有复杂的重构和操作性的工作需要完成。

(三)归纳方法

无论是比较还是类比，其都是将相关事实进行辨析，最后都需要从特定的经验事实中归纳和抽象出特定事实、模式和机制等核心内涵及其经验范围。这是从概念提炼到概念化的工作，这种概念界定属于逻辑学的界定和命名工作。安全困境、关系本位等概念有较为充分的界定，在中华经典概念的界定中，类型学也较为丰富。但相关的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创新，并未较为系统地精确界定新概念，特别是运用内涵外延关系或家族相似性的逻辑学方法。基于提炼一个好的概念的考虑，在概念的界定中，即从事实观察到完成概念命名的过程来看，需要考虑以下方法论的要点。

第一，核心内涵的抽象。从本质主义的路径出发，特定现象群背后都存在相应最为核心的本质特征，这构成区别于其他相关和相近事物的核心特质。由此，如何提炼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所着重强调的新事实的本质特性是核心要务。第二，国际政治内涵的提炼。基于前述分析，中国概念很多是来源于中国文化心理中的核心概念，从社会到政治、从人际到国际的重要转变，最为核心的是政治特性、政治场景等基本特质的概括，否则就是将社会心理层面的特质作为外交与国际政治的核心特质。第三，核心内涵与属性的当下呈现。基于文化心理特质是在社会互动和历史中长期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中国国际关系的事实变化却是巨大的。从近现代以来以天朝自居的朝贡体系的崩溃，到逐步学习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员，中国外交以及所面对的国际关系日新月异。基于此，以较为稳定的文化心理概念来描述和解释动态复杂的中国国际关系现实，尤其要注意到古代概念与当下现实的契合性，以及在当下经验和事实中如何辨析出经典的中国概念及其因果性效应。

综上，抽象、概括以及比较的方法是概念成型与学术化的核心步骤，除了基本的逻辑学之外，还需要更多地考虑政治特性、核心特质以及结合当下经验的问题。

04

结  语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对于理论创新和理论话语权的强烈需求，催生了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创新的系列成果。这些概念创新是建立在特定的概念创新路径和方法论基础之上。基于宏观性的概念方法论视角，本文试图系统分析和反思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创新的需求、路径和方法论，以此更好地理解概念创新的逻辑，为创造更好的概念和中国理论奠定基础。总体而言，经由上文的系统分析总结，本文得出以下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概念创新的结论，这些结论也是对于相关方法论的反思。

第一，概念创新要遵循基本的逻辑，而非目的论导向。基于对动机和需求的分析，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对于概念创新和理论构建的巨大热情，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的目的论偏差。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更多地以事实和逻辑作为需不需要新概念以及如何创新新概念的标准，而不是基于理念或政治需求先行，如此会导致相关概念创新的方法中可能存在逻辑上的跳跃，比如，比较的不合适、借鉴的生硬以及现实需要的建构性等。

第二，概念创新的目的在于实现更好的理论功能。正如前述分析，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概念，其基本功能在于描述国际关系事实，更好地分析国际关系的规律和预测未来的发展。另一方面，好的概念有其自身的相关考察标准。综合这些认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概念创新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即基于更为精确地描述相关事实，捕捉到既有概念不能指涉的核心本质属性，解释既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和事实。在此过程中，很容易陷入虚假的已有概念和理论的描述和解释力不足的预设，换言之，要说明既有概念和理论的不足，必须有具体、实际和针对性的实质论证。此外，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的概念，并不是树立和建立一种新的体系，而是更好地进行知识对话，弥补既有概念和理论的不足，目标在于自身的学术功能，而非政治价值。

第三，考虑普适性的可能和胸怀。犹如上文所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关于概念创新的重要预设就是中国国际关系事实、行为模式、观念体系和秩序理念的独特性，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及其理论体系也应具有相应的独特性。普世论者认为，中国经验和事实并不是独特的，也不是理论创新的必要基础，所以，并不需要新的(来自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对于独特性的强调具有一定的事实支撑，同时也是前述比较和借鉴方法的前提，但过于追求独特性会导致对于差异性的误判，而且也不符合国际政治的核心特征是政治而不是文化的经验事实，进而局限中国概念及其理论的通约性。追求普世性与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建设的基本目标是相符的，概念和理论相通性的假定有助于实现合作、和平与共存，而过于强调差异性是冲突与竞争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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