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征
我随后分析了其中的一些原因，但当时还是聚焦在欧盟投入中关注的“禁诉令”和“透明度”等问题上，感觉其主要目的还是想给中国司法施压。但是，最近在读到英国《金融时报》有关此事的一篇报道《EU accuses China of ‘power grab’ over smartphone technology licensing》后，不得不重新思考了这件事情，法律意义背后的经济意义。这篇文章发表于2月18日，也就是欧盟向WTO投诉中国同一天。文章开门见山的引用欧盟（布鲁塞尔）官员的话认为，欧盟投诉是因为中国侵权，以及由此造成了数十亿欧元的损失，并提到这是中国设定智能手机技术许可费率的“权力争夺”的一部分。在欧盟投诉中提到的四起案例，与中国企业发生争端的有三家：爱立信、诺基亚和夏普，并认为都是因为受到中国法院的裁决之后，许可费出现了减损。同时认为中国法院将许可费定为西方技术供应商与OPPO、小米、中兴和华为等制造商之前商定的市场价格的一半左右。例如爱立信在败诉后表示，授权收入将每季度减少1亿欧元至1.5亿欧元。美国技术授权公司InterDigital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陈立仁（Liren Chen）也表示：“近年来，一些中国公司滥用了禁诉令，他们反对为4G和5G等技术相关的知识产权纠纷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他还提议其他利益相关者应效仿欧盟这一领导，制定保护创新的措施。欧盟委员会专员瓦尔迪斯·多姆布罗夫斯基斯则说：“我们必须保护欧盟充满活力的高科技产业，这是一个创新引擎，确保我们在开发未来创新技术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欧盟公司有权在其技术被非法使用时寻求公平的正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启动世贸组织磋商。”不难发现，经济利益或许才是这起事件背后的最真实的目的。而这也符合“专利”这个舶来品，外表看上去像是法律问题，实际上是经济问题的根本特征。读懂了此事背后的经济逻辑，再来看为何欧盟选择在去年7月和今年2月两次向WTO投诉的时机。
这个背后，首先要理解到当前这一阶段，正是5G许可费最终确定实际征收费率的窗口期这个大前提。虽然爱立信、高通和诺基亚几年前就公布了5G专利费率，但一直只是“纸面”上的，还没有变成“账面”上的真金白银。近两年，随着5G手机出货量快速增长，市场迎来爆发，加之很多之前签署的协议面临到期重签。所以这两年将成为“纸面”上的5G许可费率能否真正签约，变成“账面”费率的关键时期。一旦权利人一方将生米做成熟饭，大面积与实施人签约之后，可能未来十年，直到6G应用后，都要按照该费率来执行。而一旦实施人普遍不认可目前的5G费率，试图要求权利人按照FRAND原则给出更合理的费率时，就会出现欧盟所认为的中国试图在智能手机许可费率上“权利争夺”的情况。实际上，这其实是双方讨价还价的一个过程，激战正酣的OPPO与诺基亚/InterDigital，苹果与爱立信，联想/InterDigital等正在进行的诉讼，本质上就是因为费率没有谈拢。
但是欧盟此时以官方名义加入这场本是企业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意图很明显，一方面在老调重弹的指责中国司法不透明，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通过施压，迫使中国放弃在许可费率上“权利争夺”。从而实现为欧盟自己企业牟利的目的。而受益人显然就是诺基亚、爱立信，以及其他欧洲权利人。
再看一下欧盟投诉的两个时间点和诺基亚 v OPPO案中国诉讼之间的关联，就会发现有意思的情况。欧盟去年7月的投诉，正好是诺基亚与OPPO许可协议到期之后，双方因费率没谈拢，在7月提起全球诉讼的时间。而欧盟在今年2月再去投诉，则是诺基亚 v OPPO案的中国裁决最关键的时刻，诺基亚一批中国专利在中国被OPPO提出无效后，集中出结果的时候，例如首件结果在2月8日先出来了，随着更多结果出来之后，很可能中国法院的裁决就会出来了。因此，不排除欧盟选择在这些时间点对中国施压，有配合欧洲企业影响中国关键案例判决的意味。而整个事件的背后，实质上就是对5G许可费率的“权利争夺”。只是在这件事的背后，欧洲是“企业起诉+政府施压+国际舆论指责”等多管齐下对中国施压，反过来，中国的手段则相对较弱。不仅如此，西方权利人还试图以“抱团”的方式来制服不太听话的“实施人”。这一点实际上在汽车专利池Avanci多个成员单独起诉戴姆勒，最后逼迫戴姆勒不得不签约就可以看出。现在轮到的是美国福特和德国大众。
《金融时报》文章末尾提到“美国和日本也表达了担忧，预计将加入欧盟的磋商请求。”
但如果能看得懂为何美国InterDigital为何不去游说美国也去WTO投诉，反而是紧贴欧洲的步伐，实际上也说明了，整起欧盟投诉中国的事件，主要想解决的可能就是爱立信和诺基亚的5G许可费难收的问题。而对于美国来说，最大的专利权人——高通公司在收费上虽然又高又贵，但是在收费上遇到的中国阻力远小于爱立信和诺基亚。这是美国很有可能不会像欧盟一样去WTO投诉的原因。另一点，西方企业认为中国在参与这场许可费率的“权利争夺”中，正试图通过压低其SEP专利的价值，获得更低的费率。但如果仔细想想，真正被贬低专利价值、受伤更大的恰恰是中国企业。近年来，中国在4G和5G上的崛起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企业在技术标准上的贡献逐渐增多，也就意味历史上一直站在食物链顶端的高通、爱立信和诺基亚的技术贡献度要相对降低，所以历史上西方企业躺着数专利许可费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们还没有习惯这种变化。随着中国企业SEP专利的崛起和技术贡献的提高，更多的是交叉授权和谈判合理许可费率，西方企业的授权费必然会降低，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大趋势。但现实情况是，西方企业要将这种许可费相对之前减损的“锅”，继续扣在中国头上，所以这些西方权利人才是在做着贬值中国企业在4G/5G技术上专利贡献的事。
对于这一点，西方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在《金融时报》该文章的留言区，虽然有少部分号召抵制中国的声音，但是更多的西方人士是理性的。“这个问题肯定有两个方面，但我认为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并没有真正阐明中方的立场。
例如，爱立信表示，由于中国将其专利许可费削减50%，他们每个季度的收入将损失1亿欧元至1.5亿欧元。这相当于每年近7亿美元的机会损失。因此，在中国削减50%之前，在中国向爱立信支付的专利许可费总额每年约为14亿美元。
对于中国公司来说，使用爱立信知识产权每年要支付大量费用（而爱立信IP基本上不是领先的，只是标准的电信技术）。
这就出现了西方公司，它们首先进入了科技市场，对该行业拥有永久性的财务控制权，并依靠它们强加于发展中经济体科技公司的知识产权租金为生。
爱立信和许多其他西方科技公司从中国公司那里赚了数不清的数十亿美元，这些公司不得不支付西方当局规定的非常高的年度“行业进入费”。
如果这就是中国降价方式背后的原因（我只是猜测是这样），那么他们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而不是完全不合理的。这也不违法。如果中国企业一直不得不支付过高的知识产权费用来使用已经司空见惯、标准化的技术概念，它们就永远赶不上西方科技企业。
我想整个技术知识产权费用的概念需要重新思考——也许是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高回报，但不是无限期。
我不相信西方公司的说法，他们需要从中国获得高额的知识产权许可费来资助他们的研发。"
“当一家欧洲公司将技术许可给中国公司是，我们是否可以想当然的认为只有欧洲法院可以决定许可费，而不是中国法院？当然，欧洲法院会判更高的费用，而中国法院会判更低的费用。但是哪一方应该拥有司法权呢？有国际条约吗？"
名为Old traveller在回复Shamless的留言时表示：
“对于Shamless评论中有关中国销售的较低费率源自中国法院，实际上，是西方法院（美国、英国）在当时根据有说服力的理由，为中国的销售设定了较低的税率。这一点今后或许应该引起重新审视，但仅仅指责中国法院是不正确的"。
这位Old traveller的网友对于此事的进一步看法，引起了很多人的点赞：“天哪，这篇文章和一些评论没有抓住要点。具体如下：
1. 爱立信、诺基亚和其他公司是标准制定组织的一部分，并*积极鼓励*这些SSO制定电信标准，以纳入其技术。为什么？因为这样做为他们的标准必要专利（SEP）提供了市场力量。但它也创造了标准，导致了对新产品的巨大新需求。对每个人都好。
2. 他们承诺向所有手机制造商发放“公平、合理和非歧视”（FRAND）专利许可证，以换取将其专利纳入全球标准。这实际上意味着，每部手机的许可费率较低，但拥有巨大销量，也会带来大量资金。
3. 然后他们开始为手机的每个角落申请专利。仅在你手机的无线电接口上，就有数以万计的此类专利属于这些情况。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专利向竞争对手收费，并以交叉许可证的形式交换竞争对手拥有的专利。
只要诺基亚、爱立信和其他公司自己生产手机，所有这些都没问题。他们拥有平衡的利益，并将利率设定在合理水平上。但后来他们失去了手机业务。诺基亚是因为他们在与微软合作时犯了一个根本性的战略错误。爱立信是因为他们跟不上中国人，制造业转向中国台湾和大陆。诉讼转移到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火箭法院”、德国和英国，因为在那里，专利所有者得到了帮助他们获得高额许可费的判决。此外，他们和业内其他人开始向“非执业实体”（NPE被制造商称为“私掠者”和“专利巨魔”）出售大量SEP，在诉讼中榨取他们所能得到的。
结果是：爱立信、诺基亚和一些前手机制造商，以及NPE作为技术拥有者，不再拥有平衡的利益，而仅仅依赖于许可费收入。他们现在专注于增加授权费和压榨剩余和新的制造商（They now focus on royalty increases and milking remaining and new manufacturers. ）。这导致了关于它们是否仍在履行FRAND义务的争议。英国最高法院和美国法院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为这些专利设定费率（例如Huwei诉Unwired Planet案）来裁定这些争议。现在，中国法院也想这么做，而我们说他们不能？这似乎并不一致。
这背后有一个地缘政治战略。中国企业拥有许多新标准的SEP，比如5G和新兴的6G，以及物联网（想想联网汽车）。欧洲和美国有机会成为这些领域的制造商和服务供应商。欧盟、美国和英国通过向诺基亚、爱立信等“传统”技术所有者招标，增加SEP许可费，从而自食其果（注：成本太高）。随着技术和SEP所有权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以及一个物联网制造业正在欧盟和美国兴起（请注意我对英国脱欧后的明显遗漏），我们正在为榨干自己做准备……
如果我们能回到SEP所有者也是实施者、利益平衡的时代就好了。传统的SEP所有者都在大力游说欧盟、英国和美国，以便让他们这些“老奶牛”活下来。他们应该保持警惕，提前思考……”
这位Old traveller网友的洞见获得了很多好评。实际上他也说出了这个行业的实情。就是垄断者依然想保持垄断地位，是否编了很多故事，来否定与其利益相左的思想，其中中国法院贬值许可费或许就是其中之一。总之，这个话题，融合了政治、经济、法律诸多因素，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法院问题，而如何能够在5G大规模普及的时候，在专利许可费率和规则制定上喊出中国自己的声音，并被国际认可，是一项极富挑战、但又充满意义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