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志光 | 南宋三省改革与宰相职权演变

摘  要

      南宋建立初期，中央三省机构和宰相职权仍沿袭北宋之制。至建炎三年，三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改革为两省(尚书省、中书门下省)。此后尚书省职能迅速扩大，获得主要的取旨权，成为取旨和执行一体的中枢关键机构。改革后的中书门下省并未继承改革前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职能，权力大为缩小，职权行使主要表现为政务处理的建议权，其封驳职能施行不尽理想。伴随着三省机构改革，宰辅名称和职权也发生相应变化，宰辅的“省份”属性逐渐淡化，宰相权力分配不再以三省机构为依托，相权更加集中，这也成为南宋相权膨胀的诱因之一。

作者简介

田志光，河南大学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宋代宰相机构经过多次调整，宰相称谓多有变化，与此相适应，宰相职权与机构职能也不断演变。北宋神宗元丰改制之前，宋廷以中书门下(简称中书)作为宰相机构，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作为宰相，设置宰相一至三员，一般情况下，首相贴职昭文馆大学士，次相贴职监修国史，末相贴职集贤殿大学士。以参知政事为副宰相(执政)，同样设置一至三员，但中书门下宰辅人数合计不超过五员。宋神宗元丰官制改革之后，以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为宰相机构，宰相称谓改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首相)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次相)，副宰相为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以及尚书左丞、尚书右丞。以上岗位各设一员，满员设置时为六员。关于北宋时期的宰相机构及其职能运作情况，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关于南宋时期宰相机构变迁及其职能研究，亦有不少成果论及，如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第四章《中央行政体制》、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第二章《宋代的三省制》、袁良勇《宋代三省制度演变研究》、贾玉英《唐宋时期三省制度变迁论略》、曹家齐《南宋“三省合一”问题补议》等。以上成果对南宋时期宰相机构的变迁以及职能虽有论及，然未进行系统论述，部分问题尚未彻底厘清，关于南宋时期宰相机构与职能演变的整体情况尚有深入研究的空间。因此，本文拟从背景、制度、人物、事件等多个维度动态考察南宋宰相机构调整、宰辅人员选任与职权演变等情况，以期持续加深对宋代中央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一、南宋初期的三省宰辅职权运行

南宋时期宰相机构及宰相(副宰相)名称演变情况如下表所示：

宰相称谓的调整一定伴随着宰相机构以及职权行使方式的变革，这是毫无疑问的。南宋建炎元年(1127)五月一日，宋高宗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中枢宰相机构一仍北宋之旧，在名义上，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作为首相(左相)主管门下省，门下侍郎为副宰相协助首相管理门下省事务，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作为次相(右相)主管中书省，中书侍郎同为副宰相，协助管理中书省，同时首相与次相也是尚书省的长官，与副宰相尚书左、右丞共同负责尚书省政务。以上分工是宋神宗元丰改制后一般情况下的三省宰辅分工情况，然而在特殊时期三省宰辅的分工和职权有所调整，至北宋后期，曾布、蔡京、王黼等先后担任宰相，他们打着“绍述”旗号，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三省运作机制逐渐被破坏，至北宋末期伴随着金兵入侵开封，正常的三省运作机制完全被摒弃。南宋建立之初，高宗虽然在中央恢复宰相机构，任命宰辅成员，但因当时抗金局势危急，朝廷的工作重心在如何维持重建的赵宋王朝，如何抵御和躲避金军追击，此时期三省随行在迁转不定，但是作为国家中枢机构，三省一直在行使基本的理政施政、参与决策的职能。宋高宗于即位当天就任命坚决拥护其称帝的兵马副元帅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此时行在应天府三省中还有曾僭越称帝的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张邦昌，以及钦宗朝的门下侍郎耿南仲和尚书左丞冯澥。南宋建立的当天，三省即履行职能，史载“耿南仲与张邦昌进呈三省事”，即将三省应该处理的事务呈报高宗审批，第二天辛卯日，高宗欲尊元祐皇后为元祐太后，尚书省提出建议，“‘元’字犯后祖讳，请以所居宫为称”，高宗下诏学士院拟定。五月壬辰(初三)，高宗罢免了张邦昌的左相职务，并于甲午(初五)任命抗金派代表、资政殿大学士、新除领开封府职事李纲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当时李纲尚在开封负责防务，高宗诏其赴阙主持三省事务。这一任命引起了拥立派中书侍郎黃潜善、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的不满，史载：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趣赴阙。先是，黄潜善、汪伯彦自谓有攀附之劳，虚相位以自拟。上恐其不厌人望，乃外用纲，二人不平，繇此与纲忤。黄潜善与汪伯彦作为拥立高宗集团的核心人物，虽然其治国理政能力与声望不足，但此时二人深受高宗宠信，这为宰相李纲(时为唯一宰相)为政三省增添了不少阻力。当月乙未(初六)，护持元祐太后手书至行在称贺的兵部尚书吕好问，被高宗任命为尚书右丞。至此，三省之中书省有右相李纲与中书侍郎黃潜善，尚书省有右丞吕好问，门下省暂无宰辅人员。建炎元年六月己未(初一)，被任命为宰相二十余天的李纲至行在，高宗即令其赴“都堂视事”。六月庚申(初二)，高宗又诏李纲立新班奏事，之后待其他执政退班后，李纲独自留身向高宗上奏十条施政纲领：国是、巡幸、赦令、僭逆、伪命、战、守、本政、责成、修德。李纲所上十大纲领是其理政的基本思路与设想，希望高宗能够按此方略推动国家治理和稳定局势。其中有必要重点提出李纲“本政”之纲领，史载：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于是乎出。故中书进拟，门下审驳，尚书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禀承焉。政出于一，则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于二三，则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系于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系于宰相之贤否，与夫人主听任之重轻，其可忽乎？ 李纲“本政”纲领信息量极大，反映出李纲对宰相职责的清醒认知。他将天下(国家)之安危与朝廷之尊卑相关联，并归结于宰相之贤否，又强调皇帝应该充分信任宰相、重视宰相的作用，同时该奏请也暗含着李纲希望规范三省运作机制、加强相权的意图，重申“政出于一”、政事由中书省进拟的原则。李纲奏事毕，高宗就以上奏请措施反而“与黄潜善等谋之”，第二天(初三)将除僭逆与伪命之外李纲奏请的其他奏疏交付中书省进一步讨论。此时可能李纲已深切体会到高宗与黄潜善的密切关系，所以当天(初三)李纲提出：“崇、观以来，政出多门，纲纪紊乱，宜一归之于中书，则朝廷尊。”此处“中书”即现行三省体制下的中书省，李纲担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按制度规定负责中书省事务，在三省机构设置不完善、宰辅缺员的情况下，将政务一并归于中书省处理，可使他有更大的施政话语权。此时高宗尚且支持李纲，对其提议表示赞同，“诏中书省遵守”。此时在中书省李纲与黄潜善是上下级关系，但因此前宰相人选问题以及黄潜善倚仗自己是高宗亲信和拥立之功，与宰相李纲在政务处理中屡有摩擦，政见相左。如六月壬戌(初四)，李纲提出处理张邦昌僭逆问题的建议时，高宗言：“执政中有与卿论不同者，少迟议之。”对此，李纲仍然坚持己见，史载：执政中有论不同者，臣(李纲)请与之廷辨。上(高宗)乃遣小黄门召黄潜善、吕好问、汪伯彦再对，上语之故，潜善犹力主之，纲诘难再三。…… 因泣拜曰：“臣(李纲)不可与邦昌同列，正当以笏击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勿以为相，无不可者。”伯彦曰：“李纲气直，臣等不及。” 从以上记载可知，李纲欲加重对张邦昌的处罚力度，但以黄潜善为首的其他执政并不完全赞同，最后李纲以辞相做要挟，才将张邦昌等曾受金朝伪命的官员谪降出朝廷。然而李纲这种刚正不阿的性格以及有点意气用事的作风也为日后罢相埋下伏笔。同日，李纲又上《议国是札子》，高宗令“付中书省遵守”。诸多政务在中书省处理，定会导致李、黄二人的不合，作为下属的黄潜善凭借高宗宠信肯定也不愿服从李纲的部署。因此，六月癸亥(初五)黄潜善的职务便调整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载：“中书侍郎黄潜善为门下侍郎兼权中书侍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四载：“六月癸亥，黄潜善门下侍郎。自中大夫、中书侍郎除。未几，兼权中书侍郎。”《宋史》卷二四载：“癸亥，以黄潜善为门下侍郎兼权中书侍郎。”《宋会要辑稿》载：“五日，中书侍郎黄潜善除门下侍郎。”以上记载稍有不同，黄潜善转任门下省副长官——门下侍郎确定无疑，但其是否一直兼任中书侍郎则史无明言，笔者倾向于《宋宰辅编年录》的说法，理由是：黄潜善在中书省与李纲政见不同，矛盾重重，于是请高宗将其调任门下省，这样在隶属关系上黄不再是李纲的直接下属。门下省在制度上还可以审驳中书省的进拟意见，在门下省没有宰相的情况下，黄潜善作为副长官事实上可以代行门下省长官(左相)的职权，然而黄潜善调任门下省后，中书侍郎尚无合适人选，中书省仅有李纲一位宰辅，高宗对此是不放心的，便又令黄潜善兼任中书侍郎，这样在门下省、中书省均可以牵制李纲。对此以两事说明：一是在张悫转官之事上，黄潜善与李纲意见不同。史载：“(六月)壬午(24日)，户部尚书张悫同知枢密院事，时黄潜善力荐悫，故上卒用之。”而在此前，李纲反对张悫近期内担任执政，其理由是张悫刚从河北都转运使任上除授户部尚书，张悫在财赋管理方面见长，在短期内再升迁为枢密院长官不合适，李纲建议暂缓张悫的同知枢密院事任命，待张悫管理财赋初见成效后再改迁，并言“陛下用宰相，臣不得而与，至执政，臣当闻，敢以为请”，于是高宗暂缓了张悫的任命，然“黄潜善迁门下侍郎兼中书后，二十余日竟除悫，盖潜善主之也”。六月壬午，户部尚书张悫任同知枢密院事，距本月癸亥(5日)黄潜善迁门下侍郎正好二十天。二是在关于谋划经略两河的人选与职权方面。史载：“(七月)丙辰(28日)，河北招抚使张所、江东经制使王燮、副使傅亮辞行。先是，李纲建议遣所、亮措置两河，所、亮既行，两河响应。门下侍郎黄潜善疾纲之谋，建议遣河北经制使马忠节制军马，俾率兵渡河。”当李纲提出经略两河的人选时，黄潜善不同意，另荐马忠，后因“潜善固执，上卒从之”，对于黄潜善的阻挠，李纲并未完全妥协，再次力荐张换为马忠副手，以牵制马忠，即“(李)纲复奏以河北制置使张换为副，于是权始分矣”。如此栩栩如生的争斗画面反映出在三省政务运行中，作为门下侍郎的黄潜善对右相李纲形成有力的牵制，李纲施政难度不小。建炎元年七月癸卯，与李纲“论事不合”的尚书右丞吕好问辞去右丞职务，同日，曾与李纲在枢密院共事过的许翰，在李纲荐举下担任尚书右丞，“靖康中，李纲与翰同在枢府，知其贤，至是力荐于上”。当时许翰就任右丞时对政局人事有清醒的认识，史载：“(许)翰蒙恩召至睢阳，再俾与政。是时，李纲、黄潜善、汪伯彦、张悫在枢府，翰察之纲必为诸人所危。”当时黄、汪、张三人皆属拥立高宗派，立场一致，深得高宗宠信，汪与张任知、同知枢密院事，掌控军事，黄潜善为门下侍郎兼权中书侍郎，在三省制衡李纲。笔者认为李纲力荐许翰担任尚书右丞是希望在宰辅人数以及奏事论政中增加自己的力量，即在全体宰辅面圣讨论政务时，有个执政能够支持自己，避免被其他三人联合围攻。然而因尚书省此时作为完全的执行机构，在政务决策与处理中作用不是很突出，许翰就任尚书右丞后至当年八月底罢免，在任一个半月，史籍并无记录他这段时间的政绩作为。建炎元年八月壬戌(初五)，李纲自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改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名义上升任首相，但却离开了拥有实权的中书省。而作为侧近之臣的黄潜善则由门下侍郎兼权中书侍郎升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成为实权宰相。在当时“纲所建白，上多不从”的情况下，正直耿介的李纲仍“以去就争之”，即以辞相要挟高宗，十三天后的八月乙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李纲被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在其正式履行宰相职权的七十余天中，可谓道义当先、不畏祸患、兢兢业业，提出一系列稳定政权的措施，然受黄潜善援引和唆使的殿中侍御史张浚却弹劾李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在反对派的掣肘和攻击中黯然下台，对此，李纲心里也很明白，其言：初首命为相，潜善、伯彦自以谓有攀附之功，方虚位以召臣，盖已切齿。及臣至，而议论伪楚、建请料理河北河东两路、车驾巡幸宜留中原，皆与之不同，而独蒙陛下嘉纳听从，固宜为其媢嫉无所不至。方潜善未相，所以谮愬指摘臣者，不过欲为相而已。今即已相而犹沮抑不已，以是为非、变白为黒，此不过欲臣去耳。李纲所言指出了黄潜善等人与其政争的根源，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二者是政治路线之争，但笔者认为从黄潜善、汪伯彦奸邪的个人品质、曲意逢迎的为政作风以及日后表现出的极强权力欲来看，他们与李纲斗争的根源是权力与地位之争，当然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会反映在政务处理的各个方面。李纲罢相后，黄潜善以右相负责中书省且独相三省，“宰执黄潜善、汪伯彦擅权专杀，将陈东、欧阳澈置之极典”，即将上书为李纲罢相鸣不平的太学生陈东和平民欧阳澈杀害。“黄潜善方得政，专权妄作，斥逐忠贤”，很快将李纲荐引的尚书右丞许翰罢免，并援引同党张悫、颜岐等出任三省执政，此后“黄潜善者专任宰司，与汪伯彦等日益用事”。自黄潜善任右相至建炎二年(1128)十二月己巳，改任左相，同时汪伯彦由知枢密院事改任右相。此期间二人政见比较一致，意气相投，在二人主持下三省、枢密院政务并无重大建树，多是例行公务。如建炎元年九月己酉，“诏谍报金人欲至江浙，可暂驻跸淮甸，捍御稍定，即还京阙，不为久计。应合行事件，令三省、枢密院措置施行”。十一月乙巳，诏：“凡宣旨及官司奏请事，元无条贯者，并中书、枢密院取旨。非经三省、枢密院者，官司无得受。”十二月乙丑，“诏有司，自今除授并行遣有罪之人，并须经由三省及宰执进呈，方得施行”，即三省与主管军事的枢密院共同行使处理国家政务的职责。建炎二年(1128)二月，在“寇盗稍息，而执政大臣偷安朝夕”的情况下，刑部尚书周武仲奏请高宗“愿诏二府(指三省枢密院)条天下大事，与取人才、纾民力、足国用、选将帅、强兵势、消盗贼之策，讲究而力行之”。以上方面均为南宋政府时刻面对的重要事项，从此奏本语境分析，此时在三省运行与宰执大臣理政方面肯定出了问题，很多重要政务没有得到有力推进。当时翰林学士朱胜非说“今行朝事无巨细，皆三省枢密院日再进呈，同禀处分”，大小事务皆须三省奏请裁决，严重影响政务处理效率，于是有臣僚提出“三省旧合为一，文书简径，事无留滞。乞循旧以宰相带同平章事”，也就是建议实施北宋元丰改制之前的中书门下体制，三省合并为一个机构——中书门下，决策执行一体化，由平章事(宰相)负责。但朱胜非认为“如复平章事，则三省规制与昔不同”，即此时的三省与元丰改制前的中书门下在机构设置与运行方式上存在根本差别，时值朝廷迁转不定与国家动荡不安，进行三省改革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这次讨论不了了之。建炎三年(1129)二月己巳，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黄潜善、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汪伯彦同时罢相。黄潜善任右相期间“独当国柄，专权自恣，而竟不能有所经画”。他与汪伯彦可谓沆瀣一气，二人“皆无远略”，“误国，进战退守，皆无策可施”。自南宋建立，二人在高宗的宠信下逐渐掌控军政大权，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在群臣的弹劾下，高宗被迫将其二人罢免远谪，标志着三省枢密院黄、汪时代的结束。

二、“三省合一”的本质与职能转变

黄潜善与汪伯彦同时罢相后，先是由朱胜非升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但不久即因苗、刘兵乱被罢免。接着在建炎三年四月癸丑(初六)，由勤王护驾有功的同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签书枢密院事李邴任尚书右丞，这时三省中仅有此二人理政。七日后的建炎三年四月庚申(13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颐浩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尚书右丞李邴改参知政事。关于这次三省机构及宰辅名称调整的背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二载：时言者复引司马光《并三省状》，请举行之。诏侍从、台谏议。御史中丞张守言：“光之所奏，较然可行。若便集众，徒为纷纷。”既而颐浩召从官九人至都堂，言委可遵行，悉无异论。颐浩乃请以尚书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中书侍郎并为参知政事，尚书左、右丞并减罢。自元丰改官制，肇建三省，凡军国事，中书揆而议之，门下审而覆之，尚书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长，以左、右仆射兼两省侍郎，二相既分班进呈。自是首相不复与朝廷议论。宣仁后垂帘，大臣觉其不便，始请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历绍圣至崇宁，皆不能改。议者谓门下相既同进呈公事，则不应自驳已行之命，是东省之职可废也。及是上纳颐浩等言，始合三省为一，如祖宗之故。论者韪之。《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四七亦载：(建炎三年)四月十三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颐浩等言：“被旨将元祐中司马光等建请并省奏状，召侍从赴都堂，限当日参详。寻请户部尚书孙觌等九员参详，得委可遵行，并无异论。臣等今参酌，三省旧尚书左仆射今欲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尚书右仆射今欲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今欲并为参知政事，尚书左丞、尚书右丞今欲减罢。”从之。以上两段记载的含义大致相同，但又有所区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记强调了三省之前的运作机制以及不便之处，突出了这次三省改革是“合三省为一，如祖宗之故”，即回到元丰改制前的中书门下体制。《宋会要辑稿》所记只着重指出三省长官称谓及岗位设置的改变，并未涉及三省具体合并事宜。此外，以上两段史料均从侧面反映出这次三省(宰辅)改革历时较短，参加讨论的人员范围较小，为了避免议论纷纷，讨论仅限当天，在暂无异议的情况下，即由最高统治者高宗批准实施。相比神宗元丰年间三省改革前期超长的舆论准备和谋划，此次改革显得十分仓促。那么，这次三省改革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宋史·职官一》载：“建炎中兴，参酌润色，因吕颐浩之请，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两省侍郎改为参知政事，三省之政合乎一。”针对如上记载的三省长官称谓调整、三省合一、三省之政合一等问题，目前学界有不同解释，朱瑞熙先生认为，所谓的“三省合一”并不是取消三省各自机构，而是在保留各自机构的同时，三省长官一起议决朝廷重要事务，并一起联名向皇帝奏报请示。贾玉英先生认为是三省长官职能的合一。曹家齐先生认为南宋三省合一有一个较长过程，主要表现在三省实际行政长贰的合一、给舍列衔同奏等行政程序简化以及具体办事机构、吏员裁减等方面。其实，探讨这次仓促的三省改革后的运行情况，还是要从实际政务运作方面去讨论，比如以下问题很关键：三省合一后中枢政务处理机构以何种形式出现？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分管两省事务还是共管三省事务？三省合并后是否还有每省单独理政的记载？参知政事是否管理三省事务，或是继承了原来中书侍郎与门下侍郎的职权？尚书左、右丞的职权是否被参知政事所继承？以上诸多问题均需解答和厘清。首先，我们看三省改革后史籍中有关中枢政务运作的主持和执行机构以及负责事项的记载：建炎三年八月十三日，诏：“今后除官员系堂除得替人，许到都堂见宰执陈乞差遣外，其余词状，如系军期边防急切机密公事，许诣尚书省陈乞，余更不收接，并赴洪州三省、枢密院披诉。”时隆祐皇太后驻跸洪州，百司扈从故也。绍兴元年八月十七日，诏：“尚书省依旧置催驱三省房，并复置催驱六曹房，仍令三省催驱房月具已未结绝文字闻奏。” 绍兴三年正月十四日，诏：“无故入三省诸门，许人告捕，每名赏钱三十贯。余依见行条法。”以尚书省言未有告捕给赏条法故也。通过检阅史籍可知，三省改革后有大量关于“三省”“尚书省”的史料出现，涉及事务较多，有官员选任、官阶与贴职迁转、文案交接、法条修订、礼仪兴革等内容。至于门下省与中书省的情况，在改制的当月月底有所提及，史载：(建炎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中书门下省言：“已降旨挥，中书、门下省并为一省。其中书省正额录事、主事、书令史、守当官共四十二人，门下省正额录事、主事、令史、书令史、守当官共四十六人，两省正额守阙各一百人。左、右司拟定正额，欲依祖额，以八十九人为额。守阙欲权存留一百五十人，中书省六分，门下省四分。”从之。以上奏请的提出者很明确是中书门下省，而且谈及高宗已降旨把中书省与门下省合并成一省，关于官吏配额(涉及正额与守阙两项)问题奏请批准，原中书省与门下省依据一定比例设置各级官吏，其中，左、右司即尚书省(都省)的机构最终采纳了其意见。第二天，又提及尚书省的吏额配置，“(四月)丁丑(30日)，初定尚书省吏额，自都事而下凡二百二十四，其间守阙如两省之数”。以后史籍中有关门下省与中书省处理政务的记载几乎绝迹，中书门下省正式成为一个中枢政务处理的独立机构。而反映在官员设置上就是中书门下检正官的创设，建炎三年五月己亥(22日)尚书都省奏请：“望用熙宁故事，复置中书门下省检正官二员，分书六房事省。”奏请得到高宗批准。之后关于此官职的记载屡见不鲜，如建炎三年六月癸酉，中奉大夫黄叔敖、承议郎傅崧卿并为中书门下省检正官。建炎三年八月，诏中书门下省检正官，岁举官如左右司条例。建炎三年十一月戊申，除太常少卿陈迈为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建炎四年(1130)九月因右相范宗尹建请，该职曾短暂裁撤，后在绍兴四年(1134)三月又复置，直至宋末。关于中书省与门下省合并情况还有如下记载：绍兴元年四月二十七日，“诏中书、门下两省已并为中书门下省。其两省合送给舍文字，今后更不分送，并送给事中、中书舍人”。谈及两省合并后内部文书的处理情况，在绍兴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御史台主簿陈祖礼在谈及御史台派员督查三省文簿时表示：“今来门下省、中书省已并为一省，本台即未敢便依上条作两省轮官前去。”后来诏依点检中书省簿书条例施行，即按照此前监督中书省的方式进行。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原三省中的中书省与门下省在建炎三年四月已合并为中书门下省，开始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运行，与尚书省共同承担中枢政务处理和决策职能。所谓的“三省合一”实际上只有中书省与门下省合一，而史籍中记载的由三省推进或执行的政务也由合并后的中书门下省与尚书省共同推动，但是，按习惯史籍中仍常沿袭“三省”之旧称。那么，中书门下省与尚书省的职能分工又是如何呢？先看中书门下省，笔者查阅《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籍中的帝系、仪制、职官、食货、刑法、方域等章目和条目，发现有大量关于中书门下省奏请各项事务的记载，涉及政令编修、官员管理、财政赋税等事项，大都以“中书门下省勘会”“中书门下省言”的形式出现，似旨在提出建议或发现问题的重要性，奏请皇帝交付有关部门督办。关于尚书省的职权，南宋三省改革后以尚书省单独出现处理政务的事例非常多，涉及财税、官员选任、律条改革、外交、狱案审理等，其中有一项重要职权需要特别指出，那就是尚书省拥有了取旨权，这在北宋时期是十分罕见的。中书门下省与尚书省在涉及取旨问题时，一般是由尚书省取旨，史载：(绍兴五年秋七月)癸酉，诏：“诸路提举常平官将常平事务恪意奉行，无得苟简，致有失陷钱物。如敢少有灭裂，仰户部按劾，申尚书省取旨，重行典宪。” (绍兴二十六年三月)戊辰，诏：“淮南漕臣楼璹创立罪赏，令人告首侵耕冒占田，多收租课，致农民重困。可下转运司相度，条其利害，申尚书省取旨。” 孝宗绍兴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已即位末改元。诏：“今后直言上书并付中书门下后省看详，有可采者申尚书省取旨。” 以上是绍兴、隆兴时期尚书省取旨事项的部分记录，可知尚书省确实拥有了独立的取旨权，尤其是经过中书门下省的事项，在中书门下省审核后仍由尚书省取旨，这就使尚书省有更多的政务处理主导权，可以有更多机会接触皇帝。那么哪位宰执负责尚书省政务呢？从宰相称谓看，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是宰相，也都是尚书省的长官。《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六载：“秦桧秉国政，诸路承顺风旨，应奏闻者，止申尚书省取旨。”秦桧在绍兴时期两度任相，任期长达18年又8个月，尤其是其第二个任期自绍兴八年(1138)三月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长期独相。此期间应该奏请皇帝实施的政务只有尚书省取旨，可见宰相秦桧主要是通过尚书省集权和理政的。那么，副宰相参知政事的职权又是如何行使的呢？我们看如下一段记载：(绍兴五年三月)辛丑，都督行府言：“知泰州邵彪具到营田利害，勘会所陈，委可施行。合关送尚书省指挥。”从之。参知政事孟庾、沈与求见其所关，曰：“三省、枢密院乃奉行行府文书邪？”皆不乐。宰相赵鼎不较，人以为难。都督行府将有关营田事务的文书呈送到尚书省，两位参知政事发表了处理意见，而宰相赵鼎就此事并未作出回应，接下来如何处理大家都很为难。这说明参知政事能够尽早接触并先期处理尚书省政务。又如“(绍兴)七年，魏公独相。三月，诏尚书省常程事，权令参知政事分治。于是张全真治吏、礼、兵房，陈去非治户、刑、工房”，此处言及的魏公即张浚，绍兴七年三月张浚担任右仆射平章事，在政府中是独相，副宰相参知政事为张守(即张全真)和陈与义(即陈去非)。两位副宰相分别负责尚书省日常政务(常程事)，每人分管三房事务。对此，《宋会要辑稿》的记录更加细致：(绍兴七年)三月十日，诏：“军旅方兴，事务日繁。若悉从相臣省决，即于军事相妨。可除中书门下省依旧外，其尚书省常程事，权从参知政事。今张浚条具取旨。”浚乞吏、礼、兵房令张守分治，户、刑、工房令陈与义分治。如系已得圣旨文字，合出告命敕札，并合关内外官司及紧切批状堂札，臣依旧书押外，余并止参知政事通书。从之。当时张浚除了独任宰相外，还兼任枢密使，管理枢密院的军事事务，为了提高政务处理效率，减少宰相日常事务性理政时间，在尚书省职能范围内，除了颁布告命敕札等重要事项需要宰相签署外，“余并止参知政事通书”，“止”字表明尚书省一般例行事务只要参知政事签署即可实施，无须宰相再次批准，两员参知政事在分管的领域内有最终决定权。不久，情况发生改变，史载：绍兴七年九月“癸酉，诏三省事权从参知政事轮日当笔，竢除相日如旧，更不分治常程事”。又如“九月，魏公免，复诏三省事令参知政事权轮日当笔，更不分治常程事。竣除相如故。自是参知政事复通治省事矣”。魏公张浚罢相是在绍兴七年九月壬申(13日)，罢后任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作为独相的张浚被罢免后，三省(实际是两省)暂时没有宰相，而癸酉(14日)即张浚罢后第二日，诏三省事暂且由参知政事轮日当笔，也就是轮流签署政令之意，即轮流主持三省政务，而不再仅分管尚书省政务，此时的参知政事仍为张守和陈与义。同月丙子(17日)，前宰相、观文殿大学士、侍读赵鼎再次任相，之后参知政事职权“如旧”“如故”，这里应理解为负责尚书省事务，只是不再分管而是通治，即两员参知政事共同负责尚书省，不可能是与新宰相轮流主持三省事务。另外，参知政事负责尚书省事务也不会像张浚任相后期那样例行政务全权由其负责处理。因为绍兴八年三月后秦桧担任宰相，如前所述，秦桧很看重尚书省的职权，一向擅权专断的他想必不会让参知政事全权负责尚书省。当然，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在宰相缺员时，可以暂行宰相职权，史载“惟丞相薨、罢，上未得人，则参知政事行相事，多不逾年，少者才旬月。独淳熙初，叶梦锡罢相，龚实之行丞相事近三年”。叶梦锡即叶衡，淳熙二年(1175)九月乙未，右丞相叶衡罢，宰相缺员，参知政事龚茂良代行宰相职，“叶衡罢，上(孝宗)命茂良以首参行相事”。淳熙四年(1177)六月丁丑，龚茂良罢参知政事。实际上龚茂良代行相权的时间为642天，不满两年，非近三年，但这已是“创见也”。综上所述，参知政事一般情况下负责尚书省事务，而宰相亦很重视尚书省的职能和地位，中书门下省职能相对弱化，很多政务都是中书门下省主动要求尚书省处理，如隆兴元年二月三日，“诏：‘除在内职事官，在外元系堂除知通将副以上外，其余堂阙并令吏部差注合行事件，条具申尚书省取旨。’先是，中书门下省言近来吏部员多阙少，理宜措置”。即一般官员的除授管理亦由尚书省取旨施行。再者，关于社会救济方面，如乾道元年正月十九日因中书门下省要求，临安府将接受赈济的乞讨人数申报尚书省。同年二月二十九日又因中书门下省要求，医官局需将临安府境内诊治人员和用药数量申报尚书省。再者，涉及赋税等问题亦如此，史载：乾道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诏：“访闻两淮州县多于人户递年合纳常赋之外，过数科敷，谓如夏税有残零折变钱，又有自陈折麦钱，又有续陈折麦钱。其秋税及坊场、河渡课利，有似此巧作名色之类，可令逐路提刑司体究。如有似此去处，开具申尚书省取旨施行。”从中书门下省请也。由上述事项可知，尚书省确实拥有较多实权，负责政务的实际处理，尤其是在获得取旨权后，尚书省的决策职能加强，在宰辅大臣的高度重视下成为兼具决策与承担全部执行权的中枢机构。取旨权虽绝大部分在尚书省，但有极少数事务，中书门下省也有取旨权，如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殿中侍御史单时言：“伏覩制旨，监司于所部，郡守于所属保明知县、县令治状显著，令中书门下省籍记，取旨甄擢。”又光宗淳熙三年(1192)诏：“今后法应得谥及特命谥者，并先经有司议定，申中书门下省具奏取旨。”据检索现存史籍，由中书门下省取旨事项极少。而中书门下省参与决策的职能主要反映在其内部的封驳与审核复核机制上，但因中书省和门下省已经合并为一，所以其封驳复核职能行使不够规范，常常流于形式。《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九之《检正读录黄》载：“绍兴二年十二月，韩世忠赏功文字，给事中贾安宅除工部侍郎，门下后省阙官，乃诏检正李与权书读，此事亦前所未有。”如按照三省合并前的法定程序，中书舍人撰写完制词，录黄程序则由门下省的侍中、侍郎、给事中省、审、读，在审读详校无差错后，即录送尚书省施行。合并后的中书门下省长官有左、右仆射和极少管理该省事务的参知政事，他们的政治诉求反映在中枢机构上是一体化的，所以在敕令录黄等实际颁降程序中只有给事中一人发挥作用，当给事中缺员时，可由中书门下省的另一官员代替署名，这样的情况在之前从未出现过。高宗绍兴三年(1133)九月二十一日，中书舍人孙近言：“得旨之后，先以白札子径下有司奉行，然后赴给舍书押降敕，循习寖久，凡拟官、折狱之类，一切径下有司先次报行，而给舍但书押已行之事而已。”这里指出了给舍封驳职能的废弛，后来其奏请“望申严旧制，应非军期机速事务，并由两省书押，降敕行下”，得到高宗批准。然而到了绍兴九年(1139)三月，左谏议大夫曾统又针对给舍封驳现状上报高宗：“自军兴以来，机务急遽，始有画黄未下，不待舍人承行，给事书读，即以成事付之尚书省，凡所除授，一切报行。其行在职事官便令日下供职，习以为常，恬不知怪。”可见当时因军事机务需要，很多政令不经中书舍人草拟和给事中审核即由尚书省执行，一些官员的任命也是在事后才呈报高宗，具体操办的官员就此程序也已习以为常，给舍封驳几乎废弛。那么在与金朝的军事对峙缓和后的和平时期，给舍职能又是怎样的呢？绍兴二十七年(1157)七月十三日，中书舍人周麟之奏言：国朝稽古建官，分三省以厘天下之务，凡有令命，则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审驳，尚书省颁行……在中书则舍人得以封缴，在门下则给事中得以论驳，皆于命令未行之前而弥缝正救之，则朝廷不至有反汗之嫌，天下不见其过举之迹。爰自近岁，事与旧违。当军兴时，则有事干机速，不可少缓。及休兵之后，因仍不改。用事者又私意自任，废弃成法，故有所谓报者，有所谓中入报者，有所谓尚先行者，有所谓入己者，往往皆成定例。……若使诏旨一颁，敕札随降，所谓给舍者但书押已行之事而已。设或事当论奏，则成命已付于有司，除目已布于中外，使士大夫进退失据，在朝廷亦为难处，甚非祖宗所以分三省建官之意。中书舍人周麟之身处封驳体系之中，他的描述也最具代表性和真实性。此时宋金两国已进入和平相处时期，基本无战争行为，即无所谓“军兴时”。奏言中提及“爰自近岁”，当是绍兴二十七年之前的几年，这一时期虽无战事，但战时给舍无法履职的状态依旧，表现在敕札颁行后给舍的事后签署形式，无法在事前进行论驳以修正违碍和失误之处。同样，在描述完以上情况后，周麟之亦奏请“欲望申明旧制，凡命令之出，并经两省。或无封缴，即皆画时行下”，而高宗也批准了这一奏请。这里需要指出，以上所奏之人其实没有看到该问题症结所在，北宋元丰改制后，封还论驳属于三省中的中书省和门下省，两个机构两套领导班子即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中书侍郎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门下侍郎，他们在职权上各有分工，可以相互监督制约，中书省取旨形成政令初稿，由门下省审覆，有违失等问题可以驳奏，然后交付尚书省施行。而此时中书门下省已经不再承担主要的取旨权，转由尚书省取旨，且尚书省具有完整的执行权，此外，中书门下省与尚书省均在宰相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尤其是在一人任相的独相时期，秉承宰相之意取旨的尚书省再交宰相控制下的中书门下省审覆论驳，这样的程序显然徒具形式，不会起到实际作用。所以，从机构设置和宰相职权上分析，南宋三省改革后，给舍封驳政令已经没有了履职的平台和基础。对此，高宗也许有所体悟，绍兴三十一年(1161)正月，他对宰执大臣说：“祖宗所以置给舍，正欲其拾遗补阙。倘事有非是，固当缴驳。若缄默不言，岂设官之意？”当然对于已经形成的两省体制，高宗似不想再行改革，只是将给舍可以正常履职寄托于宰执身上，隐晦表达出宰执要适度放权，发挥给舍的拾遗补阙职能。然而，当一项机制运行形成惯性，在机构体制已经固化、十分方便宰执集权的背景下，给舍封驳职能的恢复实在太难。乾道五年(1169)二月，中书舍人汪涓言：“近年以来，间有驳正，或中书舍人、给事中列衔同奏，是中书、门下混而为一，非神宗官制所以明职分、正纪纲、防阙失之意。”至此，经过多年的实践经验积累，在官员们多次奏请恢复给舍封驳职能、皇帝批准后仍不能奏效时，中书舍人汪涓找到了部分答案，即中书省与门下省合并之故，本来中书舍人和给事中分属于中书省和门下省两个系统，分别负责初拟制敕(政令)和论驳制敕，即相互协作又彼此辩驳，二省合一后给舍列衔同奏，实属一体，也就失去了封驳之本意。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南宋三省改革后，虽然给舍封驳诏令制敕的职能实施很不理想，但是他们增加了对官员的监察弹奏职权，这一职能与台谏职能趋同，如淳熙十二年(1185)九月，有臣僚奏请“伏见诸路臧否守臣姓名，外间多不闻知。乞令三省札下给、舍、台谏，其不公不实者许缴驳论奏”，得到孝宗批准。嘉定元年(1208)正月，有臣僚“乞明诏大臣，自今除授凡曾经论列废放者，并照前项指挥，其有公议不容之人，辄敢抵冒求进，许给、舍、台论奏，重行镌责”，得到宁宗批准。同年八月，御史中丞章良能“乞两淮守臣并以三年为任……其未满三年别有移易，许给、舍、台谏论奏”，同样得到宁宗批准。对于给舍来说，经皇帝批准的这项新法定职权一般是针对地方官员的，在实际执行中阻力较小，而给舍封驳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宰执的主张且在宰执的领导下推进，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三、左、右丞相设置与两省职能的分化

孝宗乾道八年(1172)二月，对宰相称谓进行了再次调整。关于这次宰相称谓变化，《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四《乾道正丞相官名本末》有详细记载：虞雍公独相久，上眷礼极厚。既又以梁叔子靖重，欲遂相之，而无其端。会易三省官名，乃议以仆射之名不正，欲采用汉旧制，改为左、右丞相，令学士、礼官、史官讨论，时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也。先是已有旨令百官依旧制服靴，祖宗时，百官服靴，徽宗将废释氏，乃易靴为履。虞公不乐，曰：“近易履为靴，今又易相名，与北人奚辨？”盖为金人详定官制，已改左、右仆射为尚书左、右丞相故也。有司知其意，不敢遽上。至八年正月戊寅，仅条具历代宰相官称申尚书省，禁中即闻之。翊日，遣中使至学士院细问其事，学士周子充以其事奏。后二十日，御笔付院云：“尚书左、右仆射，可依汉制，改作左、右丞相。学士院降诏。”子充草诏以进。后二日，付外施行，二月乙巳也。通过以上记载可知，这次宰相称谓改革过程较短，而且伴随着宰相人选的调整，孝宗亲自主导，全力推行。首先，这次改革宰相称谓的起因多半是孝宗要任命梁叔子(即梁克家，时任参知政事)为新宰相，但又苦于没有正当理由来安慰时任独相的虞允文。因此，更改宰相称谓便与添任新宰相同时进行。乾道七年十二月，孝宗就计划升任梁克家为宰相，同时命令群官讨论宰相的新称谓。此时虞允文担任独相已近两年，以孝宗“英武果断”的作风来判断，他不想一直让虞允文独相中枢，而这些想法当时并不被虞允文等知晓。虞允文作为抗金的主要推动者，反对模拟金朝形式更改宰相称谓，负责讨论宰相称谓的官员知悉虞允文的立场后，不敢径直上奏孝宗，而是将历代宰相官称沿革情况上报尚书省，作为尚书省最高长官的虞允文有意拖延积压，未及时呈报孝宗。后来孝宗亲自过问此事，并下御笔给学士院草诏颁行。乾道八年二月乙巳(初六)，改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丞相。同月辛亥(12日)，诏令右仆射虞允文任左丞相，参知政事梁克家任右丞相。对于这个结果，虞允文很惊愕，史载：“辛亥，百官集文德殿，初谓改易相名耳，虽虞公亦以为然。及双制出，在廷愕然。”虞允文原以为文德殿百官集聚只是为了宣布自己由仆射改任丞相之事，然而竟又新任命一名丞相。七个月后，虞允文被罢相，任四川宣抚使，“后数月，虞公罢相，乃除少保、节度使，则知圣意先已定矣”。总之，孝宗在“责实”“稽古”“名正则言顺”的名义下，更改了宰相名号，调整了宰相成员。宰相名号调整后，左、右丞相较原来的左、右仆射更没有“省份”属性，通管尚书省和中书门下省的职权则更加名正言顺。关于此后的尚书省职能，下列事例可作说明。绍熙三年(1192)十二月，左丞相留正推荐朱熹拟任知静江府，朱熹不愿赴任，撰写《辞免知静江府状》言：“熹，十二月十九日准尚书省札子，奉圣旨除知静江府……欲望朝廷，特赐敷奏，寝罢已降指挥，令熹依旧宫观，实为大幸。谨具状申尚书省，伏候钧旨。”朱熹在绍熙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接到了尚书省取旨完成的知静江府的除授札子，朱熹在说明了一些辞任理由后，将辞职状呈送尚书省再次取旨，朱熹则候旨待命。同时朱熹也撰写了一份《与宰执札子》，其言：“熹伏准省札，恭奉圣旨，除知静江府事。……实不敢冒当重寄，以累君相知人之明。辄具公状，申省辞免。”当时两省宰执只有左丞相留正和参知政事胡晋臣，朱熹在给尚书省呈交辞职状的同时又给宰执呈札说明，可见宰执与尚书省在朱熹改任程序中的重要性。后来朱熹第二次呈交《辞免知静江府状》言：“熹正月二十三日准正月七日尚书省札子，以熹辞免知静江府恩命，正月六日奉圣旨不许辞免，依已降指挥疾速之任。”这说明第一次辞任请求并未被批准，尚书省在正月初六取旨后于初七日就形成省札，朱熹在二十三日收到省札，但是仍不接受除命，再次呈交辞状请求朝廷“收回误恩，俾还旧秩，熹不胜祈恳激切，俯伏俟命之至。谨具状申尚书省，伏候钧旨”。同时第二次呈交《与宰执札子》言：“已再具状申尚书省，伏乞丞相少保国公、参政相公详赐省览，曲为开陈，收回误恩。”这次更有针对性地提出请宰相少保留正和参知政事与皇帝沟通批准辞呈。最后在朱熹的一再请求下，朝廷接受了他辞任知静江府的请求。这件事明确反映出宰执与尚书省关系密切，在宰执与皇帝的沟通中，尚书省作为桥梁的作用十分突出，尚书省职能的扩张显而易见。综上所述，南宋建炎三年的三省改革，并不是简单的宰相称谓之改变，而是涉及整个宰相管理机制的调整，中枢政务运行不再以中书省和门下省为中心，之前只负责执行的尚书省地位迅速提高，职能扩大，成为宰相施政和集权的中心。合并以后的中书门下省地位弱化，职能减少。关于中书门下省与尚书省的政务分工，中书门下省参政理政大多是针对某些事务提出建议，发表意见，奏请皇帝诏令处理，其具体处理权是在尚书省及其六部或下属机构。例如：(宁宗嘉定三年四月)十二日，中书门下省言：“临安府城内外细民因病或致阙食，实为可悯，理宜给济。”诏令丰储仓取拨米三千石付临安府，给散病民。仰守臣措置，选差通练诚实官属分明支借，母容吏奸，以亏实惠。仍开具支散过实数申尚书省。十四日，中书门下省言：“临安府城内外近有病死之人，无力殡瘞，理宜赈恤。”诏令封桩库支降官会三万贯付临安府，专充支给细民病死棺榇，委守臣措置，选差通练诚实官属分明给散，母容吏奸，以亏实惠。仍开具支散过实数申尚书省。由此可知中书门下省只是针对某些现象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具体处理则由相关机构完成，并将完成情况上报尚书省；或是中书门下省自请由尚书省处理政务，如(绍兴六年八月)“丙辰，中书门下省请：‘尚书省应给降敕札，并依旧式，给降内敕，添用中守阶衔。六曹诸官司申省及承受词状，内有格法，合取旨事，并请毕送，不须取旨事，并随事批札行下’”。这同时也说明了尚书省拥有取旨权以及政务处理的自由裁量权。北宋元丰改制以后，在中枢政务处理中常有“三省合取旨”“三省同取旨”，而南宋三省合并成两省后，尚未见到两省合取旨的记载，归根到底是因为两省在政治立场上都代表宰相意志，都是在宰相领导下处理政务，两省已不再有各自的政治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尚书省取旨已经可以完全反映宰相和中书门下省的政治意图，所以不必再两省合取旨。再者，在宰相共同负责尚书省与中书门下省的权力分配框架下，宰相政争不再以三省机构为依托，尤其是在中枢只有一位宰相时，两省政务处理的立场会高度一致，政争的机构平台不再具有承载力，这应是南宋相权膨胀的又一制度原因。

结　语

综上所述，南宋建炎三年宰相机构发生变革，由原来的三省改革为两省——中书门下省与尚书省。伴随着机构改革，宰相名称和职权也发生相应变化，两项变化紧密联系，共同推动南宋时期中枢权力运行机制的调整，匡限着宰辅权力实施的范围。建炎三年宰相机构改革后，虽然一些史籍中仍称宰相机构为三省，但实际上只有两省了。改革后的中书门下省并未完全继承改革前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职能，权力大为缩小。北宋元丰改制后，中书省拥有包括取旨权在内的广泛职权，门下省拥有封驳诏敕的职权；而南宋建炎三年改革后，中书门下省在权力运行中常常表现为提出建议和意见，以供皇帝决策参考，而不是初拟实施方案供皇帝选用。其次，改革后的中书门下省内部的封驳权实施很不理想，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已经没有了封驳功能实施的机构基础。南宋改革后的尚书省因为掌握了绝大多数的取旨权，成为深受宰相仰仗的实权部门，职能大为扩充，这与北宋元丰改制以后尚书省专为执行机构时的职能有极大不同，成为兼具取旨和执行功能的中枢关键机构。此外，南宋时期宰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兼任枢密院长官，拥有军事管理权，史载：建炎初，置御营司，以宰相为之使。四年，罢，以其事归枢密院机速房，命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绍兴七年诏：“枢密，本兵之地，事权宜重。可依故事置枢密使，以宰相张浚兼之。”又诏立班序立依宰相例。其后或兼或否。至开禧，以宰臣兼使，遂为永制。即宰相兼任枢密院长官后，除了负责民政事务外，还享有军事权。再者，南宋时期还一度设置“平章军国事”与“平章军国重事”职务，其权力相当于或大于宰相。开禧元年七月庚申至开禧三年十一月甲戌，韩侂胄担任平章军国事；理宗嘉熙三年正月癸酉至嘉熙四年九月癸亥，乔行简担任平章军国重事；度宗咸淳三年二月乙丑至恭宗德祐元年二月庚午，贾似道担任平章军国重事(其间曾短暂丁忧去位)；德祐元年六月甲寅至七月壬辰，王㷍担任平章军国重事。平章军国重事的权力类似于宰相，但地位和权威又在宰相之上。毫无疑问，南宋三省制改革和宰相名号调整以及宰相兼枢密使、平章军国重事职务的设置等，都是南宋时期权相辈出的政治基础。

往期推荐

《社会科学》往期目录

《社会科学》往期摘要

《社会科学》

理论创新   学术争鸣

战略视野   现实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