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父母身份与幸福感

夫人说

过年了，催婚了，结婚了，催生了，生娃了，晒娃，催生二娃，生二娃，晒俩娃，夫人的朋友圈里一片欣欣向荣，万物生长的景色。

小两口刚刚生娃当父母，身份角色的转变需要适应，不仅如此，生了二胎的夫妻又在两个孩子的精神需求中平衡博弈，孩子上幼儿园，孩子上小学，孩子的青春期，直到孩子上大学离家，又要适应没有孩子的新生活，仔细想来孩子大学毕业，孩子结婚生子，这一切，随着子女成长不同阶段及不同情境，父母身份也随之变化，那父母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幸福感，会怎样呢？

撰文：贺光烨

责编：钱岳

“无后之家非家也”，子孙满堂一直是中国人所向往的家庭生活。当看到新生命的降临，看到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种种瞬间，几乎所有的父母都会感到非常幸福。然而孩子的出生也意味着父母必须在生活上承担起抚养照顾未成年子女的责任和义务，这些都需要投入足够的时间和金钱。

首先，孩子的出生伴随着个体角色身份的转换，也伴随着家庭需求的变化（比如，孩子成长阶段的营养健康需求、从幼儿阶段开始的教育资本需求、与情感交流相关的休闲娱乐需求，甚至包含对学区房的需求等等），因此父母在工作和家庭上的投入会随子女的成长而发生变化，不论是在总量上（比如，为了满足经济需求的增长，父母需要工作更加努力；为了子女的健康和教育，父母需要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子女）还是在相对比例上（即个体在工作和家庭上的时间和精力分配）。

其次，对于每一位父母，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身份是多元的，他们并不单单是父母，他们也是子女、配偶、雇员等等。在不同情境下个体需要展现不同的角色身份以适应工作和家庭的需要。

这种投入的变化和角色的转变常常会令父母产生负面的主观感受。以往大量关于生育与父母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往往忽略了父母身份在子女成长不同阶段及不同情境下的差异。

Margolis和Myrskylä（2010）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提出父母的情绪健康和生育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宏观社会情境以及个体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的影响。那么，有关父母身份与幸福感的关系不能单单仅仅关注个体，要从两个层次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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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层面上讲，第一，生育与幸福感的关系与性别有关。有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在从非父母到父母身份的过渡上存在差异，其中女性所经历的压力更大，负面冲击更强。且在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下，母亲在子女照料和教育中扮演着比父亲更为重要的角色，除此以外，母亲还承担着大量家务劳动，这使得女性尤其是工作女性在生育后经历的工作-家庭冲突更为严重，她们的主观幸福感也随之降低。

第二，生育与幸福感的关系与婚姻状态有关。子女未成年前的时期往往是一个家庭时间、精力和财政压力最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家长中的一方缺失，意味着另一方在养育过程中需要同时扮演父亲和母亲的角色，同时承担挣钱和养家的责任。因此相比处于婚姻（或者同居）的父母，单亲父母的情绪抑郁水平更高。

第三 ，生育与幸福感的关系与个体的生命周期相关。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相关研究发现，在年轻人中，有子女的成年男性、女性相比没有子女的男性、女性的抑郁水平更高。而老年人中，父母身份与幸福感之间几乎不存在显著关系。前者可能是因为抚养子女的经济和情绪成本在子女儿童阶段时较大；对于后者，原因可能在于，当国家的老年保障体系比较完善时，老年父母基本不需要依靠成年子女照顾；而当国家的老年保障体系比较薄弱时，成年子女可以作为一种保险，为老年父母提供必要的照顾。这点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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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层面上讲，生育与幸福感的关系可能与社会体制和文化相关。宏观社会背景的差异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不同国家关于生育和幸福感关系研究的差异。由于不同国家之间在发展水平、生育率、以及社会福利政策和服务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生育后个体的幸福感往往与该国家的家庭友好政策和福利服务密切相关，这些政策和服务是否能对个体的工作及生活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成为决定个体幸福感的必要条件。

Hansen等学者（2009）发现在欧洲西北部，有关父母身份与个体情绪健康程度或者呈正相关或者没有显著关系，原因之一在于这些国家的福利政策平衡了养育子女的成本、调和了父母因生育带来的工作-家庭冲突。在欧洲，相比保守体制（conservative regime）和自由福利制（liberal welfare regime）国家，社会民主国家（social democratic regime）的社会福利制度更完善，从而生活在社会民主国家的成年男女在成为父母后比生活在保守制度和自由福利制度国家的男女的主观幸福感更强。基于22个OECD国家家庭政策比较分析，Jennifer Glass，Robin W. Simon和Matthew A. Andersson （2016）发现，在对生育给予更多社会支持的国家，父母与非父母的幸福感差异更小，而在社会支持较少的国家更大。这种父母与非父母之前的幸福感差异主要受国家家庭政策优越程度的影响。

孩子的降生改变了父母的生活方式。从积极的方面讲，孩子可以加强家庭成员间的纽带，让年轻父母可以在新的身份中感受生命成长的奇迹，让老年父母有了一定的生活保障。从消极方面讲，孩子的出生也会大大增加父母在时间、精力、金钱上对孩子的投入；当父母无法应对这种由生育带来的压力，及顺应工作、家庭的多角色转换就会大大降低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增加他们的情绪抑郁指数。由生育带来的工作、家庭压力并不仅关息个人和家庭，对于公司企业，当员工的工作家庭无法调和时会大大降低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增加员工的离职率，从而增加雇佣培训成本、减少盈利；对于社会，如果工作家庭冲突无法调和，在宏观层面上会大大降低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效率，增加离婚率，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对于中国，四十年的发展变迁对人口和家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持续的低生育率，快速的老龄化，大量的人口迁移剧烈地冲击着中国的家庭。社会变迁不断重塑着家庭关系与家庭功能，使得家庭逐渐失去传统的社会保障功能，此时，关于家庭中后代的养育、老人的赡养等问题不能单单倚赖于个体家庭而需要社会来共同承担。 

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家庭政策和社会福利支持关系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现阶段“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也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Glass, J., R. W. Simon, and M. A. Andersson. 2016. Parenthood and Happiness: Effects of Work-Family Reconciliation Policies in 22 OECD Countr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Forthcoming.

Hansen, T., B. Slagsvold, and T. Moum.  2009. Childlessnes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midlife and old age: An examination of parental status effects across a range of outcomes.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94(2): 343-362.

Margolis, R., and M. Myrskyla. 2010.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Happiness and Fertility. Popula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7:29-56.

贺光烨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师资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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