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去中心化”的全球化遇到“趋中心化”，谁才是互联网平台巨头真正的掘墓人？

2018-03-23 寇宗来 造奇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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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奇新媒体】导读

十多年前，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了一本畅销书《地球是平的》，认为全球化会抹平各种不平等。但回头来看，当“去中心化”的全球化遇到“趋中心化”的互联网，地球并没有变平，很多地方甚至变得更加崎岖不平。

互联网平台没有自己的一件商品，却成为了最大的商品交易中心，平台的产生及演进本身就是对传统产业旧有格局的颠覆性破坏与秩序重塑，最终形成一个大而不倒式巨无霸。

世界并没有像弗里德曼预期的那样变平，而是在很多领域变得更加崎岖不平。一种很重要的原因是，强大的“去中心化”的全球化力量遇到了更加强大的“趋中心化”的互联网力量。现在，就在人们对互联网平台“霸权”忧心忡忡的时候，以“区块链”等为代表的“去中心化”力量正在酝酿和发酵。（这也是当下区块链短期内急剧膨胀的重要原因）

平台的“霸权”形成之后，到底是由政府“有形之手”规避之，还是由新型市场力量颠覆之，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寇宗来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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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宗来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十多年前，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了一本畅销书《地球是平的》，认为全球化会抹平各种不平等。但回头来看，当“去中心化”的全球化遇到“趋中心化”的互联网，地球并没有变平，很多地方甚至变得更加崎岖不平。

在互联网世界中，空间距离消失，地球塌陷成一个点，集聚力量变得空前强大，造就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互联网巨头，呈现出强者恒强、强者愈强的竞争格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识互联网巨头对不平等、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成为学界和各国政府都颇为关注的焦点。

更简单直白，这些超级强大的互联网巨头，对社会到底是好是坏？是否需要政府干预来限制它们的市场力量？

经济学家对于垄断的厌恶由来已久。主流观点是，垄断导致定价高于边际成本，会造成无谓效率损失。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爵士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垄断利润的最大好处是安静的生活”。这种安静的生活，在消费者方面是不用经受选择之苦，而在企业方面，则是可以懈怠，不用挖空心思去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即“享受”列本斯坦所谓的X-非效率。

希克斯对于“垄断利润”的论述，本质上刻画的是所谓的替代效应，是由和他一起荣膺诺奖的经济学大师肯尼斯•阿罗提出的。一个不受挑战的垄断者，创造和接受新技术就会替代既有利润，既有利润越大越牢固，垄断者越不愿意创造和接受新技术。

希克斯的论断，或者阿罗的替代效应，对于受行政性壁垒庇护的垄断企业是比较恰当的，但用来描述互联网平台，却有很大的问题。

首先，平台垄断的确会导致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但这并不代表平台竞争会导致更高的社会福利，这主要牵涉到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率之间的权衡，即所谓的“马歇尔冲突”。

互联网时代的经济逻辑，最根本基础是梅特卡夫定律：网络价值是参与者人数的平方量级。

由梅特卡夫定律可立即推演出“网络外部性”：人们加入一个网络的私人收益与已加入人数正相关，而加入网络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

网络外部性有很多类型，但其中一种特别值得关注，即“双边网络外部性”，因为这构成了“平台”乃至“平台竞争”的基础。某种类型的交易，如果有很多潜在买家和卖家，如何撮合两个群体达成交易将至关重要。平台功能就是撮合交易，而平台效率也集中体现为撮合效率。

对于某个平台，“双边网络外部性”意味着，已加入该平台的买家越多，则卖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同样，已加入该平台的卖家越多，则买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由此，买家和卖家是否加入该平台，乃是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正反馈过程。

在平台竞争中，撮合效率是决定平台胜负的关键因素。滴滴和优步是典型案例。

一开始，滴滴采取的撮合机制是，客户打车需要输入目的地，的哥由此知道每个客户的打车距离，并对长途乘客抢单，而考虑到每次交易长途乘客支付价格更高，滴滴打车就具有“价高者得”的效率优先特性。

优步则采取了“派单不挑单”的定价策略，的哥只知道某个地方有人打车，但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无法挑单，因而这种撮合策略具有“公平优先”特性。

两种撮合策略对决，的哥们预期，到优步平台打车的乘客以短单居多，因而他们更愿意到滴滴平台，这样更有机会抢到长单，最差也不过是和在优步平台一样获得短单而已。

这样，先是的哥为了追逐长单而离开了优步平台，而一旦的哥们离开了优步平台，乘客们也就随之离开了优步平台。最终的结果，效率优先的滴滴战胜了公平优先的优步。

如果生产某种产品（或提供服务）具有巨大的固定成本，则从生产效率角度看，生产应该尽可能集中，这样才能尽可能穷尽规模经济；但一旦生产高度集中，生产者就会具有垄断定价能力，导致价格高于边际成本的社会福利净损失。这就是所谓的“马歇尔冲突”。

在传统的自然垄断案例中，规模经济主要来源于生产方的固定成本，但对互联网平台而言，规模经济的来源同时涵盖了供给面和需求面，既有互联网平台的固定成本，也有平台客户之间的网络外部性。这种差别至关重要。

如果不理解互联网平台的内在经济逻辑，强行地通过规制，将市场结构从垄断平台变到竞争平台，社会有可能遭受双重损失。

第一，每个平台的客户基础变小，进而每个客户所能享受的网络外部性的好处下降。

第二，平台固定成本的摊销范围变小，产品或服务的平均成本上升，而羊毛出来羊身上，要让各平台都能活下去，平台定价必须高于平均成本，最终与垄断平台相比，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反而上升。

其次，在互联网世界中，由“安静的生活”所代表的“垄断利润”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原因在于熊彼特所强调的“创造性破坏”。

阿罗效应若要成立，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位者的垄断地位是不受挑战的，但在互联网时代，“跨界”竞争成为一种常态，任何一个垄断平台，随时都面临被“野蛮人”敲门、侵蚀乃至替代的风险。互联网时代，任何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出现，都会导致大量资本涌入，进而有很多平台参与竞争。

比如，在人们熟知的移动出行领域，早一些时间有快的和滴滴的竞争，之后又有滴滴和优步的竞争。给定没有任何平台可以独占商业模式，各平台能够模仿经营策略，撮合效率并无太多差异，平台竞争就演变成典型的消耗战。每个平台，为了能够争取客户，一般都会采取补贴。

这时候，胜负关键在于两个因素，一个是领先时间，另一个是口袋深浅。领先进入市场的平台，自然会因为现拥有一定的客户基础而享有先动优势，但在消耗战中，资金更加雄厚的平台，更有机会坚持到最后。

英文中有两个单词，competition和rivalry，汉语都翻译为竞争，但实际含义差别甚大。前者指的是斗而不破的竞争，或者说是“在市场中竞争”(in the market)，而后者则是指你死我活的决斗，或者说是“为市场而竞争”(for the market)。

网络外部性意味着，两个相互竞争的互联网平台，如果网络互不兼容，而客户又只能或者只愿意“单栖”，即二选一，这种竞争就具有决斗性质。（预期）客户基础更大的平台，会对客户具有更大吸引力，而新客户不断加入，又会进一步加强这种网络优势。

最典型的例子是短信。十年前，电信垄断者可能永远不会想到，短信的命居然是被微信给革掉的。最近的例子，很多人都担心滴滴出行会造成完全的市场垄断，但在长途乘客端，有来自专车的竞争，而在短途乘客端，滴滴的利润则受到共享单车的强力压缩。可进一步设想，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依托双边市场而确立市场优势的滴滴，又会受到来自智能驾驶和共享汽车的巨大威胁。

这种潜在威胁，一旦转化为现实，意味着商业模式的颠覆和市场格局的重新洗牌，哪里还有什么“安静的生活”？

这种潜在威胁，即便没有转化为现实，也会对在位垄断者的定价构成限制；容易理解，在位者利润越高，颠覆者的颠覆利润和积极性也越高。互联网世界的平台垄断，形式上看起来是垄断，但本质上却更像是威廉•鲍莫尔所谓的“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

最后，政府规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失灵，但在互联网领域，不但判断市场失灵很困难，而且即便确认有市场失灵，找到能够改善市场绩效的规制方案却更加困难。

如前所述，将垄断视为“市场失灵”，本质是一种静态观点，而从动态角度看，则很难成立，因为动态效率往往超越静态的非效率。进一步，即便认为垄断不合理，是立即采取政府规制来“纠正”，还是采取“等等看”策略，也值得探讨。

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针对某种商业模式的规制政策，从制定到实施，所耗费时间可能大大超过了该商业模式的生命周期。既然计划不如变化，最好的策略可能就是“等等看”。如哈耶克所言，人类最大的理性，就在于认识到自己的理性不足。市场机制会失灵，政府干预也同样会失灵。

技术进步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世界并没有像弗里德曼预期的那样变平，而是在很多领域变得更加崎岖不平。一种很重要的原因是，强大的“去中心化”的全球化力量遇到了更加强大的“趋中心化”的互联网力量。现在，就在人们对互联网平台“霸权”忧心忡忡的时候，以“区块链”等为代表的“去中心化”力量正在酝酿和发酵。

我相信，这些新兴的“去中心化”市场力量，而非政府管制，才是互联网巨头真正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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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首发于FT中文网，原标题：互联网平台没有“安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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