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菁 ｜ 指称中国的“东方”意义之生成：马克思、列宁与毛泽东对“东方”概念的建构

摘 要

“中国”与“东方”在词源语义上并不存在天然关联，使用“东方”指称中国是漫长历史建构的结果。随着近代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西方世界知识大量涌入，“东方”一词渐被国人接纳成为中国的指称之一，并被付诸以东方文明身份进行自我重构的努力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列宁与毛泽东对东方发展道路的思考、论述与实践，建构并贯穿了“东方”与“中国”之间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特征的意义关联，使“东方”概念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压迫、与亚非拉国家命运与共以及充满光明前途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上实现了中国化，完成了中国从被动位于“东方”到主动建设“东方”的关键跨越，“东方”至此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指称。

作者简介

王 菁，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博士生、江苏警官学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

目  次

一、从自名“中国”到被纳入“东方”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的建构：承袭与跨越的可能性

三、列宁对“东方”的建构：社会主义的实践联合东方、反对压迫

四、毛泽东对“东方”的建构：继承、发展与“中国化”

一、从自名“中国”到被纳入“东方”

在当代语境中，使用“东方”指称中国的语言现象十分普遍。然而，“东方”概念日用而不知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它作为一个重要概念的研究价值，我们在使用“东方”时已经形成“中国”等于“东方”而“东方”等于“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势，因而很难从不疑处存疑，去回溯“东方”概念在中国演变生成的历史，或去追问中国在何种意义上代表东方、东方在何种意义上表意中国的问题，更勿论立足中国的实践去再次认识与主动建构“东方”概念。回溯词源，“中”与“东”指代着截然不同的方位，在中国古代秩序观中更有“夏，中国之人也”与“夷，东方之人也”的文野之别，体现的是中心与四方、华夏与夷狄的巨大差异。面对“中国”与“东方”在词源和秩序观念上的矛盾，可以说，中国并非天然是“东方”，从自称“中国”到被纳入“东方”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建构过程。

这个过程的起点，从世界历史看，起源于古希腊时期形成的以东西二分已知世界的传统，但囿于古代西方对世界的认知水平，当时的“东方”更多地是一种方位的虚指，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在指涉东方时，其知识仅溯及印度，并未提到中国。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使一个真实而非想象的世界逐渐清晰并被欧洲人以地图的形式记录，在这幅接近现代意义的世界地图中，中国就被置于“东方”的位置上。随着利玛窦在万历年间来华，包含中国在内的“东方”就通过他所携地图“最东的边缘”的标记进入中国的知识语境，与他自名为“大西洋陪臣”的“西方”一起，将一个东西构成的世界嵌入中国语境，由此在一小部分士人阶层中开启了中国可被称作“东方”的历史进程。然而，此时的“东方”影响范围有限，在朝代更迭和中国处于康乾盛世的情况下，自古就承载了“位于中央”地理意义和“天下中心”文明内涵的“中国”之名很难被“东方”轻易取代。晚清以后，在中国遭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剧烈冲击、表意地理中央与文明中心的“中国”之名自立维艰的情况下，面对一个新的“世界”，获得地理客观性的“东方”遂成为中国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进入当时的表述体系，并在清季民初以东方文明的论述形态为国人认同与重塑。

上述对指称中国的“东方”概念的脉络梳理表明，从“中国”到“东方”指称方式的转变在整体上映照了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历史进程，呈现出被动接受“东方”的趋势。但到五四时期，在时人以东方文明的论述形态重塑“东方”的基础上，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因素注入，一条真正符合东方国家发展的道路在中国得到传播与实践，与这一历史进程相对应的，指称中国的“东方”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论述、探索中获得主体性建构，开启了它在中国新的意义生成。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的建构：

承袭与跨越的可能性

“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这在马克思恩格斯论及东方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时得到体现：他们将中国表述为东方的一部分，符合西欧通行的语言用法，因为他们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是以西方文明积淀下来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为基础进行创新的成果”。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又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品质，落到“东方”概念上，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晚年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构想。分析马克思恩格斯作品中论及中国和东方的表述，可以探知马克思恩格斯对指称中国的“东方”概念在起点意义阶段的建构。

（一）承袭欧洲社会对“中国属于东方”的表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相关问题的论述散见于其多部著作中。据学者统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有800多处直接提到了中国。这些涉及中国的论述表现出同一个特征，即马克思恩格斯将中国与印度、波斯和土耳其等国家一同归为“东方”：如在《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段》中，谈及东方国家货币流通问题时，他们指出白银是中国、印度等“这些东方国家”唯一的交换手段；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中，他们将中国的军事水平与“一切东方人”进行比较； 《中国记事》则指出，中国“这块活的化石”属于“社会基础停滞不动”的东方各国；恩格斯在《炮兵》中谈到东方国家发明使用火药的历史时，强调了包含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人民对火药特性的熟稔。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与东方关系的表述说明，他们对“中国属于东方”是持肯定立场的，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他们有此认识和表述或出于两种原因。

第一，欧洲社会普遍的语言环境决定了他们承袭相同的用法。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西方世界，他们对中国的观察和表述必定受到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表述的影响，在西方社会将中国归为东方的表述广泛见诸各种著述。如伏尔泰在《风俗论》中有批评波舒哀《关于世界史的演讲集》将中国、印度等“东方民族”的辉煌历史抛之脑后的写法，如对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有深远影响的黑格尔将“中国属于东方”定于一尊：“亚细亚洲在特性上是地球的东部……亚细亚洲却绝对是东方”，而“中国是特别东方的”。此处暂不细论伏尔泰、黑格尔等西方思想家在谈及中国和东方时对“东方”概念性质的认定，仅说明在继承有关文字表述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会使用“中国属于东方”这一西方世界常识的可能性。可以说，将中国划入东方或用东方代指中国符合欧洲社会的地理常识和语言表述习惯，而马克思恩格斯承袭此类用法无可厚非。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的直接知识来源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对于“中国属于东方”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时评文章，如《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波斯和中国》《新的对华战争》和《对华贸易》等。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多个维度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揭示了西方国家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和残忍暴行，表达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和屈辱的深切同情，并预言中华民族能够重新崛起的光明前景。这些文章所列事实清晰、见解独到，因为他们除了大量阅读欧洲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著述外，还从驻华外交人员、旅行家和传教士传回的信件、文章和政府文件等渠道获取了实时消息。如在《中国记事》中，马克思对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认识就来源于驻宁波的英国领事夏福礼的信件。因此，在华论华的欧洲人总以东方言说中国，这种直接的实时的知识来源进一步促成马克思恩格斯的类似表达。

（二）从承袭到跨越：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跨越“卡夫丁峡谷”

从采用欧洲通行表述形式的角度，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承袭了西方世界将中国归入东方的普遍用法。然而，当涉及到“东方”的语义内涵——中国以什么特质被马克思恩格斯归入何种意义的“东方”时，看法就出现了分歧，并集中体现在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对于马克思所提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学界的认识基本上可归纳为两个问题：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时间还是空间；二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对于第一个问题，若将亚细亚认定为时间，则亚细亚生产方式主要指原始社会形态，虽以代表性的地域命名，实际上包含了超越地域的普遍意义，是东西方都要经历的一种所有制形式；若将亚细亚认定为空间，则亚细亚所处的地域即东方是独立的特殊的空间，由此则易推导出东方社会被抛弃在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发展演变的历史之外，始终处于停滞、落后和专制的社会状态的结论。这与第二个问题即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普遍还是特殊相关联：若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认作普遍的，一方面同前述的“空间”一样，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西方都要经历的一种社会形态，是原始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又可被阐释为“从实行直接公有制的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抽象出来、以‘原始共产主义’为内涵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本身已是完成了从具体到一般的高度抽象。若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认作特殊的，一方面同前述的“时间”一样，亚细亚生产方式极有可能、也确被魏特夫、萨义德等西方学者用作他们解释“东方社会特殊论”的理论来源，继而进一步确认东方是西方所批判、否定的低劣的“他者”，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从承认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社会的历史‘遗存’”的角度出发，认为其特殊性意味着东方国家能够在“特殊的存在”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色与实际，创造一个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特殊的未来。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有对于东方未开化和半开化状态的描述：“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但在如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等论述体系缔结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中国在何种意义上属于东方，首先是经济社会形态上的分析。因此，即使有“文明程度太低”“未开化和半开化”等措辞，马克思恩格斯笔下中国的落后性、保守性“基本上都是指近代中国的衰朽状态，而且都是在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速发展相比较的意义上而言的”。因此，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及的“东方”语义内涵，客观的社会形态分析才是他们阐述问题时的基本立场。

更重要的是，随着马克思晚年的思想重点从分析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转向关于东方社会的思考，“东方”的语义内涵在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体系中的定位发生进一步转变。例如，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等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研究，提出了在东方落后国家、特别是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马克思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考不仅说明东方社会具备实现生产力大发展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东方社会可以保留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成果，即不经历因生产相对过剩而导致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在此意义上，“东方”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体系中就具备了走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飞跃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意味着在马克思晚年的思考中已经蕴含了“东方”概念具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统摄下的消极意义并转向积极意义的语义潜能和实践方向。

因此，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与中国关系的认识和表述，既应看到他们沿用欧洲社会将中国纳入东方、用东方评价当时中国社会等用法，看到他们论述中饱含的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同情；更应认识到，他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分析侧重于社会形态分析而非意识形态批判，而马克思晚年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考又为赋予“东方”概念以对未来社会的希冀提供了可能的意义空间，这就为蕴藏着社会主义可能的“东方”概念伴随其主义和思想传入中国提供了理论渊源与文献基础，成之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概念的意义建构。

三、列宁对“东方”的建构：

社会主义的实践联合东方、反对压迫

马克思恩格斯将中国归入东方，具有对欧洲的常识用法的承袭、对经济社会状态的分析和对未来社会形态的希冀等三层内涵，但第三层内涵、也是“东方”最具革命性转变的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年代尚未成为现实，真正使之获得实践与实现的关键转折在俄国的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建设时期，与之相对应，“东方”的内涵也在列宁等苏维埃领导人的论述中获得了关键的意义提炼：通过实践来实现与建设社会主义，联合东方、反对压迫。

（一）俄国与东方的意义关联

同中国与东方的问题相似，俄罗斯与“东方”概念也没有天然的意义关联。作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国，西方—斯拉夫主义的复杂性和两重性“是俄罗斯民族特征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历史上俄国也总在东方还是西方的归属问题上摇摆不定。即便俄国总被描述为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但若以东方或西方论之，“东方”的国家定位是十月革命后的主流。列宁等人的论述就体现了俄国与东方建立意义关联的过程。

列宁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写道：“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此处他将俄国视为欧洲国家。在《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中，他指出，“俄国在地理上、经济上和历史上不仅属于欧洲，而且还属于亚洲”，为的是说明1905年俄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强调横跨欧亚的俄国唤醒欧亚的使命：“俄国革命不仅彻底地把欧洲最大最落后的国家从睡梦中唤醒过来，造就了由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人民。不仅如此。俄国革命使整个亚洲动起来了。”后来，他在《论我国革命》中又将俄国表述为“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这里俄国成为一个表现出特殊性的国家，这种特殊性不仅使俄国区别于西欧国家，而且还能为东方国家带去“某些局部的新东西”。最后，在《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列宁阐述了地跨欧亚的俄国“充当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先锋”的角色，而俄国领导的国际无产阶级是“东方各民族亿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同盟者”。

可以看到，列宁对俄国的身份经历了四种不同认识：（1）欧洲落后国家；（2）在地理、经济和历史上同属欧洲和亚洲；（3）一个表现出特殊性、能为东方国家带去“某些局部的新东西”的国家；（4）东方各民族亿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同盟者。那么俄国究竟是什么国家？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可以是欧洲落后国家，或是在地理、经济和历史上同属欧洲和亚洲；但到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就变得“特殊”起来，它更重要的身份是“东方各民族亿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同盟者”。这种转变，与列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判断以及俄国在其中承担的使命变化相关。十月革命后，面对世界革命在欧洲陷入低谷，苏维埃政权遭到西欧反革命国家扼杀，列宁逐渐将视线投向东方被压迫民族，并将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推进与东方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将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划分为“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和“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而前者是“亿万过着极端贫困生活的被剥削劳动人民的整个东方”，后者是“西方的一切资本主义列强”。因此有学者指出，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提出必须使东方各国人民革命运动与苏俄结成密切联盟时，说明他开始把苏俄和东方其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事物来对待，认识到苏俄和东方其他国家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在列宁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斯大林也明确地将俄国与东方国家关联起来。在论述十月革命的意义时，他认为“十月革命就在落后的东方各族人民和先进的西方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了联系，把他们拉进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阵营”，并将十月革命总结为“世界上第一个打破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数百年来的沉睡并把他们卷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

因此，对于俄国在何种意义上是东方的问题，一方面，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压迫意义上，苏维埃俄国将自己划入东方，希望联合其他东方国家对抗西方国家对新生政权的扼杀；另一方面，在世界革命的意义上，苏维埃俄国希望带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同盟，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革命和建设。从这一点看，俄国不仅将自身与“东方”意义关联，也将中国等国家纳入新的“东方”范畴。

（二）将中国划入东方的考虑

在明确俄国属于东方并将引领东方的前提下，列宁的诸多论著都显示出将中国划入东方的认识和表述。在《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列宁提到：“1905年以后，土耳其、波斯、中国相继发生了革命……帝国主义战争也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东方各民族正在纷纷觉醒，采取实际行动，使每一个民族都参与决定全人类命运的问题。”这里中国以被帝国主义战争唤醒的特征被归为东方国家。在《致印度革命协会》中，列宁又将中国和印度、朝鲜等国的工人和农民一起纳入“东方的一切劳动者”，为的是“一起进行共同的解放事业”。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他也明确将中国划归东方，说明尽管“历史上沉睡不醒”“至今仍处于停滞和腐朽状态”，但现在中国的数亿人民正在觉醒和奋起。而在他暮年留下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列宁对“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等，正是由于最近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而完全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轨”的分析，不仅再次将中国纳入东方，而且指出造成中国等东方国家被抛出常轨的祸端是帝国主义战争。同样，斯大林在著名的《不能忘记东方》一文中，更是强调了在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获得胜利的意义上，中国、波斯和印度等东方国家的重要性：“谁想要社会主义胜利，就不能忘记东方。”

综合列宁等人将中国划入东方的论述文本，其意义的指向性基于三种考虑：首先，东方拥有共同的斗争对象，一个需要通过联合来共同反抗的对象——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将东方抛出常轨”，将“东方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的同时又将沉睡的东方唤醒，所以在“抗击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死敌帝国主义，保卫住自由和独立”的意义上，他们将中国划入东方，这是将中国划入东方的第一种考虑。其次，列宁等人虽然对东方的诸多特质尤其是消极的状态进行过描绘，如“历史上沉睡不醒”“至今仍处于停滞和腐朽状态”，但他们一致认为东方最主要的也是最革命的特质是“被压迫”。正如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强调的：“我们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因此，“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打破东方被压迫民族数百年来的沉睡”，这就使中国在受压迫的意义上与土耳其、印度、波斯等国家一样，属于列宁等人论述的东方，这是将中国划入东方的第二种考虑，与第一种意义相作用而产生。最后，他们认为通过联合东方国家、凭借东方国家的特点来对抗帝国主义，世界革命的最终胜利就将具有光明的前景，如列宁谈到东方民族也可以参与到决定世界命运的事业中去，而东方民族庞大的人口数量使社会主义的事业得到了完全和绝对的保证。这也就是为什么列宁后期会用落后来形容欧洲、而用先进来形容亚洲，因为“欧洲并不是因为资产阶级才是先进的，而实在是因为反对资产阶级才是先进的”，而“光明来自东方”。因此，在世界革命获得胜利的意义上，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具有重要的作用，具备先进性和光明的前景，这是将中国划入东方的第三种考虑。

需要厘清的是，并非在地理上位于东方的国家就是列宁等人要联合的东方，因为他们还提出了“东方帝国主义”的问题：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指出“西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同东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冲突”等问题，将日本归为东方帝国主义；而斯大林与《日日新闻》记者的谈话也明确将“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的日本划为“奴役东方民族的工具”。这就说明列宁等人所论述的西方与东方的区分不在一般地理意义上，而在压迫与反压迫意义上，正如日本虽在地理上位于东方，但若它选择成为帝国主义和压迫者，就不是苏维埃俄国要联合的东方。

（三）“东方”在中国的话语传播与实践

列宁等人对“东方”概念的建构，在苏维埃俄国对世界革命事业的推进部署中，特别是在列宁思想的传播和实践下，进一步在中国语境中凝练以社会主义实践反对压迫、联合东方的内涵，成为国人所认同的“东方”意义旨归。

一方面，在苏维埃俄国对世界革命事业的推进部署中，广泛使用“东方”对涉及中国的事务进行命名。在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处于低潮之时，共产国际基本完成了世界革命战略重心向东方的转移，将希望寄托于在中国、朝鲜和印度组建党的组织，开展革命运动。在这项工作的推进中，“东方”在各类会议、组织和职务命名中频繁使用——在巴库召开的会议名称是“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大会成立机构是“东方各民族宣传和行动委员会”；决定出版的杂志为“ 《东方民族》 ”；开办的大学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重要文件是“ 《东方问题提纲》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张太雷曾被任命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来华指导建党工作的维经斯基，其职务是“俄国共产党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代表”；甚至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本身也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这些都对苏维埃俄国的“东方”概念在中国语境的传播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更是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布）增加了一个东方战友。这种将中国纳入苏维埃俄国的“东方”范畴的做法，在跨语际的实践中使苏维埃俄国的“东方”意涵一步步嵌入中国语境。

另一方面，列宁及其思想（主义）在中国广泛的传播及影响力，也对有关“东方”的论述特别是社会主义内涵进一步为国人接纳并以此自述起到了关键作用。《北京大学日刊》的投票活动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作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校刊”，《北京大学日刊》在1924年第1410—1412期有一项“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的投票活动，其中三则投票内容是：（五）俄国与美国，你以为谁是中国之友？为什么？（六）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几位？…… （八）现在中国流行的关于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你相信哪一种？投票的结果为：对于第（五）问，59%的被试者认为俄国是中国之友，共497票。被试者中的大多数给出的理由是：俄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以侵略为原则；俄国是反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正好与之联合，抵抗英美；俄国也是被压迫民族，与中国情形相同；俄国还与中国接壤，民性与华人相近。对于第（六）问，列宁以227票当选世界大人物第一名，占全部票数的一半；在国别上俄国的大人物也占了9席263票，其他国家合计也不及俄国人得票多。对于第（八）问，选择“社会主义”最多，共291票。因此，从“民意测量”的结果看，列宁、俄国人和社会主义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而被试者的投票理由进一步说明，当时人们认为中国与俄国在“被压迫民族”类属和“反帝国主义”目标方面具有一致性。

事实上，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列宁及其主义就在中国迅速传播。1925年《新青年》为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出版了“列宁号”专刊，对列宁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列宁主义进行了系统介绍，其中魏琴所撰《列宁、殖民地民族与帝国主义》一文，足以表明列宁在中国社会影响之普遍、以“东方”塑造被压迫民族的观点之深入人心：“列宁的名字在他的生活史之中最后的几年，更在东方被压迫民族中之下层阶级间变为普遍了。在印度、波斯、土耳其、爪哇、菲律宾群岛、中国……列宁的名字形成为最贵重的、最亲切的，大家都以为他是被压迫者的救星……他的名字侵入于东方的城市和乡村里面……”

综合以上，以列宁为代表的苏维埃领导人将中国划入东方的论述不仅见于经典文本，也见于他们对世界革命的整体布局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指导实践中，这就使得中国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目标、属于被压迫民族一员以及作为世界革命力量的重要一支而具有先进和光明的前景等三重意义上，实现了与苏维埃俄国“东方”意义的关联。正是列宁等人对“东方”概念的创造性提炼与关键建构，“中国属于东方”为时人广泛接纳和使用，在此意义上，使用“东方”指称中国亦嵌入国人的日常表述之中。

四、毛泽东对“东方”的建构：

继承、发展与“中国化”

毛泽东是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人物；与此相一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东方”意义论述的基础上，将“东方”概念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在本土化的建构中实现“东方”语义的“中国化”，是“东方”概念在中国获得意义定型的关键人物。

（一）对中国与东方关系的早期认识

早年，毛泽东对中国与东方关系的认知与民初“以东西构成世界、东方是世界之一半”的社会思潮相一致，主要表现为世界文明二分为东西的思想。在《致黎锦熙信》中，他惯将西方思想与东方思想并举：“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同样，以他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的《湘江评论》设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等冠之以“东方”“西方”的栏目。另在《致周世钊信》中，毛泽东在陈述自己不赴外留学的考虑时写道：“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可以看到，毛泽东早期以东西划分世界的认识与当时社会以东西文明论述世界、以东方代称中国（“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的普遍认识是一致的。

（二）对列宁“东方”意涵的继承

在《发起文化书社》中，毛泽东抒发了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新政权的羡慕之情：“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的俄罗斯。”列宁的思想与苏维埃的实践对毛泽东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仅就“东方”指称中国的用法而言，考察毛泽东的著述文本，就能发现他对列宁等人所建构的“东方”意涵的继承。

第一，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压迫的意义方面。在《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毛泽东援引十月革命第一个周年（1918年）纪念文章，肯定了十月革命建立“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的重要意义，其中就引述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对立关系。第二，在充满光明发展前途的社会主义事业意义方面。1957年，毛泽东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东风压倒西风”形象地描绘了社会主义力量和帝国主义力量的对比变化。此外，他还喜用“日出东方”作比喻，预示新中国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他慷慨陈述：“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列宁“东方”意义的继承，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及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景上都有体现。但是，列宁时期的中国、东方与世界的关系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新中国建立后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是不同的，因此毛泽东“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在对列宁“东方”意义继承的基础上，又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发展了中国革命与建设语境下的“东方”意涵。

（三）对“东方”意义的发展

综合分析毛泽东对“东方”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每次将中国纳入东方或以“东方”代称中国，其意涵都与当时世界的形势、中国所持的立场和面临的主要矛盾密切相连。

一是所反对的帝国主义对象的具体化。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是反法西斯同盟与德意日之间的矛盾。因此，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中，毛泽东作出了“在东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也接近着胜利的时节。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的判断，这里他对“东方”的用法延续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涵，并将反对对象具体到日本帝国主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美国扶持下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因此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作出了“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的判断，并指出这个带着伟大性的发生在世界的东方的事变，已经“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东方”意义的使用虽仍在反对帝国主义层面，但反对的对象则具体到了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对中国的压迫。

二是团结亚非拉的国际统一战线。二战以后，众多亚非拉国家获得解放，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的遏制战略，通过对外团结亚非拉国家，能为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发挥积极作用。因此，一方面，毛泽东继续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意义层面论述“东方”。他在1954年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就提出：“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另一方面，面对帝国主义这一共同的敌人，“东方”所指更加明确地规定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1957年《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中他明确指出：“东方国家的统治者不能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东方国家人民首要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些国家被西方国家剥削得很贫困。这里讲的东方，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即所谓帝国主义的后方。”

三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坚持。 20世纪60年代前后，面对中苏关系走向恶化，新中国亟待拓展外交空间，独立自主开展建设，毛泽东坚持以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为“东方”立论。在1960年8月与胡志明的谈话中，他对将“东风压倒西风”误解为“东风”指中国、“西风”指欧洲国家的观点进行勘误，“西方、西风指帝国主义；东方、东风指社会主义阵营，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以此进一步将中国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命运紧紧相连。在《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文中，他将“东方”和“无产阶级”挂钩，以反问的形式指明了无产阶级中国建设发展的前景：“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

可以看到，随着国内层面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国际层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亚非拉国家获得独立和中苏关系变化，对于不同时期的不同矛盾，毛泽东对中国归属的“东方”进行了因时制宜的建构。虽然“东方”内涵在不同时期有一些侧重与调整，毛泽东对中国在何种意义上属于东方始终抓牢两条主线：一是在与帝国主义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意义层面；二是在与亚非拉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方面。更进一步的是，以“东方”或“东风”对这两条主线进行比喻的用法，又丰富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和亚非拉国家具有如旭日东升般光明的发展前途的内涵，这三条主线的汇合为指称中国的“东方”概念进一步确立了积极意义，体现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蓬勃发展的生机，使“东方”成为中国自述新身份的代名词。因此，毛泽东在继承列宁等人“东方”意涵的基础上，又实现了“东方”意义的“中国化”，成就了“东方”在中国新的意义生成的关键一步。

结 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对“东方”的表述及话语建构。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虽是延续西欧社会的通行表达，但在马克思晚年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构想中却蕴藏了社会主义未来的意义空间。接着，列宁等人以“东方各民族亿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同盟者”作为号召，将中国共产党确定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确定为俄共（布）的一个东方战友，以及对东方冠以“先进的亚洲”“光明来自东方”的前景描绘，实现了“东方”概念在社会主义实践层面反对压迫、联合东方的关键转折。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等人对“东方”概念内涵建构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国内形势，丰富了“东方”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压迫、团结亚非拉和具有社会主义光明前景等三重层次的意义塑造，实现了“东方”概念的“中国化”。这三个阶段对“东方”概念的关键重塑，推翻了明清以来西方世界对“东方”的单一设定，改写了中国不得不接受西方所框定的“东方”意涵的命运，实现了中国从被动位于“东方”到主动建设“东方”的重要跨越，中国语境下“东方”的意义从消极转为积极、从晦暗转向光明，为中国真正能够以东方的身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了理论渊源和话语基础。从此，社会主义成为指称中国的“东方”概念之核心意义，“东方”成为中国的主流指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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