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 辉 ｜ 价值哲学把握当代生活世界的三种范式

 摘要

“范式”是所指与被指之间的相互共属和共在，其间存有固定的亲缘性。用以指称被指的概念、话语和逻辑必须与被指的“是其所是”具有对称性；所指在何种程度上澄明着被指，被指就在何种程度上被揭示着。事物法则只有被理性法则澄明着、揭示着，才以被指的方式敞开着、呈现着。“现”与“见”就是相互共属和共在。依照事物法则与理性法则的亲缘关系，价值哲学作为所指必须以理性法则的样式揭示、显现和澄明作为被指的价值世界。价值世界是流动的善，它以“不再是”“正在是”和“尚未是”的样式立在那里，它自在地“所是”着，而作为有意愿、有目的和有理性能力的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是非要有所指于这个充满流动性和生命力的善的世界的，因为创造、分配和享用价值世界是人的宿命，人是价值性的存在物。价值哲学就是人的价值性存在的理论方式。为此，它就必须以“不再是”“正在是”和“尚未是”为指称对象，以断面思维、段落思维和历史思维将其呈现在表象里、把握在意识中。这就是价值哲学把握当代生活世界的三种范式，其深层次的思维方式乃是发生学的致思范式。而被价值哲学三种致思范式所把握的当代生活世界，乃是一个以全球化为背景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它不但改变着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支离破碎”的现代性，而且以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提供了一个更能实现人们终极之善的现代化新道路，它的中国价值与世界意义被全面地呈现出来。

 作者简介 

晏 辉，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目  次

一、断面、段落和历史思维中的价值观念史和价值实践史

二、“正在是”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实践

三、价值哲学必须认识和把握具有哲学性质的价值存在

当代中国的价值哲学，从出场时的观念创新、话语制造、体系构建，到逐渐失语、无语、边缘化，经历了从出场、在场到退场、离场的变化。对此，价值哲学的研究者似有失落、感伤和无奈的内心体验，但事实上，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病理学意义上的自恋与自怜。省思自己的行动、反思自己的理论，正是实践智慧的一种表现。当价值哲学回归自己的内心，省思自己从出场、在场到退场、离场的历程，净心思索这个已经变化了的生活世界，以公正的旁观者身份静思这个风起云涌的价值世界时，可否用“不再是”“正在是”和“尚未是”这三个核心词来认知、感悟、判断、批判这个“实际性”的世界呢？借用阿伦特的语言，用以把握“不再是”的是思索，把握“正在是”的是判断，把握“尚未是”的是意愿，价值哲学应该基于断面思维经段落思维而达于历史思维，从而不再对抽象的价值进行形而上学沉思，而是要关注价值事件，关注价值事件的原始发生和演变史。那么，被价值哲学静观的这个“正在是”的生活世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式呢？总的来说，这是一个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逐渐展现它的中国价值和世界意义的过程，是一个更能实现人类终极之善的中国式现代化运动。离开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价值哲学极有可能成为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缺少实践基础的理想甚至是空想。

一、断面、段落和历史思维中的

价值观念史和价值实践史

出场和在场状态下的价值哲学，具有明显的断面思维的特征。所谓断面思维，是就某种特定场域下的价值进行哲学沉思的思维方式。中国价值哲学的出场机遇或机缘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一历史段落所发生的价值事件。当时价值问题从唯物史观中凸显出来，从实践标准的追问中产生，其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陷入了存在论意义上的价值危机。贫穷与落后、运动与偏失，着实令人不解，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什么才是真正的属人的生活？这一系列哲学追问，使得价值概念和价值观念从实践与认识中凸显出来。为此，学者需要从学科和学说两个层面予以回答。理论研究的重心必然是概念的创新、话语的设计和体系的建构。而深藏于社会历史活动深处的价值问题似乎并未被深刻地揭示出来、阐释出来；价值哲学本质上是对社会历史实践中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实践的哲学沉思，当人们把主要精力投放于概念、话语和体系的构造上时，充满灵性和生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实践就必然被隐去。于是，原本充满生命力的价值哲学沉思最后变成了毫无历史经验的形而上学体系。隐藏在断面背后的是段落和长时段的历史，超越断面思维的是段落和历史思维。

第一，关于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史与实践史的“史前史”研究。中国人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在革命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土地政策，使革命群众切实感受到了革命带给人们的益处。革命改变了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状况，让他们感受到了军民鱼水情的温暖。革命带来了一个充满民主、平等的社会状态。然而如何在拥有政权的社会状态下，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平等、富强的社会，却是一个新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难题，需要人们运用理论理性、创制理性和实践理性加以探讨和实践。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8年里，或许我们并不缺少一个关于好社会的价值预设，如找到一个能够创造财富并合理分配财富的经济组织方式，促使每个人自愿且合理地表达其意志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令每个人有意愿也有能力过一种整体性的好生活。然而寻找实现这一目的之善的道路，却是一个艰难的探索和实践过程。

第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革命和价值实践变革的原始发生。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观念革命和社会变革。观念的革命与社会的变革具有相互嵌入、相互促进的发生、发展逻辑。有关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引发了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的什么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谁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深刻思考，继而又引发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考，以及更进一步的“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讨论。当观念的革命转变成关于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变革时，寻找一个能够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经济组织方式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若目的之善已经给定，那么寻找手段之善就变得极为迫切。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来说，是手段之善还是目的之善？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手段还是关乎社会主义制度之本质的本体？资本主义可以运用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同样可以建构和发展市场经济。所有这些观念上的革命，直接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整个社会变革。在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经济和文化的力量从先前的政治的统合中被解放出来，开始相对独立地发展。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一种相对独立、各自发展的结构似乎被建构起来。伴随着这种结构的发展，一种更加深刻的、全面的文化变革也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从观念革命到制度变迁再到日常意识变革，一场立体式的“心灵革命”在突飞猛进。信仰和信念、认知和判断、情绪和情感、意愿和意志、行动与行为，无不处在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之中。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才逐渐感受到了观念的革命、情感的变革、行为的改变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从类型学的角度看，观念的革命具有如下充满内在逻辑的结构类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存在着自然观念、生态观念和时空观念；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存在着政治观念、权力观念、正义观念、平等观念、财富观念；在人与自己的关系上，存在着人格观念、情感观念、理性观念和幸福观念。多层次、多领域的观念革命，一经发生便即刻转身嵌入人们的行动之中，从而形成了价值观革命与价值实践变革之间的相互嵌入和相互制约的双重逻辑变奏。

人类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不断创造价值、分配价值和享用价值的历史，因此任何一种社会状态以及同一社会状态下的不同段落，都存在价值矛盾、冲突甚至危机。不断产生价值冲突又不断地殚精竭虑地解决价值冲突，正是人类观念史和实践史的根本特征。时至20世纪末，我们在认识与实践上也同样面临着诸多价值矛盾与困境。这些矛盾与困境以整体性、复杂性和冲突性的样式呈现出来。首先，从结果来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国企改革、政企分开，剪除了束缚经济发展的羁绊，使得财富被快速创造出来、积累起来，经济总量迅速增长起来，“富”的景象很快被建立起来。然而被创造出来、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如何公平分配呢？是根据市场规则还是根据勤劳程度？是完全依照市场规律还是多种分配方式相互配合？于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优先重视效率的问题，就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难题，更成为了实践上的困境。其次，从财富创造和积累的原始发生看，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推动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力量，这有可能强化权力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上的作用。如何依照整体性和复杂性原则，解决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同样变得极为重要。毫无疑问，自然资源、权力、资本、地位、身份、运气构成了公共善的核心内容，其间存在着可以相互嵌入、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如若不能制定出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就存在公共善在少数人群那里集中的风险；显然，这是与社会制度的本质要求即共同富裕、美好生活的理念相背离的。我们必须预先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在初始性制度安排中，处于不利地位或边缘地位的人群，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以至于他们很难有机会通过培养和提高可行能力而参与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为防止此种情形出现，就必须不断地矫正、修改和完善分配制度，以保证在持续进行的改革开放中，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就在于，通过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各种政策和制度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劳动效率，不但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而且能够公平合理地分配财富。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面对这些极具广度和深度的价值问题，价值哲学必须超越断面思维进入段落思维中来。从改革开放生成和发展史的时空维度，沉思“正在是”的社会价值问题，重构适合于“正在是”的价值哲学成为了强烈的理论诉求。

二、“正在是”的

价值观念与价值实践

“实际性是用来表示‘我们的’‘本己’的此在的存在特征，更准确地说，这个用语系指：当下的这个此在（‘当下性的’的现象；试比较：逗留、停驻、寓于此的存在、此—在），如果它在其存在特征是存在方式中的‘此’的话。存在方式中的此在指：不是而且决不是最初作为直观和直观规定的对象，不是作为仅仅从中获得知识和占有知识的对象，而是此在为了它自己以其最本己的存在如何在此存在。这种存在的如何敞开并规定着‘此’之当下的可能性。存在（Sein）——为及物动词：去过实际生活。如果存在取决于它自身，即存在，那么存在本身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个占有的对象。”我们永远都处于此在状态之中，“不再是”以记忆的形式后置于此在中，“尚未是”以想象的形式前置于此在中。此在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它虽然不能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将“不再是”和“尚未是”汇聚于此，但可以在认识论和价值论上将三种共在于一个时空坐标之中。那么，在此在的状态下，我们面临着怎样的价值问题和困境呢？ 

（一）所是与应是的冲突：一种重叠式结构

所是，是一个事物的实际性，是客观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实际样式，无论你是全身心地拥抱它，还是全面地痛恨它、拒斥它，它都“心安理得”地立在那里，义无反顾地向人们走来。而应是则是所是之前的预设，是人们对一个充满希望的、好的生活状态的期许，但这个期许似乎没有出现，或至少没有完全出现。这是正常的。于是，在应是与所是之间就构成了一个既一致又冲突的重叠式结构。所是，作为一个描述性词语，它并未给出一种规范性的判断，既有真善美的层面又有假恶丑的侧面；它把断面的价值问题和段落的价值问题以压缩的方式并置在人们眼前，以致于人们难以判断，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还是一个充满罪恶的现实。若以“公正的旁观者”身份判断这个世界既是美好的又是罪恶的，那么这个重叠式结构便将如下价值问题呈现给人们。

第一，全球化、人类共同命运与逆全球化浪潮。在此在状态下，所有的价值问题似乎都与全球化相关。起始于15世纪末发展于17、18世纪复杂化于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化运动，对于所有的民族和国家而言，并不具有相同的意义。本质上，现代化运动是由西方国家发动并始终由其支配的全球化过程，起初是地区、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后来则是洲际的，再后来则是世界性的资本、技术、政治和文化的输出与交换；资本的世界运行逻辑是现代化运动的基础，基于此种逻辑，技术、知识、政治和文化也紧随其后被输出到其他地区和国家。这是一种极不对称的交换过程，西方国家不但控制着交换的内容，还制订并支配着游戏规则的话语权。军事打击、经济侵略、政治干预和文化殖民，是它们经常运用的手段。一方面是稀缺性资源和劳动力向西方国家流动，另一方面则是垃圾、污染、风险和代价向落后地区和国家流动。历经半个世纪的冷战，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中国共产党人统领的改革开放，通过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大幕。正是通过改革开放，中国主动地融入了全球化进程，也由此开启了全新形式的全球化。亚洲一些地区和国家率先在亚洲开启了现代化运动；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这个具有强大体量的东方大国开始自觉、主动地融入全球化的运动中来。逐渐发达和富强起来的中国改变着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使得这个曾经闭关锁国、一穷二白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跃而成为强国；它以平等交换、和平共处的经济法则和政治原则，打破了立在苏联社会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之间的铁幕，在经济、技术、政治、文化和外交等多个层次和领域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换和交往；虽然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以各自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体系，在全球化的国际舞台上发挥着影响，但事实已充分证明，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既充满合作更充满冲突的国家事务和国际事务中，逐渐得到彰显、确证和承认；它逐渐改变着由西方国家控制的资本流动、文化交流、技术共享和规则制订这种不对称的现代化过程，于是西方国家便通过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和技术的手段，来阻止对它们不利的全球化。全球化的正向运行逻辑和逆全球化浪潮交织在一起，使个体、组织、民族、国家和人类价值也交织在一起，既充满着矛盾和冲突，也蕴藏着积极合作的空间，人类共同价值成为最迫切的理论和实践难题。作为后发国家，由中国共产党人统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来越成为正向全球化的倡导者和引领者，成为一个立体的行动主体，即正向全球化的推动者、承担者、受益者和责任者。

第二，中国共产党百年价值观念史与实践史问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四个“伟大成就”，内在地体现了由创造社会基础价值到构建核心价值再到建设全局性价值的相互嵌入、相互促进和共同演进的历史逻辑。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根本任务是如何夺取政权，它构成了处在革命阶段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价值。在社会主义革命状态下，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尚未成为一个实际的集体行动，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尚未成为一个典型的“国家政治”问题。因此，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期许是迫切的。社会主义建设描述的是，以政党和国家形态出现的社会主义是如何被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如果说在社会主义革命状态下，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其整体性、复杂性和矛盾性还是潜在的，那么在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后，如何在基础、核心和全局价值之间进行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的价值排序，就成了相关价值之思考与行动的核心问题。事实上，从1949年到1978年，政治家们殚精竭虑地探索和建构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目的之善的社会主义，而这种探索和建构是在自然、社会和人各自给定的可能性空间之内进行的，人们的视界、选择与行动都是在特定的场域下表现和实现的。“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如果它的理论确实超越时代，而建设一个如其所应然的世界，那么这种世界诚然是存在的，但只存在于他的私见中，私见是一种不结实的要素，在其中人们可以随意想象任何东西。”自然的限制和历史的限度，决定了人们的认知、选择和行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证明，在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之间，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下，究竟哪种价值具有优先性，并不完全取决于人的主观判断和实践选择。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又吸取了失败的教训，即便是在当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这些经验和教训依然在自觉与不自觉地发挥着作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描述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改革开放史，它之所以不同于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因为它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更不是丢失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而是因为它更多地关注于探索和建构实现目的之善的手段之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不仅具有中国价值，更具有世界意义；世界性的问题、难题、困境也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的发展。价值主体，逐渐超越了个体、民族和国家的边界，具有了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类主体的出现，意味着全球化将成为不同民族和国家共同面对的“哲学人类”学问题。

（二）心灵之序与价值世界

价值是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物、关系、观念和行动的效用；若没有需求者存在，这种效用或许依旧可以客观地立在那里，但它不能被称为价值，而只能被称为有用性。这是因为效用并不以需求者的存在为前提，而是客观存在的，是可测量、可公度的功能、效用。效用作为客体，可能因需求者即主体而改变，但绝不会因为主体的主观性而改变。价值具有客体性特征。而需求者作为主体，对于价值而言，并不因为主体可以想象、认知而具有其自身，而是因为主体的享用和体验，功能和效用才成为了价值。价值是在需求主体和价值客体之间的相互嵌入和相互印证中证明和反观其自身的：价值客体满足了需求主体的特定需要，令其产生满足感、快乐感，从而证明它的有用性，这是效用向需求者的流动；需求者通过占有、享用和体验价值客体的有用性证明了自己是需求者的，从而证明需求者是有缺陷的，是处在不足和匮乏之中的，他依赖于那些令其满足和快乐的有用性，正是这些有用性才使他的生命持存下去，才使他的生命具有了社会和人类意义。当需求主体和价值客体通过相互嵌入、相互印证而反观和证明各自的存在时，它们就共同产生了一种离开任何一方都不能产生的后果，这就是意义。意义是实现了的价值，或价值的充分实现。意义纯粹是主体间、主客体间的相互嵌入和相互构造的过程及其积极后果。价值是意义的必要条件，亦即，没有价值就肯定没有意义，但有价值却未必产生意义。有价值而无意义的事情是大量存在的，就如同人们实现了使人幸福的前提和条件却没有实现幸福本身一样。指明意义与价值的本质区别，对于合理地创造价值和有效地享用价值，对于个体、社会、人类和自然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

价值哲学只有深入研究心灵之序和价值世界及其相互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价值与意义的原始发生及其演变过程，也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创造价值、享用价值的自然史、社会史和人类史。价值和意义都与人的心灵相关，与人的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需要及其满足相关。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构成了人这个实体、主体的三个层面，与此相对应的是身体之善、外在之善和灵魂之善。只有人的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需要得到平衡发展，只有当三种善构成相互嵌入和相互促进的状态时，心灵才会处在和谐之中，才会形成心灵秩序；只有当外部世界处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相互嵌入和相互促进的状态时，外部世界才是和谐的。失序的心灵往往会造成失序的世界，反之，失序的世界也会造成失序的心灵。但在初始意义上，只有重构心灵之序才能重构世界之序。在充满实际性的此在中，指望一种完全和谐的心灵之序和世界之序是不可能的，有一个相对和谐的秩序，已经是人类的福祉了。这一切完全根源于人的欲望的自我构造和无限扩张。如果价值哲学仅仅着眼于一个价值世界的创造，而不深入研究人的欲望的自我构造及其与价值世界的相互构造，那么对价值事实的研究就一定是不深入、不全面的。

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社会改革，对世界之序和心灵之序产生了双重效应。其一，创造了一个快速增长的物的世界，使人进入了一个被物包围的世界；其二，使人潜藏着的欲望被快速地激发出来。在社会改革中，物质生活资料之生产方式的改革具有优先性，即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于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而发生；日益深入而广泛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求后面两者也逐渐深入扩张。被迅速创造出来的生活资料，已经改善了人们原有的物质生活状态，在物质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之后，新的、更高的需要就逐渐被建构起来，而被开显和激发起来的需要、欲望又返身嵌入人们的生产、交往和生活中，提升了人们继续创造和分配财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市场的培育、生成和运转，逐渐构造出了现代生产逻辑：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正是在现代生产逻辑的运行中，构建起了生产与欲望之间的双重运行逻辑。欲望推动生产，生产刺激欲望，如此循环往复，在占有和消费物的价值的基础上，慢慢积累起了社会欲望和精神欲望，进而康德笔下的激情与情欲也被逐渐地激发出来。

从经济总量来看，四十多年的社会改革无疑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从心灵之序和世界之序及其相互关系来看，我国显然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从心灵之序来看，在道德人格结构上，在信、知、情、意之间，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物质需要的满足并未促使社会性需要和精神性需要得到相应的满足，并未使人的精神文明得到大幅度提升。根据边际效用理论，随着同类物品的供给增加，人们对该物品的需求会下降。虽然这被证明是一个可接受的心理需求和满足规律，但绝非是一条普遍的需求规律。人们对名誉、权力和金钱的欲望从未随着同类物品的供给增加而减弱，相反，它们会无限制地发展到病理学的程度。即便是有物质生活资料的持续供给，人们也会在物质财富的占有和享受上乐此不疲，这得益于市场分工的精细化和物质产品的细致化和多样化。不断多样化和细致化的物质生活资料、不断翻新的传播，使人们深深地陷入对物的依赖之中。但人们似乎也并不仅仅被物所支配，也运用物诸如资本、知识、权力、自媒体达到占有更多的物和支配他人意志的目的。人的占有欲望和表达欲望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或明或暗、或弱或强地持存着。然而，每个人的心灵似乎并未达到自为的和谐，相反，却常常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首先，自负与自卑的矛盾。市场经济之于个人心灵的直接作用便是唤醒了每个人的自我意识、权利意识和尊严意识，逐渐确立起来的原子主义思维和自我感觉至上的判断力，使人常常将自己视为最有尊严，因而是最值得尊重的人，自我在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上确立起一个立体的自我结构；我的感觉和判断是一切值得存在事物值得存在的根据，也是不值得存在之物不值得存在的依据；将其他人视作实现我、证明我的工具；以一种极为友善甚至令人恐惧的谦卑隐藏着充满实用和技术理性的利己动机；人们取得了颇有德性的外表，却常实施反责任的行动；人们使德性工具化、道具化，使真正的善念、善心和善行从心灵深处连根拔起。这种严重缺少道德人格的行为还更加明显地表现在等级思维支配下的交往中。当处在边缘或弱势状态下，人们为改变这种不利地位，便表现出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令人怜悯和同情的样子。事实上，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的承认和尊重，而是对权力、资本、知识、地位、身份和运气的占有的羡慕与嫉妒。因此，一旦处在弱势地位的他们拥有了优势地位便会现实地“自强”“自恋”“自傲”起来，排除各种抗拒以贯彻其意志，迫使他人承认自己的尊严，从而建立起一种与之前状态相同的畸形的不平等关系。不平等关系状态下的认知、判断和选择方式，虽经历了无数次的革命改造，但在当代生活中依旧根深蒂固。在自负与自卑矛盾的背后，隐藏着的是自尊和尊严的平等问题，人们极有可能把自尊和尊严消解到对权力、资本、知识、地位、身份和运气等稀缺性资源的占有、分配和争夺之上。尊严（道德）平等并未从经济、社会和政治平等的追求中提升出来，相反，它被反复地整合到物的占有和物的关系的建构之中。

其次，独立与孤独的矛盾。事实上，这是争取自由而又逃避自由这一行动上的悖论在心理上的体现。原子主义思维和自我至上体验促使每个人都要争取依照自己的意志而行事，越少约束、越少限制、越随心所欲越好。于是，人们试图摆脱一切束缚，似乎一切快乐和幸福都系在自我的随心而动、随性而为上。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缺少正当性基础的自由观，每个人的自由并不以摆脱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为条件，因为任何一个现实的人都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被界定和规定的，都有出于对规律的尊重而产生的行为必然性；任何一种自由都是以履行必要的责任为基础的。如果人们都仅仅关注自己，重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对于他者漠不关心，或借助表面的亲近无比、满腔热忱、无私奉献而达到心理支配和精神控制的目的，那么就会造成独立与孤独之间的深刻矛盾。社会关系上无基础、心灵深处无根基，就只能是一种心灵与精神双重孤独的生活状态。

最后，满足与缺憾的矛盾。存在感、满足感和快乐感通常是在比较中产生和实现的：一种是自我比较，当我摆脱绝对贫困而进入相对满足的状态时，我是满足的和快乐的；另一种是与他者比较，当我与他者相比而陷入相对贫困状态时，我是失望的，可能会充满羡慕、嫉妒甚至仇恨，原有的自我满足感、快乐感会顿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比较带来的缺憾、遗憾和不满足。不可否认，当人处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的状态时，少量的价值物就可以产生倍增的满足和快乐感；当价值物趋于边际状态时，满足感和快乐感就会减弱，甚至会出现短暂的消失，只有进一步供给量多质高的价值物，才有可能提高原有的满足感和快乐感。这其中的原理在于：价值物与欲望同在一条船上，随着价值物的增加，欲望也在提升；就如同价值物在广度上拓展、深度上细化，欲望也同样如此。被拓展和激发起来的欲望如果超过了价值物的增长速度，满足与缺憾之间的矛盾就愈加尖锐。人们似乎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如若放任自流地依照市场的规则运行，那么用于满足人的社会性需要和精神性需要的价值物就不可能被创造出来，人们的社会性和精神性需要也不可能被培育和发展起来。总之，是过一种无限度的、充满奢侈与浪费的、物质需要极大满足而社会性和精神性需要极度贫乏的生活，还是过一种物质上虽然有限但精神上丰富多彩的生活，乃是当代人类生活世界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一个亟待分析和论证的问题。

如若将基于心灵之序之上而对自我的各种矛盾的揭示视作当代价值难题与困境的主体形态，那么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则是价值困境的客体形态。

（三）作为关系状态的价值世界

如前所述，价值和意义都是在主客体之间、主体之间和主体自身完成的相互嵌入、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效应；作为关系状态的价值世界所描述的正是这种过程和效应。在“正在是”的价值世界中，无论是创造价值的过程，还是实然的价值类型，都呈现出整体性、复杂性和冲突性特征，因此，从这三个角度描画“正在是”的价值世界是一种可接受的范式。

从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角度看，一个相对好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有效率的社会，而效率来自能够体现正确性和正当性原则的秩序，秩序的规范化形式便是制度。制定制度、修正制度、改变制度，目的在于促使经济、政治和文化相对平衡的发展。当三者无法同时发展时，就要制定新的制度，促使经济优先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促使经济优先发展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建立市场、发展市场和运用市场，在于构建多种形态的经济主体，他们可以通过节俭的方式积累资本，也可以通过信贷方式获得资本，继而充分且持续运用资本以获取最大化收益。当资本从商品和货币中游离出来变成一种观念和符号时，它就脱离了物的制约和规范的限制，可以将任何一种社会元素配置到自身的运行逻辑中来，继而成为一种强大的、无形的社会力量。“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资本既是有形的价值物又是无形的观念力量：作为有形的存在，它就是增加了的价值物，即增殖；作为无形的观念的力量，它是引领商品和货币不断发生转换的灵魂。资本不断造成增殖而又不断超越增殖，追求更大的增殖，而且这种增殖只有变成资本所有者的观念时，它才真正超越物的限制，从而打破已有规范的边界。资本在客体那里的表现就是不断实现增殖，而在主体这里的表现就是占有的欲望不断增强。在一个单纯的市场社会里，只有资本可以消解一切差别、打破民族的界限和文化的藩篱，而将实然的和应然的因素加以公度。资本不仅使作为主体的人发生欲望上的变化，还使作为客体的权力和文化发生性质的变化；资本可以将权力整合到自身的运行逻辑上来，获得显性的和隐性的权力支持。当资本、权力和知识组合成一个可以“通存通兑”的利益联盟时，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从其他两者中获益。通过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知识权力化和资本化，权力、资本、知识、技术、身份、地位、运气就会逐渐地积累到处在优势地位的人群那里，而他们也有足够明确的意识和支配性力量，将这些稀缺性资源固化在有利于自己的社会结构中。将本质上不能市场化的权力、知识、教育市场化，是导致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距离逐渐拉大的根本原因。相反，如果将政治定义为与所有公民之根本利益的所有方面相关，那么就可以把这个目的之善贯彻到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所有方面，将权力、资本、知识和技术限制在相对合理的边界以内，阻止资本向权力、技术、知识和教育领域渗透。在自发状态下，只有两极分化已经严重到使社会有机体难以正常运转时，一种修正甚至改造权力、资本、技术和知识同构化现状的“自我革命”的过程才会开始，一种用政治的方式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过程才会开始。

从价值物的类型上看，一个相对好的社会，其价值物的创造与分配必须与人的身体之善、外在之善和灵魂之善具有对应关系，进言之，基于人的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需要的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是平衡、协调发展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应当协调发展。物质需要得到极大满足并会不自动提升人们对精神价值物的需求，相反，极有可能会让人们在奢侈与过度消费的意义上被物的世界包围。此外，在现代传媒飞速发展的境遇下，媒体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形式，凭借不断制造新闻、传播新闻的强大功能，以无处不在和无时不有的形式，将人们吸引到其自身的运行逻辑中；网民以无法抗拒、甘愿物化和技术化的形式，成为网络的奴隶；无效知识甚至是有害信息被不断地制造出来，社会进入了一种失真状态即所谓的后真相时代。在所谓的后真相时代，人们似乎认为没有真相，不需要真相，假相就是真相，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边界越来越不清晰，公序良俗不断被解构，一种指向公共善的社会舆论难以出现。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片面认识。当人们把反思的、批判性的认识变成指导行动的观念基础时，一种可怕的没有真相的时代并不会真的产生。然而，真相与假相混杂、只重视解释而不追求真相的情形，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也确实是存在的。这是一个充满整体性、复杂性和冲突性，既充满希望又隐藏着各种风险的 “正在是”的价值世界。作为面向人类创造价值和享用价值之观念前提和实践基础的理论方式，价值哲学如何经过严谨的自我省思，用矫正和完善之后的概念、话语和逻辑回归这个充满生命力的价值世界，便成为了理论工作者无法拒绝的使命。

三、价值哲学必须认识和把握

具有哲学性质的价值存在

价值哲学固然是对价值世界的哲学沉思，但它并不分析和论证所有的价值现象，而是关注价值现象中的始点和本质问题，亦即沉思和把握那些具有哲学性质的价值问题。而所有的具有哲学性质的价值问题都是以现代性或全球化为背景的，全球化就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哲学性质的世界性存在，当下实际性的价值问题都必须在现代性或全球化背景下加以规定和论证。

现代性和全球化，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哲学性质的存在？这既是描述性的，也是判断性的和实践性的。描述性的全球化涉及时空、生产、观念三个论题；判断性的全球化指称代价论、正义论和意义论三个议题；实践论的全球化旨在寻找摆脱困境、解决难题的道路。面对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诸种困境与难题，每个民族和国家都在已有的文化体系和观念系统中积极地寻找出路、制定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将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智慧的基础上，走出一条既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批判借鉴西方文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哲学与具有哲学性质的存在具有天然的亲缘性，换言之，哲学应当把握具有哲学性质的存在。那么，什么才是具有哲学性质的存在呢？与人类的思考和行动、与人类生活的终极之善和手段之善具有必然关系的存在，总是与天人之道、人伦之道和心性之道相关，哲学要么是通过拥有逻各斯，要么是通过分有逻各斯来把握这些关系，试图以正确思考和正当行动，来实现整体性的好生活这一终极目的。全球化将地方性的、民族性的、个体的、国家之哲学性质的存在变成了世界性的、类的存在，这种转变的意义成了全球化的核心哲学议题。

首先，整体性意识、复杂性思维和冲突性态度。这是一种典型的哲学式的致思范式，从先天直观形式着眼，全球化表现为典型的时空结构，它从外部视域和内部视域证明着全球化的整体性特征。从静态的空间来看，正是全球化进程将地球上的所有人变成了一个统一体，使人成为一个类的存在，它吁求着同时也创造着类哲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正是形成类意识和实施类行动的努力，也是将曾被西方国家严重窄化了的、狭隘化了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真正变成人类共同事业的努力。如果说，在现代化的初始状态中，资产阶级借着资本的运行逻辑，通过构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制造了地区性的、地域性的不平等，那么，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他们则把局部的、地方性的不正义变成了世界性的不正义。全球性的不正义、全球治理中的不正义和不平等，说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断制造冲突而又恐惧冲突的世界性存在。从时间维度来看，全球化也同样体现了整体性特征。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非一个不连续甚至是断裂的过程，无论是正向的还是逆向的全球化过程，都是人类形成世界历史交往形式的不同形态，尽管全球化先行发生于西方国家，但时至今日，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和国家可以离开全球化这一世界性运动而独自发展，或许尚未享受到全球化带给人们的成果，但却体会到了全球化带给人们的风险与代价。从全球化运动得以发生的基础、过程和后果看，它似乎是一个充满创价与代价之矛盾的过程。它虽然是借着资本的世界运行逻辑而展开，但其过程和结果却绝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它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已经超过了它的经济意义：它不仅仅改变了人们的经济生活状况，还广泛而深入地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体系和制度结构，游戏规则的不断解构、破坏，使世界秩序处在无序甚至是崩溃的边缘，人为制造的风险连同自然界的危险，一并威胁着国际秩序、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人与自然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之各种要素的不断解构和重组，呈现出一体化、多极化和多样化特征，这些都是整体性的表现。

全球化从来就不是一个直线性的、单向度的发展过程，而是充满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复杂过程。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总是超出人们的想象，因此才有了关于人类历史发展逻辑的解释模式。（1）历史进化论。人类发展史虽然是一个充满曲折的过程，但人类有基本的能力，可以通过正确认识和正当运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而实现螺旋上升的发展目的。曲折的历史进化论已被事实确证。（2）历史循环论。人类历史虽有物质生活水平上的进步，但每一次重大的物质进步都将人们置于更加不满足的状态；当一种增长模式将其自身的可能性耗尽时，它就会回到其起始的状态上。一如自由与任性那样，当自由发展到不再顾及任何限制的时候，各种风险和危险便纷至沓来，任性的代价就是社会秩序的解体、规则体系的失效、价值体系的崩溃。当人类徜徉于对自然的全面胜利时，自然便悄无声息地惩罚着人类的任性。（3）历史虚无主义。这是一种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历史观，与其说它否定的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即曲折前行的历史过程，倒不如说它否认了一个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党在历史上所取得的积极而伟大的功绩。

若是直面全球化运动自身，在目的之善和手段之善的意义上思索和判断全球化过程，那么它的复杂性就集中表现为如下方面：（1）自在的目的之善与自为的目的之善是非充分条件。任何一个个体、集体、民族和国家都有基于其特殊的存在状态及其展开方式之上的终极之善，即为了生命的延续、快乐的获得、幸福的追求，就必须获得身体之善、外在之善和灵魂之善；这是自在的目的之善所具有的坚实的内在根据和充分的外在理由；是不同个体之间、民族和国家之间相互承认和尊重的核心内容。然而，如若将这些目的之善变成对每一个人而言的自在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善，就需要将它们变成自为的目的之善，在观念上标划出来、在行动上实现出来。然而，在阶级对抗的场域之下，在国家内部，统治阶级总是将目的之善确定为对自己全面有效的观念和行动，而对被剥削阶级则是部分或基本有效。在国家之间，欧美国家总是试图将目的之善视作对自己具有优先性的观念和行动，其他存在者只是实现终极之善的手段；在全球化的初创阶段，当其他国家尚无法与西方国家相抗衡时，全球化过程中的不正义就处在被承认或容忍的状态；当其他民族和国家逐渐探索出了非掠夺、非剥削的现代化新道路时，全球化过程的不正义便以激烈的外部冲突的形式存续着。即便是在非对抗的社会状态下，身体之善、外在之善和灵魂之善的创造与分配，也无法真正做到对每个人而言的公平、正义。这些显然属于目的之善意义上的复杂性问题。（2）在手段之善和目的之善的关系上，同样存在着复杂性。在理想的状态下，一个相对好的社会应该被这样设计：经济组织方式能够让人们创造财富并合理分配财富；政治制度可以让每个人都能表达自愿且合理的政治意志；在人与人的结合方式上，每个人应当充分且公开运用公共理性，既公平正义地获得权利又必须同时对等地履行义务，既公平正义地分配权利又必须公平正义地分配责任；当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被相对合理地分配给每一个人时，他必须有意愿且有能力过整体性的好生活。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人类设计出来的、迄今为止尚未出现的理想。任何一个手段之善的选择似乎都不能完全与目的之善相对应，这是因为，由手段之善到达目的之善需经过若干环节和程序，而任何一个环节和程序都有可能偏离目的之善。全球化过程及其结果尤其如此，它起初就是悖论性的，或者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可能的世界性存在。雇佣工人创造了自己的对象性存在，然而它们却作为异己性存在与自己对立；资产阶级创造了世界性的无产阶级，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可以将世界性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置于社会统一安排之下；但极有可能，在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之前，资产阶级会持续不断地将地方性的、民族性的、国家性的不正义变成全球性的不正义。

其次，三种思维向度。断面思维、段落思维和历史思维是哲学把握全球化问题的三种思维向度。断面思维是指当下性的认知方式，所谓当下性是指正在发生的或留在人们近期视听结构中的事件。当下性事件具有鲜明的历时性特征，在一个千百年来不曾变化的历史场域下，当下性事件就是历史事件，而历史事件就表现为当下性。空间的隔绝、时间的延迟，使得当下性和历史没有距离。而在全球化语境下，“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事实上，处在地球不同位置上的个体、民族和国家都在不停地制造事件，但在一个时空隔绝的状态下，它们并不具有世界价值和人类意义；而在全球化境遇下，地方性的事件具有了明显的世界意义，虽然这种意义在事实的、可亲身感受到的状态下并非是立刻的、瞬间的，而快速发展起来的信息整理系统和实时传播技术，可以将地方性事件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全球性事件，让人们在视听体系内预先感受到尚未到来的实际影响，继而在实际影响尚未到来之前进入行动状态，这在客观上强化了基于差别、中经矛盾而达于冲突的广度和力度，使世界性的风险提前到来、随时到来。正是事件的即时性、实时性，使人长于感觉、知觉和表象，而弱于判断、推理和预测。人们无法从短暂的前后相继和共时的事件叠加中抽身出来、冷静思考、理性判断，借以建立长时段和历史性的历史逻辑。断面化、碎片化、突发性，使技术理性和实用理性覆盖了理论理性和历史理性；感性世界把理性世界挤压到了可有可无、若隐若现的程度。留给人们的是突发事件的堆积，而缺少对造成突发事件之背后根源的沉思；个人利己主义、集团利己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者，乐此不疲地制造事件，并在病理学意义上对恐怖事件产生的破坏国际秩序的“效果”感到“心满意足”。这是一种怎样的观念、认知、情感和意志啊！断面思维已从日常生活和日常意识层面扩展到了一向被尊崇为神圣的知识、理论和思想领域，学者和理论思考者也深陷“就事论事”性的直播当中。已有的知识、现有的知识似乎都无法正确解释，更无法正确指导针对风险社会的诸种危机所进行的思考与行动。人类似乎陷入一种魔咒，越是想控制作为异在的世界，就越是被异在的世界所控制。断面思维无法沉思那些隐藏在事件背后的逻各斯，要打破只有不确定的才是确定的这种境况，就必须树立段落思维和历史思维，亦即确立逆向思维发生学。现在已经到了需要集体反思的时刻，需要对已有的观念、制度、体制和规范进行彻底反思。曾支配了现代化运动的那些被视作普遍有效的规则和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面对危机四伏、冲突不断的现代性境遇，需要被全面彻底地检视、矫正、修正，甚至放弃。如果缺少了段落意识和历史意识，而任由断面思维支配一切，那将会造成广泛而深刻的人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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