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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天鹅绒监狱”

叶克飞 欧洲价值 2020-11-07


所谓天鹅绒监狱,就是并非一味禁止反对者发声,而是让知识分子为我所用,甚至不需要整齐划一的声音,因为有点不整齐,反而可以彰显多元化。



撰文〡叶克飞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天鹅绒监狱》

今天我们来聊一本书——《天鹅绒监狱》,作者哈拉兹蒂,三辉图书出品,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194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在布达佩斯成长的米克洛什·哈拉兹蒂,是真正的二战后一代。他是“萨米亚特”的重要成员,匈牙利地下期刊《讲述者》的编辑,也是上世纪70年代匈牙利自由出版运动的发起者。


《天鹅绒监狱》所剖析的是文化审查。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为了稳定人心动荡的社会,匈牙利政府采取了较为宽松的经济和文化政策,提出“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和我们站在一起”,取代过去的“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


也正因此,当时的匈牙利人比周边的捷克、波兰等国家拥有更多的创作自由,连反对者也称之为“快乐的军营”。但军营始终是军营,文艺作品发表的首要前提是国家许可,这本身就是对文艺的巨大戕害。


当然,这一切早已是老生常谈,我们见过太多东欧作家的回忆与控诉。哈拉兹蒂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指出了当时匈牙利审查制度的变化——从最初的简单粗暴,到后来的“天鹅绒监狱”。


所谓天鹅绒监狱,就是并非一味禁止反对者发声,而是让知识分子为我所用,甚至不需要整齐划一的声音,因为有点不整齐,反而可以彰显多元化。正如哈拉兹蒂所写:“传统审查制度是以创作者与审查官是天敌为前提,新的审查制度却努力消除了这种对立。艺术家和审查官作为官方文化的左膀右臂,携手一道、乐呵呵地勤恳耕耘艺术的大花园”。


天鹅绒这个比喻非常恰当,温暖舒适,极具安全感,但本质却是牢笼。哈拉兹蒂将当时的匈牙利文艺界形容为“躺在天鹅绒上一起脸不红、心不跳的说谎,一起其乐融融的表演。这些谎言是新的黏合剂,让这本已脆弱的监狱更加牢固。”


更难得的是,哈拉兹蒂还揭示了更深层次的一面:知识分子自我设限,将审查制度转变为自我审查,将自己的内心变成一座天鹅绒监狱。此时,禁锢他们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在创作时,他们会用一条条标准先将自己框死。


哈拉兹蒂认为自我审查的危害更大,前南斯拉夫作家契斯也曾写道:“自我审查意味着要用他人的眼光来阅读自己的文字,这使你成为自己的法官。你变得比任何人更严格、更怀疑,因为你作为作者,知道审查员不能发现的东西——你那些最隐秘的、没有说出来的思想,你感觉你仍能从字里行间读出。”


在这种状况下,匈牙利知识分子往往一边痛骂审查制度,一边习惯于自我检查甚至阉割。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但其实也是受益者,比如一方面不满审查制度,另一方面却又热衷填写各种表格,申报国家资助和奖励。


哈拉兹蒂打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比方:“按照匈牙利人的说法,如果索尔仁尼琴住在匈牙利,他有朝一日会被任命为文联主席,那样就不会有人写作《古拉格群岛》了,即使有人写,索尔仁尼琴也会赞成将他驱逐出境。”


这种长期的“合作”,也让许多人产生了“吃大锅饭”的惯性,不愿失去体制的保护。最有意思的一幕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匈牙利当局一度试图进行文化改革,将流行艺术和著作推向市场,谁知反对最烈的居然是知识分子。因为在这些早已习惯被国家包养的知识分子看来,市场化是巨大威胁,会影响他们依托体制得到的社会地位和利益。


哈拉兹蒂之所以能够成为“二战后一代”作家的佼佼者,正是因为极其清醒的头脑。早在大学生时代,他就看透一切把戏,转投地下文学。他也是坚定的留守者,尽管曾经屡屡出国,见识过西方各大主流城市,他仍义无反顾回到布达佩斯,与天鹅绒监狱苦战。


作为萨米亚特的重要一员,哈拉兹蒂得到了世界的认同。但正如有人所说,萨米亚特最大的成功,在于它无须再存在。如今的匈牙利,地下写作早已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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