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东南亚三年展延伸研究 | 提摩特斯•安格万•库斯诺:元库地研究中心(2013年至今)与爪哇斗虎仪式 (下)
编者按
本文为“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委任研究项目“东南亚研究型艺术“系列的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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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特斯•安格万•库斯诺:元库地研究中心(2013年至今)与爪哇斗虎仪式 (上)
Caroline Ha Thuc博士是本次三年展合作研究员。她是一名独立写作者和策展人,专注研究亚洲当代艺术,定期为Art Press和艺源(Artomity)等艺术杂志撰稿。作为一名策展人,她积极促进来自不同文化的艺术家之间的对话,反思当代社会议题。在本系列研究中,她将从以下四方面进行个案分析,展现该地区研究&艺术交织而成的创作历程以及研究为激发创意、解放思想所贡献的关键动能:
·创作语境
·艺术作品描述、艺术家的创作目的和驱动力
·研究历程
·研究成果的艺术转化
作者关注的重点是“为艺术而开展的研究”,而非“对艺术的研究”、“通过艺术开展的研究”等与“研究型艺术”的讨论紧密相关的话题,尽管艺术作品的认知和表现维度亦是作者分析的重点。我们会看到,与我们所在的语境类似,出于自我教育及推敲正统叙事的冲动,艺术家对历史、档案和集体记忆进行探索。
当然,艺术实践的过程并非如“研究历程——艺术转化”一步步如此线性直接。“翻译”、论述、实践者与对象多向度的融合与共同表达……所谓“研究成果”,很难用单一维度来解释。如作者所言:“我们无法辨别哪些是艺术家的研究,哪些是研究成果的艺术转化,因为不同的环节相互交织、相辅相成。艺术家在创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创作。”研究型艺术也正是因为表现出此种模糊性而常受诟病。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搭建研究框架,让艺术实践能在自身的特定语境中得到更加深入透彻的分析和理解,直面艺术实践的复杂性——既关注艺术与研究相互纠葛与超越的可能性,亦不以“艺术”为名回避传统意义上的“研究”所涉及的方法和伦理问题。我们的目的是打开讨论,而非给出定义。
陆思培
提摩特斯•安格万•库斯诺:
元库地研究中心(2013年至今)与爪哇斗虎仪式
下篇
Timoteus Anggawan Kusno: the Centre for TanahRuncuk Studies (2013 - ) and the Rampog Macan Javanese rituals(Part II)
此篇研究是《提摩特斯•安格万•库斯诺:元库地研究中心(2013年至今)与爪哇斗虎仪式》的下篇,请点击“泛东南亚三年展延伸研究 | 提摩特斯•安格万•库斯诺:元库地研究中心(2013年至今)与爪哇斗虎仪式 (上)”查看上篇。
研究成果的艺术转化
“失落的”虚构世界
“帝国奥秘”地图(2017)。由元库地研究中心和艺术家惠允。
元库地是一个早已失落的虚构疆域,是库斯诺借以孕育艺术创作的开放领地和阈限空间。为了与爪哇中央集权的做法保持距离,艺术家在给它命名时,特意选了与马来语辅音押韵的单词,不过,这块前殖民地的确切位置仍然是个谜。台子搭好之后,艺术家又构建了一层密集而复杂的叙事网络,以此连接、推动并衍生出众多针对印尼殖民历史和遗产的艺术作品。元库地研究中心将所有的创作成果收入囊中,如照片、草图、绘画、文章、电影和手工制品。为了更好地陈列艺术作品,艺术家还专门用传统马来半岛柚木(djati wood)制作了古色古香的展柜,这种木料在爪哇岛被用来制作高档家具和住宅,殖民时期的宫殿也以它为建材。合页、门锁、挂锁和把手则选用了爪哇北部海岸的古物。
“魔幻现实主义源自非西方国家的现实观,在理解现实方面,这些国家比西方诸国更容易接受魔幻色彩。”38艺术家用想象力搭建出虚构的现实,拓展了自己理解现实的跨度,将书写历史时被无视的幽冥、想象和信仰纳入其中。实际上,某些群族或萨满教巫师可以完全凭个人经验去触及现实中不可见的界域,而这些凡人无法肉眼可见的事物能在元库地找到归宿,比如这里常见的虎人,要么站立,要么爬行。元库地的原住民多半是无头人,或者顶着一个骷髅头。据说这是个勇猛无畏的民族,常见的形象是驯马或骑着马头如喇叭一般的马匹。这些草图和画作看上去挺原始的,往往因为荒诞的场景而略带幽默色彩。
未知艺术家所画的“死亡象征”(扬·皮特斯佐恩·科恩肖像)。元库地研究中心收藏。由元库地研究中心和艺术家惠允。
“我的工作方法扭曲了幻想和历史的流动轨迹。”39 由于选择的风格和媒材要匹配档案的样式、色彩和材料,更要自然衔接艺术家的叙述,以确保元库地的完整世界及其特征都能保持一致,所以库斯诺的想象力也没法天马行空。不过,当创作的马车开始奔腾,艺术家也会即兴发挥,任直觉飞舞。有些反复出现的图像成为元库地的公认标志,比如扬·皮特斯佐恩·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除了他半死不活般的肖像,还有众多草图中的形象以及半身雕像。照片、手工制品或草图中也经常出现虎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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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sula Kluwick. 探究萨曼•拉什迪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 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 2011, 10.
艺术家关于“老虎之死和其他空位”的声明。由艺术家惠允。
建构档案材料
椰岛惊魂 未知艺术家(元库地研究中心收藏)。由元库地研究中心和艺术家惠允。
画作“椰岛惊魂”是库斯诺自主创作的档案,不过作品上标注的是“元库地学会(Societas Tanaruncia)1602年出版”。他的创作灵感来自班达群岛居民的悲惨命运——扬·皮特斯佐恩·科恩垄断了当地的肉豆蔻贸易,还下令荷兰东印度公司大肆屠杀岛民。艺术家在作品中打破了通常以热带天堂示人的“美丽的印尼群岛”这一殖民美学:跨越天际,望穿椰林,燃烧的小岛和喷发的火山才是基调。艺术家邀请观众从远处去凝望与深思这场悲剧,仿佛它已无可挽回,或者毫无拯救的必要。回到当下语境中,人们忍不住会想,艺术家到底指向了哪种消极情绪:殖民时期责任心的缺失,亦或印尼政府无力开展体制改革的苍白,还是两者兼有?在2017年举行的“群岛不为人知的故事”展览中,这幅画作被陈列在一枚木制香料盒中,里面还装着成千上万颗班达群岛的肉豆蔻和若干把殖民时期使用的燧发枪。库斯诺觉得,香料“散发出黄金和鲜血般的强烈气味”。40
站在死虎前摆拍的村民。1941年5月,万丹省马灵平市(H•巴特尔斯/热带博物馆)。
未知艺术家拍摄的照片。元库地学会之元库地研究中心。由元库地研究中心和艺术家惠允。
艺术家找到了很多斗虎仪式和爪哇虎的照片,通过修图增添了它们的年代感。正如热带博物馆的藏品档案照片“站在死虎前摆拍的村民”,摄于1941年,原作用档案纸打印,而艺术家用Photoshop进行扫描和修图,消除了粗糙的画面纹理,让相中人物更加清晰。然后,他再用元库地的典型元素来点缀,例如照片右下角的喇叭——这种现代性的象征与爪哇的传统生活方式正好形成对比。他把加工后的照片打印出来,浸在红褐色的锈液中,映出艺术家需要的色调,再丢进咖啡豆里,直到照片表面出现如小沙粒般的纹理。最后,他再刷上一层胶水,剪掉边边角角。
斗虎人手工制品(面具)(元库地研究中心收藏)。由元库地研究中心和艺术家惠允。
艺术家还负责制作虎人的具体形象和存在证据。41他创作了虎人面具和一些手工制品,再制作出包含这些物件的档案照片,似乎它们是在夜晚荒郊野外偶而拍摄到的。图像的轮廓多半模糊不清,画质糟糕,绝对让人摸不清底细。
爪哇虎人明信片,2018。由元库地研究中心和艺术家惠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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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与艺术家的邮件交流。
布姆加德在书中提到,中国有资料显示,早在15世纪初就于马六甲发现了虎人,而且自19世纪初叶起就有虎人存在的文字证明,但没有任何照片(显而易见的吧?)。请参考Peter Boomgaard. “恐惧边界:马来世界的虎与人 1600-1950”. 耶鲁大学出版社, 2001, 163.
探索艺术语言:研究资料的表演式呈现
“你不知道的故事”展览中的“老虎之死和其他空位”,策展人朴祖旺(Joowon Park),2018。
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MMCA)由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和艺术家惠允。
文俊熙(Moon June Hee)摄影。
“群岛不为人知的故事”(2017)和“老虎之死”(2017;2018年重装上阵,更名为“老虎之死和其他空位”)有着反差鲜明的展览风格:前者如博物馆般单纯陈列文献和档案,略显枯燥,而后者用充满热情与活力的表演和隐喻手段来诠释斗虎仪式。面对相同的研究成果,库斯诺积极探索别样的艺术语言,从而实现知识的产生和传递。
黑暗的房间里摇曳着防风灯微弱的亮光,一群歌手面朝墙壁,相互保持距离围成一圈。在房间中央,捆成一束的长矛悬在天花板上,似乎把“矛头”指向其中一人:表演结束时,他们没有抬起头,而是举起手,竖起一根手指。合唱团唱了一曲受莫扎特的《安魂曲(Requiem)》第六乐章“痛哭之日(Lacrimosa)“启发所谱写的老虎安魂曲:曲中艺术家突出了老虎被人类围攻时的紧张状态。欧洲古典音乐与爪哇斗虎仪式两相并置,两者间的碰撞在歌词的烘托下凸显讽刺意味:“那日我将热泪盈眶/罪人从灰烬中重生/得到最终的审判。”我们再度疑惑该如何解释殖民和封建仪式的当代版本:它是集体、宗教、抑或司法审判?演出重现了正义和约定俗成的法则之下人类模棱两可的角色。这一次,艺术家仿佛想邀请大家加入斗虎的人群,感受这种集体力量的潜在影响,设想自己身处这个给老虎定罪、行刑的群体,感知当中的心态。显然,不论在印尼还是其他地方,这类大规模的集体行为通常会对个人思想产生危险的影响。42
装置草图。由元库地研究中心和艺术家惠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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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曾经成功地研究过个人在群体中的行为,发现个人可能会因此进入催眠状态,并失去判断力。请参考Gustave Le Bon. 人群: 从众心理研究. 纽约: 多佛出版社, 2002.
妖魔化他人和暴力合法化
库斯诺不断地唤醒沉睡中的档案材料,质疑历史遗产和传统印记。其中,他特别关注殖民时期的遗产与当地传统的融合方式,希望通过研究来找寻激发当代特定风格或信仰的动因。元研中心制作的纪录片“他者,抑或和平与秩序” ( Others or ‘Rust en orde’,2017)翻拍了一部讲述与虎人打斗传统的老片子,这部电影应该算是禁片,大部分内容都已丢失。43据透露,制作团队根据采访录音重新解读了残存的内容。从创作初始,这部纪录片就是个谜,没人知道当局为什么要反对原片,也不知道受访者是什么人,就连他们姓甚名谁都得保密。影片用这样的方式登场,立刻在当下的语境中找到了归属,而原片的难以公开也说明了当下的社会环境。新秩序政权当权之时,大多数纪录片都是政府出钱拍的,有特定意识形态。44对于库斯诺来说,他的创作手段能够将影片置于集体记忆和后独裁政权之中,呼应当时举国上下的欢欣雀跃与对深层改革的满满期待。
“他者,抑或和平与秩序”,2017。静像。四声道视频装置。由艺术家和元研中心惠允。
“他者,抑或和平与秩序”是三部曲,每部各以一组独立的访谈和叙事为主线。受访者一概不出镜,镜头里只有在不同景观中作为化身出现的录音设备,机器就像是泯灭的历史中最后幸存者,传递最后的讯息。乡野景致和乡村生活的当代图片与档案照片交替出现——殖民时期的残旧黑白明信片和文件,或是艺术家自己的草图、卡通和照片。受访者的语气犹豫不决,表明目击者内心的恐惧,令人紧张的背景音乐与话音跳动着一致的节律,加重了作品的神秘气息。三个故事虽各有不同,但都强调了斗虎人仪式和杀害指定人物的积极作用——可以有效地重建社会秩序与和谐。以虎人、萨满教徒或边缘个体为代表的受害者,被视作社会秩序与和谐的破坏者,且需被献祭。不过,第一位受访者似乎对当时的真实情况存有疑虑:那时,他的曾叔公失踪了,然后被关在笼子里,因为他突然变成了“隐虎”,只能等着被处决。
“rust en orde”在荷兰语中指的是和平与秩序,而荷兰殖民者正是利用这一思想来惩戒和压制任何削弱其合法权威的潜在威胁。他们借社会和谐之名,跳过审判程序,大肆放逐并杀害任何被视为“敌人”或“叛乱分子”的民众。按照彼得·布姆加德的说法,这个仪式源自两个互不排斥的原因:一是因为老虎在当时的威胁越来越大,所以要杀死更多老虎,二是为了展示国家权力。45无需明示,我们倾向于将残忍的斗虎仪式与更为近代的事件相联系,特别是1965年大屠杀及其历史遗留问题——也就是印共在当时造成的威胁。历史学家罗伯特·克里布(Robert Cribb)特别指出,苏哈托政权利用大屠杀留下的记忆来“巩固权力,并让世人以此为戒:政府会残忍处置敌人,而且在缺乏牢固政权的约束下,印尼人民也会相互残杀。”46对于艺术家而言,尽管苏哈托的专制政权已画上句号,但这种压制性强权、意识形态和国家对暴力的合法化一直持续至今。在片中“烧死女巫”这部分,第二名受访者称赞了政府组织的打击行动,认为这种做法可以从集体中除去任何潜在威胁,这也说明人们确实可能会共同采取这种意识形态。此作品可以被视为一种精神宣泄:叙事部分清晰无误地表达出人们对他者的恐惧以及寻找替罪羊的迫切,让人不寒而栗。最终,人们不禁想知道谁是当代的虎人,该如何面对、否认或接受他们与自己的别样性。但这部影片并非以品德教化为目的,受访者证词就像目击者的语气一样,充满着魔幻色彩和怀疑态度:毕竟,这不过是一部虚构的纪录片,里面的访谈也仅是虚构的。
“烧死女巫”。四声道影片“他者,抑或和平与秩序”中截取的静像,2017。由艺术家和元研中心惠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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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uman Macan指的是虎人或隐虎。
David Hanan. “观察式纪录片来到印尼: 阿尤·达努西里的‘卢卡斯时刻’”. 东南亚独立电影. Tilman Baumgärtel编. (香港: 香港大学出版社, 2017):107.
Peter Boomgaard. “恐惧边界:马来世界的虎与人 1600-1950”. 耶鲁大学出版社, 2001, 154.
Robert Cribb. “1965-1966印尼大屠杀 悬而未决的问题”. 亚洲调查. 卷42. 第4期(2002年7/8月):559.
积极的困惑
档案,Tombak Toeding,2018。由艺术家和元研中心惠允。
库斯诺的作品总是模棱两可,从不用意义明确的符号。就拿老虎来说,它既代表邪恶和混沌,又代表圣人,而且有许多萨满教巫师死后化身为老虎的典故。在印尼文化中,老虎具有错综复杂的象征意义:这种猛兽可以被祖先驯养,甚至能象征国王;布姆加德举了老虎负责开庭审判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它明辨是非的能力备受人们的称赞。47在打斗中,水牛代表爪哇人,而老虎代表欧洲人,如果老虎获胜,当地人自然很失望。从这个角度看,荷兰人选择老虎来给自己的权威正名,而到了打斗结束之际,自己的权力化身又被杀死,真是讽刺味儿十足。同样,把长矛等同于无视审判流程、有失公允地杀害牺牲者的武器(因为老虎已经和另一只动物鏖战一番,筋疲力尽之余还要面对一群人的屠杀),也不尽然。过去,长矛象征着抵抗力量,在爪哇战争(1825-1830)期间,迪潘纳加拉和他的手下就以削尖的竹矛为武器,这据说就“把荷兰人吓跑了”。48
这些模棱两可的所指,再加上因真实和虚构档案交织而生的永恒的不确定性,难免会引发人们的困惑,而作品密实又费解的背景则加深了这种感受。从一开始,元库地的方位和名称就带着问号,而艺术家也早早定下了基调:“到目前为止,元库地尚处于科学讨论的灰色地带。”49艺术家所做的,就是不断地把疑问抛给读者,不让他们自在。他的学者搭档们一直秉承科学严谨的写作风格,但也一直表达出自己在鉴别信息来源时的疑惑:“元研中心猜测”、“根据目前所有的档案,我们猜想”、“来源难以解释”等措辞给整个研究过程加上了滑稽色彩。除了虚构的元素,艺术家还创造了叙事空白,而且只提出了一种碎片化、非线性的历史研究方法,在时空两个维度上打破了既定的因果关系。如此这般,他特意在自身打造的历史构想中留白,让观众构建自己的叙述。此外,对艺术家而言,困惑是面对制度和复杂问题的必然产物。“不得不承认,这是完整体验的一部分。”50
元库地的历史,2018。由艺术家和元研中心惠允。
横跨虚构与现实的创作可以激发批判性思维,而且就像免责声明所说的一样,观众能够更积极主动地把握眼前的作品和档案。因此,这种亦虚亦实的困惑反而能吸引观众,让他们能积极面对不断出现的两难困境,这就和阅读一本魔幻现实主义流派中的怪异小说一样:我们应该戴上现实主义的滤镜去欣赏作品,弱化其艺术和魔幻色彩,从而做出理性的解读,还是应该从纯粹的艺术角度来品读,哪怕这么做会忽视作品对当代社会的质询?51诚然,这是个无解的难题,因为艺术家刻意规避了任何形式的二元性。同样,尽管当今大多数与档案打交道的艺术家创造出“反档案,所以反叙事”的说法52,但库斯诺既没有质疑任何叙事,也没有比对不同的叙事模式,因为虚构属性所引发的第三元打破了二元性,让任何二元简化的形式回归复杂状态:殖民时期的传统不会打破更早期的传统,因为前者依后者而建。这种复杂性不可避免地引致困惑,但它也仅是反映了现实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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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Boomgaard. “恐惧前沿:马来世界的虎与人 1600-1950”. 耶鲁大学出版社, 2001, 163.
库斯诺.“黑暗之外即是光明”.元研中心网站撰文.
出自元研中心网站。
2019年9月与艺术家的电邮交流。
作者在此处借用了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对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怪异”元素(fantastic)的解释。请参考Ursula Kluwick.探究萨曼•拉什迪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2011,14.
Okwui Enwezor.档案热:当代艺术中的档案使用.德国哥丁根,史泰德出版社,2008,22.
结语
库斯诺的研究实践源于自己试图重新激活、质疑和解构现有档案资料的愿望,以便揭示历史长河中被忽视或隐藏的史实,照亮它们在当今印尼社会中留下的印记。他用艺术和时不时暗含讽刺的方式来诠释历史和社会科学语言,表明自己渴望探索全新而独立的知识生产模式,从而使与西方模式相异的思想和观念得到肯定。他的实地考察和协同式工作促进了调查工作的进展,为研究历史的成果找到当下的意义,从而搭建起殖民体系、传统印尼仪式和信仰、当地精英的权力结构以及当今印尼社会特定模式之间的纽带。
库斯诺的研究成果与虚构创作密不可分,而最终,真实和编造的档案合二为一,成就了艺术创作。在多元叙事中,观众只要认真地用批判性眼光阅读所有现存资料,就可以在不同叙述中穿行,获取重要的史实。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集合能够鼓励人们去深入了解印尼历史,质疑历史的建构,挑战构成国家身份和社会的意识形态。通过他的多元艺术语言和艺术实验,人们可以丢掉现实世界的基准和参照点,切身体会到拓展现实构想的必要性。现实主义与怪异、理性与信仰、科学与魔幻——两两之间的融合鼓励人们超越任何形式的二元性,号召大家接受表达和视角的多元性。
库斯诺的研究型艺术实践反映了东南亚艺术实践的一个趋势:艺术家日益频繁地开展民族志和历史研究,特别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当今复杂的现实并质疑国家历史叙事的建构。
希望你我友谊的记忆长存,草图,2017。由艺术家惠允。
(翻译/校对:李承、陈燕馨、陆思培)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保留所有版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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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音反复,声深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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