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泽麟｜经济社会学中的文化解释路径

摘

要

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议题，但经典社会理论对此关系的讨论往往落入“敌对世界观”的陷阱。泽利泽通过对美国人寿保险市场兴起、儿童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变迁、金钱的多重社会意义和亲密关系的“购买”等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文化抵制、金钱的标记、关系运作、相互联系的生活领域等重要概念和分析框架，由此构成了对经济与文化关系的新理解，并有力地驳斥了“敌对世界观”。泽利泽所倡导的经济社会学中的文化解释路径对我们理解处于剧烈转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具有启发意义，结合对于文化概念的新界定，其已被用于分析一系列有关经济因素和神圣价值以及亲密关系的交汇之处。

作者简介

姚泽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上海市“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研究员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

经济与文化、理性与情感、自利与团结、市场与道德、金钱与亲密关系，这一组组“相互对立”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的经典议题。令人遗憾的是，许多社会学家在论及这些关系时均有意无意地接纳了“二元论”的观点，由此将经济与文化对立起来，得出了“非此即彼”的结论。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相比于研究器官捐献、亲密关系、照护服务等领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真实世界中的人们并未被此种二元论所左右，他们的生活智慧不断打破此种二元对立的神话，从而刷新我们对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的理解。数十年来，美国社会学家泽利泽(Viviana Zelizer，国内学界亦有译作“泽利泽尔”)一直致力于经济社会学中的文化解释路径的研究与推广，其多部著作已然成为学界经典。作为这一研究路径的核心人物，她通过大量的经验研究，不断逼近真实世界，给予我们认识经济与文化关系以许多启迪。本文试图梳理社会学中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的来龙去脉，以泽利泽的研究和贡献为中心，兼及一些新进展，较为系统地介绍经济社会学中的文化解释路径，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意义。

一

经济与文化关系的

“敌对世界观”和“除此无他论”

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源于人类活动领域的基本划分：一是物质世界，一是精神世界。二者的根本界分与差异，导致了哲学中的唯心唯物争论，也使社会学从诞生伊始就绕不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马克思认为，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现代社会大行其道，必将“玷污”人类所珍视的亲情、爱情、友情的高尚和神圣性。他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就发出过警告：“(货币)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货币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因而，马克思将货币视为现代社会“激进的平均主义者(leveler)”。齐美尔表达了与马克思类似的焦虑和担忧：在现代世界，个体变得缺乏个性而精于计算，已然蜕变为行尸走肉，金钱似乎已经取代上帝的位置，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上帝”。他告诫说：“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韦伯虽然指出理念对行动的“扳道工”意义，并且以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作为经典案例，明确了人类的精神力量对物质世界的反作用，但亦显露出对理性化力量日益膨胀之后会将人类困于“铁笼”的忧虑。他说道：“自从禁欲主义开始重塑尘世并在尘世贯彻它的理想起，物质财富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最终变得不可动摇。……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因为资本主义有了机器这个基础。”

“经济反噬社会和文化”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在后来的社会理论家当中亦为常见。波兰尼沿着古典社会理论家的思路，用了“脱嵌”这一概念来描述不断扩展的市场对社会领域的入侵和腐蚀。市场社会的兴起彻底改变了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也使得互惠和再分配这两种重要的人类行为原则被市场的分配原则所驱逐甚至取代，商品化和货币化由此构成了“对社会的严重威胁”。哈贝马斯则将类似的情形称之为市场和理性原则对人们生活世界的“殖民”，即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被市场机制和科层权力所侵蚀。蒂特马斯(Richard Titmass)则考察了血液捐献这一具体领域，认为商业性的血液分配系统不仅在效率方面不如志愿的献血系统，而且还有害于整体的社会秩序。因此他强调，对于人类社会一些特定的活动，包括血液捐献、器官移植、收养照料、医学实验参与等，都应该拒斥商业性的方式，采取互惠或礼物交换的方式。而一度在战后占统治地位的帕森斯则基于这种“二元论”立场，与其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朋友们达成“帕森斯约定”(Parsons’ Pact)，即经济、市场、经济价值都由经济学来研究，留给社会学的则是各种经济嵌入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和其他价值。毋庸置疑，这直接限制了社会学的研究边界，也无益于我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所以格兰诺维特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帕森斯及其追随者这种带有强烈自我边缘化色彩的“经济与社会”视角，实则缩小了经济社会学的发展空间。

对这些社会理论家的论断，我们大致会有三个印象：第一，经济的领域与文化的领域是界限明晰、区分明确的；第二，经济和文化最好不要“接触”，否则文化领域将不可避免地被理性和效率的逻辑所左右、侵蚀甚或败坏、变质；第三，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背后实际上表达了对现代社会的隐忧，即在现代世界中，经济脱嵌于社会和文化，甚至反过来控制、搅乱、“污染”社会和文化领域。

泽利泽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其实是一种弥漫于学界的“敌对世界观”(a view of “hostile worlds”)，这样一种预设意味着对经济和文化/社会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理解。如泽利泽所言：“如果它们发生了混淆，则彼此都会受到玷污；如果工具理性侵入感性的情感世界，情感之源就会枯竭。如果把感情引入理性交易之中，就会导致效率低下、偏见和裙带主义盛行以及其他形式的腐败。”若要两个领域相安无事，则必须保持恰当的距离，彼此之间维持必要且清晰的边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社会学家秉持的就是这种观点，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经济、市场、效率、理性等一旦与文化现象相接触，其后果便是“侵入”和“殖民”，是对文化领域的基础原则的破坏。

然而，现实世界中经济与文化相互交错的情形比比皆是，学界这样一种“作茧自缚”的做法显然无法解释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针对上述这种“敌对世界观”，社会科学界已有两种常见的回应方式：一种诉诸经济决定论，主张任何现象都可以归诸理性、利益、效率等来解释，只不过限于目前的分析工具和方法等方面的发展水平而不能完全解释；另一种则走向反面，主张以社会规范、意义、价值观等替代经济理性来做出解释。二者均被泽利泽归入“除此无他论”(“nothing－but” argument)。

二

泽利泽的问题意识与经验研究

在对经济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解释方面，无论是“敌对世界观”还是“除此无他论”，泽利泽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其看来，相比于制度、社会网络等影响经济行为与发展的“自变量”来讲，“文化”在经济社会学中并不占据显著地位。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新经济社会学开始兴起，但该领域对“文化”却始终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多数研究中，文化要么被边缘化，仅被当作边角料来增加故事的趣味性，要么就干脆被忽略。因此，泽利泽独树一帜，提出了经济社会学的文化解释路径，即要以文化分析作为工具，对一般的经济行为进行描述与解析，由此提出能够补充甚至替代经济学和“嵌入性”的理论解释。

(一)神圣生命与市场交易

自20世纪70年代的博士论文研究，泽利泽便开始构想和创建一种全新的文化分析与解释路径。针对当时文化在经济社会学中的“弱势地位”，她将文化从因变量改为自变量，用以解释经济交易，以使经济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重新认识经济与文化的复杂关系。1979年，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出版。她在书中花了整整三章的篇幅来阐述人寿保险何以是一个合适的研究经济与文化张力的对象。她开篇先提出了这样一个谜题：美国最早的人寿保险组织于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但何以直到19世纪40年代，人寿保险的销售额才大幅增加，才被消费者接受，这一市场才真正形成？这中间半个多世纪究竟发生了什么？在《道德与市场》之前，学界主要有经济发展说和营销策略说来解释美国人寿保险市场的兴起。前者认为，19世纪中期人寿保险被广为接受，主要是因为这一阶段美国经济腾飞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后者则将注意力聚焦于保险代理人积极的营销技术，与之前消极被动地等待客户上门相比，该时期的保险代理人开始积极主动地走入潜在客户的办公室和家中进行推销，从而促进了人寿保险的销售。泽利泽承认这两种解释的意义，经济发展和积极营销都是人寿保险市场兴起不可或缺的条件，但二者还遗漏了一些关键因素。她问道：为什么同样是保险，财产险和海损险都不需要积极营销，唯独人寿保险那么依赖于这种营销模式？

泽利泽提醒我们，人寿保险既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也不同于其他保险产品，因为它是对人的身体与生命的风险管理。而在基督教的观念中，人由上帝所造，因此带有神圣性，但保费与赔付却要以金钱来衡量。于是，“人寿保险以最尖锐的表达方式提出了将神圣之物等价于金钱的问题：一个人怎么决定死亡的价格？”这凸显了考察人寿保险的社会学意义——这种产品要度量金钱本不应亦不可度量之物，而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和韦伯所谓的理性化的极端形式。

泽利泽发现，在人寿保险被广泛接受之前，家庭其他成员因为家中某人的意外死亡所获的赔付会被认为是拿生命做赌注的“脏钱”。这种思想观念上的“不融洽”恐怕是当年美国人寿保险市场发展的最大阻碍，她称之为“文化抵制”。因此，人的神圣性与货币的世俗性之间的巨大张力必须得到缓解。有意思的是，结局并非是人的神圣性的消解，而是人寿保险及其货币赔付的“神圣化”，即赋予人寿保险一些崇高的道德元素。通过宗教改革派人士对《圣经》关键段落的重新解释和保险公司的不断宣传，美国人对于“善终”的理解终于被改变。“善终”的道德意涵被“改写”，即一个负责任的家庭顶梁柱应该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有预期和准备，以使这种风险万一到来时，其他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寡妇和孤儿不至于流离失所。她认定，这种文化上的显著转换是人寿保险市场在19世纪中期兴起的必要条件。由此她提出，必须从整体上改变与人寿保险不相适宜的文化，否则这一新兴产品的市场就无法崛起。

通过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案例，泽利泽阐明了文化对于经济的强大作用力，文化当然不是推动经济发展和交易达成的唯一因素，但确实是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从人寿保险对死亡的定价获得合法性可以看出，价值观念上的改变甚至导致了金钱这种最庸俗的事物的神圣化，而“人寿保险承担了象征的价值，这非常不同于其功利的功能，其出现是一种新形式的仪式，用来面对死亡，也是活着的亲属在死者身后的处理过程”。

在研究美国人寿保险市场发展史的同时，泽利泽也注意到了儿童人寿保险这一更为特殊的产品，这引发了其对儿童社会价值变迁的研究。她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开篇便问道：何以美国社会在1870年至1930年间会出现经济上“无用”但情感上“无价”的孩子呢？更加奇怪的是，为什么“经济上无用的儿童的市场价格远远超过了19世纪经济上有用的儿童”？这些问题源于泽利泽对美国相关历史档案的敏锐观察。比如，20世纪的头几十年，因为交通事故造成的儿童意外死亡成为一个引起人们警醒的新的社会问题，而且人们义愤填膺的集体感受逐渐正式化为公共悼念行为，这一问题甚至被描述为整个国家的耻辱；但在此之前，孩子死亡不过是一件小事，对家庭而言，这顶多是一个无可奈何而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又比如，原来儿童到工厂做工，或到街上送报以赚取工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后来以盈利为目的而将儿童当作童工来使用的做法则被认定为非法的儿童劳动。于儿童而言，只有非经济、非营利、具有教育意义的工作才能称得上是“好工作”，例如儿童完成家务劳动后，父母可以给予其“补贴”——此时的这笔金钱就具有极强的教育和象征意义。

种种迹象表明，儿童正在被“神圣化”，即其经济价值正在急剧下降，而情感意义却迅猛上升。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直接关涉儿童生命的经济和情感价值的制度所面临的经济与文化的张力，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既然儿童与金钱不可能完全分离，例如为儿童购买人寿保险、为意外身故的儿童提供赔偿、收养和看护儿童，那么如何保证这些金钱不会“玷污”儿童的神圣性呢？于是，我们看到了类似于人寿保险面临的文化抵制及其消散的故事：为儿童购买人寿保险不是出于贪欲，而是为了在万一的情况给孩子一个体面的葬礼，以彰显儿童在情感上的神圣意义；而随着下层阶级儿童死亡率的下降，这种说辞日益显得无力，于是儿童人寿保险又被建构为是为了给予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相应的，原来儿童死亡赔偿的标准是死亡所带来的劳动力损失，但赔偿逐渐被赋予强烈的情感色彩和神圣意义，所以金额常常是一笔天文数字，甚至有的人因为儿童生命的神圣性而放弃这笔巨款。在收养方面，19世纪儿童的代养方式主要是劳动之家和儿童农场，儿童在其中参加各种劳动，实际上是以其劳动能力换取收养家庭的抚养；但步入20世纪之后，孩子的蓝眼睛、微笑、酒窝、金色卷发等这些没有经济意义的特征反而决定了其“价格”，特别是漂亮的女孩子反而成了收养市场的“抢手货”。用泽利泽的话来讲，这时候收养孩子绝不是为了任何经济利益，“找个孩子来爱成了迷人而罗曼蒂克的追求”。

由此，通过儿童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变迁，泽利泽再一次提醒我们：“一方面，现金关系急剧扩张，侵入一些早先不能被量化的社会生活领域，比如说情感和情绪；但是另一方面，正是人们所较少了解的非经济因素的效应拘束、限制并影响了金钱和市场。”因此，理性化、商品化、金钱等这些被经典理论家视为“恶魔”的力量，并不具有横扫一切的同质化和无可避免的腐蚀性后果，相反，“现代世界的理性化和商业化有其局限性，因此金钱和市场会被社会的、道德的以及神圣的价值所改变”， “市场无法逃避地、持续地、多姿多彩地受到人类意义系统和可变的社会关系的塑造”。

(二)金钱的标记与社会关系的构建

1994年，泽利泽出版了其第三本专著《金钱的社会意义》。实际上，她在前两部著作中也都处理了金钱的问题，并明确指出社会和文化对金钱的反向作用，以及由此造成的货币二重性，即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的同时，亦是带有某些象征意义的符号，甚至还笼罩着神圣的光环。而在《金钱的社会意义》中，她干脆将目光聚焦于各种各样的金钱，这其中既有国家的法定货币，也有流通于某一区域或社群的非法定货币；即便同是法定货币，金钱也被人们仔细区分、保存、装饰、使用，从而与特定的社会关系以及使用情景恰当对应。

在书中，她提出了“标记”(earmarking)概念，以此与有关金钱的经典社会理论对话。韦伯将金钱视为人类生活中最抽象、“非人格化”最甚的元素，其引领世界理性化和现代生活祛魅的进程。而齐美尔则是泽利泽此书最重要的对话者。他认为，金钱是“各种工具最纯粹的形式”，将社会生活化质为量，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算术问题”，因为在金钱面前，所有物品间质的差异，都可以被化约为可计算的数量差别。总之，金钱在这些经典理论家眼中，俨然成了充斥于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工具理性的“催化剂”。然而，泽利泽批评道，“大众对于金钱的认知似乎要比社会学界更加睿智” 。针对经典社会理论中对所有金钱“一视同仁”、对金钱的“腐化”影响深感担忧的一系列预设，她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应该意识到金钱受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和约束，金钱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金钱并不能简单互换使用。因而，“本书将呈现，在金钱前进的每一步中，人们如何重塑他们的商业交易，如何引入新的区分，如何发明他们自己的特殊货币，如何以让市场理论家们以炫目的方式为金钱指定不同的用途，如何将金钱整合进由友谊、家庭关系、与权力机构的互动，以及借助商店和企业编织而成的个人化网络”。通过对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意义系统如何、为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标记三种金钱——家庭金钱、礼金、慈善金(charitable money)——的性质，并对其施以掌控、限制和区分等内容的考察，泽利泽强有力地质疑了齐美尔对现代货币的论断。

在家庭金钱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提高和消费主义的兴起，如何“合理地”处理家庭金钱变得日益棘手和微妙。一方面是日渐繁多的消费名目和日益高涨的“消费自由原则”，另一方面却是基数庞大的“不称职的消费者”，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泽利泽发现，家庭中的女性在消费方面被赋予了重大的道德责任，节俭、储蓄这些原本的美德逐渐不再被褒扬，“明智”的消费选择才是女性应该做的。于是，对金钱做出区分和标记就成为当时美国人的重要任务。在家庭内部，丈夫的工资、妻子和孩子赚来的钱，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归属整个家庭？他们能把其中一部分留给自己吗？最关键的，谁有资格和权力来掌控、管理和使用家庭的金钱？这些议题在家庭内部处于不断的争议、协商和冲突之中。泽利泽指出，当时美国家庭中至少有三种实现金钱转让的模式：“作为报酬(直接交换)，作为权益(拥有分享的权利)，作为礼物(家庭中某个成员自愿赠予另一个成员)。作为报酬的金钱意味着各方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有一定的偶然性，有讨价还价，也有责任。作为权益的金钱意味着对家庭内部的权力和自主权的强烈主张。而作为礼物的金钱则意味着从属和任意支配。”很显然，不同的金钱转让模式意味着夫妻关系和女性在家庭当中的地位截然不同，这也就是女性不断斗争以争取家庭收入中本应属于自己的正当份额的原因。

家庭内部的金钱转让和标记充满争议，那么家庭之外的友谊呢？还未组建家庭之前的恋爱关系呢？人们如何将礼金和购买商品或服务的金钱相区分？更细节的问题是，各种礼金又如何区分？比如，怎样的礼物转移可以将恋爱和婚姻、卖淫区别开来？因为礼物意味着互惠、情感和社会性，礼物在许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心中具有神圣性，他们将此视为那个远去的世界的情感残留，而商品和货币则是非个人性的、工具性的、无社会性的。由此，他们更多地考察礼物经济如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但泽利泽反对这种二元论，她认为礼物与金钱密不可分，但礼物并不因此就受到“污染”，礼物不但反映社会关系，而且重新定义社会关系——这也是人们对礼物一定要精挑细选的原因。她引用20世纪初期美国的一本礼物指南中的内容：针对年轻女孩的生日礼物，朋友可以送书、花、糖果，姊妹或挚友可以送精致内衣，而只有近亲才能送珠宝首饰。但最具挑战性的，莫过于把金钱当作礼物送出去。泽利泽发现，人们通过“发明”一些不能在其他社会关系中流通的货币，或限定货币的边界，从而将非个人化的金钱转变为富有情感的个性化礼物。最有趣的例证就是在雇主与雇员、顾客与服务人员之间的金钱转移，此种金钱礼物很难私人化，加之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因此处置不当就可能导致两个困难：一是使金钱礼物被视为“施舍”(而非小费)；二是使金钱礼物被视为“慈善”，这就使接收方反而被贬低而非被奖励。为此，标准化和常规化是一个有效办法，即将消费变成服务费，将分红变成薪金。

相较而言，对慈善金的考察占了该书的一半篇幅，这是因为慈善金的标记不但涉及国家的正式权力与民众的生活逻辑之间的博弈，而且还关涉中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之间，知识精英、专家群体和慈善人士与作为被关怀、被救济、被管理对象的贫苦民众和“问题人员”之间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别。尤其在福利国家兴起的背景下，这样的考察显得更有意义。泽利泽重点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国家有意识地在各种货币之间建立明显的区分以打破货币的同质性时会发生什么事情？例如设立配给券、代价券(scrip)以及储蓄债券等。”在早期的福利救助中，政府和福利人士的典型思维就是，如果把钱直接发给穷人，那么他们肯定去喝酒赌博，他们无法有效克制自己的行为，因此需要有效的制度设计和专业引领。于是社会工作者设计出了年金、津贴、代金券、提货券等，以与旧日的施舍和救济相区别，其核心意图便在于救济的同时指导和掌控穷人的家庭花费，最终改造穷人的道德属性和生活方式。而对被救济者来说，这种不甚合理的限制导致其无法获得家庭最急需的生活用品或其他用于感情表达的物品，因此他们想出了各种办法来应对，比如专门交易“另类货币”的地下市场，穷人们借此换得现金或物品。但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各路权威人士不再强调穷人在道德上的劣势，而给他们贴上了“无能的消费者”的标签——他们缺少的是花钱的能力，是缺少选择合乎道德的物品的能力。于是，金钱救济逐渐从最初不被认可居然转变为了“现代美德”，花钱有助于穷人变得“节俭、深谋远虑和积极主动”。显然，这背后有对贫苦成因的新的社会定义和态度，即穷人的不幸并非完全咎由自取，因此社会有义务救助他们。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救济方与被救济方就相安无事了，丧葬费便是一个例证。很多穷人视葬礼为神圣，体面的葬礼是人生不可或缺之事，穷人可以饿肚子，但绝不会在葬礼上小气。然而在中产阶级看来，这是一种不可理解的盲目消费，本质上与铺张浪费无异。这并不意味着中上层人士就不会标记金钱用于葬礼，他们同样也会如此，只不过他们会将意外身故的孩子的死亡赔偿捐给慈善机构、设立奖学金，而非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

所以，金钱标记实际上是各个相关主体不断互动、斗争、协商和妥协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而且没有终点。更进一步，我们看到了一些“敌对世界观”所抱持的观点的破灭，比如，家庭是亲密关系的领域，金钱不应该进入家庭，否则就会引起亲密关系的破坏。泽利泽的研究已经证明了事实并非如此：家庭关系重新塑造了金钱，而金钱也可以被用来表达甚至界定道德意涵和家庭关系。

(三)经济交易与亲密关系

在《金钱的社会意义》2017年新版后记中，泽利泽坦言，若是重写此书，她会对经济学家的那套论述提出更为彻底的批评，而之所以对此书有些遗憾，是因为她当时多多少少将自己所讨论的金钱视为“特殊的金钱”，致使许多人以为此书的研究对象无非是法定货币之外的其他货币或例外情况。而按泽利泽的观点，即使由国家中央银行所发行的法定货币，依然难逃被标记的命运，依然要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而这样一种观点，被更为彻底地贯彻到了其第四项研究当中。这便是2005年出版的《亲密关系的购买》。

在这本书中，泽利泽为了批判经济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敌对世界观”和“除此无他论”而提出了“相互联系的生活领域观”(connected lives)：“我认为世界并不会分为亲密与经济相互隔离的两个领域或层面。我们所有的人习惯上都会把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与经济活动混合在一起。实际上，我们都会向我们的小孩、配偶与父母，常常还有朋友，履行经济义务或提供经济支持，并获得情感的满足。即使充满爱的家庭，如果不努力进行有规律的经济投入，也不会维持多长时间。领域之间的分离，只不过是一种虚构或神话。”所以，她认为相互联系的生活领域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现象，人们区分不同的社会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间划定边界，由此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相互联系的生活领域，并且通过共同的活动来维系这些关系，这其中必然也包括共同的经济活动和金钱转移。

泽利泽在此书中应用大量司法档案以证明人们可以利用经济活动创造、维持、重新协商和确定亲密关系，同时考察了法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许多案件的当事人“认为经济理性与亲密关系彼此之间是相互对立的，如果经济理性与亲密关系发生交叉与重叠，则亲密关系的性质就十分值得怀疑”，而美国法律的相关解释和判决常常使得人们对此更加困惑。比如，一位19世纪的奴隶主在临死前立下遗嘱，要将财产遗赠给自己的奴隶兼“性伙伴”，法院否决了这一遗嘱。当时的判决固然有对不同种族间非法同居的谴责，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并不认可这种长期同居关系中的经济往来，因为其被认定为不利于维系良好的道德与公共秩序。

在书中，泽利泽引述了许多充满争议的类似司法案例，涉及两性关系、照护关系、家庭内部关系等各种亲密关系。在对这些案例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她指出：身处某一特定类型关系之中的行动者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便是把金钱往来与这种社会关系相匹配，因为“表面相似的各种货币转移——如津贴、汇款、酬金、贿赂、小费、还款、慈善、特殊礼物——的意义与后果，完全取决于对转移双方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研究和界定”。可见，泽利泽并不把金钱视为简单的“钞票收入”，“而是一些说明系统，这些系统产生了与产品、服务等同的价值——即构成了对于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权利，货币是体现系统中的价值的媒介”。在行动者之间不断的互动、协商、冲突、妥协的过程中，他们会达成暂时的平衡，由此金钱与亲密关系得以共存，甚至金钱对亲密关系起到了维持和强化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泽利泽才以“购买”亲密关系来命名此书。

泽利泽以“关系包”(relational packages)和“关系运作”(relational work)作为分析框架来集中概括人们的上述活动，这是相互联系的生活领域得以实现的关键。事实上，在《金钱的社会意义》中，这一概念就已经有了雏形——关系标记(relational earmarking)。在2012年一篇意义极为重要的文章中，泽利泽详细阐述了“关系运作”的含义，并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综合而言，她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包含了以下四个要素：(1)独特的社会关系，每一种社会关系都包含独特的权利、义务、交易、意义等，而与其他的关系存在显著的差别；(2)一组经济交易，在绝大多数的亲密关系中，实际上都存在经济交易，尽管这一点在先前常常为学术界所忽略，且这些经济交易包含了各种形式的互动和社会实践，如补偿、馈赠、借贷、贿赂等；(3)交易媒介，如货币、礼物、时间、帮助等，这就涉及泽利泽之前对货币的象征意义和标记的研究；(4)参与者经协商后对关系、交易和媒介的意义的理解和道德考量，并且对这些意义的协商、修订和争议是不断的。

因此，每一个行动者为了达成经济交易或非经济交易，都在通过确立和标记边界，建立一套在此边界内运作的独特理解等方式以达到区分不同的社会关系的目的，由此将特定形式的经济交易和交易媒介与特定类型的社会关系相匹配，同时禁止其他不恰当的交易形式和交易媒介；但同样重要的是，身处亲密关系中的人们借助经济交易在不断地划定关系的边界、重申彼此的关系、协商此中的意义，如此，关系才得以维系，因为每一种能够持续存在的关系，“都至少包括最低程度的共同意义、运行规则、把一种关系与另一种关系分离开来的各种边界”；在多数关系中，制度性的支持、广泛共享的界定、第三方的指导和训练等都减少了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也使关系各方不需要就意义、规则、边界等进行不断的协商；但在很多时候，不同类型的关系之间常常出现边界模糊，甚至有意无意被混淆的情况，这时候“人们就必须付出较大的努力来区分这些关系、标明它们的边界、商谈和达成一致的界定”。于是我们看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为了清楚标明不同关系之间的差异，不但命名不同的关系、赋予不同的符号，而且也开展各种经济活动，比如各种形式的支付、共同购物等——这对于这些关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要素，总之要将关系的独特性充分呈现，以与其他类型的关系相区别。在所有类型的关系运作中，泽利泽认为有两种最为重要：一种是创造不同的联结，并将这些联结与周围可能与其发生混淆的，乃至对关系主体或第三方有害的关系加以区别；另一种则是维系、修复、重新协商甚至终结既有的联结，因为对已有的关系而言，可能出现新的机会或挑战。由此，泽利泽也将分析的目标从“嵌入性关系”(embedding relations)转向了“互构性关系”(constitutive relations)。

三

文化解释路径

在中国研究中的扩展与深化

自《道德与市场》1979年出版以来，经济社会学的文化解释路径的影响力日渐扩大，其问题意识和分析视角逐渐扩展至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分析当中。这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理解也不例外。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广阔而深远的社会转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市场化、商品化、货币化、城镇化等等都引发了社会结构和亲密关系的剧烈变动。然而，这些不可阻挡的趋势真的就从根本上冲击了我们的家庭观念、淡化了我们的亲密关系、揭开了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吗？以下主要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相关重要议题的既有研究，对此路径的扩展与深化加以介绍。

(一)身体组织和器官的捐献

如同人的生命，人的身体及其各个部分亦带有神圣性。医疗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通过器官、组织、血液等人体某部分的移植和替换来医治病患已不再是难事，但与此同时，也使得这些稀缺资源的分配常常面临巨大的伦理张力。那么，这其中能否引入金钱和市场机制？景军将人体组织和器官的经济交易称之为“肉身经济”，并归纳了有偿献血、血浆买卖、脐带血交易、器官捐赠补偿、卵母细胞有偿赠予等五种类型，他明确反对这些人体组织和器官的市场化和商品化。但景军似乎将这些捐赠中金钱的出现简单等同于商品化，其背后有对组织和器官商品化后所可能导致的分配不平等和不公平的忧虑，因此他认为这些物品在流通和分配过程中不应该出现金钱。

不过，赫利(Kieran Healy)对器官捐赠的研究显示，如果捐献者得到的补偿恰当，则物质补偿并不妨碍器官捐献，甚至有助于激励相关人士捐献器官。恰当的支付形态包括固定数额的现金、减税、医疗保险的折扣，抑或与报酬不相关的礼物；而在支付方式上，现金决不能当场支付(而要在获取器官之前完成支付)，通常也不付给捐赠者家属(而直接付给殡仪馆)，因为支付形态和方式直接映射了捐赠者和受赠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意味着这笔支付究竟是购买器官的费用还是具有其他意义。所以，在器官捐赠领域引入经济元素，前提是对金钱的象征意义做出恰当的“阐释”。正如赫利所言：“商品化的问题并不是关于市场对其未触及的社会领域进行侵蚀，而是关于人们对自身行为以及金钱在生活中地位的种种阐释方式。”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器官捐赠领域有些商品化问题或者误使人以为的商品化问题，其根源就在于未重视阐释金钱的象征意义，或给出了不恰当的阐释。

余成普对中国器官捐赠的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他发现，对于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庭的回馈是整个捐赠过程中重要的一环。这些回馈除了道德上的肯定和表彰、仪式性的纪念活动，还有人道意义上的物质补贴等。这种物质补贴绝不是简单的金钱回馈，而是考虑到捐赠者及其家属所支付的大笔医疗费用、遗体火化和安葬费用，以及逝者故去所导致的家庭生活困难，因此会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或人道救助；而这种补偿的形式也经过深思熟虑，比如通过基金会给予丧葬补贴、医药费补贴、子女教育补贴，或者医院给予医药费减免、代付丧葬费用等，且均发生在捐赠行为之后，仅针对自愿申请的经济困难家庭。这些都使得物质支持凸显出恰当的象征意义，因此并未“污染”生命的礼物及其让渡过程。换句话说，如果相关的制度安排得当，并且对经济因素阐释恰当的话，那么经济因素的卷入非但不会像蒂特马斯所认为的贬抑利他主义，反而有可能激发更多的利他主义。

(二)照护与亲密关系

随着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照护(care)日益凸显。照护当中不但存在大量的等级地位差异和性别不平等问题，而且也不可避免发生亲密关系与经济交易的相遇。在照护领域，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吊诡情形：不计回报的照护被赋予了崇高的道德价值，而一旦收取经济报酬，其马上就跌入了道德评价的低谷。似乎真心实意的照护就应该无涉酬劳，至亲好友给予的照护不能谈钱，否则，这种照护的动机就值得怀疑，其质量当然也需要打个问号。

这正是照护领域的“敌对世界观”：市场报酬会污染或削弱道德责任，而情感联系会把契约服务关系弄得太过复杂，甚至减损效益，导致亲密关系商业化或照护商品化的有害结果，似乎“付费的个人护理必然缺乏不计报酬的护理那种亲密和力量” 。蓝珮嘉指出，市场和亲密关系、爱与金钱的二元对立思维，实际上“根植于西方社会有关家庭亲密关系的文化脚本”，其“以欧洲布尔乔亚家庭的理想来界定家庭亲密关系”，由此“将家庭看成一个避风港，保护个人免于商业生活的不确定性和算计，同时也是‘社会和个人道德的所在地’”。而且，这种观点也是以西方近代化之后的主要家庭形态为参照，预设了核心家庭是家庭的基本形式。这些预设和判断均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形存在显著差别。

钟晓慧等对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过程中的经济往来和代际关系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以往人们往往将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标签化为“啃老”。但作者发现，中国式的亲密关系不是西方理论中的“纯粹关系”，而是金钱、感情和集体决策三种因素的相互交织。在出资购房的过程中，父代试图通过出资来构建理想的家庭代际关系，拉近两代人之间的距离，而在这种共同决策中，子代和父代不断协商和交流情感。出资购房还有象征意义，意味着家庭关系较好，而金钱数额、房价高低则直接反映了子女孝顺父母的程度。由此，作者论证了提供和获取实际照护和物质支持也是建立、维系甚至增进亲密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

无独有偶，邢朝国对“私房钱”的研究也说明了家庭中的金钱与亲密关系的复杂关联。邢朝国试图通过对私房钱的考察，探讨社会转型中夫妻关系、代际关系乃至个人与家庭的关系的变迁。尽管并未应用泽利泽的任何概念或分析框架，但他敏锐地指出私房钱并非千篇一律，而是由于其性质、来源、数额、用途的不同，被赋予了不同的道德含义，因此，家庭当中出现私房钱并不一定意味着亲密关系的恶化或破裂，恰恰相反，“私房钱对亲密关系不全然是破坏性的，它可以避免亲密关系因花钱方面的分歧而产生冲突，有其积极性的一面” 。

除了家庭内部的亲密关系和照护关系，在机构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的照护领域，“金钱与情感”、“管理主义逻辑与照顾逻辑”等二元论也不断受到学者的质疑。现实中，我们看到大量的“照顾转包”、“孝道转包”的现象；但与此同时，照护往往被视为“爱的劳动”，这就使得“有报酬的工作”和“爱的劳动”之间的张力凸显出来。而事实上，许多研究已经论证，照护的提供者并非被动接受雇佣契约和正式机构的规章制度，而是展现出能动性，“在效率/情感、商品逻辑/礼物逻辑的双元性中进行协商，在制度规范的缝隙中发展互惠关系，维系情感联结”。例如，钱霖亮在某福利院中的田野调查发现，其中的保育员虽然受雇于福利院，但她们并不缺乏爱心和道德，而是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努力建构“保育员母亲身份”。梅笑和涂炯对医院护工的研究也发现，在大病照护中，护工并非一味追求更高的经济回报或一味在照护中倾注情感，而是二者的交织与混合，在她们身上同时存在着积极和消极两种情感劳动，具体表现为哪一种，则受制于微观的互动条件、社会网络支持状况，以及宏观的政策和市场环境等。泽利泽、霍克希尔德等对美国社会的照护研究中也都提到了类似的观点，即照护提供者虽然是赚取报酬的受雇者，但许多照护者并不认为他们从事该工作只是为了挣钱，而完全没有与受照顾者建立真情实意和亲密关系。

尽管(女性)照护者的各种付出和道德担当不断受到推崇，但与此同时，其经济价值却一直被贬低。这导致在社会政策和法律当中的诸多问题，比如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劳动无法得到经济价值方面的承认，而只是被简单冠以“爱”的付出；而女性对这种经济价值的主张，反而会成为女性对家庭成员缺乏感情的明证。这种状况亟待改变，但前提是破除“敌对世界观”，也要完善相关的政策与法律。

(三)专业关系

有关金钱与照护关系、亲密关系的关系中，专业关系是较为特殊的一种类别，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医患关系。泽利泽将此种专业人士与其客户之间的关系亦纳入亲密关系进行讨论，但鉴于专业关系面临金钱与道德之间的巨大张力，因此有必要单独辟一部分进行论述。

四十余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由此也带来了经济与文化、道德、亲密关系等的紧张，导致了大量“义利问题”的出现。而在这种转型中，各种专业人士遭遇到了日益剧烈的伦理紧张，医生首当其冲，因为社会往往对医生有较高的道德期待，其职业伦理也明确宣称将患者利益置于首位。但在商品化大潮席卷之下，医生职业似乎也不能幸免，于是，哀叹医生道德滑坡甚至沦丧的论调此起彼伏。

医生职业如何处理道德与金钱的紧张关系？他们果真将患者利益抛之脑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对患者的照护必然二元对立吗？郭巍蓉对医患之间的红包交易过程的研究就是一个反证。她的研究发现，在不同类型的医患之间的关系中，医生对红包的道德判断并不相同：在权威(面子与权力)、市场(公平交易)和家庭(“报”)的情景中，医生会接纳红包，除此之外，医生会赋予红包负面的道德评价，患者送红包被视为“权宜之计”，医生因而拒绝交易。相应地，在每一种交易中，其所匹配的关系不同。例如，在“权宜之计”中，医生与患者没有关系连接，而医生地位高于患者；但在“面子与权力”中，虽然医生与患者同样没有关系连接，但患者地位高于医生。又比如，同样是接受红包，“公平交易”中的红包被认为是补偿医生的收入，但“报”中的红包则是某个亲密的人的受益，这对医患双方而言都是平等互惠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当金钱进入医疗领域，其所导致的后果并不是简单的医疗服务市场化或医生的道德滑坡，而是呈现出泽利泽所说的“关系运作”，医生和患者都在同一种社会规范下不断协商，二者都积极将红包的意义与交易双方的身份、交易的方式、交易的目的等精准匹配，以尽可能实现“双赢”的结果。

笔者对民国时期医生诊金论述的研究，也说明医生为了主张自己的诊金权益，不断对诊金和医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加以论述，试图使中国人意识到现代医患关系已经不同于传统儒医所定义的、在儒家义利伦理规范下的医患关系，借此重新界定诊金和医患关系，并使二者能够恰当匹配。然而，由于社会大众对诊金的看法和对医患关系的期待非常不同于医生的论述，因此这一任务并未在民国时期达成，甚至直到现在，我们仍能感觉到这一问题在医疗领域中不时浮现。

(四)中国寿险市场研究与文化解释路径的深化

在文化解释路径被不断应用于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同时，该解释路径也在进一步深化，这其中最重要的发展便是对文化概念的重新界定与理解。相比于经济交易而言，“文化”概念显得晦暗不明，这就导致具体分析当中的“黑箱”问题。

泽利泽承袭的是韦伯传统对于文化的理解，即文化是为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所共享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意义体系，其决定着人类行动的“轨道”(tracks)。后来的帕森斯综合了韦伯和涂尔干的传统，认为文化一方面是规范、习俗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则具体以知识、符号和思想等形式出现。作为实在的文化赋予社会行动者以意义；而作为结构的文化约束着行动，并且维系着整个社会系统。通过社会化的过程而内化了价值观、规范和习俗的社会成员，就会按照社会植入其脑中的脚本行事。

20世纪70年代开始，整个西方学界出现了文化转向，相比以往更多受到实证主义范式主导和影响的社会科学研究，文化转向带有显著的文化、意义、符号、象征等特点。在社会学界，综合符号互动论、认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传统，斯威德勒(Ann Swidler)提出了文化的“工具箱”(tool－kit)(迪马吉奥则谓之“百宝袋” [grab－bag of odds and ends])。不同于韦伯传统，她认为文化不是统一的、整合的、铁板一块的价值体系，而是分散的、破碎的、由内部可能相互矛盾的一系列元素构成的一个“工具箱”。行动者从工具箱中提取文化元素，最终表现为行动的策略。因此，个体如何做出经济行动，就取决于他从文化工具箱中取出了哪些符号的和实用性的资源。无论是工具箱还是百宝袋，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韦伯传统的文化概念，而特别突出文化内部的不一致性与行动者的能动性。如此，就可以解释同一文化中的不同个体缘何会做出不同的行动。

而陈纯菁综合了以上两种文化的概念以解释中国人寿保险市场兴起的谜题。基于上海的民族志，她发现中国人寿保险市场兴起的故事与泽利泽所讲述的美国版本的不同之处，即中国人寿保险市场的兴起并未以文化抵制的消失为前提，相反，这一市场是在文化抵制依然强大的情况下兴起的。陈纯菁于是构建了一个“文化多重互动模型”：作为价值观的文化——中国人对于生死的理解，由此引发的对于早夭的禁忌、善终的概念、祖先与后嗣的关系等——构成(composing)了人寿保险市场崛起的最关键的文化抵制；但也正是这些文化抵制迫使(necessitating)人寿保险公司和代理人从文化“工具箱”中搜寻诸如人情礼仪、以孩子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储蓄习惯、投资热潮等元素并加以有效利用。这些元素的应用使得部分保险公司与代理人能够规避(circumventing)文化抵制，最终使人寿保险市场得以生成。因而，在探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时，文化应当同时被视为价值观与工具箱来理解，而且文化对经济行动亦同时具备约束和能使的双重作用。这使得我们重新思考文化的定义、行动者的能动性以及行动与结构之间极为复杂的关系。

四

结论与讨论

本文梳理了泽利泽的四项代表性研究，分别是文化抵制与人寿保险市场的兴起、儿童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变迁、金钱的标记及其丰富的社会意义、经济交易与亲密关系的匹配。这些研究的问题意识清晰，特色鲜明，其中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1)经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扩展。正如泽利泽所言，以往的主流经济社会学研究往往将研究对象集中在企业和市场，但对构成人们日常生活主要内容的家庭经济活动、消费、非正式经济、礼物交换、福利发放等却视而不见，而泽利泽试图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扩展至这些“日常经济活动”中。(2)这一点在其研究中有日益明显的趋势，由此我们也看到其问题意识与“嵌入性”的解释路径的区别。尽管二者似乎都在讨论经济交易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但泽利泽更多着眼于经济与社会/文化/道德之间的关联和互构。如果说她在早期作品中探究的是某个特定市场形成的文化条件，似乎与嵌入性有非常类似的问题意识，那么从儿童的社会价值研究开始，她所关注的始终是二者之间如何相交和相互影响的问题，这也是她在《亲密关系的购买》中构建“相互联系的生活领域观”的原因。相比之下，嵌入性的解释路径更多是在讨论何种社会结构、文化结构、政治结构等更有利于经济交易的达成，其坚持存在一个非社会性(asocial)的市场化领域的预设，因此带有明显的经济主义(economism)的残留，而无法揭示经济学解释模式的不足。由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嵌入性来概括和理解泽利泽的观点。(3)特色的研究方法。与许多社会学家不同，泽利泽绝大多数的研究用的是历史档案资料，在很多场合，她都首先称呼自己为“文化历史社会学家”，而非经济社会学家。

这些研究的跨度近四十年，题材从生命价值到亲密关系，但泽利泽的核心问题意识始终未变，即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或者说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因素的关联。从问题意识到分析框架，我们看到她的思考和研究不断深入和成熟。她在这些研究当中一贯倡导经济社会学的文化解释路径，由此提供了一个与经济学的效率解释以及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性解释不同的分析路径。这一路径一方面使原本经常被当作背景或边角料，甚或直接被忽略的文化在经济行动中的作用得到“正视”和重视，由此增加了对经济行动的解释维度；而更重要的，则是泽利泽由此而旗帜鲜明地反对“敌对世界观”和我们耳熟能详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命题，即当市场、资本、效率逻辑侵入私领域和生活世界，必然导致对私领域的主导逻辑的影响、颠覆和替代。面对这样一种普遍的思维和研究模式，她提醒我们要加以反思，明确意识到其局限性，因为真实世界的运行与此相去甚远。我们通过梳理发现，现实中经济交易与亲密关系、神圣价值经常关联和交织在一起，也有着非常复杂的互相影响过程。而其结果，并不如经典理论家所预言的，生活世界遭到了市场理性的侵蚀，抑或市场的有效运行受到了情感、道德、关系等的干扰，而是二者“和谐共处”。可见，被经典理论家视为不可阻挡的货币和市场，常常受制于社会关系、文化观念、神圣价值等，其常见表现就是货币经过“改造”，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而这就显现了行动者巨大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以及社会的韧性。

需要指出的是，泽利泽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市场不会威胁社会关系和伦理规范，或者经济因素与神圣性因素交汇在一起就没有问题；她更不是支持商品化或市场化。相反，她认为这一点需要仔细辨析：是否会对社会关系和伦理规范产生威胁，取决于社会的具体安排，尤其是否对经济因素做出恰当的界定和阐释，以及标记、分类、变形。唯有如此，经济媒介、经济交易和亲密关系才能匹配，才不会导致“敌对世界观”所担心的那种后果。当然，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泽利泽在关系运作方面可能过于“乐观”，因为她的案例多为人们成功达成关系运作的情形，但现实中却有相当多无法顺利匹配，或错误匹配经济因素和社会关系的情形，这些“失败”故事的前因后果无疑也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泽利泽的问题意识、分析思路和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社会研究有着丰富的启示意义。伴随着改革开放，城镇化、市场化、商品化、货币化等都是我们真真切切能感受到的社会变化趋势。我们也时常见闻某种论调的“悲叹”，大意是说随着这些趋势愈演愈烈，我们所珍视的亲密关系、真挚感情、神圣意义等都将“烟消云散”，夫妻之间、亲子之间、朋友之间、医患之间、师生之间，除了利益，别无其他。但显然，这与我们的真实体验并不一致，甚至存在较大的差别。在此意义上，泽利泽的文化解释路径和“相互联系的生活领域观”为我们提供了更有力的分析工具和理解的视角。无论是器官捐献、代际关系、受雇照护还是专业服务，表面上似乎可以轻易得出经济与文化的对立，但深入挖掘，我们便会发现其中的层次感和复杂性，其中无不体现出行动者的能动性和文化资源的强大“阐释力”。这也提醒我们，不要先入为主地对社会现象给予价值判断，认为凡是牵涉金钱就是商品化或市场化，进而就发出感慨甚至哀叹。事实上，金钱和经济交易究竟意味着什么，取决于“交易”双方的协商和意义赋予。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也体会到社会的韧性或曰“社会底蕴”，即社会在面对资本、市场、经济、利润等力量时的强大生命力。

往

期

推

荐

《社会科学》往期目录

《社会科学》往期摘要

《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