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成功之路：程千帆先生的治学方法
▲程千帆先生
程千帆先生是著名的文史学家，在诗学、校雠学、史学、文学史、文学批评与创作等学术领域内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著述等身。程先生能在如此广泛的学术领域内“游刃有余”，是和他注重对治学方法的探索分不开的。近日拜读《程千帆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受到很多启发，兹结合程先生的论著，对先生的治学方法加以初步的分析与总结。
我的治学是从校雠学入手的。除了刘衡如先生教过我目录学，兼及版本和校勘，另外我曾向汪辟疆先生请教过目录学方面的问题。自己也曾认真学习过从《汉书·艺文志》到《书目答问》以及郑樵、章学诚等人的有关著作，并且长期在大学里讲授这门课。（《劳生志略》）
程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遗意说》（《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和出版的第一本书《目录学丛考》（中华书局，1939年）就是他早期学习校雠学的结晶。正是认识到校雠学这门学科对于读书治学的重要性，程先生晚年和徐有富先生合作，将讲义《校雠学略说》扩充为包括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编在内的一百二十余万字的《校雠广义》。《校雠广义》将重点放在校雠学的实际应用方面，而省略其历史发展的记载，如《版本编》中的“雕印本的鉴定”“非雕印本的区分与鉴定”、“对版本的记录和研究”；《校勘编》中的“校勘的资料”、“从事校勘所应具备的知识”、“校勘的方法”；《目录编》中的“目录的结构及其功用”、“目录的编制”；《典藏编》中的“图书的收集”等都是围绕着“实际操作”这个中心环节而展开的。所以本书对于初涉文史研究工作的学生而言，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程先生出身于文学世家，幼年就接受了严格的国学训练，在有恒斋求学时，就通读过《论语》、《孟子》、《诗经》、《左传》、《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等书。在金陵大学读书期间，程先生曾跟黄季刚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吴瞿安先生学过词曲等。家学和师承决定了程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比较注重文史结合的方法。
《史通》是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名著，程先生对此书下过很深的朴学功夫，撰有《史通笺记》一书。笺注详赡，条贯古今，征引古今著述达二百六十余种。周一良先生因此称程先生为“子玄之功臣”。《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是程先生的一部文史结合的典范之作。本书从行卷之风的由来讲起，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行卷之风的具体内容、举子及显人对待行卷的态度、前人论唐代文学与进士科举关系诸说的得失，深入探讨了行卷之风对唐代诗歌、传奇小说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古文运动的推动作用。程先生认为科举制度对文学发生的作用“应当一分为二，如果就它以甲赋、律诗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来考察，那基本上只能算是促退的，而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的行卷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就无可否认，无论是从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程先生说：“认为只有考据才是学问，那是偏见；说可以抛弃语言文字，直接进入作家的心灵，那完全是神秘主义。”所以他一生治学既搞考据，又搞批评，提倡“把批评建立在通过考据而得出的坚实的材料的基础上”的研究方法。
为了写作《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程先生进行了艰苦的史料爬梳工作，把从魏晋到唐朝所有的游仙诗都抄了卡片。虽然只用到一小部分最典型的例子，但程先生认为不看过这些资料怎么知道排除？正是在坚实的材料的基础上，程先生纠正了前人把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笼统地混为一类的偏失，从传统、背景、意旨三个方面标示了二者的不同，“就传统言，景纯得屈子之全，而尧宾得屈子之偏；就背景言，则景纯为一己政治生涯，尧宾为当时社会风气；就旨意言，则景纯乃出处犹豫之吟叹，尧宾乃天人情感之咏歌。”《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考证了唐代进士的地位、登第的名额、奔竞风尚、科举考试的日期、举子们的经济状况及其心态等相关问题，为解读此诗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拿搞文学的人来说，我们最注重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材料，称作文献学；另一个是对作品本身的艺术思考，叫做文艺学。真正好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将文献学与文艺学两方面相互结合、渗透、协调在一起所取得的。在材料上要考证清楚，尽量使它没有问题，靠得住；在艺术分析上要深入作家的内心世界．将它发掘出来，成为一般读者可以感觉到的东西。（《贵在创新：关于学术论文写作的问答》）
《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是程先生运用文献学与文艺学紧密结合解决问题的一个成功范例。本文首先考证了李白《战城南》、高适《燕歌行》、王昌龄《从军行》、李贺《塞下曲》等诗中的地名，用以说明边塞诗中常有方位、距离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现象。然后引用了大量的中外文艺理论和例证，分析了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间的关系，细节描写的真实性与典型环境、性格之间的关系，从文艺学的角度揭开了这种看似矛盾现象的神秘面纱：唐代诗人们之所以不顾地理形势的实际，使其作品中的地名出现互不关合的方位或过于辽远的距离的情况，是为要更其突出地表现边塞这个主题，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复杂的回忆，激发人们对于地理上的辽阔的想像，让读者更其深入地领略边塞将士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而不是什么错误。
《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写作于20世纪60年代。1990年9月程先生和学生谈话时提到：“学术研究，一方面要运用逻辑、推理、考证，进行理论思维，另一方面又要深入到作品实际中，去体味、把握作者的内在感情和内心世界，进行形象思维。二者应当结合起来，并注意考察二者所得结论是否一致，仅仅据一方面的思考所得的结论未必一定靠得住。对具体作品有了深刻的把握，理论思维所得的结论是否正确，一对照便知了。”这段精彩的论述，对我们理解边塞诗中的方位、距离问题以及程先生的结论无疑会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从理论的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学，应当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是今人所着重从事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后者则是古人所着重从事的，主要是研究作品，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来。（《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
程先生重视对古代的文学理论的研究。他曾从十个不同的角度，选择了十篇有代表性的文论加以笺注，并在案语中加以评论和阐述自己的见解，编成《文论十笺》。在《读诗举例》一文中，程先生结合具体作品对“形”与“神”、“曲”与“直”、“物”与“我”、“同”与“异”、“小”与“大”这五对古代的文学理论范畴进行了解析。鉴于“当今搞古典文论的人，搞来搞去是研究古人怎样批评，而不自己进行批评”，程先生更重视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即直接从作品中抽象出理论来。《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这篇文章中，程先生概括出了李白、杜甫、韩愈、刘禹锡、自居易、苏轼等二十余位诗人诗歌中“一”与“多”的各种存在形态，并对其在描写与结构中的作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结论指出：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诸表现形态之一，“一”“多”对立（对比、并举）不仅作为哲学范畴而被古典诗人所认识，并且也作为美学范畴、艺术手段而被他们所认识、采用。古代的文学理论家从未将“一”与“多”纳入文学理论范畴，程先生将“一”与“多”从作品中抽象出来，并将其作为文学理论范畴之一，对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具有发凡起例的重要意义。
程先生治诗善于运用比较，他的许多论文都具有这一特色。《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对陶渊明、王维、韩愈、王安石的桃源诗进行了纵向比较。从主题来看，陶渊明的诗既反映了知识分子避世避地的思想感情，又反映了普通人民“适彼乐土”的思想感情；王维的诗所反映的是对神仙世界的向往之情；韩愈的诗揭露桃源神仙之说的荒唐；王安石的诗大胆抨击无道的社会。通过比较，程先生把四者主题的异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王维诗是陶渊明诗的异化，韩愈诗是王维诗的异化，而王安石诗则是陶渊明诗的复归和深化。”《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横向比较了杜甫、高适、岑参和储光羲四人的“登慈恩寺塔”诗。四位诗人生活于同一时代，共有的大环境相同，就个人小环境而言，都经历坎坷，同为落魄文人，而且描写对象也完全相同，但他们的诗在思想倾向和艺术水平上却有很大的差异。岑参和储光羲企图逃避现实，高适只关心个人的前途，杜甫则把个人前途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经过深入的分析和比较之后，程先生认为：在社会历史背景和作家个人的地位、生活经历等外在因素基本相同的情形下，决定作家创作成就高低的原因是作家的内在因素，包括世界观、政治态度、艺术才能、性情学识等等。在文学研究中不恰当地强调社会背景和作家的阶级属性等外在因素，忽视作家艺术才能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关于李白与徐凝的庐山瀑布诗》、《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长恨歌>与<圆圆曲>》、《忧患感与责任感》、《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等论文，也都运用了比较的方法，从而深化了对诗的主题与艺术风格的理解。
至于应用新方法，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使结论更深刻，新的方法要能发掘新的内容。至少要对旧方法有所补充，否则又何必要新方法？新奇要落实到对作品的深入理解与开拓上，不然它就代替不了旧的。同时，不能因为提倡新的就排斥旧的，传统方法仍要保留。（《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第93页）
本着有效解决问题的原则，程先生是主张新方法与传统方法并用的。在《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一文中，程先生运用光学的知识解释了“花不见桃惟见李”一句诗的奥秘，“至无月时则照度弱，照度弱则神经所受之刺激亦弱；红色反光不强，即不可见；视觉所及，但有光存，故惟见白李，不见红桃。”在《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诗题校释》中，程先生运用校勘学的知识，佐以大量例证，认为诗题中既有衍文又有倒文，应作“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房给事”。《李白<丁都护歌>中的“芒砀”解》运用语法学和训诂学方面的知识探讨了“芒砀”一词的确切含义：“芒砀”是一个性状形容词，它以后置的方式与名词“石”结合，成为“石芒砀”这样一个主谓结构，“芒砀”叠韵，形容石大且多。
程先生说：“即使写很小的问题，我也喜欢站在高点看它，从中阐述些大问题。”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小见大”的方法。程先生的学术论文大多数都是从具体问题，具体作品出发的，很少作宏观概论性质的文章。他常常以一首诗，一句诗，甚至一个词为切入点，如《杜甫<诸将>诗“曾闪朱旗北斗殷”解》、《<古诗>“西北有高楼”篇“双飞”句义》、《陶诗“少无适俗韵”的“韵”字说》等，但却能反映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就是通过一首诗的显晦来认识文学史实复杂面貌的形成过程。程先生详细考察了唐代以来的总集、选本、诗话有没有收录《春江花月夜》以及对它的评价情况。发现由唐到明代前期没有人承认它是一篇值得注意的作品，但从李攀龙《古今诗删》起，众多的选本都出现了此诗，从此声誉日增，清末获得了“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的评语。原因何在呢？原来《春江花月夜》属于初唐四杰流派的作品，与四杰共命运，随四杰而升沉。从唐陈子昂地位提高之后，四杰的地位逐日下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初。在“诗必盛唐”的复古风气下，文坛领袖何景明提高了四杰的地位，属于四杰一派的作品也被重视起来，《春江花月夜》也由此获得了新生。
程先生多次强调文学创作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我多年的认识和体验是：从研究角度来说，创作实践愈丰富，愈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理解他人的作品也就愈加深刻。”“如果我的诗论还有一二可取之处，是和我会做几句诗分不开的。”“一位从来没有作过诗或没有其他艺术创作经验的人侈谈诗歌艺术，不说外行话，很难。”
程先生幼秉家学，从小就会作诗。《闲堂诗文合抄》收录了程先生的部分诗作。钱仲联先生评之为：“空堂独坐，嗣宗抚琴之怀也；天地扁舟，玉溪远游之心也。时复阑入宋人，运宛陵、半山、涪皤于一手。”程先生说：“写诗寄托了我的悲欢，也深化了我对古人的理解。”共同的情感历程以及长期创作中积累的艺术素养扫除了程先生和诗人心灵沟通的障碍，所以程先生的诗学论文往往能达到发人所未发的境界。《饮中八仙歌》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杜甫以自己的欢乐心情描绘友人们的欢乐心情的作品，但程先生却深得杜甫的“文心”，读出了此诗的“弦外之音”。在《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读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中，程先生从史书中勾勒出杜甫所描写的八个人的生平事迹，敏锐地觉察到他们“正是由于曾经欲有所作为，终于被迫无所作为，从而屈从于世情俗务拘束之威力，才逃入醉乡，以发泄其苦闷的。”而《饮中八仙歌》则是杜甫“在以一双醉眼看八个醉人的情况下写的，表现了他以错愕和怅惋的心情面对着这一群不失为优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状态”。杜甫与“八仙”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饮中八仙歌》是杜甫创作中现实主义的起点。
上面大致从九个方面谈到了程先生治学的方法和指导原则。当然，这些方法在运用中不可能是互相独立的，像《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等就综合运用了多种方法。在诸多方法中，“把批评建立在通过考据而得出的坚实的材料的基础上”、“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是程先生治学一以贯之的精神。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02年第3期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