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辉 ｜ 分析方法的视角缘起、限制与超越之路

摘  要

分析是一种与综合相对的思维方式，是西方社会科学的正统方法。但该方法长期引发认识论层面的整体与部分、主体与对象之争，需要进行方法论的历史反思。分析方法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中世纪后期库萨的尼古拉开创新宇宙观，阿尔贝蒂提出“透视法”，为分析方法引入作为操作规范的视角论。分析视角的初始要求是观察者以自我感知为中心，选定进入视域的对象范畴；其次是要在主体与对象之间通过点与线的投射而建立关联；此外，科学探索既是认识客观世界，更是回应观察者的困惑。笛卡尔进一步把分析与怀疑、综合、检验结合为一个闭合的研究逻辑，克服单一视角的局限。较之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政治学更难进入现场并固守特定视角，应以发现事实与解释问题为导向，采用“方法论多元主义”，把所有分析视角视为自带天生缺陷的研究策略，转换观察位置，以增加对政治复杂现象的客观认知。

作者简介

郭台辉，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目  次

前言：分析作为方法

一、分析方法的视角引入

二、分析视角的限制与超越

三、分析视角的创新之难

四、出路：“方法论多元主义”与“工具箱”

前言：分析作为方法

20世纪兴起科学化与技术化潮流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往往被冠以“分析”的标志，即“政治学分析”，比如系统分析、结构—功能分析、心理分析等，明确用分析性思维与方法来观察政治领域的基本现象与问题。这主要是受分析性思维与方法盛行的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影响，因为哲学在“绝对理念之衰微”后进入“分析的时代”。然而，政治学研究为何以及如何可能用分析方法？这个问题需要在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有明确回应，并置于更广阔的知识史传统和社会科学范畴来比较、定位并得到理解，进而具体反思政治学的分析路径，充分揭示并谨审其本质的局限性。

亚里士多德在确立政治学为一门实践科学的同时，也开创了分析方法，使政治学采用分析性思维与方法成为可能。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明确界定“分析”，而是将之等同于“定义”：在对事物进行分类的过程中，对不可再分化的实体对象给予定义，进而“从观察一组类同的（特别相同的）个体出发，并审察它们所共有的因素。我们又把同一程序用于另一组属于同一个种、并在类方面而不是在种方面与前一组相同的个体。当我们确定了这第二个种的一切分子的共同因素之后，我们还要审察所得结果的是否相同，并一直坚持到我们获得某一个公式为止。这就是有关事物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对分析/定义概念的创造性表述至少包含三层意思。其一，“分析”是“分解”，即把一个事物或现象的整体分解为不能再分的“个体”部分，即分析单位；其二，确立“个体”是构成一组同类事物或现象的最小单位，并对其性质进行定义；其三，“个体”相互独立，是同类事物的共同特征，而同类事物整体是“个体”彼此联系的共同结果。因此，分析是主体认识客观对象的一种逻辑能力、理性思维方式、认知策略与方法，并没有改变事物本身实在作为分析对象的整体性质与特征，也没有破坏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事实关联。换言之，分析属于方法论范畴，既可以与本体论关联，即“客观对象是什么？”旨在发现事物整体的内部构成、性质、功能以及整体与其部分构成之间的关联，也可以与认识论问题紧密关联，即“主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认识实在的客观对象？”旨在运用分析性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来认识世界。

然而，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分析性思维在20世纪的分析哲学领域出现分歧，并引发认识论争论。其中，在分析目的方面表现为整体“一”与部分“多”之争。罗素与维特根斯坦早期理论代表还原主义的“部分论”分析，重视事物构成部分的逻辑，认为事物的整体性质与功能必须根据其组成的“个体”特征来解释；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后期理论以及蒯因等人代表整体主义的“整体论”分析，强调组成部分之间的整体联系，认为解释“个体”的部分特征与功能必须涉及其所归属的整体。在分析对象方面存在人类自身与客观事实的“主”“客”之争。比如罗素认为，分析对象是客观实在的事实，旨在揭示世界终极性的一般构成方式，但在更多哲学家看来，分析对象不可能直接指向外部世界的事物实在，只能局限于人类自身构建的世界，包括思想、语言、心理观念及其关于客观实在的理论模式或命题等。

认识论层面的这两个争论是由分析方法而引起，但高阶的认识论问题无法从低阶的方法论层次找到化解之道。更何况，现代政治科学作为应用性很强的知识生产领域，不可能直面这些认识论领域的争论。相反，现代政治科学更多是回避认识论争论，并延续分析方法的传统共性，即“从思想上把一个研究对象分成若干组成部分”，目的是“研究其性质并确定各部分相互间以及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并通过借用其他学科的各种技术和模型，侧重分析“政治行为和事件的关系、原因和结果”。但是，无论如何，政治学分析的研究实践必须意识到，分析性思维与方法在认识论层次的天然矛盾，因此需要对此保持敏锐性，对其所导致的局限性提高警觉，并尽可能有意识地克服分析方法本身的功能性障碍。

一、分析方法的视角引入

亚里士多德奠定的分析传统并非是迟至20世纪兴起分析哲学之后才引发认识论争论。分析作为方法论层面的一种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至少应该追溯到中世纪后期。在中世纪后期，艺术理论家阿尔贝蒂开创“透视法”，即在分析范畴的整体与部分、分析主体与分析对象之间引入分析视角，可以为理解分析方法的认识论争论提供启示。与其同时代的神学家库萨的尼古拉开创的新宇宙观，为阿尔贝蒂的“透视法”绘画艺术理论提供了思辨哲学的证明，为分析方法的视角引入确立了近代科学的认识论基础。

15世纪上半叶出生在热那亚的阿尔贝蒂是艺术与建筑理论家，他在《论绘画》一书中提出“透视法”（perspective）即视角，揭示绘画理论最本质的原理，成为西方绘画领域最重要的理论源头。该著作的初衷是展示绘画原理，讨论如何描绘所看到的外部事物，但透视法的指导原则是以无限场域的空间观为基础。在阿尔贝蒂看来，人所能透视到的不是物体本身，而是物体投射在人视觉范围的主观显现，“观察者改变所处”的空间位置，轮廓将“随之呈现不同的规模、形状或色彩”。这意味着，确定事物显现形态与方式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观察者自己的主观意图、所处的特殊位置及其决定的特定视角和效果。换言之，事物显现是主体在特殊位置观察的结果，是主体让事物屈从于人的时空量度。人以眼睛为中心感知外部世界，确定视点、视角、视域的特定时空位置。因此，阿尔贝蒂呼应古希腊智者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只不过已经把认识事物的中心从人的理智转换为感官，从认识的客观世界转换为真实世界的主观显现。

相应地，主体对事物的认知不用考虑其空间占位的绝对大小，更多是依赖于比较其周围事物而产生的视觉表象，因而可以通过比较显现的视觉效果来认识外界事物。阿尔贝蒂通过透视法的力量，把所见的无限空间视为同质性的存在，不仅创造一个主观显现的图像世界，取代一个真实存在的客观世界，而且切断人直接进入真实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掩盖了人认识世界的有限性。阿尔贝蒂自认为这是以数学为基础，掌握了绘画为何以及如何使人信服所造成的错觉世界，并理解其形成的内在逻辑。可见，视角得以形成需要三个初始条件：以人的眼睛感知为中心，确定客观世界在多大程度进入观察者的视域范围；人通过点与线的投射来把握一个同质化的、几何化的无限空间；科学探索不要求符合事物本身，而是要求探索有多大可能相信并掌控所能观察的表象世界，并回应观察者提出的问题、困惑或好奇。

这三个初始条件需要以一种全新的宇宙观为基础。中世纪神学体系的宇宙观是和谐一体的，以上帝设定的信仰世界为基础，以和谐、完满、意义和目的等价值观念为中心，形成一个有限封闭、等级体系完整、秩序井然的神学宇宙观念。然而，使阿尔贝蒂的透视法得以可能的必要前提是，人以自己为中心来看待世界，而对这个世界的预设是中心无处不在，无边界、无限、开放、扁平、价值无涉的事实存在。从此，人的思维框架从神回到人自身，目标追求从超越性转向内在性，从先验性转向经验性，关注的对象从来生转向现世，从事物的本体存在转向主观呈现。在柯瓦雷看来，和谐整体宇宙的解体与无限宇宙的诞生是中世纪到近代的转折点，是17世纪科学革命与近代认识论转向的来源。但这一切的思辨哲学基础首先要归功于与阿尔贝蒂同时期的神学家库萨的尼古拉，他最早摒弃中世纪的神学宇宙观，代之以新型的现代世界观与科学观，推动从本体论（是什么）向认识论（如何可能认识）的转移。

库萨的尼古拉在《论有学识的无知》指出，人类无法拥有上帝才能全盘掌控的绝对真理“一”，只能身处在时空中具体展开的“多”，需要考虑时间与空间对人的绝对限制。人类无法摆脱认知的有限性，不可能通过有限的理智来把握超时空的无限，如果从现实具体与有限的“多”来理解并接受普遍与绝对的“一”，就得把上帝的无限性转移到宇宙空间的无限性，即“上帝是一个无限球体”。唯有宇宙是绝对与无限的，其他一切都是有限的，并身处其中，而无限广延的宇宙并没有预设唯一的中心。但又不是没有中心，而是宇宙“中心到处都在，而他的圆周则哪里都不在”。这意味着，身处无限宇宙中的人类无法完全精确把握宇宙的真理对象，只能把经验世界中的自己当成宇宙中心，确立事物在不同视角下的显现方式与结果。正是由于宇宙空间的无限性，才能体现出人的理智与认知的有限性、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的无限可能性，以及视角显现宇宙事物的无限多样性。

既然我们是从无限宇宙的某个具体位置来经验和理解世界，那么不得不确立一个视角。而事物显现的具体方式，取决于视角所处的位置与眼睛可见的视域范围。这意味着，视角没有好坏高下之分，只能是片面的深刻或深刻的片面，只与主体是否有能力观察、理解、运用或适用有关。同时，任何特定视角都对应一个有限的视域范围，只能容纳有限的事物，依据局部事物认识的世界在认知上必然失真，无法总体把握绝对的普遍真理，也无法全面认识真实的外部世界。因此，不能确信某个特定视角可以通向事物真相，也没有理由确定某一种视角的优先性或优越性而贬低其他视角，因为还有其他人也把自己当成宇宙中心，并对应其可能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库萨的尼古拉提出，追求知识的自然欲望是为了消除自己的无知，而满足求知的欲望就是“有学识的无知”，而唯一的出路是，不断切换、扩展、想象、比较不同的观察视角，并宽容、理解、接受多种视角及其视域空间所呈现的事物。

库萨的尼古拉立足于思辨的宇宙论层次，呼应了阿尔贝蒂绘画艺术理论的“视角原理”，并为之铺垫神学与哲学基础。从此，把古希腊至中世纪追求本体论层次的客观事实与绝对真理，转移到人如何可能认识事实与真理的认识论问题。一方面，人无法认识事物对象的全部真实，只能通过特定视角观察到事物的部分呈现；另一方面，特定的视角受到何种时空条件的限制，让无限空间中的特定对象以如此样态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库萨的尼古拉意识到人之理性的有限性与理智的可能性，但事物对象的无限性迫使人只能是有限的视角位置与视域范围。

正如哈里斯在解读库萨的尼古拉《论学识的无知》的新宇宙观时强调：“把视角当做一个视角来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就已经超越了它，就已经认识到了它的局限。”换言之，意识到视角的存在，不仅是视角所呈现的是，而且必须知道视角如何显现以及为何显现，从而意识到支配我们观察视角的基本条件。同时，意识到特定视角，必然意识到并宽容其他视角的存在，意识到特定视角此时此地对主体我所施加的限制。超越这些限制就必须通过想象与推断，进一步发现并转换新的视角。一旦固化主体，或者主体固化视角，对象呈现给主体的信息与内容也被固化。

所以，需要围绕事物对象而移动主体的眼睛位置与思维角度，带来视角的切换与视域的变化，在视域中所能观察到的对象部分也在变化。只有围绕同一个实在对象，不断切换视角，才能观察到关于对象的更多信息。因此，主体我不仅要移动，而且要想象并不断超越这些囚禁我视域的外在限制，一旦确定所看到的是来自我受时空限制的视角，就可以有效区分呈现的表象（或假象）与客观世界的实在。

二、分析视角的限制与超越

如前文所述，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分析思维与方法需要在本体论层次来理解，是直接对实在的客观事物进行解析与定义，找到复杂事物本身的最简单部分。但是，在阿尔贝蒂与库萨的尼古拉的视角论看来，分析方法无法直接探讨事物的实在，只能局限于特定分析主体立足的特定位置，是特定视角使分析方法在特定视域中呈现部分对象。显然，阿尔贝蒂的贡献是把分析方法从本体的定义转向认识的视角，而库萨的尼古拉的贡献是为视角论确立神学与哲学基础。

在确定分析视角及其有限性的逻辑基础之后，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怀疑、反思、批判与超越特定感官视角的局限性，唯此才能揭示事物客观存在的深层结构、秩序与意义。作为“解析几何之父”与“近代哲学创始人”的笛卡尔正是秉承库萨的尼古拉确定的新宇宙论与认识论传统。他在《谈谈方法》一书中提出，探索真理需要在逻辑上环环相扣的四种方法，即怀疑方法、分析方法、综合方法、检验原则。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正式进入近代，而怀疑方法是其前提，综合方法又是以分析方法为前提，运用所得出的并被接受的公理来演绎出更复杂的命题，最后需要重新检验前三种方法和环节，确保真理、知识与结论的确凿无疑。其中，怀疑方法作为探索真理的第一个环节，是分析方法的前提。笛卡尔要求运用理智怀疑一切，并抛弃一切既定假设，用数学的推导方法把自己从感官与常识中解放出来，“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在他看来，既然我们只能从世界的某个位置来感知并经验世界，那么总是存在一种视角，而事物之所以如此显现，就在于我们的视角正好在那个位置，由此进入到视域范围。但是，未能进入我们视域范围的事物很多，依据局部事物来认识的客观世界在认知上并不完整且可能失真。这就是笛卡尔怀疑方法的要旨，也是分析方法需要超越单一视角局限的理据。

笛卡尔的分析方法以怀疑方法为前提，但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化繁为简传统，即把“分析”理解为对事物整体的“分解”，直到发现简单明了的最小分析单位，包括天赋的真理、公理、定义、命题，“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一一妥当处理”。然而，与亚里士多德相比，分析对象与目的指向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笛卡尔的分析并不在于发现事物整体的性质与构成方式，而是指向研究主体所产生的 “问题”本身，目的是探索和认识普遍真理的过程和甄选确定无疑的观念。这意味着，笛卡尔意义上的“分析”已经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由外部客观实在的分析对象转向分析主体的问题意识。分析的起点是具体的特定问题，这为视角的引入提供了逻辑一致的可能，而分析的终点是对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即关于个别命题的知识，也是所能进入分析视角与视域范围的那部分实在。显然，在近代哲学转向认识论层面之后，问题、分析、视角都围绕研究主体及其认识展开，而分析的全过程不得不依赖于特定视角并在视域范围内完成，但分析的目的又不得不超越单一视角的感官限制。

为了超越单一视角的限制，笛卡尔确立的现代分析方法有四个特点，即不以任何被接受为真的既定前提作为出发点；要求观察者摒弃成见；通过廓清成见的方式使显现的观念成为真观念；发现真理的过程是从个别命题的局部认识进入普遍命题的整体认识。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视角原理与分析方法的背反性关联，即分析方法不得不通过人的主观视角来完成，又不得不超越分析视角的主观限制。在笛卡尔看来，为了克服视角与视域范围的局限性，必须首先怀疑并求证知识来源的可靠性，批判性考察视角得以可能的命题与预设，而且在特定视角的观察过程中不能带有任何先设性的价值判断，还需要不断转换视角来观察同一个事物对象，使在视域范围内所显现的部分与事物本身一致，才能从对事物的部分认识上升到整体认识。据此，笛卡尔对“我”有双重要求。其一是作为分析主体，不得不忠实于特定视角与视域的全部分析过程；其二是作为理性思维的能动者，又需要对分析过程进行怀疑、自省、批判与超越。

显然，任何人只能立足特定的视角与视域来观察无限的空间场域，一个视角只能透视到特定事物对象的一个侧面或局部所能显现的部分。同样，分析方法首先与认识论关联，涉及到分析主体的价值立场、问题意识、主观意愿或判断，而不是分析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因此，分析主体自身萌生问题意识、所处的时空位置、所持的价值立场、认知程度，由此决定了视角选择与视域范围，确定了分析的起点、路径与终点。分析的对象及其结果只可能在视域范围所能显现的真实或虚假部分，以至于分析的结果不可能完全实现揭示事物整体实在的分析目标，也不容易找到观察事物整体所共有的分析单位、公式与命题。在这个意义上，固守单一的分析视角不可能确保分析方法的有效性与可靠性。相反，笛卡尔的分析方法要求视角创新，开放视角的多样性，宽容视角多元主义。视角创新的基本流程是，反思不同视角的形成过程及其局限性，创造、调整与转换视域范围，聚焦同一事物的整体性与实在性，不断进行比较、演绎、想象、判断、交流并民主协商，才能不断摆脱感官的视角性错觉与无知，使视角的显现部分接近客观世界的真实。

笛卡尔的分析方法及其对视角局限的谨审对政治学有很大启示。政治学自亚里士多德创制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议题不计其数，而经典议题始终绕不过国家、政府、制度、权力、政党及其运转的性质、方式、形态、体制等。如果对这些议题严格采取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分析方法，就需要政治学者首先作为政治家或官员，进入封闭的政治场域，长期观察并体验政治组织、制度与权力的运转。同时，政治场域高度受制于时空条件的复杂情境，置身其中的政治学者无法摆脱特定政治价值的偏见，更难以坚守单一的价值立场，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以价值无涉的客观态度，解释与评价现实政治的行动、制度与理想。其实，在政治学的学科史上，绝大多数经典作家都有从政经历与丰富的政治阅历，至少是以特殊身份长期接触政治家，其经典作品与思想都源于他们在特定时代的特殊经历。他们利用自身的特定职位与研究条件，长期亲身观察、体验与独特思考，比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利等，发现了人类政治生活共同存在的重大问题。

对照起来，霍布斯与卢梭等近代哲人没有实质性的从政经历，更多是从决定政治场域性质的人性预设立场出发，以规范演绎的方式推导出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与制度安排，而人性预设的偏好差异形成不同的政治思想与理论。其中，霍布斯接受笛卡尔的论证逻辑，从批判感官经验切入，以分析方法找到“丛林法则”“趋利避害”“让渡全部权利”的最简单公理，转而运用综合方法，建构出一个“利维坦”国家。比较起来，卢梭没有采用分析方法，不是怀疑既定命题，而是直接提出“人生而自由平等”命题，采用综合方法，立足于“公意”与“社会契约”构建经久不衰的政治理论体系。他们共同关注近代的普遍问题是国家政权如何诞生与巩固，但从人性善或恶的不同预设和逻辑出发，在不同的认知视域推断出不同的国家结构与性质。

然而，后来从事经验研究的更多政治学者，既没有现实的参政经历，也未能拓宽价值领域的理论预设，采取“望远镜”的透视法对待政治结构与过程。他们据于特定的价值判断与视角设定，通过特定视域呈现政治场域的部分现象与数据，远距离观察和理解政治议题的局部真实，回应大众普遍关注的政治问题。这种趋势在进入20世纪的科学化浪潮之后更为明显。政治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主要以权力为中心围绕资源的权威性分配而展开实证研究，跻身于现代社会科学行列。政治学者鲜有政治家的兼职或业余身份，而是专职从事政治问题的经验研究，跻身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职业群体范畴。置身于政治场域之外的政治学者同样采用分析方法，让研究对象进入分析过程，并成为分析对象，考虑分析视角与视域的方法论问题。

三、分析视角的创新之难

分析视角的超越与创新不容易。这是因为，任何分析视角都存在先天性缺陷，都有其固定的认识论基础与价值预设，而且，唯有在长期交流、对话、反思与批判中才能逐渐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分析工具与解释框架，在理论上才能形成自我识别的明显标志和方法论特征。因此，任何一种分析视角的创新需要几代学者的反思性传承、批判性接力与研究实践，形成一段漫长的学术史传统。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充分展示特定分析视角的基本概念界定、适用范围限制及其诸多争论，才能清晰意识到支撑特定分析视角的认识论基础及其价值预设等必要条件。不仅如此，与认识论关联的现代分析视角与方法首先是解释与解决人的困惑，把研究的对象转化为主观设置的问题，满足人的好奇心与创作欲，因此，所创造的知识容易受制于时空条件与研究主体的价值偏好。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分析视角不仅存在先天性缺陷，而且不容易创新，还注定是因人的兴趣点转移而出现兴衰起伏的动态过程。

首先，分析的动机、意识驱动或出发点源于人的“问题”，分析视角必须满足人对“问题”的提出及其赋予的意义、困惑、好奇与兴趣等，又受制于人的价值立场与选择偏好。一旦分析视角的确立以好奇、兴趣与价值立场为基础，对分析问题的关注必然随之变化而变化。而且，分析工具是一套与认知兴趣、意义、立场相关的概念、话语与命题，不仅使分析视角得以合法化，而且使分析的事实对象得以稳定呈现在分析视域中。由此，通过分析的视角、工具、视域与对象之间的关联性，分析主体建构出逻辑与事实看似相统一的一套知识体系、概念体系与话语体系。其实，体系化的知识、理论、概念与话语受制于认知兴趣与价值偏好的视角，其合理性局限于视角的设定与视域范围内，是事物实在的无限杂多（碎片、片段和局部）经人为建构而呈现的一个侧面。显然，科学知识的探索目标旨在满足特定人群在特定时空对“问题”解释与解决的主观兴趣及意义设定，诚如哈贝马斯所言：“只有意义才可赋予科学知识以兴趣。”

其次，任何分析视角的确立与创新需要以特定的假设为前提，以某种达成基本共识的命题或价值立场为基础。这种假设包括认识论与方法论两个层次。其中，在认识论上需要确认“何为真？”的问题，所有对“真”的确认不仅以作为绝对和普遍的预设（Absolute Prosupposition）或前置条件（Precondition）为基础，而且，所有视角的创新与知识的增长都必须包含在这些预设中才能得以认可。换言之，认识论层次的普遍预设是用于评价知识生产来源、过程、性质、目的、意义与有效性的绝对标准。比如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视为追求善业，培根认为人类知识是为了普遍福祉，而兰克的历史研究是为了窥探“上帝之手”的普遍历史进程。那么，至于何为善、福祉和普遍历史，这些信仰与价值问题及其回答都不是知识生产范畴的一部分，而是作为知识生产具体过程的前提、预设与基础。在方法论层次的假设（Hypothesis）是为了确立知识生产“如何可能？”的问题，便于开展研究而选择特定的“人为约定”因素（包括理论、概念、视角、方法、数据、材料等研究手段），但这些“约定”的假设是否有效，还需要在研究过程中进行验证（Test）和证实（Verification）。胡适提出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是在方法论层次来理解。

显然，认识论层次的预设为分析视角的确定铺垫价值与信仰基础，而方法论层次的假设为之提供具体操作的可能。反过来，二者都需要通过分析视角及其相关的一套概念工具来表达。因此，分析视角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往往悬置和遮蔽了可能的认识论争论与方法论冲突，并且充分反映为诸多分析视角之间的争论、概念运用的分歧以及研究实践的不足，由此发展出一个个相互诋毁与竞争的研究阵营或理论流派，造成科学研究各自为政的“学术圈”“孤岛”“领地”或“部落”。比如，行为分析是以个体主义的原子论为基础，以“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为预设，把所有整体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视为个体意识与能动的结果，并在心理与行动过程中加以解释。但系统分析反对行为分析的还原论与原子论，以总体的系统性思维以及万物彼此联系为预设，主张“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并提出环境、输入、输出、信息反馈、反应等一套概念体系，以此解释社会政治生活的系统运转与变化。结构功能分析是从“生物有机体”出发，提出“社会有机体论”的认识论预设，率先从人类学与社会学兴起，把个体行动纳入到稳态的社会结构，社会的物质、精神、符号等各组成部分发挥不同的社会整合功能，因此，结构、功能、角色、整合、社会化等构成为结构功能论的一套概念体系和理论标记。在这个意义上，只要在理论上承认某种分析视角特定的前提预设，在逻辑上就可能接纳其论证过程与概念框架，进而接受事物实在呈现在其视域范围的结果，并视之为客观知识或真实世界。

其三，现代科学知识的增长更多体现为分析视角的确立、转换、创新及其概念的发明和制造，并不包括所悬置或隐蔽的信仰与价值预设部分，因此不意味着人类认识世界整体的实质性进步。这种视角创新并不意味着发现更多的客观真理，或更可能实现善的终极性价值，而是通过不同的特定视角可以解释更多新奇的现象和事物，或解答更多的困惑，尤其是把各种例外的问题或现象纳入常规的解释。视角创新带来的科学进步，就是不断使例外成为“新法则”（假设）的常规，意味着扩展视角的解释范围以及命题的“覆盖律”。相应，既定的科学知识只是暂时没有发现例外的暂时“真理”，而分析视角所依据或发现的各种理论命题或法则都只是假设性的，随时接受新视角的批判与视域的重构。

因此，视角创新带来的科学进步不是认知上的更深入、全面和准确，而是尽可能满足新问题的提出、兴趣的转移、价值偏好的改变、材料新解读及其技术的新开发。视角创新带来的视域变化和知识增长与基督教神学开创的线性进步论无关，也没有明确的运动方向，而是不断拆解、质疑、批判与抛弃既定的知识体系，进而在不断更新的“透视镜”中对知识碎片进行重新编码，科学进步的标准并非以事物构成或演进的本质次序，而是按照回答问题的逻辑次序，并以此对知识碎片重新进行体系化和结构化安排。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法伊尔阿本德提出的“科学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事业”。据此，视角创新及其知识更新不存在新与旧、好与坏、正确与错误，作为特定视角的一隅之见，只是为了化解研究者及其同时代人的共同“焦虑”，或满足其“喜好”。

最后，分析视角创新的生命力及其解释问题的竞争力存在起伏冷热的周期性特征。为了回答特定时代的问题，任何分析视角都需要接受情境条件的限制，并且在实践运用中与其他相关或相反的视角反复进行理论争论，对同一社会现象或现实问题提出各种竞争性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其概念与话语工具并不是固定不变，而是语义不断阐释、转换、重拾与转换，以适应对新问题、新现象的理解与解释。一方面是动态把握特定视角的变化路径，并对视角进行语境条件的限制，发现新视角的生长空间，如何挑战传统视角的基本预设、理论基础与视域边界。另一方面，随着人之喜好或焦虑等现实问题的兴趣转移，分析视角及其相关概念的受欢迎程度也发生变化，由此出现兴衰起伏的浪潮式发展。受分析视角之间的竞争力及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两方面影响，科学进步与知识增长呈现出如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但是，有些结构性问题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存在，或者处于人类兴趣与焦虑的中心，以至于某些分析视角经久不衰，比如马克思的阶级分析针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有些分析视角流行或冷落于一段时期，有效或无效解释特定问题，但在一定社会政治条件的刺激下，或经过某些语境条件的修正，又重新活跃在学术舞台。比如战争议题与视角流行于20世纪前半期，随二战结束而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销声匿迹，但在60年代之后又被查尔斯·蒂利等社会学家带回到社会科学的中心地带。

总体而言，20世纪的西方社会科学受实证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即“自由主义作为社会科学”，分别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四大学科领域功能性地对应四个不同的空间场域，即政府、市场、社会以及西方文明之外的国家。这意味着，从对象来说，社会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自然世界独立出来之后，又进一步被人为分割为三个领域与东西方两个世界；从主体来说，学科成为看待外部世界的最大视角与视域范围，从而形成不同学科的自我身份认同路径。不同学科在价值预设、理论工具、概念框架及其收集数据材料的具体方法等方面达成基本共识，并通过常规的专业训练、学术期刊与学校教育等方式进行制度化、规范化与标准化。当然，在学科作为最大视角与视域的内部，又不断分化并独立出口径更小的分析视角与视域，用于观察更细致的对象，相应产生更具体的理论流派、概念体系及其研究方法。唯有在这个意义上，学科之间才相互借用视角、理论、概念与方法来推动本学科的发展，跨学科视角才成为可能。

然而，从结果的科学性与过程的严谨性而言，政治学研究的分析方法更容易引发争论，所得出的知识与事实发现更不容易得到持久认可，也最需要借用其他相邻学科的视角与概念工具。这是因为，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这三大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之处在于，研究者容易进入特定的研究领域，围绕特定的研究对象而展开近距离的全方位透视，甚至可以扮演调查对象的成员身份而进行真实的参与式体验。唯有政治学者难以直接进入政治生活的权力空间场域，观察或参与政治决策的全过程，更不可能扮演或体验政治家的角色，全局性地观察和掌控政治运作机制，从而难以严格采用社会科学的主流分析方法，即采集并统计真实数据的定量模型与实地田野调查的定性分析。

相反，绝大多数所谓的政治科学研究只是在政治场域外部，远距离观察政治权力运转的局部现象，以此探究政治领域的真实状况。因此，在政治场域的现象与事实、局部与整体之间存在距离，只能通过特定的分析视角研究政治主体、结构、过程等议题。这样，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领域相比较，政治学的分析方法更可能依赖于分析视角，任何知识更新与创造都源于特定视角的转换。因此，对政治学分析来说，分析视角的确立、合理性论证、局限性及其超越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说，不断创新或引入视角是政治学分析得以发展的必要环节和最重要手段之一。

政治科学的研究创新可以大致分为主题、问题、视角、方法、材料、结论几个方面。其中，主题创新是关键，可以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新的空间并扩展视野范围，但需要持久且漫长的探索，才能在政治学的经典主题之外开辟出新的领域。即便如此，任何新的主题相对于政治领域的整体而言都是局部性的，只是从局部来看整体，以至于很多主题的创新都只是特定视角与视域的表现方式，为确立新的视角提供认知基础、合法性论证或新的视域范围。同样，问题创新也只是研究者立足于特定的社会政治位置，以不同的价值偏好对政治现象的不同观察，为视角创新确立前提预设，甚至问题本身被纳入视角创新的一部分。如果创新收集新材料与数据的方法，其本身更多是视角确立和创新的结果表现，或者部分事实在视域范围内呈现的新表象。显然，视角创新勾连了研究过程的问题、方法与材料，在政治学分析中处于最为重要的研究位置，是政治学知识创新的关键环节。

然而，矛盾的是，纵览20世纪社会科学的历史，政治学在分析视角的自主创新方面却是社会科学四大学科领域中最匮乏的，它更多是借用、改造、转换、修正并扩展在其他相邻学科领域比较成熟的分析视角。其主要原因至少是：其一，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相比较而言，政治学研究更倾向于解释现实存在的宏观政治问题，更难以检验某一视角的持续有效性，而固定采用某种单一视角总是遭到挂一漏万的批评；其二，政治学不容易进入研究现场，惟有不断转换观察位置与视角，才能发现政治场域复杂多变的事实真相，更愿意直接挪用、改造、修正其他相邻学科所开发的视角与方法，转换到政治学研究的议题；其三，政治学更容易受现实政治形势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更注重当下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与出路，政治知识更难以有时间与空间的广延性，因此往往更宽容视角与方法的不同知识来源以及论证材料的多样性。

同时，政治场域总是存在于特定问题与特定时空，充满意识形态的斗争，总是带有比较明确的价值立场的竞争，并且从不同角度进行讨论与争辩，很难在价值领域达成共识，更多是在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过程中达成妥协。研究政治问题的视角创新更难，背后都预设并隐藏着特定的价值判断，价值立场之争反映在视角之争。因此，政治学者更容易陷入“盲人摸象”悖论，每个研究者不得不立足于特定视角来观察政治现象，却总是声称看到全部真相或掌握政治密码，并企图进行超视角的、全景式的总体解释。

四、出路：

“方法论多元主义”与“工具箱”

通过讨论上述分析方法与分析视角的特征、缺陷与创新，尤其是分析视角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具体限制，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判断，即不能固守单一的分析视角及其知识基础与概念体系。相反，现代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更应该以发现事实与解释问题为轴心，采用“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把所有分析视角都视为自带天生缺陷的研究策略，置于一个“理论工具箱”，并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来审视，才能更深刻理解并把握“一”与“多”、“主”与“客”之间的两个认识论争论。

“方法论多元主义”立场的前提预设是，任何既定的知识、理论与概念都是人为建构的结果，是认识外部世界与人类自身的一种视角、路径与方式，任何理论与对象世界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在本质上没有好坏、高下之分。因此，“方法论多元主义”与“方法论本位主义”不同，不固守任何特定的方法论原则与规范，而是根据解决问题与解释现象的具体需要，灵活而自由地选择更合适的分析视角与方法，审视并综合运用不同学科来源的分析视角（包括知识、理论、概念）。“方法论多元主义”立场不仅遵循从库萨的尼古拉到笛卡尔的知识传统，可以真正克服分析视角的限制，而且可以从列宁与爱因斯坦的相关思想得到启发，并在科学哲学家法伊尔阿本德的方法论讨论中得到系统论证。

首先是来自列宁在其名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相关论述的启发。在列宁看来，历史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范围宽广，比最有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难以捉摸。因此，革命阶级为了实现任务，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善于毫不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掌握敌人拥有的一切斗争武器、手段与方法；二是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如果我们掌握了一切斗争手段，哪怕当时情况下不容许我们使用对敌人威胁最大、能最迅速地给予致命打击的武器，我们也一定能够胜利，因为我们代表着真正先进、真正革命的阶级的利益。”把列宁的这个主张转换到方法论议题，那就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对象世界很复杂，关注与研究的问题很宽泛，几乎超过了研究者自身的认知和想象。如果要有效认识外部世界，必须掌握尽可能多的方法论工具，包括视角与方法及其相关知识、理论与概念等要素，并且根据有效解决问题与解释对象的需要而不断更换研究视角与工具，才能不断突破知识的边界与认知的境界。

其次是爱因斯坦对科学与认识论之间关系的阐释。爱因斯坦认为，科学与认识论的相互依赖关系很明显。如果认识论与科学无关，就成为一种未经论证而空洞的认知框架，而没有认识论支持的科学又是原始而混沌不清的。然而，矛盾之处在于，对于认识论者即哲学家而言，要建构一个清晰的认知体系，一旦找到了通向思想体系的路径时，就倾向于在其体系意义上选择性阐释“科学的思想内容”，而拒绝考虑不适合其体系建构但同样科学的内容；对于科学家而言，他们不能接受哲学家的系统化构建，但相当愿意接受他们创造的概念及其分析框架，而经验事实为之设置各种外部条件，使之不愿意太限制在哲学家建构的概念世界。因此，对于体系化的认识论者来说，科学家肯定是“一个没有道德原则的机会主义者”（A Type of Unscrupulous Opportunist）：“当他独立于感觉来描述世界时，就是实在论者，当认为概念与理论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而不能从经验逻辑推导）时，就是唯心论者，当认为概念与理论只能为诸多感官经验之间的表象关系提供逻辑论证时，就是实证主义者，当认为逻辑简单性是研究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时，就是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毕达哥拉斯主义者。”

这意味着，科学研究，毋宁说社会科学研究，因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问题意识可以选择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及其价值预设，采用不同的认知位置、分析视角、概念工具与论证材料等，并不能完全拘泥或固守特定的立场、角度与方法，更无法在不同立场之间进行优劣高下的评价，但都要经得起理性的怀疑、反思与批判。历史哲学家沃尔什的“视角理论”（Perspective Theory） 与爱因斯坦的“机会主义”立场完全一致。在沃尔什看来，各种不同知识体系、理论逻辑、概念框架及其价值偏好与信仰基础都是对经验世界的不同看法与角度，彼此之间是断裂的、竞争的、可供选择的，但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解释体系。每个历史学家都可以自主判断和自由选择自己偏爱的哲学观、世界观与人性假设，进而寻找一个主导性的普遍概念来理解、概括与综合各种不连贯的人类现象。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与可靠性取决于历史学家主观上的共同假设。据此，沃尔什提出一种与“思辨或实质的历史哲学”相对的“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强调反思历史知识的性质和思维过程。

最后，在此基础上，法伊尔阿本德完整阐释了“方法论多元主义”立场。20世纪前半期是西方逻辑实证主义一统天下的时期，强调经验实证并用语言逻辑分析加以验证，50年代末到60年代兴起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与库恩的历史主义，反对逻辑主义的方法论，发展出科学哲学的历史方法论。法伊尔阿本德的《反对方法》（1975）批判前人的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主张代之以“方法论多元主义”及其哲学基础的“认识论无政府主义”。他延续库萨的尼古拉的世界观，即世界是不可知的实体，并指出，由于对象世界非常复杂，而科学发现的历史过程是非理性的、非线性的，异质性很强，又充满偶然性，以至于任何认识世界的所谓科学方法都有缺陷，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认识论都只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不足以把握客观世界的全部真实，而所谓科学的方法论只不过是用一套超历史的规范标准，理性地规定其认识世界的过程与程序。

法伊尔阿本德要求以发现事实与回答问题为中心，方法论作为工具并没有唯一规范的绝对标准，应该遵循“怎么都行”的原则，根据研究实践的具体需要而选择具体有效的分析视角与方法。在理论上，一切认识世界的方式都应该成为科学研究并推动科学进步的手段。当然，法伊尔阿本德的“方法论多元主义”立场并不是反对方法作为科学认识世界的规则本身，而是秉承从库萨的尼古拉“学识的无知”到笛卡尔“怀疑主义”的认知传统，即任何特定的视角都有缺陷，任何规范的方法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毋宁说人类历史不断变化发展，不断出现新问题与新现象，以至于任何视角与方法都存在兴衰起伏过程。不同视角与方法可以看到对象世界的不同部分，但并不存在可以总览世界全局与全景，正如宋代诗人苏轼所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因此，方法论应该不断拓展视角边界与视域范围，接纳一切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积极因素。唯有方法论层面保持“多元主义”立场与理论的多元论即“理论增殖”，重视创新各种竞争性的理论、命题、概念、视角与方法，科学方法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方案，才能为认识对象世界的“增加新事实”。

在“方法论多元主义”立场的指导下，政治学分析尤其要抵制特定理论的优越性与优先权，把所有视角与方法及其理论基础都置于一个“工具箱”。在研究过程中，按照问题与对象本身的需要而选择更合适、更有效的分析视角，比较、甄别与挑选最有效的分析工具来寻找论证材料。理论是创新视角与制造概念的思想活动过程，而视角与概念创新是理论自我证明的动力，从来不终结。但是，任何理论都是对事物的理解与解释，不可能与全部事实都相符，而每一种视角都对应一种解释、一种意义、一种理论，因视角变换而变动。在德勒兹看来，“理论就像工具箱”“应该有用”，“把我的书当作一副朝外看的眼镜，如果它不适合你，就换一副。要找到对自己来说最有效的斗争武器”。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工具箱”的任何分析工具都有不同的功用与效果，彼此没有地位高低与性质优劣，任何一个分析视角在本质上都不具有全能、普遍、总体的霸权地位。因此，理论研究需要批判性检视每一个分析工具的前提预设（信仰与价值）、概念形成、学术脉络、方法论特征及其缺陷，反思这些分析视角与方法本身的发展、情境条件及其演变趋势。

政治学的实践研究尤其需要谨审任何理论视角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及距离。从德勒兹的“块茎”理论来看，人类思想与知识的创新并不是线性进化的，也不是树状发展的，而是以“无结构”“非中心系统”的块茎状方式存在。因此，实践研究者围绕特定的问题与分析对象，可以从任何视角切入，不断变换分析工具，宽容并创造不同的分析视角来观察同一个研究对象，旨在增进对事实的认识与问题的澄清。同时，任何分析主体、视角、工具、材料与结论之间都可以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以认知、理解并解释事物整体实在的多面性与多变性。据此，把握与理解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可能性、局限、意义与价值，即使不一定能推进人类知识在性质的进步，但至少可以增进规模总量的扩大，更为清楚地认识同一个政治问题与现象。

政治学因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更需要多元的分析视角，但又最缺乏视角创新意识与方法，而是主要借用其他学科成熟的视角与方法。政治学是一门注重解决问题的实践科学，需要从问题的不同侧面和角度进行深入全面分析。因此，政治学传统更缺独创视角与方法，更多的是吸收、借鉴并改造在其他学科发展并成熟的既定模式，重视视角的多元性，吸收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这意味着，政治学者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与宽阔的学术视野，才能把握各种分析视角的学术史，思考困扰人类生活的各种问题及其缘故，不断转换研究立场、观察位置与分析视角，尝试并比较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案，最终确立可靠的、更接近真实事实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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