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往事与思考
“财经早餐”约我拍一个录像，我没有多想。这些年“财经早餐”在财经新媒体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谢潞锦、陈寒健、许征宇等都是非常敬业和认真的媒体人，这也是我愿意配合他们工作的原因。拍片大约前后花了五个多小时时间，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因为他们认真细致、追求完美，我也重视起来了。原本以为主要谈我对经济形势的看法，没想到大部分话题都围绕着我的人生不同阶段中的思考过程展开。
回想起来，我年少时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扮演现在这样的角色。自小到大学，我都习惯于沉默寡言，其实我应该更适合在舞台下面当一名冷静的观众。因为不擅长在大庭广众之下高谈阔论，从小学到大学，从没有被安排在班级联欢会上演节目，更不用说在学校这个级别了。小学班主任对我的评价是：他在班上似乎不存在。确实自己既不擅长表演，也不会来事，更不想被人关注。习惯于静静的一个人思考：从废墟里捡到一枚古铜钱，那就是历史；从星空里看到一颗流星划过，那就是天文；从一张旧报纸上发现一句过时的口号，那就是社会的变迁。
十分感谢“财经早餐”的弟兄们把我这些年来的粗线条思考进行了梳理并呈现出来。其实，我内心还是有点忐忑。
李迅雷 2021年12月10日
李迅雷，知名经济学家、《新财富》杰出研究领袖、中国证券业卖方研究体系的开创者，从事宏观经济、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30多年。
2017年，财经早餐第一次邀请李迅雷老师做客《名人早餐会》栏目，与财友们分享他的新书《经济数据背后的财富密码》，相信逻辑、不要相信奇迹；2019年，李老师第二次做客栏目，讲解存量经济主导时代的投资逻辑，同时在2020年财经头条全球经济学家年会发表主题演讲时强调，分化时代都是向头部集中、只有头部的机会；2021年，第三次与李老师在经济方面展开对话（文章Part4部分），探讨K型分化下的2021：股市、地产、通胀等内容。
数月前，李迅雷新书《趋势的力量》发售伊始，他在社交媒体上和大家说：“我告诉余华先生在后记中提及了和他说的一段话，接着就收到了余华先生寄来的满满一箱签名书。活着，才能深深思考，真是满满的幸福。”
时至今日，提起为什么喜欢读书时，李迅雷依然说，“我想去了解这个表象背后的真实世界”。
在李迅雷的儿时年代恰逢特殊时期，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代，获取知识的方式较为单一。书籍稀缺的岁月中，阅读天花板上用来挡灰的旧报纸成为了李迅雷观察外面世界的第一扇窗。改革开放后，无数古今中外作品涌现，知识的“爆炸式”增长，让李迅雷刻骨铭心。
宁波这座低调的港口城市在开埠以后，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商业迅速崛起。在这里长大的李迅雷直言道，自己不怎么像“宁波人”。相较于热衷纵横商海的宁波人，他到现在依旧坚持观察和研究世界的初心，并保持相当的热情将发现的现象和规律成文传播。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乐在其中。
在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家庭中成长，对李迅雷产生诸多影响。父母亲都是50年代末的大学生，父亲毕业后做了宁波地委专署一位领导的秘书，母亲是省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中学时期的李迅雷，喜欢思考从哲学到天体等五花八门的问题，喜欢探究社会和自然界的本质，但面对中学毕业之后的人生方向，李迅雷有过迷茫。是离开宁波考大学，或是选择老家一个安稳无忧的“铁饭碗”？
1981年是恢复高考的第四年，面对仅有10%左右的大学录取率，李迅雷决定参加高考。在选择大学读什么专业时，李迅雷的父亲曾对他说，专业选择上，第一不要和政治打交道，第二不要和钱打交道。这影响了李迅雷的专业选择。闯过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他最终成功考入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并选择了只需要和数字打交道的统计学专业。
日月掷人去，历史的车轮载着每一批迷茫又坚定的人们，追赶上属于他们的时代。
李迅雷回忆道，那个年代和现在不同，因为刚恢复高考不久，各地对大学生需求极其旺盛，很多毕业生会优先选择离开上海，回家乡迎接更为广阔的未来。
在对大学生而言“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年代，看到同窗们纷纷被分配到各自心仪的岗位，李迅雷却不情愿地留在了原地——学校分配了一个“看似无法创造价值”的图书馆管理员工作。
李迅雷直言道，当时自己性格内向。与同学们相比，更喜欢研究各类课题，而不愿与人过多打交道，同时又喜欢读书，这就让自己“顺理成章”地被安排在了图书馆。
虽然起初心有不甘，但想明白之后也坦然面对现状。图书馆带来相对安静的环境、丰富的图书资源和学术氛围，让李迅雷不断汲取知识、拓宽思维方式、提升认知能力。沉浸在书海中，就不再局限哪一两个门类，而是从文学、哲学、历史，到政治、经济、金融、商业全方位涉猎。
李迅雷感慨道，每个人不管在什么地方、每一个经历都是对自己的历练。但前提是要适应环境，要有巨大热情去积极工作，去发现揭示这个世界，而不是简单过过日子。因此，认真对待每一份工作、每一个岗位对自己的人生都是莫大的帮助。李迅雷在图书馆工作三年，便连续三年被评为校先进个人。
图书馆的日子固然充实，但对于想要研究更广阔世界的李迅雷来讲，做出改变依然重要。1988年，在学校图书馆工作三年后，李迅雷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在考研专业选择、职业规划方面感到迷茫。时事热点、舆论焦点，都会影响一个人重要的选择。
可能是由于1986年中国正式向关贸总协定（WTO组织的前身）递交复关申请，也或许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经济热和炒股热，李迅雷报考了与自己性格截然不同的“热门”硕士专业——国际贸易，据说录取率只有3%。
李迅雷回忆考研选择时称，还有一层考虑，自己不适合做纯学术研究，而是更喜欢从事实证研究。通过学习深造改变当初计划分配的职业安排，以更自由的身份和更自信的姿态，离开学校，奔向市场经济的广阔天空。
作为重点大学热门专业的稀缺人才，李迅雷一度成为“校招”红人，甚至有外贸公司向李迅雷伸出橄榄枝，让他提前结束学业尽快投入工作。但是受制于一定人事限制，李迅雷很难直接离开学校。他的目光落在了兼职相关的机会上。
在那个年代，对于没有经验的大学生而言，有哪些行业可以选择呢？
1980-90年代中期仍属于短缺经济时代，当时全国流行“全民经商”，上海作为中国商业中心更是如此。例如，华联商厦承包柜台的普通营业员都拥有相当可观的收入，他们的收入几乎是大学教师的十倍，与如今社会的薪酬结构天差地别。当时的上海，人们对外企高光体面的工作充满向往，李迅雷也曾尝试应聘上海第一家外资企业（酒店）希尔顿的管理岗位，但是应聘者排队长度足足有一里多，这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彼时的实体部门招聘岗位，需要专业对口且经验丰富。而证券行业刚刚兴起，不需要太多经验。
1991年李迅雷研究生刚毕业，留在上海财经大学研究所工作，研究方向是跨国公司。他坦言，那时学校收入低、为了改善生活做了不少兼职，或为机构做投资顾问，或在一些证券媒体上开设专栏。
李迅雷回顾自己真正开始从事宏观研究，应该是始于1993年的一份兼职工作——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的上海营业部（俗称“中经开”）。由于这家营业部的国债业务全国最大，他需要研究国债定价，涉及通胀、利率、汇率等宏观相关内容。
这让李迅雷在上海财经大学读研期间，系统学习的西方经济学、投资学、金融学等方面知识，得以在实践中应用。他最擅长的是预测并计算今后几个月的保值贴补率，进而推算出国债期货某些品种的估值水平，他的研究成果在当时获得市场高度认可。
时至今日，李迅雷谈到研究的价值时强调，并不是有了博士学位，就具备研究能力。他硕士毕业前已经发表了数篇高质量学术论文，好多名校博导给他伸出橄榄枝，但他认为从他们那里似乎学不到什么东西。不要为了研究而研究，关键在于要把学的东西在实践中应用出来。
和国债期货一样，在同一时间发展起来的中国股市也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第一代证券市场参与人士不讲究研究功底，主力是倒买倒卖的黄牛，主流的分析方法是技术分析艾略特的波浪理论。
李迅雷在节目中挥着手，试图说清楚那个不成熟时代的疯狂景象。当他看到有“高送转”就大涨、公司的行业分类改为“综合类”便暴涨的异象，便忍不住不断地发文章，向大家揭示这当中不符合基本估值逻辑的地方。笔耕不辍，李迅雷的文章越来越受欢迎。
上证报从那时开始，为李迅雷开设了一个专栏向他约稿，后来也给出了当时最丰厚的稿费。通过研究来向大众揭示现象以及背后逻辑，用更加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想法中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成为了李迅雷长期坚持“大道至简”的源动力。
人生的道路一方面取决于趋势，另一方面在于选择。李迅雷并没有如愿成为大作家，而是成为了券商研究领域的巨擘。
李迅雷认为自己是风险厌恶型，因此在1996年辞去学校研究所工作，主动选择加盟君安证券时，毫不犹豫选择做研究而不是资产管理工作。由于研究成果突出，李迅雷职位晋升神速，1997年升任所长助理，1998年做到副所长，并在2000年担任重组后的“券商航母”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
尽管李迅雷自诩不谙管理之道、也不喜欢读管理类书籍，但却将管理的精髓，在实践中完美应用：坦诚的沟通，为团队做好服务、满足机构客户需求。
“大研究员小所长，我是最小的，研究员是最大的”，李迅雷称其为重要管理理念之一。
例如，为了帮助研究员打造个人的IP，让研究员按照《大众电影》拍大明星的标准，将肖像照作为内刊《国泰君安证券通讯》的封面照，以此提升研究员的个人影响力和曝光度。这个趋势也延续至今，基本成为各大券商的标配。
李迅雷不经意间透露，那时候他从来没上过封面。此外，那个年代出过国的人很少，他把有限的机会优先留给了骨干研究员。
君安证券研究所与国泰证券研发中心合并时，二者风格迥异，研究团队上百人，同时分三地办公。面对如此整合难度，李迅雷首先在薪酬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原有的薪酬制度是根据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物价指数确定工资（深圳最高），既然大家都在一个公司，那就淡化区域概念，统一按照业绩标准计算薪酬，绩效高、收入高。李迅雷直言道，不仅两位副所长工资比他高，他还放权。“放权又加钱，自然就好好干了！”
李迅雷任职多家公司，他也从未向任何一家公司要求给自己加薪或多给奖金。做好自己该做的，想清楚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其余都会水到渠成。
其次，李迅雷前瞻性地提出并践行“以机构客户为导向的卖方研究模式”。过去的研究所主要服务券商内部，这让他发现研究的资源是有限的，但对研究的需求是无限的，这导致研究的结果无法定价。2000年，基金业迎来巨大发展，而这正是李迅雷一直期待的外部服务对象。满足机构客户需求不仅可以倒逼研究员服务能力的提升，还可以为研究所带来分仓收入。在短短几年间，新模式就让国泰君安研究所在这方面的收入超亿元，位居全国同行第一，逐步得到业内认同。
关于研究员评价体系，李迅雷主要看三个维度：学习能力、勤奋度和营销能力（分别为智商、勤商和情商）。很少有人能够三方面都做好，在一方面做到优秀就能在研究员排名中名列前茅。
在组建研究团队时，要发挥每个人的长处，优势互补的团队就比较有战斗力。李迅雷举了国泰君安研究所成立之初的例子，尽管原君安和原国泰的研究员在价值观和研究方法存在一定差异，但君安开启行业研究之先河、行业研究强，同时国泰研究员从各个部委出来，对行业很熟悉、资源丰富，这种结合优势非常明显。
经受市场检验的新模式、加上优秀的团队，国泰君安研究所在2003-2005年，蝉联三届《新财富》分量最重奖项“中国本土最佳研究团队”第一名。李迅雷本人也在2006年当选新财富首届“杰出研究领袖”。七年之后，李迅雷又在海通证券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上创出佳绩，第二次被新财富评为“杰出研究领袖”。
“做管理，要求同存异；做研究，要求异存同”，这就是李迅雷的实践真知。
在国泰君安期间，分配到管理的时间越来越多，然而分配到研究的时间越来越少。这对于喜欢做研究的李迅雷，不免是个遗憾。2008年，他开始谋求个人职业转型，将更多的精力重新投入研究。
李迅雷感慨道，起初也有不同的声音，毕竟做了十年管理，再做研究是徒有虚名还是实实在在有货？做了一阵子发现，市场评价还不错，也就更有信心。正值当时海通证券全球招聘，就到那边担任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海通证券是国内成立最早、综合实力最强的证券公司之一。当时海通研究所排名与市场地位不是很匹配。李迅雷发现，海通证券研究所市场化程度不高，研究员缺少市场化的激励、士气也不高涨。因此，他一方面招兵买马、另一方面推动内部市场化改革。海通证券研究所在李迅雷兼任所长之后，在各类分析师评选中异军突起，已晋级卖方研究第一梯队。
迄今为止，能够在两家头部券商研究所任所长、且均拿过“本土最佳研究团队”第一名的，唯李迅雷一人。也很少有人像李迅雷一样，从研究所所长成为首席经济学家，并且获得相当的知名度。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于“服务”自己这方面，李迅雷看得没有那么重。对于吃住，李迅雷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甚至频繁出差时，李迅雷通常都是在旅途中用电脑写作，沉浸在深度思考中。他常常会在机场里面“迷茫”，忘记自己身处何处。人在旅途是生活常态，但这不妨碍李迅雷的思考，也不会束缚李迅雷的研究，因为这也是观察世界的一部分。
李迅雷摄影作品（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我是一个坚定的长期主义者，我不太喜欢也不太相信拐点，我相信趋势”，李迅雷讲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能因为生命短暂，就拼命寻找拐点。趋势很漫长，我们很无奈，因为我们注定是世界上的过客。人的一生大部分都是在追随趋势，拐点可遇不可求。
世界的历史是无限的、人类的历史也很漫长，在有限的时间里阅读漫长的历史，难免会带有一定主观性。看待历史应该客观，由于李迅雷是统计学出身，他非常看重时间序列，尽量不要给自己所处时代给予过高的权重。
尽管人类很渺小，所作所为也很微小，但不可以没有思考，因为只有思想可以无限的延伸。李迅雷说，思考是很大的乐趣，而你我都能够做到。
2017年，李迅雷在国内提出一个比较鲜明的观点——中国经济进入存量经济主导时代。宏观研究对投资自上而下的指导意义也在于寻找市场的结构性机会。过去在资产短缺的时代，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2006年），因为那时商品开始过剩，而中国居民家庭的资产很少。
在分化的趋势下，一定会有强者恒强的产业和企业出现。2018年李迅雷写了一篇《买自己买不到东西》，即提出资产过剩时配置核心资产的逻辑。
2020年，A股市场“好赛道”上风景独好，但在“好赛道”上奔跑的未必都是“好马”。因此守住核心资产才是资产保值增值的关键，但核心看估值。
中国资本市场过去30年所走过的路，与成熟市场的走法存在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李迅雷坚信，未来的资本市场是一个让理性投资者更容易赚钱的时代，是一个机构投资者规模和数量加速增加的时代，是一个存量经济特征愈加明显、分化之下强者恒强的时代。
站在当下，K型分化已经深入人心。李迅雷又是如何看待明年经济形势？通胀真的来了？黄金现在可以入手吗？房地产将迎来重要拐点？
李迅雷：明年GDP增速将在4%-5%，呈现缓慢下行的趋势。但这种趋势问题不大，不必过度担忧。经济是否良好，核心在于就业。如果就业不出问题，那就可以接受经济增速的下行。过去中国GDP不会低于8%，因为低于8%会导致大量的失业，这就是2008年提出“保8”的原因。现在的GDP到5%，劳动力还存在结构性的短缺。
宏观经济下行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看。中国经济体量已达100万亿，还处于转型的过程中。服务业的比重在上升，制造业的比重在下降。服务业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过去依赖制造业解决就业的时代已经过去。
总体而言，需要关注的两个指标是就业和通胀。如果这两个指标问题不大，经济增速无论如何变化都不需要过多担忧。
财经早餐：PPI和CPI剪刀差再创历史新高，这种趋势要持续多久？
李迅雷：剪刀差产生原因主要是传导不畅。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产业的辛酸。上游在涨、下游不涨、中游受挤压。上游更多是国有企业、中下游更多是民营企业，这种脱节肯定会影响经济结构。明年中国CPI压力会大一点、PPI压力会小一点。
财经早餐：今年以来，一些地方是避免房价快速上涨，另一些地方则是避免房价快速下跌。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李迅雷：K型分化比较确切的表述了当前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一些主要特征，例如很难出现经济整体下行或者整体上涨，更多是部分上涨、部分下跌。
过去，中国城市人口流向很简单，农村人口都在往城里涌入，所以各线城市人口都在增加。然而，随着农村人口进城数量的减少，目前更多表现为人口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流动，基本上出现了三、四、五线城市向一、二线城市流动的大趋势——大城市化。因此，大城市的房价有上涨动力，三、四、五线城市房价有下行压力。
财经早餐：A股是否告别“全面牛市时代”？
李迅雷：对。因为中国股票退市率较低、良莠不齐。即便美国退市率很高，也只是结构性牛市，也就依靠10%左右的股票来拉动指数。本应该退市的票没退出，造成很多僵尸企业，很难有投资机会。A股市场整体还是向上，虽然没了全面牛市，但结构性牛市值得期待，不仅股市在扩容、资金也在扩容，未来资本市场规模会越来越大，机构投资者的比重也会进一步增加。
财经早餐：居民财富配置将加速从楼市到股市转移？
李迅雷：房地产市场估值水平下移是大趋势。房地产税试点的出台对居民财富配置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不要期望一下子资金会大量转移。这也与我们的文化有一定关系，中国人的祖先是农耕民族，对土地等不动产情有独钟。
财经早餐：2019年9月，您做客《名人早餐会》时提到，判断黄金价格最主要还是看估值。近期，美联储 Taper节奏已定，如何看待黄金未来的投资机会?
李迅雷：黄金这一轮的上涨（涨幅超50%）从2018年下半年持续到2020年下半年，之后开始调整。虽然调整周期好像没结束，但价格还是处于比较合理的区间。
过去二千多年黄金的货币、抗通胀属性比较强，当全球货币泛滥的时候，它的价格一般会上涨。如果从长期持有角度来讲，考虑到黄金是国际定价，黄金目前可以投资。但是短期有诸多影响，比如目前抗通胀的工具黄金不再是唯一，这对黄金的估值也会有负面影响。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的生命就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我们都是天地之间的匆匆过客，谁能说自己是时间的主人，谁又甘愿一辈子做时间的客人。
李迅雷也曾遇到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但他坦然接受，不断沉淀、寻求突破，因为每一段经历都有意义；
看似不擅长带团队，但却提出“大研究员、小所长”、“让客户改变我们的研究模式”等理念并付诸实践，开创中国证券业卖方研究体系；
在取得一定成绩后，也没有故步自封，而是回归初心做回自己热爱的研究，同时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理论的内容通俗化，让更多人享受研究的价值；
“做管理，要求同存异；做研究，要求异存同” ，李迅雷的实践真知，也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为什么他管理、研究都会做出彩。
不知不觉与李老师的第三次对话，接近了尾声。想用有限的篇幅，把李老师三十多年的思考和经验讲清楚分享给财友们，确实有难度。
彼此有缘，财经早餐与李老师许下十年之约，以后每一年都会为财友们带来更为丰盛的精神食粮！
相信趋势的力量、坚信时间的复利。在时代的浪潮中践行长期主义，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彩蛋，不要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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