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承勇｜科学与文学理念之现代性转型——现实主义“写实”特质成因考论
摘 要
作为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的“现实主义”，因其“写实”之特质又被称为“写实主义”。这种“写实”特质的形成主要得益于自然科学的深度影响。19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给欧洲人以强有力的精神鼓舞，崇尚科学和理性成了一种时代风尚和文化特征。科学精神与实证理性激发了现实主义作家以文学创作“分析”与“研究”社会及人的生存状况的浓厚兴趣，他们力图使文学文本所展示的艺术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达成同构关系。现实主义借助科学实证的观察、实验方法，改造了传统“摹仿说”，使文学“写实”从先验性抽象思辨走向了经验性、实证性分析，从而更新了文学的观念、叙述方式和文本的样式，进而从一种层面上促成了西方文学在创作理念与方法上的现代性转型，具有“先锋性”特质与意义。
作者：蒋承勇
浙江工商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本文刊载于
《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写实”是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之基本特质之一，所以，作为文学思潮的“现实主义”常常又被称作“写实主义”。“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指对生活的忠实描绘，它不关乎理想化和对事物的美化，一般说来，也不关乎表现异常或超验之物。”当然，“写实”也是人类文学艺术的一个普泛化特征，不仅仅属于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更不仅仅属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即使是浪漫主义文学，也不无写实性成分。但是，对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而言，“写实”乃其基本的或根本性特质之一。在西方文学史上，“写实”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摹仿说”以及稍后的“再现说”；“再现”之“写实”与“摹仿”之“写实”内涵有别，却有内在的联系。从“摹仿”现实到“再现”现实，是“写实”传统的发展与演变，其间不仅涉及不同时代人对“写实”之“写”的内涵的不同理解，而且对“实”的理解也有迥然有别。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写实”之所以成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之基本特质，直接得益于现代自然科学之成就，尤其是现实主义在创作理念与方法追求中的“写实”，主要生发于19世纪的科学精神与实证理性，可以说，现实主义是自然科学在19世纪西方文学之树上结出的重要果实。因此，深入考辨现实主义文学“写实”特质之形成与自然科学之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化和更新我们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现实主义”学术话语的理解与认识。
一、科学成就对时代风尚与文化征候的改造
“19世纪可以恰当地称为科学的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催生了19世纪特定的时代风尚和文化征候。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对社会和人的影响是有一个漫长过程的，但是，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同以往所有时期相比，1830到1914年这段时期，标志着科学发展的顶峰”。从科学对社会和人的影响的角度看，“一直到十八世纪将近末尾时为止，和科学学说相对而言的科学技术对人的见解没有重大影响。而随着工业主义的兴起，科学技术才开始影响了人们的思想”。随着科学与技术影响的日益扩大和深入，科学精神、科学理性逐步成了19世纪西方文化的突出特征，崇尚科学和理性也成了19世纪的一种时代风尚。正是在这个史无前例的“科学的世纪”里，科学与理性及其造就的特定的时代风尚，促成了以“写实”为特质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欧洲的盛行。
当然，19世纪科学的快速发展，是以18世纪的科学建树乃至更早时期的铺垫为基础的。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西方自然科学就开始不断发展并日益加速。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生及其力量之源也基于科学成就和科学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昌明了文化和思想，于是才谈得上“启蒙”——使人从宗教信仰的古老世界观中解放了出来。物理学之耗散结构理论的创立者伊里亚·普里戈金(llya Prigogine)说，“对于进步思想的最有力的支持就是知识的积累。……让我们回想一下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那些惊人的发现：关于热、电、磁和光学的理论。毫不奇怪，十八世纪就已清楚地形成的科学进步的思想统治了十九世纪”。历经启蒙时代，伴随着科学进步和人类知识的增长，“宗教不断放弃了长期以来反对科学的那种不可一世的专横态度”，科学也开始不断深入人心。在欧洲，“对于教士以及他们讲解的关于一个个神秘莫测的宇宙故事，人们曾经非常崇敬，但是现在，这些崇敬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转向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医生和工程师”。历史进步的观念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成为人们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实际的情况是，“对于文化的演进，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宗教代表着人类发展的原始阶段，注定要被一个更加开明的科学时代所取代”。在20世纪之前，这个“时代”就是19世纪。相对于18世纪，19世纪的“‘科学’再次呈现出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这种意义远比聚集成科学的那些专业之事更加伟大和有条理。现在，‘科学’成了社会自然进步所指向的目的或目标”。“因此在19世纪，社会声望和权力从宗教转向了科学。”而且，科学的成就不仅增强了人类对自我力量的信心和社会进步的乐观，并且使人的个体意识和理性精神得以进一步凸显和强化，尤其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改变了人们观察、认识和研究世界的理念与方法，从而改变了整个时代和社会的风尚。“科学不仅大大影响我们的思想，而且还以其应用改变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外貌。”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W.C.丹皮尔(W.C.Dampier) 说：
如果我们有正当理由把十九世纪看作是科学时代的开始的话，那么，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甚至主要不在于，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在十九世纪中有了迅速发展。……在最近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里(指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引者注)，人们对自然的宇宙的整个观念改变了，因为我们认识到人类与其周围的世界，一样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与过程，不能与世界分割开来考虑，而观察、归纳、演绎与实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应用于纯科学原来的题材，而且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各个不同领域里差不多都可应用。……总之，科学过去是躲在经验技术的隐蔽角落辛勤工作，当它走到前面而且高举火炬的时候，科学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这里，丹皮尔指出，19世纪的“科学时代”，不仅仅是说科学取得了空前重大而迅速的发展，而主要是指科学的理念与方法越出了自身的领域，在“在理论思想与行为的各个不同领域”的广泛运用，科学成为一种普泛的文化现象流行于欧洲社会，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并对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都产生重大的影响。著名科学家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说过，“整个科学是与人类文化紧密相联的……科学发现，哪怕是那些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深奥的和难于掌握的发现，离开了它们在文化中的前因后果也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普里戈金指出，科学就是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找到自己的，比如，“时间的再发现既有科学内部的历史根源，又有社会关系中的根源”；由于科学的发展，“整个人文学科今天正处于变迁的时期”。“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活动的部分在其周围的文化空间内已增长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它好像正在代替整个文化本身。”而“随着我们的文化本身变得更加具有科学性，艺术家的创作方法也可能变得更加具有理性和更加接近科学……在许多领域，艺术家从科学，特别是从形式的材料和技术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帮助”。
二、科学精神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催生
科学对时代风尚及精神文化的改造固然是19世纪欧洲社会之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但是，文学艺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接纳科学才实质性地影响了自身的演变与革新，同时又不至于被科学“异化”进而伤及自身，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在19世纪科学主义之风势头强劲的文化环境里，人们对这样的问题尚来不及深入思考和研究，即便去思考，也有可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而且，相对于某一时段而言，“有创造性才华的艺术家和哲学家都是文明的开拓者，远远地走在科学的前面，探索文明进步的新道路”。这里暂且不说文学家能否果真走在“科学的前面”或者在什么意义上理解“前面”这个词的内涵，却至少说明文学家也会借助科学理念与方法去思考和探索不属于科学家或者科学家无法涉足之领域的有关人类文明发展的问题，——何况，事实上“科学家永远不可能解决艺术家的全部问题”，因为这是专属于文学家自己关于文明与进步的探索。那么，返观19世纪这个特殊的年代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对整个欧洲乃至人类社会产生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科学与时代风尚及文学艺术的关系之密切与影响之深刻，是一种无可否认的事实。法国史学家、作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在《科学的未来》(1848－1849)中深刻阐述了新的科学精神对文学的重要意义：
科学揭示给我们的现实世界，比想象力创作的奇幻世界要优越得多。......使我们的思想目空一切，或者只是为了我们写出的片段作品就牺牲万物的现实，都是轻浮的做法。......如果说虚构的奇迹经常是诗歌的必需品，那么，自然的奇迹，一旦在其全部光泽中露面，就将组成崇高一千倍的诗歌，这诗歌将是诗歌本身，同时是科学和哲学。
勒南同时在书信中进一步表达说，“除了科学，万物皆空”，“艺术本身也让人感到空洞了”。因此，19世纪的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在科学的影响、渗透和鼓舞下，无疑有了自己的新气象。
在此，为了深度分析、研究19世纪现实主义之“写实”特质的成因，我们有必要重提在科学与文学之间有桥梁作用的文学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丹纳(H.Taine，1828－1893，又译“泰纳”)。丹纳对我国学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以往我们对其理论的认可度不高，因而对他在19世纪现实主义的发生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缺乏深度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虽然丹纳的理论有其局限性，但时至今日，如果我们在研究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时依然忽略或者轻视他的理论，那无疑在研究的学术视野和逻辑理路上是大有缺憾的。事实上“丹纳在19世纪发挥着科学和文学之间的中间人角色。丹纳认为人类行为有三大主要决定因素：遗传、环境和历史决定的社会条件。”韦勒克指出，“文学作为某一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只能发生在某一社会的环境中”；“社会环境似乎决定了人们认识某些审美评价的可能性”。当时“社会环境”的一个突出的乃至本质的特征就是科学主义的盛行以及科学对人的思维的主宰。丹纳是在实证哲学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家，他的理论与现实主义文学几乎是在共同的时代风尚中诞生的，同时又深深地影响了现实主义文学之特质的生成；而且，在方法论上，丹纳的理论基础与当时的现实主义文学相仿——运用自然科学的观察与实验的方法来展开他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与批评。正如德国美学家李斯托威尔(William Francis Hare Listowel)所说，“近代艺术科学论的先驱是丹纳，他的美学，不是关于美的哲学，而是关于艺术的哲学。和19世纪形而上学家们的演绎方法相反，他也是经验的、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的奠基者。这种方法是自然科学所特有的”。尤其是，丹纳和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大师一样，运用类比的方法研究文学和美学，认为“美学本身便是一种植物学”。丹纳关于“种族”“环境”和“时代”这些深深影响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概念，就是基于人、社会与植物、动物、环境的类比，他在这种类比中考察文学的发展与演变，探讨文学与美学的本质特征。他认为美学、文学的研究就应该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以大量具体的经验事实为前提，由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中推演出普遍性，打破传统的形而上的理论思辨的美学与文学研究，体现了科学时代美学与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科学化、实证化。但是，暂且不说这种理论的科学合理性达到了何种高度，笔者认为其研究理念与方法与那个科学的时代有密切联系，与现实主义作家们在认识世界与文学创作的理念与方法上基本一致。可以说，这种理论既深度影响了那个时代写实倾向的现实主义文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对同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实践的一种研究与总结。对此，我们不妨以丹纳的论断，并从他的视角去还原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产生的“时代”及其“风尚”。在丹纳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概念中，“种族”和“环境”是相对稳定不变的，而“时代”既是指文学外部的社会“精神气候”，也是指文学内部的传统，这两者都是历史的概念，是变动不居的，会使不同国家的文学“忽而发展理想的精神”(如浪漫主义)，“忽而发展写实的精神”(如现实主义)，并产生不同的“艺术宗派”(如文学思潮的更迭)。因此，正如韦勒克所说，“时代表示的是一个时期的统一精神，或一种文艺传统的压力。时代的主要作用在于借以提醒人们，历史属于动态，而环境属于静态”。从“时代”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可以说，正是19世纪欧洲那特定的科学精神与时代风尚，造就了西方文学史上为数空前的现实主义作家，并汇聚成了空前波澜壮阔、风格独居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三、科学实证与文学创作理念的现代性转型
由此可见，19世纪的自然科学成就给欧洲人以强有力的精神鼓舞，于是科学理性与科学实证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普遍的渗透，也催发了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去“分析”与“研究”社会和人的生存状况的浓厚兴趣，强化了西方文学与文论史上“摹仿说”“再现说”意义上的“写实”传统。不过，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这种“写实”，与传统“摹仿现实主义”或“古典现实主义”的“写实”在内涵与创作实践上是迥然不同的。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和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都是崇尚理性的文学，所以，后者又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文学”。必须注意的是，虽然在崇尚理性这一点上，19世纪现实主义与传统的“摹仿现实主义”或“古典现实主义”有内在的联系，然而，“摹仿现实主义”的理性精神侧重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古典理性主义精神，偏重于抽象的思辨性与先验性；而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则在此基础上更多地接受了科学精神的影响，强调经验主义的实证理性，从而导致其文学创作理念中明显的科学研究指向和科学实证精神；在对社会与人的分析、研究以及整个的艺术创作思维中所透出的智性的和实证的精神，在又一层面上凸显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之现代性和先锋性特征。“模仿说经历了超过20个世纪的演变，由于历时过久，以至于终究冲动全消。这种现实上的疲惫，在19世纪初，一切条件都对它不利，无论是在唯心论的哲学里或浪漫主义的艺术中，情形一概如此；不过，到了19世纪中叶，情形就正如蜡炬在将熄之前，火焰又重新突地闪亮那样，艺术家们又重新注意艺术对于实在的依赖。”这里，让摹仿说(模仿说)焕发生机的，恰恰是19世纪欧洲的一种特别的时代因素——科学主义文化思潮，是实证主义、科学理性对文学之“写实”传统的激活。因此可以说，19世纪现实主义之思维和审美的范式与表现方法及艺术技巧等，与传统的“摹仿现实主义”以及其他写实倾向的文学有迥然之异。正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在“写实”精神上的显著拓新，西方文学史上的写实传统也从此获得了崭新的内涵。
在具体的创作行为中，“现实主义文学喜欢视觉物、喜欢观察事物，通过视觉来记录它们的存在，并以此为中心的……现实主义比其他任何一种文学模式都更将视觉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并将其作为理解世界及其与人的关系的主导性载体。” “视觉”以科学实证式的细致观察为前提，“视觉”之结果借助于语言载体的转达而成为文学文本内容，是一种“写实”式的“摹仿”与“再现”抑或“反映”，读者便可以通过文本“理解世界及其与人的关系”，这种写实性文学文本同时也就是作家生活现实展开研究、考据或者艺术化“实验”的“主导性载体”，其中“记录”了他们艺术实证的结果。确实，“现实主义小说家格外关注准确地记录，确保事实正确”，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实证理念与方法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密切关系。在现实主义者看来，“物质世界不是笛卡尔式的梦幻而是真实存在的。在这方面，现实主义致力于记录外部现实然后(或同时)描写观察、扭曲或洞察外部现实的内在性”。也就是说，现实主义的实证式观察并不仅仅停留在对生活和事物之外在“视觉”所得的“记录”上，而且要“洞察”其“内在性”之蕴含——也即社会之规律、本质、意义，等等。因此，现实主义对社会和生活的这种“实验”式“摹仿”“再现”或者“反映”，在方法与形式上有科学式“实证”与“研究”的意味，——当然，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式艺术创造，作家创作的结果不是关于社会和生活的科学化的实验报告，而是具有审美价值和社会认识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现实主义作家“对贫民窟、工厂、铁路运营公司和肉类包装厂的访问调查构成了他们艺术作品中的实证性研究”。“一些现实主义作家通过进一步加强“物象具体化”来塑造真实氛围。这些物象包括真实的街道地址，当地企业名字和其他地标建筑，以及提及一些真实的名人、政客或明星。”在这方面，巴尔扎克是一个典型。
巴尔扎克在思想观念上可谓是文学领域的科学主义者，他崇尚实证哲学，并深受生物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的影响。他认为，“古往今来，如同有动物类别一样，也有社会类别”。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知方式带有实证式“实验”的特征。在日常生活中，他总是以实证的理念去观察和研究人与社会。“巴尔扎克先生到每一个家庭，到每一个炉旁去寻找，在那些外表看来千篇一律、平稳安静的人物身上进行挖掘，挖掘出好些既如此复杂又如此自然的性格，以至大家都奇怪这些如此熟悉、如此真实的事，为什么一直没被人发现。”巴尔扎克自己也说：“我喜欢观察我所住的那一带郊区的各种风俗习惯，当地居民和他们的性格……我可以和他们混在一起，看他们做买卖，看他们工作完毕后怎样互相争吵。对我来说，这种观察已经成为一种直觉，我的观察既不忽略外表又能深入对方的心灵；或者也可以说就因为我能很好地抓住外表的细节，所以才能马上透过外表，深入内心。”巴尔扎克作如此实证式观察的最终目的是客观冷静地“再现”生活。他的著名论断是，“法国社会将成为它的历史，我只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精致的细节描写，使物质的形态具有客观的逼真性，从而有还原生活和历史的效果。“现实主义往往有着强烈的视觉性，关注看见和登记事物，并因此频繁地求助于描述……这些我们通常将它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叙事理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对巴尔扎克的这种细节叙述与描写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巴特认为细节的具体内容虽然意义不大，但在巴尔扎克所谓的‘现实感的表现’上有重要作用。真实本身就是由许多对我们而言不具有区别意义的具体细节构成；它们只是简单存在于我们的意识背景中。至少，这样的细节有助于我们感知周围的这个物质世界，而这个世界是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的。”真实细致地描绘社会结构形态，广泛地展示生活的风俗史，是巴尔扎克的创作理想，同时也是他突出的文学成就。“的确可以说所有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在某种程度上都已经是历史主义的：巴尔扎克早已居于可查证的历史阶段，他也有具体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空间，而其他人，即便严格地说与历史无关，也凭借其现实主义实力——不能这么说吗？——逐渐成为历史档案。”后来的英国小说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阐述关于小说与历史之关系的观点时，支持和发展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观念和创作实践。康拉德说，小说“通过想象的方法，创造出了比现实更有条理的一种生活世界，它有选择地描写许多与生活相关的片段，这种选择足以同历史的文献相媲美”。“小说是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不然，就不成其为小说。但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它源于一种牢固的根基，也就是文学是通过语言形式进行对现实世界以及社会现象的观察的，而历史则仅仅是依赖于文献、书写或印刷品的阅读，总而言之，是通过第二手资料。因此，小说比历史更真实。”
除了巴尔扎克之外，司汤达、狄更斯、福楼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行为，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科学实证式的“写实”特质。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承续着传统“摹仿说”的写实理念，同时又在科学精神与实证理性的催化下，现实主义作家们把文学创作视为对现实社会与人生的研究与历史性的真实“再现”；他们的作品在科学研究式的观察、实证的基础上努力达成对小说生活的准确体验与把握，并以客观写实的方式真实再现生活的本来的样子，并追求“科学研究的精确性”。概而言之，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理念，接纳了科学实证思维基础上的观察、实验的方法和经验论哲学内涵，并挤兑了传统“摹仿说”的形而上抽象思辨和先验论哲学内涵，力图使文学文本所展示和反映的艺术世界与现实中的生活世界达成同构关系。正因为如此，现实主义文学通常被认为是广泛地再现现实生活之面貌及其内在的本质与规律，从而使文学文本拥有了新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概而言之，现实主义让传统的先验性抽象思辨性写实走向了科学实证的分析性写实。19世纪现实主义的独具特质的“写实”精神，是促成西方文学在创作理念与方法上现代性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是流动的，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与文化征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这特定时代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属于19世纪这个巨大变革的时代；反之，19世纪现实主义也表征和铭刻了巨变时代的文化精神气象，于是，这种“现实主义”在当时便是一种极具“先锋”精神的文学样式：它挑战和反叛强调“主观”“超验”“情感”“想象”的浪漫主义文学成规；它也不同于此前的所有摹仿、写实倾向的文学——如18世纪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在科学理性的牵引下，刻意追求“客观”与“写实”。所以，当我们今天认为“现实主义”是一个再普通乃至“俗套”的术语时，殊不知，它在19世纪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思潮而出现时，正如法国批评家爱德蒙·杜朗蒂(Edmond Duranty)所说，“这个可怕的术语‘现实主义’是它所代表的流派的颠覆者。说‘现实主义’是荒谬的，因为现实主义标示着个人性的坦率而完美的表达；成规、模仿以及任何流派正是它所反对的东西”。19世纪现实主义之所以具有现代性，是因为它属于19世纪这个科学精神弥漫的特定时代，其科学理性、科学思维和“客观”“写实”精神便是“现代性”的重要性标志之一。可以说，此前任何时期的西方文学都未曾拥有如此强烈的科学精神和科学化的“客观”“写实”意识及其由此带来的文学－小说文本的独特审美样式。所以，韦勒克说，现实主义完全不同于浪漫主义和此前其他的文学样式：
它排斥了作品中那些异想天开的、神仙鬼怪式的、隐喻的和象征的、高度风格化的、纯抽象和装饰性的东西，它意味着我们摒弃神话、童话的世界。它还意味着拒绝接受完全不可能的、纯偶然的和极不寻常的事件和情节，因为尽管各地和作家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现实”在当时显然已经有了明确的含义，它代表着十九世纪科学的、井然有序的世界，一个因果关系分明的世界，一个没有奇迹和超验王国的世界，即使作家可以保留一种个人的宗教信念。“现实”(reality)这一术语同时也是一个包容性的术语：丑恶的、令人厌恶的、低贱的事物都是艺术的合法题材。像性和濒死时的极端痛苦这一类过去一直被禁忌的的主题(爱情和死亡则是被允许的)现在完全可以进入艺术的殿堂。
显然，犹如自然科学客观冷静地展开“研究”与“实验”，现实主义作家也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展开写实性文学创作，其审美的与创作的观念既不同于17世纪古典主义作家——这一点与浪漫主义文学站在了一起——也不同于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作家，因为现实主义的作品所表现的题材既不是古典主义的古代英雄和宫廷生活，也不是浪漫主义式充满抒情与想象的理想世界和异国他乡，而是当下的现实生活，是真实的普通人和平凡的世界。在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现实世界具有不加粉饰的本原性和有序性，他们的作品中容纳了古典主义作家所指责的“丑陋”而缺乏“崇高”的生活，它们体现出一种赤裸裸的“事实”。这种文学理念、叙述方法和审美趣味是超乎往常的，既和浪漫主义文学一样反叛古典主义，因而在这一个层面上与浪漫主义一起拥有了“现代性”禀赋，又在崇尚科学与理性的层面上有别于浪漫主义，从而在“现代性”的取向上与之有所错位。为此，韦勒克说，“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代表的严肃的现实主义的出现就成了一种相当突然的现象。”可以说，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通过“写实”之特质，更新了西方文学史上关于文学的观念，也改变了文学的叙述方式和文本样式，其先锋性是无可置疑并具有深远之文学史价值与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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