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王夫之毕竟是个哲学家，他对诗歌的鉴赏力实在不算好

在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物：没有人否认他们的伟大，但却不知道将他们放在什么位置上合适。他们的伟大正在于孤高地独立于任何群体和潮流之外，而他们所以能苏世而独立，则又在于卓荦不凡的禀赋。这种禀赋带给他们的洞察力，足以远离时俗的平庸见解，而达到一个夐绝的大智慧境地，令后人叹为奇迹。王夫之正是这样一位不多见的超然于时代之外的伟大学者，为此他的著作愈益受到广泛的尊崇。乍读他的著作，往往会被他的深刻和独到所震撼，我也是如此，在大学时代初读《姜斋诗话》，就为其中的精彩见解所折服。但随着年齿渐长，读书愈多，对他的评价却渐渐有了变化。

其实清初三老之学，虽都博大精深，多所开辟，但也各有缺陷：梨洲之学不脱门户之见，这是讲学习气未泯，难得平心静气的缘故；亭林之学时有迂执不化之处，这是好古之笃，不切于今的弊病；至于船山之学，则不免有名士的浮夸气，常偏激而河汉其言，这大概与他不治考据之学，终欠沉实功夫有关。如果说光看《姜斋诗话》还不易觉察这一点，那么读他那些诗选，就会发觉其中充斥着大量明人式的悠谬大言，让我们看到一个见识疏阔而又很自以为是的王夫之。因为王夫之名气太大，今人评价太高，论者往往为盛名所震慑，为那些炫目的精彩见解所吸引，很难体察船山这些议论的轻浮[近年也有学者指出船山诗学的不足之处，如郭瑞林《试论船山诗学思想的局限性》（《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但与我谈的还不是一个问题。]。对一般的诗论家而言，独创性只是披沙拣金，缺陷也与整个诗学无关。但对王夫之这样的被认为“对古典诗歌审美传统作了总结”（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六章“主情与崇正：王夫之的诗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64页）的诗论家来说，随着当代学者对其文学理论、批评成就的评价越来越高，他的诗歌理论也成为传统诗学的重要内容，被认为代表着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思维水平。这样，他的缺陷就不能只看作个人的缺陷，而应认真反思，是否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民族理论思维或学术方式的不足。

王夫之一生独学无友，身后著作不行于世，不为诗坛所知。直到清末曾国藩刊其全书，天下始得读其书而重其学，批评也随之而起。王闿运作为船山学社主讲，较早论及船山诗、词（“文学”），但评价并不太高。《湘绮楼日记》光绪十五年（1889）五月十八日的日记里这样评价他这位乡先贤：

湘洲文学，盛于汉清。故自唐宋至明，诗人万家，湘不得一二。最后乃得衡阳船山：其初博览慎取，具有功力；晚年贪多好奇，遂至失格。

即便对于船山的思想，王闿运也常常表示异议。在同治八年（1869）正月十七日日记中他说：

船山论史，徒欲好人所恶，恶人所好，自诡特识，而蔽于宋元明来鄙陋之学，以为中庸圣道，适足为时文中巨手，而非著述之才矣。

最早对王夫之的诗歌批评有微辞的也是王闿运，他说：“看船山诗话，甚诋子建，可云有胆，然知其诗境不能高也。不离乎空灵妙寂而已，又何以赏‘远猷辰告’之句？”（王闿运《湘绮楼说诗》）但真正对船山诗学的缺陷作出全面批评并深中其弊的还是今人钱仲联。钱先生在《王船山诗论后案》一文中，从忽视想象的重要性、神韵概念含糊不清、不理解诗歌类型的体要、鄙薄叙事长诗、反对讲究诗歌技巧等几个方面，指出王夫之论诗的缺点，最后归结于“船山持论虽高，赏鉴力并不能与之相称”的结论（钱仲联《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3，58页），见识最为精到。下文的具体分析将证实这一点。

王夫之因游离于诗坛之外，他的诗学明显地表现为个性化的综合和杂糅。他使用的概念非常杂，而且取意常与诗家一般所言不同。比如《古诗评选》开卷《大风歌》评曰：“神韵所不待论。三句三意，不须承转。一比一赋，脱然自致。绝不入文士映带，岂亦非天授也哉？”卷二评嵇康《赠秀才入军十七首》前二首曰：“二章往复养势，虽体似风雅，而神韵自别。”这里的“神韵”就和明代以来诗坛流行的用法很不一样，大致是神采之义。

他的诗话中提到“意”的概念，一般是就表达的总体而言的，但同时又将它用于伦理范畴，在传统的“志”和“情”两个范畴中增加了“意”和“欲”两个概念。《诗广传》卷一论《邶风·北门》云：

诗言志，非言意也；诗达情，非达欲也。心之所期为者志也，念之所觊得者意也，发乎其不自已者情也，动焉而不自待者欲也。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准乎情。但言意则私而已，但言欲则小而已。人即无以自贞，意封于私，欲限于小，厌然不敢自暴，犹有愧怍存焉，则奈之何长言嗟叹、以缘饰而文章之乎？意之妄，忮怼为尤，几倖次之。欲之迷，货利为尤，声色次之。货利以为心，不得而忮，忮而怼，长言嗟叹，缘饰之为文章而无怍，而后人理亡也。

不知道这种差别，就会作出错误的理解。

《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

相比于概念使用，王夫之论诗的随意性更多地表现在诗歌批评方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杜诗批评。王夫之并不否定杜甫的成就[周兴陆《王夫之的杜诗批评》（《船山学刊》2000年第3期）根据《唐诗评选》所选各家作品数量的对比，已肯定了这一点。]，只因对当时的门户之见极度反感，遂迁怒于明代诗坛最大的门户——杜甫，从不同层面对杜甫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关于杜甫的品行，《诗广传》卷一论《邶风·北门》说，考之诗史，像杜甫那样表白欲望，“二雅之变无有也，十二国之风不数有也，汉魏六代唐之初犹未多见也。夫以李陵之逆，息夫躬之窒，潘安、陆机之险，沈约、江总之猥，沈佺期、宋之问之邪，犹有忌焉”。而杜甫则无所掩饰，“若夫货财之不给，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谐，游乞之求未厌，长言之，嗟叹之，缘饰之为文章，自绘其渴于金帛、没于醉饱之情，然而不知有讥非者，唯杜甫耳。呜呼！甫之诞于言志也，将以为游乞之津也，则其诗曰‘窃比稷与契’；迨其欲知迫而哀以鸣也，则其诗曰‘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由此他断言：“杜甫之滥百于《香奁》。不得于色而悲鸣者，其荡乎！不得于金帛而悲吟，荡者之所不屑也，而人理亦亡矣。”这样的指斥在古代文学批评中可说是无以复加了。

王夫之还对旧所谓“诗史”之说加以否定，联系他对白居易、苏轼以诗讽谏的抨击来看，研究者认为与其重表现的理论体系有关（参见程亚林《寓体系于漫话———试论王夫之诗歌理论体系》，《学术月刊》，1983年第1期），大致是不错的。且看他如何批评杜甫知行不一。他说杜甫称道庾信“清新”、“健笔纵横”，而自己所作却不免“趋新而僻，尚健而野，过清而寒，务纵横而莽”，“至于‘只是走踆踆’、‘朱门酒肉臭’、‘老大清晨梳白头’、‘贤者是兄愚者弟’，一切枯菅败荻之音，公然为政于骚坛，而诗亡尽矣”。他一一剖析，说：“清新已甚之敝，必伤古雅，犹其轻者也；健之为病壮于颃，作色于父，无所不至。故闻温柔之为诗教，未闻其以健也。健笔者，酷吏以之成爰书以杀人。艺苑有健讼之言，不足为人心忧乎？况乎纵横云者，小人之技，初非雅士之所问津。”（王夫之《古诗评选》卷5《拟咏怀》评语）执著于诗教而竟至于此，深文罗织近乎咬牙切齿的文字，让人觉得他简直已丧失理性。由此不难看出，王夫之的艺术观念是非常狭隘的，对婉曲表达的执著，甚至会导致对现实批判的强烈反对。事情就是这样，艺术观念虽然不一定与伦理相关，但对某种艺术观念的过分执著，也经常会伤害艺术家应有的良知。

王夫之对杜甫针砭现实之作的批评，就显然不是简单的表现手法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杜甫开了一个很坏的传统：“甫失其心，亦无足道耳。韩愈承之，孟郊师之，曹邺传之，而诗遂永亡于天下。是何甫之遽为其魁哉？”（王夫之《诗广传》卷1）如果我们知道这一判断与对《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评价相关：“杜陵败笔有‘李瑱死歧阳’，‘来瑱赐自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种诗，为宋人谩骂之祖，定是风雅一厄”（王夫之《唐诗评选》卷2），那么我们就要怀疑王夫之对艺术观念的执著已达到蒙蔽其良知的地步了。难道诗歌在任何时候都只能婉曲其辞，含而不露，而不能直接指斥权贵、抨击现实吗？在这种地方，就见出王夫之论诗的境界远逊于叶燮了。他又说：“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为腔壳；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气量大败阙处，或加以不虞之誉，则紫之夺朱，其来久矣。”（同上，卷3）这里所举的两联诗句，一表现了杜甫高远的襟怀，一寄托了杜甫的政治理想，历来传为名句，而王夫之非但不能欣赏，且由此看出杜甫人品、学养的根本缺陷，真不能不让人诧异他看问题与常人相去之远。前人所谓好恶不与人同的一种人，大概就是像船山这样的吧？

由于执著于偏狭的艺术观念，王夫之对历史上直言讥刺的作品都不予首肯。论及《诗经》中的《相鼠》，说：“空言之褒刺，实事之赏罚也。褒而无度，溢为淫赏；刺而无馀，滥为酷刑。淫赏、酷刑，礼之大禁。然则视人如鼠而诅其死，无礼之尤者也，而又何足以刺人？赵壹之褊，息夫躬之忿，孟郊、张籍之傲率，王廷陈、丰坊之狂讦，学《诗》不择而取《相鼠》者乎？”（《诗广传》卷1）论及春秋、中唐的文章，则说：“言愈昌而始有则，文愈腴而始有神，气愈温而始有力。不为擢筋洗骨而生理始全，不为深文微中而人益以警。罕譬善喻，唱叹淫泆，若缓若忘，而乃信其有情，古知道者之于文类然也。东周之季，大历之末，刻露卞躁之言兴，而周、唐之衰极矣。”又说“韩、柳、曾、王之文，噍削迫塞而无馀，虽欲辞为千古之淫人，其将能乎？”（同上）类似这种苛刻的议论，无论在他之前还是之后都是很难见到的，让人感叹艺术观念有时会多么强烈地影响人的艺术判断力。

的确，王夫之在很多时候都是很刚愎自用的，以他的博学和深刻，有时竟至于不顾历史的复杂性，而仅凭有限的材料下一些简单武断的结论。如论《诗经》曾说：“《定之方中》以前，其词蔓，其政散；《定之方中》以后，其词绞，其政蹙。周于利而健于讼，虽免于亡，其能国乎！故《春秋》生名卫燬，贱之也。”（同上）通读王夫之的诗论和诗评，勇于自是的独断议论随处可见。平心而论，他编纂的几部古代诗选，选目都不太出色，过于推崇六朝、初唐诗歌，同时对盛唐诗又过于苛刻，往往好恶不称人意，许多评论都让人难以赞同。比如他选马戴《送僧归金山寺》，说“夕阳依岸尽，清磬隔潮闻”一联是咏金山第一佳句，张祜“塔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一联“不堪附其马足”（《唐诗评选》卷3）；又称杨巨源“七言平远深细，是中唐第一高手”（同上，卷4），其《元日含元殿下立仗丹凤楼门下宣赦上相公》“万岁声长绕冕旒”一句，远胜于王维的“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唐诗评选》卷4）；又举赵嘏《汾上宴别》一首，原本无足道的作品，却说它“较刘庭芝、张若虚高一格在”（同上，卷2）；又举袁凯《闻笛》，称“此较《白燕》恶诗高百倍以上”（王夫之《明诗评选》卷6）。又称鲍防《人日陪宣州范中丞传正与范侍御传真宴东峰寺》“明艳叩初唐之垒，大历后第一首七言律”，而明刘炳《早春呈吴待制》，“作为三百年第一首律诗，亦无欠在”（同上），其实这两首诗实在平庸无奇。又举王稚登《无题》，称“此是古今无题第一首诗”（同上），实则纯为陈词熟套。又称明石宝《池上》“唐以来能如此者不满十首”（同上，卷4），而观其立意遣词也无甚过人之处。似此类好作大言、英雄欺人的习气，正是明代名士浮夸之风的典型表现。

清初学风丕变，虽鉴于明人的空疏不学而力求务实，但诸公毕竟成长于晚明，习染之深入于膏肓，一时很难涤除干净。全祖望批评黄宗羲党人门户习气未尽，钱大昕指摘顾炎武考据之疏，以为不脱明人学风，都是中肯之论。王夫之论诗似乎也不免明人心粗气浮、好作大言的毛病，但通观其全部诗评，又绝非“心粗气浮”四字可尽，因为有些评论明显已不是心气的问题，而是诗学修养和判断力的缺失了。

《夕堂永日绪论内编》

王夫之诗学修养的不足，首先表现在不懂诗歌类型学的体要。比如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诗标题有的本子作《望洞庭湖》，以致题旨不清楚。王夫之《唐诗评选》收此诗，题不误，那么他在《夕堂永日绪论》中说“孟浩然以‘舟楫’、‘垂钓’钩锁合题，却自全无干涉”，就显得见识不高了。这是一首干谒诗，既要表现自己的才能，同时又要表达希求汲引之意。孟诗取赋得之意，先写洞庭气势之壮阔以见诗才，然后就湖取譬，用“无舟楫”申述怀才不遇之感，最后暗用姜子牙故事，委婉地表达希求汲引之意。由湖而引出舟楫，因舟楫而及钓者，连类取譬，将咏湖与陈情的衔接过渡处理得十分自然。如此高超的匠意，怎么能说是钩锁合题，全无干涉呢？于此足见王夫之的批评非但气粗心浮，也很缺乏鉴赏力。又比如他说：

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才着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去：如“物在人亡无见期”，捉煞了也；如宋人咏河鲀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饶他有理，终是于河鲀没交涉。“青青河畔草”与“绵绵思远道”，何以相因依，相含吐？神理凑合时，自然恰得。（《夕堂永日绪论内编》）

将梅尧臣《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和《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一首对比，以为古诗情景相关，自然融合，而梅诗两句写景却与河鲀（即河豚）无关，不知春洲、春岸两句写景，杨花飞时正是河鲀最美的时节，而荻芽却是河鲀最佳的配菜，两句绝非无关系的闲笔，可见王夫之的议论失之轻率。

王夫之虽长于思辨，阐论诗理又过人的深刻，但在审美判断力方面明显存在问题。比如他很推崇杨慎《咏柳》一诗：“垂杨垂柳管芳年，飞絮飞花媚远天。金距斗鸡寒食后，玉蛾翻雪暖风前。别离江上还河上，抛掷桥边与路边。游子魂销青塞月，美人肠断翠楼烟。”他盛赞“此讵可以时诗求，又讵但以唐诗求也。寄思著笔，全于空界著色，千年来无斯作矣”，又道“明明是一株活柳，更不消道是咏柳诗”（《明诗评选》卷6）。然而除了交用当句对，玩些句法的小巧外，我实在感觉不到这首诗有什么动人之处，尾联用对结也嫌收束不住。

王夫之所编三种诗选，选目多异于人，有些作品让人很难理解是基于什么理由选录。《唐诗评选》古诗选了“虎丘鬼”诗两首，以为“非中唐人所能办”，而且说“唐人作古诗者，眉棱如铁，肩骨如峰，皆鬼气也。此独有生人之理”。可是我们看这两首诗，一曰“白日徒昭昭，不照长夜台”，一曰“白日非我朝，青松为我门”，岂不分明是鬼语么？怎能说是生人之理呢？七律中选了刘禹锡的《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称中两联“蔷薇乱发多临水，鸂鶒双游不避船。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岸草如烟”为“七言圣境”，又说“唐七言律如此者不能十首以上，乃一向湮没，总为皎然一项人以乌豆换睛（这是他讽刺人无见识时很喜欢用的比喻）也”（《唐诗评选》卷4）。且不说后世读者忽略此诗，这笔账是否该算到皎然头上，就说这等水准的七律，在刘禹锡集中也绝不算上乘之作，挑个一二十首应该不难。“蔷薇乱发多临水，鸂鶒双游不避船”一联，句法明显是套李嘉祐《自苏台至望亭驿人家尽空春物增思怅然有作因寄从弟纾》的“野棠自发空临水，江燕初归不见人”，刘句只是平平写景，而李句写江村经历战乱后的萧条景象，多少蕴藉！凡此种评论，除了令人对他的大言欺人产生反感外，还不免让人对他的审美判断力产生怀疑。细读王夫之评选的几种古诗，我不能不遗憾地说，船山毕竟是个哲学家，对诗歌理论的思考自有其深刻之处，但他对诗歌的艺术鉴赏力实在不能算是好的。钱钟书先生说“船山诗乃唐体之下劣者”（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订补本，144页），相信也不会差得太远。

>原题《理论的巨人 批评的矮子——漫说王夫之诗学的缺陷》，载《文史知识》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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