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向穆斯林的子弹

中世纪的欧洲进入了黑暗时期，在教庭愚民政策的控制下，腐朽的封建领主残酷剥削人民。军事力量薄弱、经济发展停滞。

基督教之后兴起的伊斯兰教，在中世纪创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阿拉伯帝国却迅速壮大，不断扩张，成为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其势力越过土耳其海峡，跨过地中海，到达了西班牙。当时的西班牙，面对强大的奥斯曼帝国的军团和狂热的穆斯林圣战者，毫无抵抗之力。711年夏，穆斯林在瓜达莱特战役(the Battle of Guadalete)中击败了西哥特王国，并杀死了国王罗德里克。

718年，穆斯林已经控制了半岛的大部。并准备继续向西欧进军。

732年，时任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宫廷首席大臣、后来著名查理大帝的爷爷，查理.马特，在“图尔之战”（Bataille de Touts）中代领法兰克军队以弱胜强，大败穆斯林铁骑。从此之后，穆斯林的势力再没有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查理·马特也被誉为“法兰克之锤”，成了著名的基督教的拯救者。

在今天的西班牙南部，古代阿拉伯帝国的影响仍随处可见，有许多摩尔人的清真寺与王宫被保留下来。音乐，饮食，建筑等依然深受阿拉伯文化影响。伊斯兰已经成为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019年3月15日，澳大利亚人Brenton Tarrant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枪击案，在他射向穆斯林子弹的一个弹匣上就写着732Tours，指的就是公元732年图尔之战。

截止到目前的数字，袭击已经造成49人死亡，48人受伤。

Brenton Tarrant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Grafton的一个中下家庭，澳大利亚良好的社会福利，给了他衣食无忧的童年。但是他的学习成绩一般，加上对学习没什么兴趣，中学毕业后就开始工作。有了点钱之后，就像很多西方青年人一样辞了工，去国外开始体验诗和远方。

Brenton Tarrant在发动袭击前的自述中说：“2年前的一段经历彻底地改变了我，在2017年4月到2017年5月底，我游历了法国、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等国。在旅行的过程中，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一位名叫Ebba Åkerlund的瑞典女孩被穆斯林恐怖分子驾车碾死，这件事情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再也无法对这类恐怖袭击事件视而不见，这帮恐怖分子在残杀我的同胞，践踏我们的信仰和文化。 随后，我又前往了法国，那里的所见所闻进一步刺激了我。在此之前，我便多次听说法国有许多有色人种。但当我真正到了那里，才意识到有多少入侵者生活在法国的土地上。不管我去的地方多么偏僻，都能看到入侵者的身影。 为什么要让入侵者征服我们？为什么没有人开枪还击？为什么没有人挺身而出？ 所以，我决定站出来做些什么，我要独自与那些入侵者战斗。”

和大部分的西方移民国家白人不同，Brenton Tarrant非常在意自己祖上来自英格兰的历史，尽管没上过大学，Brenton Tarrant对有关伊斯兰和基督教的宗教战争史颇有研究，他用来发动袭击的武器上还写着“Acre 1189”：指的是1189年阿卡围城之战，欧洲的十字军所控制的阿卡城被穆斯林占领；“Vienna 1683”:指1683年基督教神圣联盟对抗奥斯曼土耳其的维也纳之战。

做为两个世界级宗教，伊斯兰与基督教文明历史上一直在不断的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他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基督教国家挤到了欧洲的西北角。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针对这段历史说过：“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此后，基督教文明又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恃机反击。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的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以“反对异教徒”，夺回基督“圣墓”和“圣地”为名，发动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这正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互相仇视的开端”

随着基督教经历了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以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开始引领世界。基督教文明，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而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这在穆斯林的眼中就变得功利主义有余而关怀不足。这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经与神学的超验性渐行渐远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反倒有了一种自己文化更纯粹的优越感。

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做为明确一神教，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导致的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也终将使彼此渐行渐远。

何去何从，整个世界都在惴惴不安中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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