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军：新国际形势下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的挑战、机遇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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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际形势下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的挑战、机遇与对策

徐秀军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指出，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这表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需要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在当前中国对外开放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情况下，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既要增强机遇意识也要增强风险意识，既要在危中寻机又要化危为机。　　一、当前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面临的国际形势　　近年来，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对外开放战略举措，国内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全球第31位，较上年上升15位，并且连续两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经济体前十。但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倡导的全球共同开放面临了新的阻力。　　（一）世界经济陷入低迷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蔓延，加速凸显了世界经济长期累积的各种矛盾与问题，世界经济随之出现衰退，并存在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可能。各国对外开放的国内经济基础因此遭受严重削弱。疫情发生后，一些国际机构均大幅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2020年3月2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指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将使全球需求和供应遭受重创，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将创近十年以来最低的水平。3月23日，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全球宏观观察》报告称，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导致经济活动停滞、石油价格暴跌及不断累积的信贷压力等因素影响，2020年世界经济将出现2009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4月中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称，2020年世界经济将出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后果，经济增速将跌至-3%。与2020年1月预测值相比，下调了6.3个百分点。这是IMF自成立以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对世界经济增速作出的最大幅度的修正。6月下旬，IMF发表《世界经济展望》更新版，再次将世界增长率的预测值下调1.9个百分点至-4.9%。其中，2020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为-8.0%，较上年下降9.7个百分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为-3.0%，较上年下降6.7个百分点。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已远远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但在冲击的应对上，世界各国面临的经济环境已大不相同，各国政策工具明显不足。近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实施了大规模减税政策和降息甚至是负利率政策，应对经济衰退的政策空间十分有限。而且，这些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正在递减，负面效应也逐步加大。尤其是负利率的出现与扩散，将不断挤压商业银行盈利空间、降低企业提高效率的积极性和弱化抗击风险的能力、扰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功能、激励投机者借贷并投向高风险资产、加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货币错配风险等，成为各种风险聚集和累积的温床。同时，全球债务风险不断加大。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政府财政收支长期赤字运行，总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持续上升。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和促进经济复苏，很多国家推出了大规模的刺激性财政政策，政府债务水平因此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中长期来看，世界经济的低迷状态难以得到根本扭转。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发达经济体已开始陷入低通胀、低利率、低需求和高债务、高资产价格、高龄化的“三低三高”局面。“三低三高”反映了发达经济体的长期结构性问题，疫情不仅不能改变反而会加重这一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经济下行或衰退会强化低需求和低通胀局面。同时，失业率上升会造成低收入人口增加和低收入人口的收入下降，并进一步增大收入差距、降低生育率和加速老龄化。为稳定和刺激经济增长，低利率和高债务还将持续。而低利率和高债务会进一步降低增长潜力和加大金融风险，为下一轮危机埋下隐患。发达经济体将更深地陷入“三低三高”的恶性循环中。发达经济体的低迷也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活力。疫情过后的世界经济将难以摆脱长期低迷局面。　　（二）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遭受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将其列入“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全球性大流行病”，并将其风险等级提升至“非常高”的最高级别。在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五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只有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也被列为“全球性大流行病”。但相对2009年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更大，并给全球开放带来直接损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蔓延快，各国均采取了更为严格的人员出入境和商品出入港限制；二是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引发的叠加风险更多，包括债务风险、资本市场风险、地缘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等；三是新冠肺炎疫情给很多国家政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政府对外推责和转嫁危机的动机更强。这就决定了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新冠肺炎疫情都将给商品、服务、人员等要素的跨境流动带来严重阻碍。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冲击首先通过国际贸易的大幅下滑得到了充分体现。2020年8月19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商品贸易晴雨表（Goods Trade Barometer）数值为84.5，比该指标的基准值100低15.5点，比上年同期低18.6点，创2007年以来的最低纪录，与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最低点相当。当前数值与2020年6月WTO发布的数据基本一致，后者估计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商品贸易较上年同期下降18.5%。晴雨表的所有成分指数均远低于趋势，尽管有些指数已经开始企稳，但许多指数都处于历史低位。其中，受疫情冲击较大的汽车产品和航空货运的指数均创2007年以来的最差纪录，分别为71.8和76.5。通常情况下，商品贸易晴雨表能够预计数月后全球贸易轨迹的变化。但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加大了全球贸易与经济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并导致商品贸易晴雨表难以准确预测未来走势。早在2020年6月，WTO经济学家警告称，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表明，对2021年强劲的“V型”贸易复苏的预测可能过于乐观。鉴于疫情冲击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并基于各国经济和贸易政策等因素，全球贸易更可能呈现“L型”复苏。其中，产业链较长的电子产品和汽车贸易短期内的下滑幅度更大，复苏任务也更加艰巨。　　除了新冠肺炎疫情在客观上导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一些国家还借疫情防控或以国家安全为名推出了同其他国家进行产业链和供应链“脱钩”的政策举措。一些大国为了打压其他竞争对手，滥用国家安全审查等手段限制他国资金、商品和人员准入，限制本国企业同特定国家的正常商业往来和干扰外资企业正常运行。一些国家开始加大防范对外依存度过高带来的风险。一些经济上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产业政策，并出台新的政策来加强关键产业的自给自足和减少对外部世界的依赖。　　（三）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持续升温　　开放型世界经济是以国际分工和市场经济为基础，能够向世界各国传导经济活力、生产效率和发展机会，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增长，改善各国人民福祉。但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仍未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经济开放在客观上加剧了国际竞争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从国际层面来看，主要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秩序，并享受了国际分工和交换的最大收益。这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反全球化浪潮。从国内层面来看，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化不断加大，与对外开放相关的部门和群体享受了国际分工和交换的最大收益。这使得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排外情绪高涨和内顾倾向加重，直接推动出台了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政策。尤其是在危机的冲击下，这些问题与挑战更加凸显。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日益盛行，全球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数量屡创新高，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扩散蔓延背景下更加突出。根据全球贸易预警（Global Trade Alert）数据库统计，2009年1月至2020年8月期间，全球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累计达5380项。分年度看，2009年新增贸易保护主义措施164项；2018年新增638项，比上年增加27.1%；2019年新增842项，比上年增加32.0%；2020年1月－8月增加922项，超过上年总数的9.5%，为2009年的5.62倍。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是全球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数量最多的国家。同期，美国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778项，比排名第二的印度高63.8%。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外频繁挑起贸易战，大肆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全球贸易投资往来和投资者的信心受到严重挫伤，全球总需求受到严重抑制。据瑞银集团估计，2019年全球消费支出增速创10年新低。更重要的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极大挫伤了各国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信心和决心，开放型世界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负面影响最大的国家。同期，在全球总共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有2324项对中国产生了直接损害，比排名第二的德国高50.1%。　　尽管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持续升温，但全球性问题并未减少，反而更加突出。这说明，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不仅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引发各种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的直接推手。在全球经济高度相互依存的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全球性问题面前独善其身，也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解决自身和全球性问题。各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效果就是最好例证。目前，国际经贸环境的持续恶化，“逆全球化”挑战持续加大，全球开放合作遭受逆风逆水。这正是向国际社会表明，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更加紧迫。　　二、新国际形势下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的挑战与机遇　　从目前国际环境演变的种种迹象来看，新形势下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既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也迎来新的有利条件和机遇。　　（一）国际形势变化对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影响的总体判断　　随着国际关系的深刻调整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国际社会中一些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也将由此增多，中国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将由此步入爬坡过坎阶段。总体来看，国际环境的可能变化对未来几年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的影响主要有：　　一是负面影响大于积极影响。当前，国际环境加速恶化的直接诱因是突发性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而疫情是通过其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来侵蚀各国对外开放的国内经济基础。不管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是外部世界的发展，都在短期内遭受巨大冲击。这决定了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发展将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挑战。　　二是短期影响大于长期影响。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叠加疫情影响，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短期内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各国发展规划被迫调整和中断。在疫情应对上，美国领导力的缺失催生了各种力量分化组合，并已导致其盟国以及大量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面临新的选择。疫情结束后，随着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更加明朗化，主要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将回归常态，各国政策将具有更强的可预见性。　　三是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从内部看，目前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保持向好发展态势。但是，境外疫情拐点未现，疫情对美国、欧洲、印度、巴西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冲击还难以评估，美欧会采取哪些措施化解危机还难以预见。而且，美国仍保持对华打压态势，干扰中国对外正常经济交往和开放合作。一些外部因素难以掌控，中国更高水平开放的外部风险不仅难以避免，还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呈上升态势。　　（二）新国际形势下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的风险和挑战　　一是推动全球共同开放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加大。一方面，随着中国相对实力的快速增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日益提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IMF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按市场汇率换算的GDP约为6.07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但相对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对表现更加突出，经济增速差距进一步拉大。根据IMF估计数据，2020年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经济增速比美国约高9.0个百分点，两国之间的经济增速差距较2019年扩大了5.2个百分点。为此，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谋求进一步剥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经贸合作和利用国际金融资源等方面的合法权益，迫使中国在全球经济开放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在美国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上升的背景下，中国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就必须引领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开放合作，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多的全球公共产品，从而加大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开放是一种国际互动、双方合作的过程。当前，全球开放环境恶化、“逆全球化”带来的阻力加大，表明全球治理出现了严重赤字，并主要表现为全球公共产品缺失。尤其是享受全球化最大收益的美国大力推行“美国优先”，不愿意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公共产品，为各国在对外交往中只顾自身利益、各自为战、以邻为壑提供了不良示范。　　二是中外经济的“脱钩”风险加大。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内疫情严重时，一些国家上下游产业生产经营因中国复工复产延迟或不足受到严重影响；在海外疫情严重时，一些国家因疫情防控不力导致涉华相关产业受到严重冲击。新冠肺炎疫情除了造成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世界产业链“客观”断裂，还使各国加大防范因对外依存度过高带来的风险，并针对不同领域推出了不同程度的“脱钩”政策。美国政府更是公开宣称推动对华“脱钩”。美国一直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视为其全球领导权的最大威胁，此次借助疫情加大了对华打压。美国智库研究人员将疫情作为中美经济“脱钩”的测试，并认为在疫情过后美国完全可以应对中美经济“脱钩”冲击。在疫情发生后，美国在经贸、科技、金融、安全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对华打压措施，并使中国相关产业发展和对外合作面临压力。为了应对一些国家的“脱钩”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提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如何把握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之间的关系并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为应对“脱钩”并基于最小化产业链断裂风险的考虑而采取的防范措施，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使产业链进一步通向“脱钩”，从而出现为了规避“脱钩”风险却又强化“脱钩”的“脱钩悖论”。这是当前形势下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过程中应注意防范和规避的风险。　　三是海外利益保护任务更加艰巨。海外利益安全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企业对外贸易、海外投资和民众出境旅游均保持较快增长。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约为210.86亿美元；2007年货物出口额达到1.2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2013年货物贸易总额近4.16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2019年货物贸易总额近4.58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根据《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9年中国对外投资覆盖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369.1亿美元，全球排名继续列第二，占全球份额为10.4%。从出国（境）人数看，截至2019年底，中国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累计派出各类人员1000.2万人次；2019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55亿人次，保持全球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和全球第一大出境旅游消费国地位。当前，国外新冠肺炎疫情仍持续蔓延，部分国家还因中国最早公开发布疫情而出现反华排华情绪，中国驻外公民和华人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威胁上升，中资企业运营和在建工程施工也受到各种干扰。　　（三）新国际形势下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的条件和机遇　　尽管面临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因素，但中国对外开放并未因此放慢脚步，这使中国能够更好地把握逆境中的对外开放机遇。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的有利条件和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相对完善的国内产业链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筑牢基础。20世纪90年代，我国制造业特征是“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绝大部分原材料零部件依靠进口，贸易额的附加值很低。如今，这一状态已发生很大变化，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主要集中在国内，贸易额的增加值也有了大幅提升，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脱颖而出。但是，我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还不够强，产业集群发展的优势还不明显，一些关键材料、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还受制于外部。中外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脱钩”，将倒逼企业提升本地化生产水平、迫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从而补齐产业链中的短板，推动完善国内产业链条，并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二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加速成长并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受疫情防控影响，旅游、餐饮、运输等传统行业遭受巨大冲击，但网络科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被广泛运用，相关产业迅速发展。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还将继续倒逼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加速成长。在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推动下，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办公、数字娱乐等新业态，无人零售、无接触配送、标准化生鲜套餐等新模式，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等新产业不仅顺应了防疫期间的民生需要，也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拓新空间，为高水平开放创造新的优势。　　三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逐步深化。由于经济下行，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更大的资金缺口，对外资的需求也将迅速提升。在国际直接投资大幅下降的背景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逆势大幅增长。2020年1月-7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新加坡、越南、泰国、老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菲律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哈萨克斯坦等54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为人民币721.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2%；按美元计算为102.7亿美元，同比增长28.9%；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为17%，较上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尽管疫情导致很多国家和地区对航班、列车、船舶进行限制，短期内我国对外投资将面临考验，但疫后经济复苏期，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经贸和投资合作将迎来新机遇。　　四是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逐步提升。当前，传统问题与新兴问题变乱交织，成为全球治理各领域的主要特征，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挑战更加突出。但在这些问题面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也无法独自解决和应对。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需求和期待加大，对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和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予以充分认可。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未来国际规则的制定上，中国将不再是单纯的国际规则接受者，而将成为新的国际规则的重要制定者和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者之一。　　三、新国际形势下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的对策　　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今天的中国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国际环境的内生性显著增强。因此，在应对当前国际环境的变化上，更应立足中国自身，不断夯实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的国内基础，以国内高质量发展带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总体应对思路　　一是保持战略定力，牢牢把握发展与开放主动权，积极开展合作。中国发展面临风险和挑战越大，越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把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提高产业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对外合作上，既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深入发展，也积极挖掘同包括美国在内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不断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　　二是加强防范各种外部风险，尤其是来自美国的竞争与打压。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高度联动，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使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因此，要密切跟踪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建立各种外部风险预警机制，做实做细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同时，要加强防范同美国相关的风险，将中美关系维持在总体可控的范围内，创造条件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三是明确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承担与自身实力和所享受的国际权利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考虑到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坚守发展中国家定位应在一段时期内继续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点。同时，考虑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上升以及同外部世界的利害关系更加密切，在涉及中国自身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领域要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并基于“责任与实力相适应”“权责相适应”原则承担相应国际责任和义务，力所能及为全球共同开放提供务实有效的公共产品。　　（二）具体应对策略　　一是充分发挥政策调控作用，应对短期和中长期经济挑战。短期来看，要综合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引导各级政府出台促进经济复苏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政策举措，稳定市场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增强市场主体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信心。中长期来看，要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形成促进各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更加有效的财税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上的作用，让所有群体都公平分享高水平开放的成果。　　二是培育新兴产业领域技术竞争新优势，打造产业链关键环节优势。当前，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力争将疫情对中国发展的影响降到最小。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大对高新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支持，突破美国等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和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以提高外部世界同中国的“脱钩”成本。同时，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利用生产规模、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和制度等优势将产品做强做优，为紧密的国际合作奠定基础。　　三是坚定维护开放贸易体系，促进国内外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当前全球化遭遇波折的形势下，为了确保自身的市场安全和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中国要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从短期来看，欢迎所有国家搭乘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快车”和中国高水平开放的“便车”，对最不发达国家和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单方面开放市场，让更多国家切实享受开放收益。从长远来看，只有双向开放、公平共享市场与投资机会，才能够让双方的合作更加持久。目前，很多国家具有强烈的发展和合作诉求。针对这些国家，可以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促进双方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市场深度融合，让双方合作能够长期化和具备战略意义。　　四是发挥重点领域务实合作的引领作用。受疫情和各国政策影响，当前推动与世界各国高水平开放和全方位合作的难度较大，但很多具体领域仍存在较大的合作潜力和空间。因此，要充分发挥重点领域务实合作的引领作用，构建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全球务实合作网络体系，并以此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优势和特点，确立互补性强、惠及民生的重点合作领域，并推动重点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显著成效。对于力推“脱钩”的美国，既要在涉及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的领域敢于同美国展开竞争甚至斗争，更要做强做实部分领域的务实合作。　　五是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七年来，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产业合作取得显著成就，双方开放水平稳步提升。在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时，应逐步将“一带一路”沿线打造成更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支撑。一方面，要加强同二十国集团（G20）成员等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合作共建，大力拓展“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合作，充分发挥这些国家的地区辐射力，带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另一方面，要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共建，发挥它们在全球开放合作的重要作用，挖掘双方高水平合作潜力。　　六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协调与全球经济治理，不断为更高水平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制度环境。在疫情冲击下，各国都推出了大规模的宽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些大国经济政策的负面外溢效应已经显现。为此，必须推进G20等国际合作机制框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进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制改革，奠定全球共同开放的制度基础。同时，面对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中国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相关体制的全面改革，形成对高标准国际规则的适应能力，增强在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END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本文刊载于《国际税收》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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