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无为躺平，绝仁弃义”
中国文化中所以能呈现这样一种两极化状态，就必须要讲一下在儒法之外的道家。先声明一点，我在这里谈“道家”，绝不是对道家做一个整体的完整的评价，因为道家的思想非常庞杂，演变繁多，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宇宙论、伦理学以及政治运作，当然也涉及到大家都很关心的美学，毫无疑问，“道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但是我要讲的是，我们如果要在一个文化变迁的宏观运动中把握某一种文化成分的作用，就不能仅就这种文化本身而谈论，就“道”言“道”就看不出它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整体感觉。如果专门研究道家是一回事，专门研究老子是一回事，专门研究庄子又是一回事，但是要把握中国文化运动的脉络，必须要就诸子的互动形成对国人行为的综合影响来加以分析。
就必须把“道”放在社会背景中，看它与其他不同的价值体系形成的综合影响，我们提到“儒道互补”，“儒法表里”都是在谈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些部分起了作用？那些部分是悖反的？那些部分是互相促进的？就对国人行为规则的综合影响而言，道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在“儒”和“法”这两大价值体系之间提供了一层我称之为“思想润滑油”的作用。
它把两个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揉和在一起。道家所以有这样的作用，是和它的学问本身的发展分不开的。原始道家，也就是老子意义上的道家，应该是和儒家同时代产物。到底老子和孔子谁先谁后历史上是有争议的，而如果把道家当作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思想来看，道家和儒家在先秦诸子中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建立在“族群时代”的小共同体本位下的一种价值体系。孟子主张“亲其亲长其长”，道家则干脆直接说“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道家的理想王国就是“小国寡民”。
但是儒、道两家都不是在西周时代产生的，而是在东周，即面临小共同体变革背景下产生的，但是面对变革它们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儒家以积极捍卫小共同体的姿态，一方面批判个人主义，批判杨家，批判普世主义，批判墨家，这二者同时已成为大共同体的发展的障碍，最后被法家以“焚书坑儒”的方式消灭了。
儒家的小共同体积极卫道士的立场十分鲜明，对当时的变化是抵制的，因此跟其他流派的冲突也更激烈。而道家采取的主要是一种消极解构的方式，它反对大一统的原则，不是彻底地否定它、抨击它，而往往是以消极、懈怠、不值得追求、随遇而安、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的态度来表述：“人不能贪得无厌，人不能功名心太强”，“强国、大国有什么好，不值！”，“圣人、霸主有什么好，不屑！”
道家针对它的对立物它主要不是一种建构的立场，而是一种解构的立场，企图用顺其自然、清静无为来消除当时新兴的价值体系对传统的否定。儒家对当时的变化是抵制的，道家则用消极解构的方式来抵消这些变化。
道家教育人民“你们这些人不要有太强的进取心，不要光想着变法，其实有法无法无所谓。你们一天到晚瞎折腾累不累呀？原来的‘族群时代’就挺好的。”道家的第一部经典老子的《道德经》一方面宣传它的“小国寡民”理想，“其政闷闷，其民纯纯”强调原始的状态，君主不要管的太多，国家不要太大，按照自然方式就可以把很多事情弄好，太积极入世、过多干预事情往往搞坏。
它还有两句很有名的后来被认为是虚无主义的名言：“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后人认为在“智”和“行”这两方面，道家倡导一种“虚无主义”的立场，即“无为”。“无为”是道家的一个根本原则。“绝圣弃智”，在《道德经》的最初版本中有不同的理解。近几十年来，我们对先秦经典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在湖北郭店出土的楚国时代的《道德经》的一个版本，这可以称之为最早的版本。在这里面“绝仁弃义”这句话不是这样说的，后来变成了“绝仁弃义”是道家的后学改过了的。
我个人认为，这个更改其实并没有违背道家思想的初衷，因为道家思想的确是在解构道德，包括解构儒家道德。老子、庄子都对道德的虚伪性颇不以为然，而且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比较正统的儒家对道家有很多批评。道家主张在春秋战国剧烈变动的状态下，用消极的办法把当时的各种变法消解掉，以维持更多的旧方式。
秦以后旧的传统几乎已荡然无存了，族群时代到了战国已是不可避免的衰落下去。公元前2世纪庄子时代，社会上的变法眼花缭乱，整个社会处在一种大动荡之中面目全非。如果说在老子时代实际上还有所“守”的话，还有想维持某种旧传统的秩序的话，那么到了庄子乃至他的后学中，这个功能也发生了变化。道家赖以作为根基的“族群社会”传统基本上已不存在的情况下，这时的道家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一种顺应之学、变通之学、托辞之学。
汉代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经对道家下过一个断语，他说道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原来坚持的东西没有了，就变成了一种“空虚”，所谓“虚无”在原始道家中是一切的“本原”，就是万物皆起于“无”。但是到了后来这个“虚无”就变成了无所谓的处事哲学。而“因循为用”就是顺其自然，因此在西汉很多人在谈到道家黄老哲学是都概括为这么八个字，“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即“识时务者为俊杰”，要采取顺应的立场审时度势，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无原则可讲，对什么都不必认死理，“难得糊涂”不必吊死在一棵树上。
《难得糊涂》 郑燮/书
“无为”之学
“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的核心就是“无为”二字，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在认知上主张“无为”，所以有人说老子有“愚民”倾向。这个话也不是没有根据，因为老子的学说中的确有大量的关于治理活动是“无为”的说法。“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就是认为人们什么都不知的状态是最好的境界，最初衷的状态——“纯天然”最好（人们农耕时代向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记”里那样的生活）。“绝仁弃义”也可以理解为在实践中的一种“无为”，不要追求宏大理想、不要有经国济世的抱负。道家的价值体系提倡的是在“知”和“行”两方面都倡导一种“平淡无为”原则。
如果是抽象地讲“无为”，很难判断它是好还是不好。所谓“无为”就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如果是指强者对于弱者应该“无为”，不要强加于人，不要搞“强制”，应该顺应大多数的要求，这可以理解为“宽容”。但是假如是弱者对强者的“无为”，这就变成了一种“苟且”，不是你不想“为”，而是你实际上不能“为”。一个囚犯在监狱里你对他讲“无为”，实际上就是说你安心在监狱里待着吧，对于他来说是想“为“也”为“不了的问题。
但是对一个统治者而言，他的“无为”可能就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不要把弦绷得太紧，给社会松绑多一点自由，让其自由发展。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因此单纯就“无为”谈“无为”很难定性。对于道家的“无为”思想很多人给予一定的评价，甚至是相当高的评价。
人们有时会把这个概念为强者对弱者的“无为”，权力对权利的“无为”，希望拥有强权的人可以不那么咄咄逼人，这种“Power”对“Right”的“无为”可以理解为一种“自由”，不要侵犯人权，不要搞法家的那一套，不要搞暴政。但是反过来，如是“Right”对“Power”的“无为”那就是指一种“奴役”，对自由的摧残。
对道家思想人们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两种理解，在艺术问题上也是同样。在现实主义意义上可以得出张扬个性、无拘无束地发挥的结论，但是换一个角度，它的“奴性”的一面也会突出放大。所以我一再讲不能就“道”论“道”就是这个意思。尤其在研究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时，不能仅仅讲“有为”、“无为”，这里面存在着“要什么”“不要什么”的问题。
比如有些人认为道家在经济上可以引申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不要干预太多，小政府就是好政府。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中也的确有着两个方面的内容：所谓“有为”的经济政策——“抑兼并”和“无为”的经济政策——“不抑兼并”。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在现实生活中，道家对中国人思维的影响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些特点，存在着儒法两极的制度结构，因此道家的“无为”更多的意义是表现在后一层的作用。因为当时中国已经有一个“砖-制主义”的现实摆在那里，如果是在一个现代社会里讲“无为”意义又会完全不同。在砖-制皇权的现实中道家提倡的主要是一种面向弱者的“贵柔”学说，即为弱者提供一种解脱。
这样的“无为”就很容易滑向“苟且”之学。所谓“顺其自然”，就是顺从强制、顺从暴政。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我抱住一个大粗腿，就可以充分的施展才能，就可以有为，不可一世，可以不把一切放在眼里。但是假如我从高处掉下来，掉到一片荆棘从中，动一动就会扎得浑身疼痛，那就只能“无为躺平”了。这样一来实际上就变成了“达者有为，穷则无为”。
老庄哲学中的犬儒主义
孟子曾经讲过一句名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讲的“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意为有条件要造福于人类，如果无法实现理想至少还可以追求一种道德的自我完善，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冷眼旁观，比如我对付不了贪官污吏，但至少我可以保持出污泥而不染，保持自身的清白问心无愧。整句话是一个很完整的理想主义的描述，至于能不能实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明·朱耷《墨荷图》
但是后世很多人就把这句话说成是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的一个体现。他们认为前一句讲的是儒家的入世精神，后一句讲的是道家的超越世俗、能屈能伸的态度。这种解释我认为是违背孟子原意的，把这句话解释为“儒道互补”在逻辑上就说不通。
它本身出自亚圣之口，后一句绝不是什么“无为”的意思。但是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中，这句话被理解成：有条件我就施展经国济世的抱负，不具备条件我就“知其不可而不为”，很潇洒、很解脱，不给自己制造压力，在不同的境遇里能够自由切换。所以很多人说中国人真想得开，大丈夫能屈能伸，一旦获得机会就大展宏图，而如果虎落平阳也好汉不吃眼前亏，能够忍耐。这种解释把本来整句话是儒家模式的理想歪曲成道家色彩的概念。
这不就是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偷换为“达则有为，穷则无为”的道家哲学了吗？这种人生态度当然成了人们对道家批评的很重要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道家就变成了犬儒主义，变成了一种没有原则的圆滑世故。这种处事哲学虽然不是很崇高的东西，但有时候也未可生责，因为在很险恶的环境中不得不这样以求自保，似乎也是人之常情。
关键在于，道家的思想家把这种圆滑、没有原则的犬儒主义并不是看作是迫不得已，而是把它理解为人生的极致。像庄子就认为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就是所谓的“真人”、“至人”，就是道家意义上的“圣人”。他说只有世俗之徒才津津乐道一些迂腐的原则，其实所有的原则都是无所谓的，只有想不开的人、俗人才想着积极入世呢。
低层次的人想着赚钱，高层次的人想着怎么经国济世、普渡众生。在道家看来这两种人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想不开的人，都是为了世俗目的的不超脱的行为。他认为“无为”的状态可以理解为一种崇高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存在的是“相对主义”，“真伪、有无、是非、善恶”都可以不分，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不可分的，真要分的话就落到俗人堆里了，而不能成为“真人、至人”。
如何达到道家的境界呢？庄子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此是可以不分的，这个就是那个，那个就是这个；“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非也没有什么区别，对的东西可以变错，错的东西也可以变对。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庄子》中大量存在的这类语言，有人把它称之为“辩证法”，说什么“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事物是相互转化的”诸如此类。这种理解也成此一说。
《庄子》
大家知道，“辩证法”和“诡辩论”在外语中本身就是同一词，在希腊文化中的所谓“辩证法”就是“诡辩”，这两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把任何好坏的原则都抹掉，把“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理解为一切坏事都可以做，那当然就是诡辩了。
对庄子的理解也是这样，有人认为庄子是非常了不起的“辩证法”大师，但是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他是非常无耻之徒，是一个没有任何是非感的人，他认为“因是因非，是以彼也，彼以是也，”这个就是那个，鹿就是马，马就是鹿，“指鹿为马”也未尝不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没有什么固定的是非标准，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实际上就是不存在真正的标准。
“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庄子得出的结论是，什么都是可以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得，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坏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好的，好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就叫做“齐物”，或者叫“万物一齐”。庄子主张没有什么区别，看透了就是那么回事。
不管是赞成庄子的还是反对庄子的，都认为庄子的《齐物论》是庄子著作的核心，他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品行情感看起来千差万变，归根结底是“齐一”（一样）的。有人称《齐物论》为“辩证法“，有人说是“诡辩论”；有人说是“通达超越”，有人说干脆就是“堕落”，就看读者站在什么立场上怎么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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