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评大致可分成褒、贬两类，以褒扬为主的诗评探骊得珠，抉发微旨；以贬责为主的诗评指陈瑕疵，分析缺点，它们都有助于读者理解文本、体会诗心，从而提升阅读、分析诗歌的能力。但是有些贬评或吹毛求疵，求全责备；或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表面上是深层解读，其实却是大杀风景。试分类举例如下。韩愈《华山女》：“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軿。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抽簪脱钏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玉皇颔首许归去，乘龙驾鹤去青冥。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脚不停。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杜牧《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宋人许顗在《彦周诗话》中对二诗皆有讥评，其评韩愈诗曰：“退之见神仙亦不伏，云‘我能屈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山？’赋《谢自然诗》云‘童騃无所识’，作《谁氏子》诗曰‘不从而诛未晚耳’。惟《华山女》诗颇假借，不知何以得此？”此处所谓“假借”，意即宽容。然而韩愈一生尊儒，兼斥佛、老，蔑称为“二氏”。他在《进学解》中以“攘斥佛老”自居，《新唐书》本传亦赞曰“愈排二家”。《彦周诗话》所引二句韩诗见于《记梦》，诗人借梦境表明对道教神仙之说的拒斥，《谢自然诗》与《谁氏子》二诗也都以批判道教为旨，他怎会在《华山女》诗中对道教“颇假借”？其实正如朱熹在《韩文考异》中所云：“或怪公排斥佛老不遗余力，而于《华山女》独假借如此，非也。此正讥其炫姿色、假仙灵以惑众。又讥时君不察，使失行妇人得入宫禁耳。观其卒章，豪家少年，云窗雾阁，翠幔金屏，青鸟丁宁等语，亵慢甚矣，岂真以神仙处之哉！”《彦周诗话》又评杜牧诗曰：“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对此，清人在《四库全书总目》中驳斥得极好：“不知大乔孙策妇，小乔周瑜妇，二人入魏，即吴亡可知。此诗人不欲质言，变其词耳。顗遽诋为‘不识好恶’，殊失牧意。”韩愈诗以貌庄实谑的笔墨来揭露道教，因为嬉笑怒骂的讽刺远胜于理性的批判。杜牧诗以二乔被俘来指代吴国的沦亡，因为具体事例的点缀远胜于抽象的概述。这本来都是诗家灵心慧性的绝妙体现，可惜许顗未解其妙而轻率讥评，从而大杀风景。第二类是对诗中所涉物理的贬评。诗歌允许想象、夸张，不能用科学的眼光来评判。先举唐诗二首为例：杜甫描写孔明庙前的老柏说：“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古柏行》）沈括诘难说：“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白居易叙述安史乱起后唐玄宗西奔成都云：“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长恨歌》）沈括又指责说：“峨眉山在嘉州，与幸蜀路并无交涉。”（皆见《梦溪笔谈》卷二三）苏轼《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清人毛奇龄云：“与汪蛟门舍人论宋诗，舍人举东坡诗‘春江水暖鸭先知’、‘正是河豚欲上时’，不远胜唐人乎？予曰：此正效唐人而未能者。‘花间觅路鸟先知’，唐人句也。觅路在人，先知在鸟，以鸟习花间故也。此‘先’，先人也。若鸭，则先谁乎？水中之物，皆知冷暖，必先及鸭，妄矣！”（《西河诗话》卷五）后来王渔洋将此事予以漫画式转述：“萧山毛奇龄大可，不喜苏诗。一日复于座中訾螯之。汪蛟门懋麟起曰：‘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云云，如此诗亦可道不佳耶？毛怫然曰：‘鹅也先知，怎只说鸭？’”（《渔洋诗话》卷中）其实苏诗是一首题画诗，内容本受画中景物限制。合理的想象是此画中有鸭而无鹅，故苏诗如此写。由于鸭群戏水是春江变暖时最为常见的征兆，此句遂成蕴含哲理的名句。当然，鹅以及鱼虾等水中动物皆知江水之变暖，但诗人并不是写一篇论述物候变化的论文，何必巨细无遗地一一道来？毛奇龄好为异论，“鹅也先知”就成为大杀风景的一句诗评。与此相似，陈与义的《怀天经智老因以访之》首联云：“今年二月冻初融，睡起苕溪绿向东。”清人冯舒讥评道：“睡时不向西！”纪昀对冯评不以为然：“次句言睡起出门，正见苕溪东流耳。冯氏以‘睡时不向西’诋之，太苛。”（均见《瀛奎律髓》卷二六）其实冯氏所评不但“太苛”，而且未明陈诗之妙。首句既云“冻初融”，可见此前苕溪皆为冰封，及至一夜东风吹融冰面，溪水才向东奔流。“睡起”云云，形容诗人初见冰融水流之惊喜心情也。冯舒的“睡时不向西”一句无的放矢，也是大杀风景。第三类是对诗歌中某些特殊手法的贬评。诗人抒发愤激之情，常用明知故问、正言反说等手法，甚至故作过激之语也在所不惜。例如杜甫《落日》的尾联云：“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愁。”清人黄生评曰：“酌酒散忧，最是常意，突说‘谁造汝’，落想便觉超远，恰似于造酒之人加倍感激，并其忧之万难排遣，言外俱见。然实翻魏武语耳。明知杜康造酒，偏说不知谁造，……才见诗人痴趣。”（《杜诗说》卷四）可是有人偏持异论，“或赞杜诗之妙，一经生曰：‘浊醪谁造汝，一醉散千愁。酒是杜康所造，而杜甫不知，安得谓之诗人哉？’痴人说梦，势必至此。”（袁枚《随园诗话》卷八）又如苏轼初到黄州，作《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南宋胡仔云：“‘拣尽寒枝不肯栖’之句，或云：‘鸿雁未尝栖树枝，惟在田野苇丛间，此亦语病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九）对此，金人王若虚驳云：“东坡《雁》词云：‘拣尽寒枝不肯栖。’以其不栖木，故云尔。盖激诡之致，词人正贵其如此。而或者以为语病，是尚可与言哉！近日张吉甫复以‘鸿渐于木’为辨，而怪昔人之寡闻，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当援引为证也。其实雁何尝栖木哉！”（《滹南诗话》卷中）上引袁枚、王若虚对于杀风景诗评的反驳都很有理，可是王若虚本人也犯过类似之病，他批评黄庭坚诗时就常呈此态，例如黄诗《夜发分宁寄杜涧叟》：“阳关一曲水东流，灯火旌阳一钓舟。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清风明月本是赏心悦目的景象，何以会“替人愁”？这当然是移情作用的夸张表述，是诗人内心的离愁投射到满川风月上的结果。然而王若虚诘责道：“此复何理也！”（《滹南诗话》卷中）又如黄诗《题郑防画夹》云：“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这当然是夸张画景之逼真，然而王若虚诘责道：“使主人不告，当遂不知！”（《滹南诗话》卷下）王氏的这两则评语，亦颇有杀风景之嫌。第四类是对诗歌独特句法的贬评。诗家重视意象，往往用即目所见的若干意象点缀于句间，并省去其他部分，不像散文句子那样意思周密且严守语法规律。中唐诗人严维《酬刘员外见寄》的颔联“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向称名句，宋人刘攽却批评说：“固善矣，细较之，夕阳迟则系花，春水漫何须柳也？”（《中山诗话》）五代吴越诗人皮光业有一联云：“行人折柳和轻絮，飞燕衔泥带落花。”自以为警策，但是同僚裴光约批评说：“二句偏枯不为工，盖柳当有絮，泥或无花故耳。”（《西清诗话》卷中）金人王若虚、清人贺裳都指责这两则诗评杀风景（分见《滹南诗话》卷上、《载酒园诗话》卷一），为免辞费，仅引后者如下：“宋人作诗极多蠢拙，至论诗则过于苛细，然正供识者一噱耳。如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此偶写目前之景，如风人‘榛苓’、‘桃棘’之义，实则山不止于榛，隰不止于苓，园亦不止于桃棘也。刘贡父曰：‘夕阳迟则系花，春水漫不须柳。’渔隐又曰：‘此论非是。夕阳迟乃系于坞，初不系花。’以此言之，则春水漫不必柳塘，夕阳迟岂独花坞哉！不知此酬刘长卿之作，偶尔寄兴于夕阳春水，非咏夕阳春水也。夕阳春水，虽则无限，花柳映之，岂不更为增妍？倘云野塘山坞，有何味耶？又皮光业‘行人折柳和春絮，飞燕衔泥带落花’，裴光约曰：‘二句偏枯不为工，柳当有絮，泥或无花。’不知泥中不全带落花，带落花者亦间有之。此是诗家点染法。……必欲执无者以概有者，不几于摇手不得，毋乃太沾滞乎！”清人叶燮为了证明诗歌可以无理而妙，曾戏仿此类杀风景的诗评，对一句杜诗吹毛求疵：“如《玄元皇帝庙》作‘碧瓦初寒外’句，逐字论之。言乎外，与内为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内外界乎？将碧瓦之外，无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气也。是气也，尽宇宙之内，无处不充塞，而碧瓦独居其外，寒气独盘踞于碧瓦之内乎？寒而曰初，将严寒或不如是乎？初寒无象无形，碧瓦有物有质，合虚实而分内外，吾不知其写碧瓦乎？写初寒乎？写近乎？写远乎？使必以理而实诸事以解之，虽稷下谈天之辩，恐至此亦穷矣！”（《原诗》卷二）这是用归谬之法对杀风景的诗评的深刻批判，值得我们评诗时充分警惕。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有几句名言：“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我们也许还能仿造两句：“诗有别语，非关文也。”因为诗歌的性质是文学的而非逻辑的，诗歌的思维是直觉的而非分析的，诗歌的语言是模糊多义的而非明晰单向的，诗歌的效果是整体的而非局部的，诗歌的意义是意在言外而非意随言尽的。杀风景的诗评，其要害在于抹煞诗歌的独特性质，进而从根本上消解诗歌的独特美感，应当把它们从诗国中驱逐出去。关注“程门问学”，查看“莫砺锋先生治学经验谈”系列文章；后台回复“莫砺锋”，获取公开课在线和下载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