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德堡、马尔堡、弗莱堡……但凡是德国的大学城，总能看到各种肤色和面孔。有一次在马尔堡大学偶遇中国留学生，攀谈起来才知道，仅仅是这一所高校，就有上百名中国学生。回来查了一下数字，2013年，中国留德学生已有2.3万人。德国大学的免费制度，不但针对本国学生，也针对留学生，这个在全球范围内都很罕见。前提是能通过申请被录取（条件要求比较多，但不算苛刻）。当然，这里的免费并不是说一分钱不花。德国多数大学都免学费（只有私立大学和极少数公立大学征收学费），但学生仍然需要缴纳一定的注册管理费用，一年一般是几百欧元，也就是人民币几千元。此外生活费、住宿费和医疗保险等都是支出。不过即使如此，它的花费也很可能是英国留学的零头而已。此外，留学生也可以享受免费医疗、打工免税或退税、公共交通免费（范围有不同规定）、博物馆和景点半价或免费等福利。德国政府之所以有此举，是希望通过提高留学生比例来提升德国大学的国际化水平。也正因此，他们不但对留学生免学费，还为了鼓励大学招收留学生，推出补贴制度。即大学每招收一名留学生，都可得到相应经费。也正因此，经济相对落后的德国东部地区的大学，更热衷于招收留学生，以获取补贴来弥补经费不足。从这些年数据来看，德国大学的留学生比例在10%-15%之间，算是相当高，而且一直在增长。德国也因此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全球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家，含金量很高。当然，德国鼓励大学招收留学生，并不仅仅是为了增强大学的国际化水平，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说实话，德国大学对留学生的补贴制度，其实对于财政而言是一个不小的压力。但德国人想得很长远，而且思维也很开放。在他们看来，留学生的到来，必然会带来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一个国家不能固步自封，以开放心态接纳外来者，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本国文化的推动。另外，德国的老龄化问题很严重，年轻劳动力严重不足。留学生毕业后可以留德工作，这类高素质人才，哪个国家都不会不欢迎。即使留学生毕业后不留在德国，而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对于德国来说也是好事。因为这将意味着德国文化、教育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输出，恰恰是软实力的体现。这种潜移默化的输出，对于德国制造的出口大有好处。德国最让人称道的是通过了欧盟高知人才引进法案。根据这一法案，留学生在德国学习，每年可兼职的时间从以往的90天增加到120天。学生在德国大学毕业后，可以申请为期两年的找工作签证。拿到此签证后，学生可以在找工作期间无限制打工。找到工作后，又可在工作满两年后申请长期居留许可。图源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大屠杀的象征。但是，这样一个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屠杀了300多万犹太人和一些波兰人、吉普赛人的魔窟，身临其境，你就会发现，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寻常。奥斯维辛二号集中营，杀死100多万人的灭绝营。在外面看过去，如果不是高压电网围着，看上去就像规模大一些的农场宿舍。一排排砖和木结构的牢房，一条普通的铁路，一直通向集中营的深处。▲集中营囚犯牢房灭绝营用不着每天拿抢扫射，甚至不用枪。用闷罐车拉来的犹太人，马上进行分类，老弱病残者，直接进毒气室、焚尸炉。剩下的关进牢房，强制劳动，牢房里面，鸽子笼一样的双层铺，一幢不大的牢房，400平米左右，最多的时候，能塞进700人。在饥饿、寒冷、没有起码卫生条件下，一批批死掉，再进焚尸炉。焚尸炉24小时开工，向天空喷出浓烟。在这个过程中，犹太人所有的剩余价值，从体力到随身的衣物、金牙，甚至毛发，统统被榨取干净，为纳粹所用。▲集中营死难者的鞋子堆积成山灭绝营是一架运转良好、高效而且有条不紊的机器。里面有人类文明成果的硬件：铁路、电网、毒气室、焚尸炉。也有文明的软件：严密的科层制，高效的管理。除了少数直接实施虐杀者之外，所有参与屠杀的人，都只是在发布指令，面对文件，或者按动电钮。血腥，就这样被“文明”手段有效地遮蔽了。纳粹大屠杀的特色在于，它的本身就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产物。人类走到20世纪，居然有人用文明的成果，成功地在无声中成批虐杀同类，这不能说不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悲哀。不是因为面对面的战争，也不是像南京大屠杀那样，是战后胜利者的兽性发泄，仅仅是因为纳粹主义的某种理念，在他们自己看来，这是一种有所谓人种学科学依据的理念。没错，这是人类文明的歧途。但是，今后人类文明还会不会被导引到另外的歧途上去？如果换一个花样，换一个名堂，类似的虐杀，以堂皇名义进行的虐杀，还有没有可能发生？奥斯维辛之后，人类还不是依旧发生过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人杀别的动物只有一种理由，但自相残杀却有千万种道理。作为人类的一员，谁也没有理由不对大屠杀好好反思。据说，有记者采访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的时候，很多人都表示不愿意回忆过去，宁可忘掉那悲惨绝伦的一幕。当你身临其境，进入奥斯维辛的时候，我能理解幸存者的感觉。的确，不要说回忆过去，仅仅进入集中营，一种莫大的压抑，就令人喘气几难。但是，在波兰，奥斯维辛的游客一向是最多的。从早到晚，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沉重，那么多人在场，一点声响都没有。可惜，在这些人里，我找不到一个中国人。而在巴黎和维也纳，中国人随处可见。西方人，即使难受，也要来这里，而我们中国人，则喜欢把头转过去。不仅“别人”的苦难我们不乐意看见，对待自家的苦难，也是如此。我们的“乐感文化”，似乎已经吞噬了我们直面人生的勇气，也吞噬了我们的反思能力。▲奥斯维辛集中营博物馆犹太人囚衣和囚徒照片墙奥斯维辛的第一集中营，现在是博物馆。每个馆里，都有一排排的照片，那是当年的囚徒，被关进来的时候，纳粹管理者按惯例留档照的。当年的这些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等待处理的“物”，被塞进集中营的。但是，今天，他们已经被还原成了一个个的人，如果能找到本人，还会在囚徒照旁边附上他们平时的照片。不愿直面苦难、不敢反思苦难，是中国人反复遭遇苦难的原因。提起奥斯维辛，绝大多数人脑海中，仅仅是座曾屠戮无数犹太人的死亡工厂、一段历史上最悲痛的记忆。但近些年世界范围内，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民众对乌托邦的向往，世界政治“两极化”的趋势，愈演愈烈，以至于有人说，历史上奥斯维辛的灾难，正在以“电子镣铐”的方式重现。奥斯维辛绝不只在战争等极端状态下出现，真正的奥斯维辛常以某种高尚的名义，从“极端状态”升级为“生活常态”。这也是我们必须重读莱维的根本原因。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一套还原、反思奥斯维辛的集大成之作：“莱维作品集”。◎“反思奥斯维辛第一人”莱维既是“奥斯维辛第174517号囚犯”，又可以被称为“奥斯维辛第1号记录者”。他曾自叙，早在置身“充满刺骨的寒冷和警惕的眼睛”的集中营内，他就险些冒死将其记录下来。经历奥斯维辛的炼狱后，莱维以毕生记录、还原“奥斯维辛的真相”。他希望无数人“亲眼看到强权主义背后的地狱”、反思躲在奥斯维辛背后的文明隐暗面，避免重蹈覆辙。◎直抵现代文明最可怖的深层肌理莱维从文学的角度，将精彩而沉痛的故事与深刻的思想，甚至自己在奥斯维辛的苦难经历，融为一体：他具有博物学家的好奇心、又兼容观察学者般的视角；他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文学天分，他对奥斯维辛的洞见，让他的作品穿透了单纯的大屠杀，直抵现代文明最可怖劣疾的深层肌理。◎迄今最全的《莱维作品集》，最佳收藏版本莱维的作品曾一度绝版，《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甚至被炒到定价的50倍。莱维其他作品也散见网络，先知书店经多方争取，特别复活了《莱维作品集》，并获得独家授权；同时同莱维另外两部作品《元素周期表》《这是不是个人》组成中文世界最全版“莱维作品全集”（共13册），堪称最佳收藏版本。了解奥斯维辛的真相、原因，并对其反思，不仅必要，更直接关乎每个人的安全与幸福。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图源

美国学者、普林斯顿大学进化心理学教授，2009年被《外交政策》杂志选入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思想家的罗伯特·赖特，曾说过一段很毒舌的话：“从新的观点看，人类是一个在道德装备上非常壮观、在滥用道德的倾向上非常悲剧，且在对这种滥用的无知上非常悲哀的物种。”不过，这句话可以被视为进化心理学一个很好的总结。“进化心理学”这门学科，大多数人并不熟悉，但对于“进化”二字却是从小听到大。在文艺复兴之前，以宗教意识为主导的君权神授观念曾经统治欧洲，但随着君权神授观念被理性知识所代替，原有的神权政治体系被瓦解，自然科学得到全面发展。直至19世纪初，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在欧洲世界流行并得到广泛认同。可以说，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以来，世界上的大多数群体已经认同了人类生命进化的历程。但是，一旦涉及到精神层面，人类似乎又“脱离”了生物进化的序列，有许多问题变得难以解释：人类的意识和道德，与我们的身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对孩子的热爱、对配偶的爱、对朋友的忠诚、对原则的服从、对有价值的尊重、对恶人的愤怒，这些是如何与我们的物质的大脑发生联系的呢？感激、羞耻、悔恨、骄傲、怨恨、荣誉感、同理心与爱……那张困缚着所有人的紧密而错综的人性之网，到底是如何编织成的？这就需要进化心理学的介入，它采用了达尔文的进化观，但所解释的是人类日常行为和现象背后的进化逻辑。罗伯特·赖特的《道德动物》就是这样一本关于进化心理学的著作。

“请记住，一个不能让人安心老去的社会，它的年轻人的未来一定也会很危险。道理很简单，现在还是年轻人的你，总有一天也会老去。”这本来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逻辑，不过很多人显然并不清楚。近来在国内非常火爆的上野千鹤子，试图用《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一书阐释自己对日本医疗、看护、护理等领域的调研，分享自己为晚年生活所做的准备。如果读过上野千鹤子的其他作品，就会知道她所强调的养老，是基于社会高标准福利保障状态下的“独居式养老”，在她看来，独处才是真正的自由，也是更健康和更有尊严的生活方式。这个说法会让很多人觉得不可理解，因为在中国乃至东亚的传统文化里，特别强调人的群体性，独处会被视为不合群，甚至是“能力不够”的表现。我之前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谈过这个问题。在现实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成年人，一旦没有社交，不能在外面玩，几天闲暇时间就无法打发，大呼无聊。老实说，我觉得这种人实在弱爆了。很多中国人有一种误解，往往认为只有整天在外面社交的人才更开朗更强大，但即使抛开人类大多数时间都陷入无效社交的事实，混在外面也跟强大与否没有绝对关系。一个人连独处的能力都没有，又能强大到哪里去呢？独处的能力是一种被许多人漠视的能力，它从来都不简单，需要许多素质作为基础，比如专注力和洞察力，还需要知识和对知识的渴望，需要对各种事物的兴趣，需要热情，更需要自我管理的能力。当然，还要有一颗不功利的心，不轻易被左右。有多少人能具备这些素质呢？说起日本的养老问题，“孤独死”是一个时常被提起的话题，有些人甚至出于习惯性思维，将个案视为普遍现象。上野千鹤子则认为，“孤独死”是被刻意夸大、本来无需在意的恐慌。她在《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中写道：“我没有家人，基本上是一个人生活。现年72岁。未来也会继续走着人生的最后一段路，被认定为需要看护的级别，然后一个人静静地死去。如果某天我的死亡被人发现，我不希望被人们认为是‘孤独死’。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有趣的是，上野千鹤子不忘在这一点上嘲讽一下男性。她写道：“孤独死的人，生前就过着孤立无援的生活。孤立无援的生活会导致孤独死，所以只要活着的时候不是孤立无援就不必害怕会孤独死。独居女性完全不用害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和男性独居者不同，很多女性独居者都有自己的朋友圈。说到这，有一点让我觉得很纳闷。日本社会认为上班族是社会人，但不认为家庭主妇是社会人，可奇怪的是，男性上班族多年工作所积攒下来的社会经验和人脉，在他们老了以后却派不上一丁点用场。有的人会说，男性上班族积攒的不是作为‘工作人’的经验和人脉，而只是作为‘公司人’的经验和人脉。既然是‘公司人’，那离开公司以后派不上用场也是很正常的。而且，男性的社会经验人脉大多是基于利害关系的，没了利害关系，可能也就不会来往了。”上野千鹤子的生死观非常通达，她还嘲笑了东亚文化的离世场面。很多中国人乃至东亚人所追求的是儿孙满堂，大家围在一起陪伴亲人离世。上野千鹤子将之称为“临终见证情结”。书名：《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作者：[日]上野千鹤子译者：廖荣发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5月定价：58元在她看来，“孤独地死去”听起来很凄惨，但这种凄惨是社会文化建构的，并不是这种死亡场景本身的特质。因为任何一个经历过亲人死亡现场的人都明白，距离再近、围着的人再多，那个人还是只能一个人面对死亡。与其说大家围绕在一起是为了帮助这个亲历死亡的人对抗恐惧，还不如说大家围在一起只是用人数来驱逐大家对死亡的恐惧，毕竟那个直面死亡的人很可能已经无意识了或并不害怕，害怕的是围着他的人。上野千鹤子特别反对的两种养老模式，一是去养老院，二是与儿女同住。在她看来，养老院的氛围非常糟糕，表面上看来会让人处于群体生活中，但实际上各种无法避免的矛盾会让老人陷入焦虑。同时，养老院不断地“送走这位送走那位”，也会严重影响在生者的心情。她甚至坦言，“在养老机构，你一天24小时的生活起居都可以在里面进行。这种地方我们称之为‘全控性机构’，它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监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养老机构就像是一个监狱。而且，在监狱里，除非你被判处终身监禁，否则你总有一天可以离开，但在养老机构里，除非你死了，否则你别想离开。当然，养老机构是允许你外出的，但是要在工作人员的监管下外出，连回家和家人过个夜也要获得许可才行。”至于与儿女同住，也会因为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差异，出现各种矛盾，不但影响老人心情，也让子女陷入焦虑。之前有许多数据显示，与老人同住的家庭，离婚率远远高于不与老人同住的家庭。同时，“对老人来说，和心意不通的家人住在一起才是最寂寞的。和家人住在一起的老人，自杀率比独居老人高。”书中的调查数据显示，“二人户的情况下，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是最低的。三人户的情况下，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所上升。多代同堂的情况下，老人的生活满意度继续上升，但是也只达到和一人独居差不多的水平。有孩子的独居老人和没有孩子的独居老人，在生活满意度上完全没有差别。”当然，老人独居需要的是社会福利体系的支持，“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对于很多日本老人来说之所以可以实现，正是因为护理保险制度的实行。日本于2000年开始实施护理保险制度，规定年满40岁的日本居民都要加入护理保险并缴纳保费，参保人满65岁可根据身体状况申请相应等级的护理服务，服务费用由护理保险和参保人按比例支付。老人申请该服务后，就会有护理专员定期上门照料老人生活，也包括处理临终关怀、开具死亡证明等事宜。也正是因为这一制度，老人才能享受体面而无后顾之忧的晚年生活。图源

历史上的今天，也就是1933年10月17日，逃离纳粹德国魔爪的爱因斯坦前往美国。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历史上，有这样一组数据：1933年之前，美国曾有5位得主，而此前作为世界文化和科学中心的德国曾有31位得主。1933年后，以爱因斯坦为首的6位德国得主移居美国，此外还带来了未来的11位新得主。到了1945年，德国在1933年之前的得主有9人仍然在世，此外还有5位新得主，合计14位。但此时的美国，1933年之前的得主虽然只有7人在世，但新增得主达到18位，合计25位。换言之，短短12年间，曾经远远落后于德国的美国，实现了一场大反超。而且，在1945年后，又陆续有流亡美国的科学家获得诺奖，再之后，又有大量随父母流亡美国后，在美国完成学业并成为诺奖得主的“流亡者二代”。另外一个数据同样惊人：1969年，美国学术界公布一份涉及所有学科领域的最杰出三百位流亡科学家名单，其中238人是从纳粹德国逃亡出来的犹太科学家，占比高达79%，美国科学领域各新学科的奠基人几乎都出自这些犹太科学家。时光回溯到1933年，谁也不会想到，希特勒在德国推动的种族灭绝，竟然会让彼岸的美国变得强大。1933年4月7日，希特勒颁布《重设公职人员法》，宣布解聘所有与纳粹主义原则不相符合的公职人员。这场“一体化”运动也波及德国大学，成为一场驱逐犹太知识分子的文化大清洗。这也是德国文化史上最肮脏和耻辱的一幕，因为当大批知识分子被打压和迫害时，本应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德国大学却集体向希特勒效忠。直至数十年后，德国人仍对这一幕感到耻辱，将之视为国家沦丧的一大标志。随之而来的便是焚书事件。在柏林倍倍尔广场上，大批德国经典书籍被焚毁，作者包括海涅、普罗伊斯、卡夫卡、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黑塞、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和巴拉赫等等，近三千种书籍从此被禁。有一段历史对话耐人寻味——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马克斯·冯·劳尔曾站出来抗议纳粹，认为文化清洗给德国科学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害，而希特勒的回应如同一个疯子，他是这样说的：“即使是为了科学，我们的民族政策也不会因此而撤销或改变。如果驱逐犹太科学家意味着现代德国科学的毁灭，那就让我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在没有科学的状况下，推行我们的民族政策吧！”在这疯狂的回答中，德国的悲剧早已注定。1933年到1934年间，德国大学解聘1145名教师。1935年《纽伦堡法》颁布后的一年时间里，又有近500名大学教师被解聘。在这两次解聘大潮中，包括497位自然科学学者（其中化学领域为165人，物理学领域为124人)，459位医学学者，392位社会科学学者（其中经济学家为148人，法学家为112人，历史学家为53人，社会学家为40人，心理学家为27人，教育学家为12人)，291位人文科学学者。1937年到1938年间，德国大学又解聘了160多位“拥有非德意志配偶或非同种类配偶”的大学教师，此时德国高校教师被解聘比例已经高达39％，其中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流失达47％。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又解聘了400多位有犹太血统或犹太配偶的奥地利大学教师。最可笑的是，空出来的大学教师岗位，都被纳粹党内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僚所占据，并且成为学校中最有话语权的人，他们又能教给学生什么？对于有犹太血统的学者们来说，他们在纳粹德国基本无法再找到工作，只能依靠犹太社团临时资助勉强生活。而且，局势一天比一天紧迫，唯一的出路就是流亡海外，否则等待他们的就是集中营与毒气室。其实早在1933年，就有一些德国学者选择流亡。但当时大多数人仍然没有能够洞悉时局，他们选择留在德国，期待局势能有所缓和。但希特勒显然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流亡之路，并在1938年的“帝国水晶之夜”后达到高潮。数据显示，在德国与奥地利被驱逐的2200名学者中，有1400多人选择流亡，还有二三百人因疾病等原因自然死亡，剩下的五百多人大都在1942年后被送进位于捷克特雷津集中营，与欧洲各国的犹太知识分子一起遇害。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学者最初的流亡国家分散极广，第一步就选择美国的占31%，选择法国的占21%，还有14%的人选择英国，11%的人选择瑞士，6%的人选择意大利，还有6%的人选择巴勒斯坦，这也是最为集中的几个选择。流亡注定需要痛苦的适应过程。这些德国流亡学者原本有着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经济条件，流亡异国后，他们必须面对语言关，面对心理落差，还有流亡者的伤感。而且，因为德国一度是世界文化与科学的中心，知识分子受到全世界尊崇，流亡后的心理落差更大。这个适应期也左右了许多人的选择，比如最初很多德国流亡学者选择瑞士，就是因为语言的一致性。而选择美国的学者，普遍有较好的英语基础。此外，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因为具有国际性和实用性，加上德国在1933年之前一直是这两个领域的世界领先者，所以这两个学科的流亡学者更容易被接纳。有趣的是，因为经济危机的缘故，经济学家也成为宠儿。相比之下，人文学科的学者因为偏重民族性，流亡后的出路更为狭窄。学者的流亡与一般难民不同，他们会考量自己未来的高校工作岗位。从这一点来说，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虽然地理位置很近，但并非最佳选择，因为这些国家的高校过于封闭，很难为德国流亡学者提供长期岗位。更何况，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国家也相继沦陷。对于德国流亡学者来说，这些国家不过只是中转站。上世纪30年代，英国大学正陷入招生停滞期，“制造社会精英”的教育理念也与德国在魏玛时代崇尚科学研究的思维不符。也正因为这样，尽管英国是最早向德国学者表示同情并伸出援助之手的国家，却仍因为大学体制的局限性，无法对德国流亡学者提供足够长期岗位。所以，英国也只是德国流亡学者的中转站。相比之下，美国的高校体制更适合接纳德国流亡学者。当时的美国，高校正在急剧扩张之中，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高速增长，大学教育也从精英教育趋向普及教育。相比欧洲大陆国家与英国，美国可以提供更多适合德国流亡学者的岗位。当然，对于流亡学者来说，美国也有不利的一面，比如许多学科（如法学）完全实用主义化，以职业资格考试为最终目的，这让习惯科研化的德国学者很难适应。此外，德国人对于美国文化的疑虑，也一度让许多流亡学者没有将美国放在第一位。尽管美国大学当时的开放性令人称道，但过分的实用主义和物质至上，显然与德国学者一贯的价值观不符。但美国人的主动性扭转了这一局面。早在1933年德国颁布《重设公职人员法》后，美国国内就极为关注德国大学打压并解聘学者的事件，舆论一边倒持同情态度。美国学界也很快成立了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后更名为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提出“挽救那些因纳粹暴政而被从欧洲大学中驱逐出来的学者”。很多美国学者都清晰认识到，德国的文化大清洗其实是美国科学界的发展契机，可贵的是，这些美国学者并没有“不要被外来人抢饭碗”的思维，而是积极向政府与各机构建言，希望全力接纳德国学者。不过从实际操作来说，最初的美国在接纳德国流亡学者一事上也做得不够理想。首先，尽管高校在扩张，但对流亡学者的安置并不算太好，安置人数也不算多。更重要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些年里，孤立主义在美国占据上风，大多数美国人反对松动移民限额，因此美国政府对接纳欧洲难民也持保守态度，从而影响了美国高校对德国流亡学者的接纳。而美国高校中也存在反犹主义现象，同样让德国流亡学者感受到了寒意。在这个关键时刻，洛克菲勒基金会挺身而出。这是一个相当神奇的基金会，它早在1920年代就开始关注德国学者，那时德国还处于魏玛共和国的宽松氛围之中。洛克菲勒公司为这个基金会投入了巨额资金，它最初全力资助医学领域，在1920年后逐渐开始关注社科领域，并在德国资助了大量科研项目。在希特勒上台，德国高校大规模解聘学者时，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开始争论未来的选择。最初，基金会的部分人士也受到反犹太主义的影响，对德国局势产生误判，认为这不过是短期措施。但很快基金会就明确了方向，将资金从此前的德国社科研究项目中撤出，而是改为对德国流亡学者的援救计划。因为当时美国国内高校的反犹主义仍然存在，移民限额也没有松动，高校能够提供的岗位不多，所以洛克菲勒基金会选择了变通的方法，用援助资金将部分流亡学者暂时安置在欧洲。与此同时，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美国国内承担了沟通平台的作用，逐步打消了高校对于接纳德国流亡学者的疑虑。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成立的流亡大学，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多的援助，总计为54万美元，成功拯救了180位欧洲流亡学者。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所致力于接纳自然科学领域的流亡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整体接纳了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当然，这种集中接纳只是少数，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有意识地将流亡学者安置在不同高校，每所高校不超过三名，这就减轻了高校的压力和敌意。后来，欧洲局势的恶化使得美国社会逐步放弃孤立主义，开始接纳更多难民，当然也包括学者。与此同时，因为欧洲各国相继在战争中沦陷，许多最初未选择美国的流亡学者们，又从英法瑞士意大利等国流向美国。此前到达美国并成功安顿下来的德国流亡学者们，则以出色的学术成就证明自身的能力，也让更多美国人明白，接纳德国流亡学者不仅仅是人道主义，也是美国发展的一大契机。于是，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加入了这一行列，宗教组织、慈善组织甚至犹太人占比极高的好莱坞等电影公司，都为营救德国流亡学者贡献力量。而且，援助很快不局限于学者，也包括律师、医生、工程师、媒体人和艺术家等。到1945年，美国成为接纳犹太难民最多的国家，也是接收德国流亡学者乃至知识分子最多的国家。数据显示，除了流亡学者之外，美国还接纳了811名法律工作者，2352名医生，682名记者，645名工程师，465名音乐家，296名造型艺术家，1281名来自其他文化领域的职业者。仅仅德国和奥地利，流亡知识分子中就有六成以上最终移民美国，美国无疑成为这次高素质群体大逃亡的最大受益者。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高素质群体大逃亡，不过并非最后一次。在十几年后，柏林墙建成前后，东德乃至东欧各国的知识分子也上演了类似的大逃亡。图源

继续昨天的话题，德国的住房自有率在欧洲都是比较低的，反倒是那些典型的欧洲穷国，房产自有率普遍很高，比如罗马尼亚，房产自有率超过95%。这一点倒是很容易解释，德国人不需要房子作为自己的资产寄托。而且，在大多数德国人看来，房子不算是真正的资产。或者说，对于有钱人来说，它是锦上添花式的资产，但对于穷人来说，那可能是巨大的负债。德国人的逻辑是，房产要想财富化，就要能套现，如果不能创造现金流，只能拿在手上看数字游戏，那就没有收益可言。房产也不是好的投资工具，无论全款还是贷款，都会降低生活质量，这是德国人不能接受的。更重要的是，在德国炒房，基本上讨不了好。从德国政府的角度来说，房地产业不是GDP的主导产业，制造业才是，发展房地产业完全是得不偿失的做法，反倒会造成民生问题。德国各政党在大选中，不管其他政见有何不同，住房保障这一点绝不会有异议。哪个政党或者候选人要是说要刺激房地产市场增长，别说选票了，整个政治生命都会终结。这一点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一样，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过房地产泡沫，2008年，美国也经历了房地产金融市场引发的次贷危机，但德国就没吃过这样的亏。甚至可以说，德国是唯一没有出现房价大幅飙涨、并始终保持房地产与金融良性循环的发达经济体。曾经在一战后遭遇严重恶性通胀的德国，在通胀问题上始终高度警惕。也正因此，德国始终专注于控制通胀和维护币值稳定。这就使得没有太多流动性资金可以流入房地产市场，同时，低通胀也让人们无需将房产作为保值投资品。即使加入欧元区之后，德国的房产价格控制仍然相当强悍，与许多一加入欧元区就房价大涨的国家迥异。这完全是制度所决定的。在德国，买房的贷款额度采用基于MLV的抵押物价值评估方式，由银行决定。所谓MLV，就是抵押物的可持续价值。它排除投机因素和经济导致的价值波动，反映房子的最低价，甚至是经济严重下滑时期所可能出现的最低价。换言之，你现在要买的房子可能市价100万欧元，你想贷款60万欧元，也就是六成，但是经过MLV评估，房子的可持续价值可能只有60万欧元，那么你拿到的六成贷款就只有36万欧元，需要背负的房贷就从原先预计的40万欧元变成了64万欧元。这就非常有效地堵住了借助杠杆炒房的空间。另外，房贷是长期贷款，受利率变动的影响非常大。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银行都大量采用浮动利率贷款，以此将利率风险转嫁给贷款人。但在德国，房贷始终以固定利率为主导，降低房地产市场对短期利率的敏感程度。购房者可以选择固定期1-5年、5-10年和10年以上等几种固定利率期限。这种做法一方面确保了购房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却也让炒房的空间变小。更能阻止德国人炒房的是成本，尤其是严苛的税制。德国有许多房地产相关税种，包括土地税、租金收入所得税、二套住房税、土地购置税、资本利得税和商业税等。如果是保有房产和使用房产，税负并不高，但一旦涉及交易环节，税负就明显上升。所谓第二套房产税，是指纳税人只要拥有两套或两套以上房产，无论自用还是租用都需要缴纳。租金收入所得税是将租金纳入个人年收入，税率也是按超额累进税征收，大概在14%-45%区间。在交易过程中，不动产交易税是成交价的3.5%-6.5%。房屋所有者在购房后10年内出售，即属投机行为，需要对价差收益部分征收25%的资本利得税。5年内购买3套以上房产会被认定为商业行为，即使购满10年，出售时仍需缴纳3.5%的商业税和19%的销售税。

《炒房》截图▲前几年，波兰有个游戏登陆Steam平台后大受欢迎，名叫《炒房》。它模拟了买房、装修和倒卖的全套流程，为玩家提供了装修房屋所需的各种工具，比如铁锤和打孔器等，还可以让玩家亲自扮演装修工人出现在屏幕上。当然，游戏里最有趣的是投资环节，玩家可以买个很烂的房子，通过装修让它升值，然后倒卖出去赚一笔，继而寻找下一个房源目标。这个游戏的火爆引来了一些中国玩家的嘲笑：“你看，老外没见过世面吧，这也叫炒房？”“真要炒房，需要花心思装修吗？也不嫌麻烦！”在这事儿上，欧洲人确实是少见多怪，对房子的认知不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波兰游戏研发者费尽心思想出来、一度在欧洲风靡的游戏，也只不过停留在“把房子好好装修一下再转手卖出去”的层面上。严格来说，游戏模式甚至对不起“炒房”这个游戏名字。

没有国民性批判和“莱茵模式”就没有“德国制造”（3）即使二战后，德国经济的发展也非一帆风顺。比如在上世纪末，它就一度因为经济滑坡而被讥讽为“欧洲病夫”。当时的德国，劳动力成本增速远超生产力增速，制造业也面对亚洲低成本地区竞争，创新和高科技实力又无法匹敌美国，前景看起来十分黯淡。但近年来，即使周边国家深陷经济危机，德国仍能避开“大坑”，保持着一枝独秀的态势。美国学者戴维·奥德兹与德国教授埃里克·莱曼合著的《德国的七个秘密：全球动荡时代德国的经济韧性》，从七个不同角度分析21世纪以来德国免于经济放缓、低迷和全面衰退，展现出韧性的原因。《德国的七个秘密：全球动荡时代德国的经济韧性》作者：（美）

1985年，卡尔维诺不幸患病离世，与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但是他的才华足以让他成为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所以，与其感叹卡尔维诺错过诺奖，不如遗憾诺奖因为失去卡尔维诺而减色不少。

普里莫·莱维▲1987年，意大利作家莱维自杀。在离开奥斯维辛集中营四十年后，他主动离开这个世界。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瑟尔说：“早在四十年前的奥斯维辛时代，莱维已死。”在莱维的墓碑上，名字与生卒年份的下一行，刻着他在集中营里的号码：174517。在生命的后四十年里，174517这个号码如同烙印，始终跟随莱维。他写道：“奥斯维辛的经历对我来说，是涤荡了我所接受过的任何宗教上的教育和修养……有奥斯维辛，就不能有上帝的存在。我找不到一种解决此困境的良方。我寻找过，但我找不到。”在我看来，这句话比那句“写诗是可耻的”更为震撼，因为它隐含着一个人们无法面对的事实：奥斯维辛其实没有幸存者。■沉默的幸存者是纳粹党卫军的帮凶1919年在意大利都灵出生，并在都灵大学拿到化学博士学位的莱维，1943年底因参加游击队被捕。1944年与其他650名犹太人一起被押往奥斯维辛。这651人中的绝大多数甚至没有见过奥斯维辛真正的样子，因为刚刚抵达，就有五百多老弱被直接送进毒气室。11个月后，奥斯维辛集中营迎来解放，莱维成为这651人中仅存的三名幸存者之一。莱维并不仅仅是集中营的“见证者”，或者说，记录并不是他写作的唯一目的，清算也不是终极目标。莱维更希望探讨的，是人类社会为何会诞生集中营，这不仅仅是政治问题，更是人性问题。他所反对的绝不仅仅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所有法西斯立场。正如他在书中所写：“每个时代都有它自身的法西斯主义。只要我们看见集中的权力剥夺了公民表达和行使自由意志的可能与方法，我们就看见了法西斯的警示标。”突破“记录”层面，去探讨人性，这样的写作环境并不乐观。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存者都因为残酷记忆而沉默，任由时间去抹杀一切。1984年，在这个充满隐喻的年份，莱维出版了人生中最后一部著作《被淹没和被拯救的》。而在此时，欧洲甚至出现了屠犹质疑，有人甚至质疑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否存在。显然，沉默的幸存者成了纳粹党卫军的帮凶。普里莫·莱维〡《被淹没和被拯救的》▲莱维深谙这一切，他写道：“在极权存在时期，统治者用三种武器来伪造记忆和否定现实，这三种武器是：重复宣传，对多元化信息树立壁垒，恐怖主义。在极权衰弱或灭亡之后，受害者人倾向于阻滞受伤的记忆，以免重新激起伤痛。而施暴者则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去回忆，以减轻罪恶感。”一个人要想摆脱这种桎梏，需要“保持正派、真诚，并不断付出道德和智力上的努力”。所以，莱维从未选择愤怒控诉，避免情绪化宣泄引发逆反，而是选择以最理性冷静的方式叙述所见所闻，因为只有这样：“一个见证者才能在司法程序中履行他的职责，从而为公正的判决打下基础。而法官正是我的读者们。”■因为失去了尊严，所以最好的人会最先死去在生活中，很多人在乎生命，在乎金钱，在乎各种各样的东西，唯独不会在意尊严。个人权利的被剥夺，在他们看来根本无所谓，因为活下去最重要。但面对奥斯维辛，莱维最在乎的恰恰是尊严。他在《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中记录了一个细节：在被押往奥斯维辛时，闷罐车厢里塞满了人，只能轮流蹲下休息。比没有食物和水更可怕的是，车厢里并没有便溺工具。换言之，人们只能当众排便，排泄物也在车厢内堆积流淌。他们只能忍受这种屈辱，完全忘记自己所受过的教育，所经历的光鲜。在莱维看来，集中营最可怕之处并非剥夺生命，而在于剥夺尊严。在集中营里，没有人拥有名字，只有直接烙在手臂上的编号，沦为牲畜。许多人只能选择妥协，因为“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奥斯维辛集中营▲也正因此，集中营与那些被权力控制的国家与社会一样，始终处于逆淘汰趋势。正如莱维所写：“那些在集中营里被‘拯救的人’不是我们中间最好的人；相反，他们是‘最糟糕的’：利己主义者、崇尚暴力者、麻木迟钝者、通敌合作者……最好的人都死去了。”这也正是莱维的羞愧之处，因为作为幸存者，他并没有见到集中营最残酷的一面，因为奥斯维辛的故事：“几乎完全是由那些和我一样、从未彻底探究过集中营最底层生活的人们书写的。而那些体验过最底层生活的人，很少能够生还，即使幸存下来，他们的观察能力也会在苦难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尽。”更大的羞耻，则是作为一个人类的现实，莱维写道：“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这种充满人道主义的耻感，是莱维选择自杀的原因。它也侧面说明一点：最好的人总是会先死去。图源

倍倍尔广场上的“空书架”▲在德国柏林的倍倍尔广场上，有一座著名的“空书架”。空书架并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地下，地面上有一块玻璃，可供观看。它建于1995年，由以色列艺术家米夏·乌尔曼设计。在它旁边，刻有海涅那句名言：“哪里烧书，哪里接着就会把人也扔进火堆。”空书架的设立，是为了警示1933年5月10日在此发生的焚书事件。当时，就在广场中央，亲纳粹学生烧毁了数百位自由作家、出版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共计两万多册。据说，如今那个面积约50平方米、高达5米的空书架，32个书架恰恰能放两万多本书。■蔓延全德的焚书对于德国而言，1933年是一个不安分的年份。当年1月，希特勒上台执政，随后操纵了国会大厦纵火案，查禁报刊，镇压反对者。到了5月，德国各地的大学生们齐刷刷地参与了焚书行动，组织者是德国大学生联盟，背后指挥者当然是希特勒和戈培尔。美国记者伯查尔以柏林焚书为主线，记录了这场蔓延全德的焚书运动。他这样写道：“在绝大多数德国大学城里，那些激情昂扬的学生激进分子们正举行焚书仪式，烧毁那些体现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学书籍，小册子，函件和记录。伴随着这一行动的是火把游行，军乐和大喊大叫的爱国演讲——其热闹程度远远超过英格兰福克斯节（每年11月5日）。在德国，有大约30所大学，起码每州一个。每所大学都应点燃自己的大火，但在科隆、海德堡和其它一些地方的焚书仪式被推迟到下个星期举行。”柏林勃兰登堡门▲据记载，当时在倍倍尔广场一带竟然聚集了四万人，而在菩提树下大道上，又聚集了几万人，学生们手持火把，护送着装满书的车子经过，有卡车，也有私家车，此外，还有五千人的游行队伍。他们“用圆木头交叉堆起了一个长宽12英尺，高5英尺的柴垛”，游行者经过时，就将火把扔进去，待大火燃起，就开始焚烧书籍。焚书的学生们▲现场还有学生代表发言，表示同学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烧毁那些“可能瓦解民族运动的‘非德意志’的书和文件”，他还相信从此之后，“德国文学一定会纯洁起来”。在烧书过程中，他们还会高喊作者的名字，比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歪曲我们的历史，诋毁历史上的伟人”，比如“埃米尔·路德维希——进行文学欺骗和背叛德国”，比如“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贬低德国文字和德意志的最高爱国理想”……这些书之所以成为禁书，或是因为它们的作者是犹太人，或是因为它们揭露极权罪恶，或是因为它们反战。纳粹焚书▲后来，戈培尔出现了，他在讲话中宣称：“犹太人的唯理智论已经死亡。民族社会主义开辟了新的道路。德意志民族再一次能用自己的思想表现自己。眼前这些熊熊大火不仅仅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它们也照亮了新的时代。年轻人们第一次有这样的权力来清除旧时代的产物。如果老一辈的人无法理解所发生的这一切，那么让他们明白，我们年轻人已经这样做了。旧的东西在烈火中消亡，新的事物将在我们心中的火焰里诞生。”伯查尔还写道：“在柏林，仅第一批禁销书的作者名单就有4页打印纸那么长，包括160位作家，其中的许多人过去从未听说过。此时，似乎任何一个在旧书店里逛过一二次，或自以为某种书是不健康的学生，都可优先提出一本该销毁的书。”后来，海涅的名言成了现实（他自己的书也在那晚被焚之列），焚书之后果然是焚人。六百万犹太人死难，无数人被送进焚化炉，而那些狂热的大学生们，也有无数变成了二战中的炮灰。■德国人的反思2008年，德国出版了《焚书之书》（福尔克尔·魏德曼著），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此书记录了焚书事件中被列入首批名单的九十四位德语作家和三十七位外语作家的情况。在这个名单里，包括了作家、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记者，有人称之为“人类文化精华”，并不为过，仅仅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便有爱因斯坦、弗洛伊德、茨威格、杰克·伦敦、海涅、卡夫卡、托马斯·曼、亨利希·曼、雷马克、瓦尔特·本雅明、爱伦堡、哈谢克……2008年，德国还出版了“焚书丛书”，第一辑共有十种。藏书家萨尔茨曼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搜集纳粹时代的禁书，已藏有一万二千五百本曾被焚烧的书籍。德国人并不忌讳反思，除了出版物之外，揭露纳粹罪恶的博物馆、集中营旧址、纪念碑等也遍布德国。2003年，也是在柏林焚书丑行发生的七十年后，德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思活动。最著名的是在柏林艺术科学院举行的“火刑中的文学，烈焰里的精神”大型纪念会。在另一场朗读会上，女演员伊丽斯·贝尔本分别朗诵了《安娜日记》和《戈培尔日记》的片段。时任德国文化部长的魏斯在讲话中称：“在熊熊烈火中消失的不仅仅是书籍，而且还有德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知识分子出于恐惧必须缄默的历史不应在德国重演。”■沉默也是一种罪恶和耻辱“出于恐惧必须缄默”，这确实是焚书时代的真相，也是德国知识分子们的污点。在焚书事件发生后，德国知识界陷入窒息般的恐怖中，直到那年秋天，这种恐怖演变为丑陋，德国各大学的近千名教授集体公开宣誓，表示支持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第三帝国的兴亡》将这一幕称之为“使德国学术界的光荣历史蒙受污辱的出卖灵魂的景象。”早在焚书当日，茨威格就写信给友人罗曼·罗兰，这是两位伟大作家对焚书一事的见证。茨威格在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朋友，我今天要告诉你，5月10日是光荣的一天，因为我的书在柏林劈柴堆上被焚烧了，就在我曾经当着千人的面做过报告的那个大学面前。”最让茨威格失望的，是德国知识界的表现，他写道：“有一个作家抗议过焚烧韦费尔、瓦塞尔曼、施尼茨勒和我的书！没有！没有！没有！连在私人信件中都不敢提……好了，再见！再过几小时，柏林的劈柴堆就要燃烧了。但我要继续活下去，我希望，我的书也要继续活下去！”两个“活下去”，只如愿了一半。茨威格的作品确已不朽，可是，他本人却在这之后颠沛流离，有家难归。1942年，他怀着“欧洲文明已死”的绝望，在巴西自杀。茨威格并不是唯一的悲剧，爱因斯坦在焚书后坚决离开，并发誓不再回德国。有许多学者和作家被驱逐被流放，最终客死异乡，还有一些人未能离开，后来被抓入集中营，再也没有出来，比如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评论家奥希耶茨基。也有一些人，在焚书事件中选择与狂热青年们同流合污，出现在倍倍尔广场上，以换取一时安定，却留下了一生的污点。他们中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诗人恩斯特·贝尔特拉姆，学者汉斯·瑙曼……海德格尔后来甚至投怀送抱，表示效忠纳粹。更多的人则选择了沉默，就像魏斯所说的那样。沉默也是一种罪恶和耻辱，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沉默。当知识分子放弃独立思考、不再捍卫思想与尊严时，邪恶必将为所欲为。图源

今天是加缪的诞辰。年少时读过的《西西弗神话》，曾解释我内心的疑惑。加缪写道：“荒诞产生于人与世界的对立与碰撞，而一个认识到荒诞的人无法回到曾经麻木的状态中去。”加缪还认为，人应反抗荒诞，人类只有在与阴暗面永恒的抗争中，才能重拾生存的尊严，否则，就只有逃避与屈服。但他的反抗绝不是暴烈的，而是以幸福为依归。西西弗将巨大的石头推上山顶，再看着它滚下来，如此循环往复，本质上就是荒诞的，但“人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这是一种答案。西西弗的努力，本质上是一种对抗宿命的悲壮。荒诞与尊严，是加缪哲学的母题。在荒诞世界里，如何确保尊严，是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无数人终此一生，都不会寻得答案。加缪就是在对这两个母题的探讨中，展示了一条自由人道主义之路。1960年，在加缪的葬礼上，他曾经的挚友、后来的论敌萨特在悼文中写道：“他那固执的、局限而纯粹的人道主义情怀，向我们时代里那些广泛而丑恶的秩序发起了充满疼痛的挑战。但也正是通过这些顽强的抗争，加缪在我们这个现实的金钱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盛行的世界中，重新确认了道义的存在价值。”今天是阿尔贝·加缪的诞辰。1913年11月7日，他出生于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加缪这代人，承受着世界的痛苦和希望。他们生于一战前后，20岁左右遭遇希特勒上台，随后便是二战和集中营，中年后则是冷战阴云。在他们的人生中，动荡从未平息。加缪的父亲就是在一战中阵亡，母亲带着他移居贫民区的外祖母家，生活极其艰难。1923年，幸得一位乡村小学教师路易·热尔曼的坚持，才让加缪得以继续上学。1933年，加缪进入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1935年，加缪开始从事戏剧活动。1937年，他出版了随笔集《反与正》，讲述人在被异化世界中的孤独感，还有人在面对罪恶和死亡威胁时的选择问题，堪称他日后思想的发端。1940年，加缪来到巴黎，在《巴黎晚报》担任编辑。就在这一年6月，德军入城，巴黎沦陷。加缪于年底离开巴黎，回到阿尔及利亚，其后一年半的生活，让他开始酝酿《鼠疫》。1942年，加缪再次前往巴黎为《巴黎晚报》工作，其后秘密参与抵抗运动，主编地下刊物《战斗报》。同年，加缪出版了成名作《局外人》，提出了存在主义的“荒谬”观念。随后，他开始写作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局外人》中的默尔索，与身边那些虚伪懦弱麻木的人完全不同，他洞悉社会本质，并骄傲地对这个荒诞世界进行反击，而反击的手段，就是用真心去热爱这个世界。他说：“一切特立独行的人格都意味着强大。”这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许多人甚至认为没有之一。“局外人”也是西方世界最为经典的文学形象和意象之一。加缪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洞悉一切的本质。相比跨越信仰盲目而行的萨特，加缪深知革命的荒诞，在他看来，杀死狱卒式的反抗，不过是让其他狱卒取而代之，死于苏联集中营与死于纳粹集中营，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至于乌托邦，去他的乌托邦。在《局外人》中，检察官依据默尔索在妈妈葬礼上的冷漠及个人生活定夺罪行，法律形同虚设。在庭审期间，默尔索如同局外人，生死被外人所操纵，“可以这么说，他们好像在处理这宗案子时把我撇在一边，一切都在没有我的干预下进行着。我的命运被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这样的荒诞，是对所谓乌托邦的最大讽刺。但即使如此，默尔索依旧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守着真实与美，直至生命终结。1943年，加缪结识了萨特和波伏娃，并成为极其亲密的朋友。只不过，相比萨特对苏联的赞赏，加缪则持不同看法。1947年，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出版，这也是他最经典的作品。《鼠疫》讲述了在奥兰发生的一场瘟疫，当地政客选择了掩盖真相，直至掩盖不住，不停上涨的死亡人数使得人心惶惶。里厄医生等人组织了一支志愿者队伍，与鼠疫搏斗。在这段艰难日子中，一切都显得无序，但爱与希望却始终与疫情对抗。在《鼠疫》结尾，加缪写道：“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远不会消亡，这种杆菌能在家具和内衣被褥中休眠几十年，在房间、地窖、箱子、手帕或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会等到那么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大批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里死去，给人带去灾难和教训。”他笔下的鼠疫不仅仅指疫病，还有一切笼罩在人类头顶的阴云，比如专制。1951年，加缪发表哲学论文《反抗者》，遭遇左翼知识分子的攻击，并与萨特等人陷入论战，最终决裂。在《反抗者》中，加缪以人类的权利和尊严为准绳，表达了自己对专制的蔑视，不但得罪了萨特，也得罪了布勒东和超现实主义团体，进而引发各方谩骂。那个时代的法国，确实在狂热中暴露出极度的幼稚。当然，这与历史有关，面对二战的黑暗，知识分子总想寻找未来，无奈所托非人。那个阶段的加缪无疑是痛苦的，但他选择了坚持。1956年，加缪发表中篇小说《堕落》，表达对萨特乃至存在主义的质疑。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至于萨特，早已走上了歧路。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随后一次讲座中，一名阿尔及利亚学生责问他为何对阿尔及利亚独立事业默不作声，加缪只回应了一句“我相信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将首先保卫我的母亲。”这句话让加缪备受非议。但加缪口中的“母亲”，不仅指自己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并被恐怖袭击所威胁的母亲，也指一切在暴力面前遭遇威胁的生命。他当然相信正义，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为阿尔及利亚人的权利奔走呼号，他比同时代的法国知识分子更能理解阿尔及利亚人的生存境遇，学生对他的指控毫无依据。但正如他在《反抗者》中所写的那样：“历史所经历的最大革命中所包含的最终极悖论便是，它通过一长串无休止的非正义与暴力去追求正义。”在加缪看来，真正的正义从来都不会在暴力中诞生，而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与信任。当年12月，他在瑞典一所大学的演讲中坦言：“面对时代，艺术家既不能弃之不顾也不能迷失其中。如果他弃之不顾，他就要说空话。但是，反过来说，在他把时代当作客体的情况下，他就作为主体肯定了自身的存在，并且不能完全服从它。换句话说，艺术家正是在选择分享普通人的命运的时候肯定了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艺术的目的不在立法和统治，而首先在于理解。”1960年1月4日，加缪从普罗旺斯前往巴黎途中遭遇车祸当场丧生，年仅47岁。对于加缪的意外离世，许多人直到今天仍难以接受。他们无法相信想加缪这样的伟大作家居然会死于车祸。甚至有人提出阴谋论，认为加缪死于政治谋杀。这种论调当然荒谬，但也说明了人们对加缪的热爱。加缪生前，每有新作问世、新戏上演，都会让法国评论界为之震动。他也长于交际，在巴黎社交圈中口碑极佳。在车祸离世前夕，他还在三天内为三位不同女性写下情书，可见风流。这种生存方式，实际上也是加缪对荒诞的回应，甚至如他所言，“生存本身就是对荒诞最有力的反抗”。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一段讲话，可以视作他对自己乃至整个时代的总结：“每一代人都以改造世界为己任，不过我这一代人知道它改造不了世界，但它的任务也许更伟大，这任务是阻止世界分崩离析。这一代人继承了一段腐朽的历史，其中堕落的革命、疯狂的技术、死去的神祇和筋疲力尽的意识形态都搅作一团，平庸的政权今天可以毁灭一切，却不知道如何让人信服。因此，这一代人不得不从自我否定开始，来恢复些许造就生与死之尊严的东西。”正是这种寻找尊严的勇气，正是他的不顺从，还有对自由的渴望，让加缪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导师。加缪语录一切特立独行的人格都意味着强大。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想，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没有对生活绝望，就不会爱生活。忧伤者有两种忧伤的理由，要么他们无知识，要么他们抱希望。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不要走在我后面，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不要走在我前面，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请走在我的身边，做我的朋友。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我们很少信任比我们好的人，宁肯避免与他们来往。相反，我们常对与我们相似、和我们有着共同弱点的人吐露心迹。我们并不希望改掉弱点，只希望受到怜悯与鼓励。当对幸福的憧憬过于急切，那痛苦就在人的心灵深处升起。当我听某个人说话听烦了，想要摆脱他时，就装出欣然同意的样子。如果你继续去寻找幸福是由什么组成的，那你永远不会找到幸福。如果你一直在找人生的意义，你永远不会生活。在光亮中，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一个人只要学会了回忆，就再不会孤独，哪怕只在世上生活一日，你也能毫无困难地凭回忆在囚牢中独处百年。自由应是一个能使自己变得更好的机会。这个世界充斥着谎言和奴性，孤独的荒草到处疯长。无论我们每个人有怎样的弱点，对自由和高贵的追寻永远植根在两种艰难的介入中：拒绝谎言，反抗逼迫。诞生到这个荒谬世界上来的人惟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一个人不可能永无止境地忍受寒冷或不公。图源

1981年，美国摇滚巨星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曾以游客身份经过柏林墙。他在自传《生为奔跑》中写道：“我和史蒂夫冒险通过查理检查站，在东柏林待了一个下午。你随身携带的任何报纸杂志等印刷品都会被东柏林边境的哨兵没收。那里完全是另一番天地，你能感受到靴子在踩，街道一片死寂，你明白压迫是真实存在的。史蒂夫的世界因此彻底改变了。欧洲之行后，这个一向宣扬摇滚乐不应该跟政治扯上任何关系的人变成了一位激进分子，他自己的音乐也傲然转向政治。那堵墙俨然将世界劈成两半，那种粗暴、丑陋以及让人匪夷所思的现实不应该被轻视。”斯普林斯汀也因此立下心愿，要为东德人民演出一场。1988年夏天，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那一年，他在欧洲举办“爱情隧道快车巡回演唱会”，得以临时在东柏林加开一场。《生为奔跑》中写道：“1988年我们又来了一次，为一眼望不到边的东区民众演出。16万名观众浩荡而来，举着手工缝制的美国国旗……一年之后，柏林墙就倒了。”虽然当时东德官方禁止民众获取西方世界的各种信息，但书籍、音乐和电影都在地下流传。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对自由的追求，也让东德人有了极深共鸣。7月19日那天，数十万东德人齐聚，冲撞会场大门。主办单位只能拆掉安全围栏，少有地屈服于民众。这场演唱会得以举行，难度之大超出许多人的想象。首先是漫长的演出许可申请，若不是东欧铁幕已然松动，一个西方歌手不可能获得演出许可。而就在演唱会举行前一天，主办单位为演唱会加了一个“为尼加拉瓜演唱”的名头，意在打着“批判里根”的旗号迎合当局“口味”。但斯普林斯汀当然不愿自己被这样利用，而且是完全歪曲的利用，一度决定放弃。所幸主办单位及时将有关尼加拉瓜的标语撤掉，才将斯普林斯汀留住。那是一场何等激昂的演唱会，连现场军警都融入到热切气氛中。十几万人合唱《生于美国》的场面，更是世界音乐史上不可抹掉的记忆。当然，相比演唱，更震撼世界的是斯普林斯汀用临时学习的德语所说的那段话：“很高兴来到东柏林。我不是来支持或者反对谁的，我来这里就是来为你们表演摇滚乐。希望有一天，所有障碍都能被拆除。”这段话临时做了修改，比如原先的“围墙”被改成了“障碍”，但这无碍于信息的表达与接收。几十年后，仍然有前东德人心潮澎湃地说：“那是第一次，有人对我们说希望拆除所有障碍。”这场演唱会对东德人的震撼，早已超越了时间的障碍。即使到了今天，许多已经老去的现场观众仍将之视为人生中最动人的时刻之一，与柏林墙的倒塌并列。在他们看来，那个狂热的夜晚，就是一生的转折。他们终于知道，自己最渴望的是什么，最需要的又是什么。一年多后，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冷战结束。2012年，斯普林斯汀重返已经统一的柏林，再度举办演唱会，现场有歌迷举起“东柏林1988”的标语。斯普林斯汀的人生，见证的何止柏林墙的倒塌。在《生为奔跑》中，他讲述了自己在新泽西一个普通小镇的成长历程，以及这段充满诗歌、危险且黑暗的岁月如何推动他走上音乐之路。7岁时，他在电视中看到“猫王”的处女秀，成为音乐人的梦想由此被唤醒。他还描述了如何怀着这一梦想，组建乐队叱咤家乡酒吧的年轻岁月，以及陪伴他40多年的E街乐队的崛起。1949年，斯普林斯汀出生于新泽西弗里霍尔德。在超过半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获奖无数，入选“摇滚名人堂”。他的唱片销售突破1.2亿张，超越麦当娜、邦·乔维、鲍勃·迪伦等人。曾被选为《时代》杂志“百大影响力人物”，美国权威音乐杂志《滚石》“史上最杰出艺术家”。在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勋章”时，时任总统奥巴马说：“他的创作为每个人保留了位置，说明无论出身何种阶层，都拥有发声的权利。”60年代，斯普林斯汀组建了当时全美仅有的融合白人和黑人的乐团，70年代创作《河》致敬美国经济萧条时期努力奋斗的打工者，80年代以《生于美国》反思越战，90年代以《费城街头》声援艾滋病人……也正因此，他的创作被誉为美国的“第二国歌”。斯普林斯汀的人生，本就如一部励志片，承载着许多人期望的“美国梦”。他出身贫困，幼年时遭遇父亲的酒后暴力。所幸有祖父母的宠爱，才让他拥有安全感并崇尚自由。尤其是上学后，天主教学校的严厉管教方式让他很不适应，“除了圣诞节和你的生日，剩下的日子都是无边无际的严酷的漆黑。没有什么可期待，也没有什么可回顾；没有历史，没有未来”，所幸“猫王”的音乐陪伴，让他觅得一线自由曙光。于是，斯普林斯汀买了一把廉价吉他，这是他唯一的“解药”。60年代的工运，70年代的反战运动，斯普林斯汀适逢其时，并勇敢站出来，以摇滚乐引领抗争。1971年，斯普林斯汀成立了“E街乐队”，这支融合黑人与白人的乐队与种族歧视正面对抗，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历史。书名：《生为奔跑》作者：[美]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译者：樊维娜

▲第戎被誉为“塔尖之城”，随处可见尖塔站在“好人菲利普塔”的顶端，法国第戎老城景致尽收眼底。脚下这座“好人菲利普塔”，外观方方正正、平平无奇，是老城里最无特色的建筑之一，却也是最传奇的建筑之一。据说，当年的“好人”菲利普公爵为了安全，每天都要到塔顶睡觉，想来只是以讹传讹，毕竟每天晚上爬三百多级台阶上塔顶，怎么看都不像当年贵族会做的事情。在勃艮第公国的五百年历史中，“好人”菲利普堪称名气最大的公爵。所谓“好人”，可不是指心地善良，只是就其贵族举止而言。他的人生轨迹基本与“好人”扯不上关系，反倒热衷形象工程，使得勃艮第公国耗尽财力与人力。他执政时间长达48年，以至于有人揶揄他“唯一缺点就是活得太长”。他也曾介入英法百年战争，手下的勃艮第军队俘获圣女贞德，并将之卖给英国。后来，英国控制下的宗教裁判所对贞德判以女巫罪和异端罪，并在法国鲁昂实施火刑。关于“好人”菲利普将贞德卖了多少钱，一直众说纷纭，但以其精明，肯定不会做亏本生意。“好人菲利普塔”所在的勃艮第公爵宫，始建者是“好人”菲利普的爷爷“勇敢者”菲利普，之后由历任勃艮第公爵陆续扩建。主宫殿和“好人菲利普塔”，都是“好人”菲利普任期内兴建，不过如今仍然保留的14-15世纪建筑已然不多。▲公爵宫勃艮第公国覆灭后，公爵宫曾是勃艮第地区议会所在地，也因此得名“勃艮第公爵及等级制议会宫”的长名。17世纪，凡尔赛宫最重要的建筑师朱尔斯·阿杜安·芒萨尔对公爵宫进行翻修，融入新古典主义风格，也就是如今所见的样子。它一分为三，由市政厅、第戎美术馆和“好人菲利普塔”组成。公爵宫的建筑群非常完整，主建筑外立面山墙上的雕塑十分精美，徽章两侧有复杂麦穗，还有盾牌与刀斧等元素，大门上方有15世纪的圣母像。院门两侧的建筑外墙各有四根圆柱支撑，阳台的铁艺围栏勾连立柱，三角形山墙上的宗教雕刻精致细腻。主宫殿东翼的美术馆创办于1799年，是法国最大博物馆之一，收藏众多珍品，西翼则是市政厅。▲公爵宫立面雕花公爵宫前的自由广场被誉为法国最美广场之一，与公爵宫隔广场相望的弧形建筑同样出自芒萨尔的设计，如今多半是名店和咖啡馆。自由广场最初是练兵场，也曾是皇家广场，如今的“自由广场”之名，显然印证了时代变迁。▲公爵宫前的自由广场广场中央的两条喷泉道，在夏日阳光下最为耀眼。有人牵狗经过时，便让狗狗淋湿降温。孩童们纷纷在此嬉戏，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最有趣，在喷泉间跳来跳去，身上难免被打湿，母亲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笑望，并不在意。▲自由广场喷泉边嬉戏的孩子以自由广场为中心，多条道路在此发散而去，构成第戎老城的框架。随便走入任意一条，两侧都是古朴建筑，记载着勃艮第公国的风光。▲第戎老街由理查德伯爵于公元9世纪建立的勃艮第公国，最初不过是第戎和周边小小范围，可后来却急剧扩张，成为法国国王的心腹大患。勃艮第公国通过战争与联姻，版图覆盖今日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洛林地区。它也曾试图摆脱法国控制，建立独立国家，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更是第三大势力登场。但在百年战争结束后不久，“大胆”查理公爵在南锡战役中战死，勃艮第公国因无男性继承人而陷入危机。其后，哈布斯堡家族依靠联姻控制了勃艮第公国的尼德兰地区，法国则以宗主国身份收回勃艮第公国本土，勃艮第公国从此消失。勃艮第公国虽然远去，可旧时“吉祥物”仍在，并且衍生为第戎最著名的旅行路线——猫头鹰路线。距离自由广场不远处，便是第戎圣母院。它修建于1230年至1250年间，是勃艮第哥特式建筑的典范。它的灰白色墙身看似寻常，但外观别致，一楼拱门以细柱组合装饰，二楼与三楼由一根根廊柱装饰，廊柱上下有各种怪异石像，用于排水。这些排水兽是19世纪的复制品，真品已于中世纪拆除，原因是当年有只排水兽跌落，砸死了一位在教堂举办婚礼的商人，第戎市政厅于是决定将之全部拆除。▲第戎圣母院圣母院顶端的雅克玛尔钟是第戎的地标之一，钟楼建于1382年，钟则是勃艮第军队远征比利时的战利品。它由四个小人组成的“雅克玛尔一家”定时敲钟，雅克马尔和杰奎琳夫妻每到整点就用锤子敲响大钟，两个孩子则会每隔一刻钟敲响小钟。▲第戎圣母院立面当然，圣母院最知名的是北立面雕刻的小猫头鹰，据说是当年建筑工人的顽皮之举。传说人们用左手抚摸它许愿可带来好运，于是小猫头鹰的坚硬石身就被摸了几百年，如今已然被摸到面目模糊。也正因此，猫头鹰成了第戎的吉祥物，走在街头总可见到猫头鹰标志，只要做个低头族，跟着猫头鹰箭头向前走，便能走遍老城的重要景点。▲随处可见的猫头鹰标志相比巴黎圣母院，第戎圣母院的体量小得多，堪称袖珍版，也是勃艮第地区最小的哥特式教堂。小小的第戎，可不止这么一个袖珍版。在古城的另一侧，是袖珍版的凯旋门。这座吉约姆凯旋门以11世纪改革家吉约姆之名命名，所在的达西广场是狭窄紧凑的第戎老城里空间最为舒展的地带。广场位于以自由广场为核心的自由大街尽头，背靠创建于1880年的达西公园。公园堪称第戎绿肺，围绕工程师达西建成的储水池兴建绿地。广场四周遍布餐厅与咖啡馆，也是第戎最好的觅食去处。▲吉约姆凯旋门第戎是法国最著名的美食城之一，味道浓烈的芥末酱使之有“芥末之都”的声誉。早在14世纪，勃艮第就开始大力发展芥末种植，并明文规定芥末酱的制作方式和质量，要求以“上好芥末子和经过认证的醋调制”制酱。后来配方经过改良，将一般的醋换成用未成熟葡萄酿成的醋，更使得芥末酱呈现更多层次的酸味。走在第戎街头，总可见到一瓶瓶不同风味的芥末酱售卖。▲第戎街头随处可见一瓶瓶不同风味的芥末酱售卖第戎芥末酱的另一个秘诀，则在于勃艮第葡萄酒的使用。勃艮第葡萄酒堪称葡萄酒世界的王冠，一条酒乡之路被誉为“勃艮第香榭丽舍大道”，第戎正是这条大道的起点。此外，法国的两道经典名菜——焗蜗牛与红酒炖牛肉，也都源自第戎。相比开阔的达西广场，当地人最喜欢的佛朗索瓦·吕德广场又是一个袖珍版广场。这个周长不过两百米的小广场，中央喷水池有一座脚踩葡萄的人像，象征着葡萄酒酿造中极为重要的踩葡萄环节。广场得名于巴黎凯旋门上“马赛曲”浮雕的创作者佛朗索瓦·吕德。▲佛朗索瓦·吕德广场由自由广场、达西广场和佛朗索瓦·吕德广场串起的第戎老城，不仅遍布各种教堂和市政建筑，也拥有大量私人府邸，如尚贝朗公馆、沃居埃公馆、米利耶尔府邸和米尔桑府邸等，它们普遍采用勃艮第石料建造，配以木筋墙和琉璃瓦顶，极尽奢华。1784年生于第戎的佛朗索瓦·吕德，年少时每日流连于老城街区，在这些别致建筑中汲取艺术养分和灵感，最终成长为那个年代法国最著名的浪漫主义雕塑家。吕德不是唯一受益者，比他晚出生48年的同乡古斯塔夫·埃菲尔，在第戎生活到18岁，同样在这个建筑博物馆中耳濡目染，后来成为法国最知名的建筑师之一。不过，他的代表作品因为不够古典而备受争议，它便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第戎老街图源

▲鹤见俊辅2001年，79岁的鹤见俊辅在电视对谈节目中望着京都法然院的庭院，指着飘落的树叶说道：“现在的自己，就在那一枚树叶之中，凝视着世界从眼前掠过的一瞬间。感觉就是那样。”14年后，93岁的鹤见俊辅辞世。这位致力于反战的自由主义者、日本战后思想界巨人的离去，也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终结——执战后日本思想与言论牛耳的“战前派”与“战中派”（分别指在战争前与战争期间形成人格的两代人）知识分子就此谢幕。因为曾经历战争的残酷，鹤见俊辅与竹内好、丸山真男等知识分子对近代日本有更透彻的分析与批判，对日本在二战后真正迈向现代文明贡献良多。1922年，鹤见俊辅出生于日本东京。他家世显赫，父亲鹤见佑辅和外祖父后藤新平都是日本政界中坚。鹤见佑辅被喻为“公关外交先驱”，二战后参与筹组自民党，并担任过厚生大臣，在二战前便有亲英美派自由主义政治家与作家的名声。后藤新平曾任内务大臣和外务大臣等要职，俊辅的叔叔鹤见宪则是外交官，曾任日本驻新加坡总领事。15岁时，鹤见俊辅前往美国留学，16岁就读哈佛哲学系，师从卡尔纳普与蒯因等大家。留美期间，他曾因无政府主义倾向而被捕，论文都是在拘留所的马桶盖上完成。尽管认为二战日本必败，鹤见俊辅仍然在毕业后返回日本，原因是“想在日本人当中迎接战败”。在日本的强制征兵中，患有肺结核的他每日长跑，希望咯血来免除兵役，但未如愿，不得已服兵役，主动选择从事海军文职工作。1944年，因身体原因，他被遣返日本国内休养，迎来预料中的战败。1946年，他与姐姐鹤见和子、政治学家丸山真男等人组成“思想之科学研究会”，并主导杂志《思想之科学》发行，该杂志在二战后批判日本人思维方式，对日本影响深远。60年代，他参与日本国内反越战运动，90年代参加慰安妇求偿运动。这位坚定的反战主义者，居然曾经是个叛逆少年。因为出身显赫，家教过严，他小学时便开始逃学和交白卷，还曾试图自杀，数次被学校开除。14岁时，父亲一度认为他无可救药，于是建议给他买块地盖个房子，让他养蜂找老婆过一辈子。但鹤见俊辅并不愿意，于是被送去美国，从此改变人生。当然，年少时的俊辅并非一味叛逆，他有近乎饥渴的阅读欲望和良好阅读习惯，从小博览群书，记忆力非凡。书名：《鹤见俊辅传》作者：[日]黑川创译者：夏川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品方：一頁folio出版时间：2021年7月定价：88元undefined他的从军经历虽非自愿，但也为他带来了难得的体验，也为反战思想奠定了更大基础。他对日本军国主义有了更透彻观察，见到了日军的各种罪恶行为，包括杀害平民、侵害慰安妇等。这段经历让他对日本人深感绝望，但也让他对国家、政治和人性有了更深刻理解。也正是这样的理解，催生了《思想的科学》这份持续半个世纪的刊物。共发行五百三十六期的它，是战后日本最负盛名的思想杂志。而随刊物而组建的各种研究小组和读书会，也成为众多日本知识分子的阵地，并使得《思想的科学》获得“鹤见学校”之名。在鹤见俊辅看来，近代日本知识分子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有人写道：“在以‘文明开化’为口号的急速现代化进程中，明治政府高度依赖知识分子，从而造成了他们的特权地位，这一点与同时代的英、美、德、俄等国家不同。国家政策与知识分子自身使命感高度重合，进一步造就了他们独特的精英意识”，到了日俄战争时期，“日本知识分子从此前明治时期‘自己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服从权威的‘被造就的知识分子’，这是成败的转换点”，因为“这些‘被造出来的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但擅长学习；他们适于和平时期的建设，却无法应对变局。”也正因此，鹤见俊辅始终强调日本知识分子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他对战争的反思，也完全体现了这一点。虽然他在二战中并未被编入日军前线，只是简单文职工作，但从未为自己开脱，而是坦言“我没有杀人是一种偶然。”到了战后，对于“战争由军部主导，责任不在国民”的说法，鹤见俊辅也并不认同，而是认为“这是我们自己发动的战争。”而且，鹤见俊辅从未困守书斋，而是时常在社会运动中勇敢发声。从1960年代的安保斗争、“反越战”，到大学的学生运动，他始终站在自由主义这一边。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说：“自由主义者这个词就是为他准备的”。一个一生都未曾放弃思考的人，会走更波折与艰难的路，但鹤见俊辅曾说过：“思考这些事情，什么意义都没有吗？我不觉得如此。将存在整体回顾成什么样的事物，决定了我一生的意义。”图源

▲慕尼黑大学在德国城市旅行，大学往往被攻略列入景点，但问题是，大学到底在哪里？我第一次前往德国旅行时，尝试找过大学，却找不到想象中的校园。后来才知道，大学原来无处不在，只是没有围墙，校区乃至教学楼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这种现象非德国独有，欧美国家基本如此。中国大学几乎无一例外都有围墙，校园内有教学楼，有生活区，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学生甚至可以不出校门就满足所有生活需求。外人想进学校，有时会被保安阻拦，旁听课程、进入图书馆等更是基本别想。但德国乃至欧洲的许多大学都没有实体围墙，而是与城市融为一体，学校建筑成为城市功能的一种延伸。从慕尼黑到海德堡，从科隆到莱比锡，从马尔堡到亚琛，从明斯特到弗赖堡……我走过许多大学城，从未见过一个封闭而完整的校园，也很少见到正式的校门。倒是在行走之间，常常于街头巷尾邂逅一栋或大或小的建筑，惊喜地发现它是大学的某个院系。▲海德堡大学也正因为开放的校园，学生得以完全融入社会，既没有有形的墙束缚自己，也没有内心的围墙。人们也可以自由进入学校，可以自由听课，可以使用学校的图书馆（虽然没有借书证就不能把书借出来）。这其实是欧洲大学的一种传统，后来又延续至美国等国家。在中国，高校资源往往集中于一线城市，但在欧洲，大城市里当然也有好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便是典型，但当年欧洲人更喜欢找一个美丽安静的小城镇建立大学，甚至小城镇即大学，剑桥牛津如此，德国的许多名校也是如此。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小城，往往有三四万大学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城。即使是慕尼黑大学、洪堡大学等位于大城市甚至中心城市的大学，也从来不会圈地建围墙，而是在建校之初就沿街而建，或者租用城市原有建筑，与市政交通、规划连为一体。这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开放。▲洪堡大学图片均来自网络欢迎分享，转载、商务合作请私信联系RECOMMEND推荐阅读一所大学闹分家，结果撑起两座城市这个超过三亿人患上的恶疾，曾被古代人类视作恶灵附身写作的最高使命是战胜谎言

“正如佛朗哥通过其战争努力的性质所展示，以及在私人与公开谈活中所阐明的那样，他所从事的，是一项对恐怖事业的投资。在1939年4月初西班牙全境均落入他手中之后，反对共和国的战争将以其他方式继续进行。战场不再是前线，而是法庭、监狱、集中营和劳改队，甚至是追捕流亡者的道途。最紧迫的任务是对聚集在东部海岸的共和国支持者进行甄别和惩处，在新近陷落的省份中开展肃清行动，以及将数十万囚犯押到各个劳改营中。为了对佛朗哥的胜利加以长期制度化，需要完善国家恐怖机制，以保护和监督其‘初始投资’。因此，颁布于1936年7月的戒严法直到1948年才被废止。在1939年5月19日于马德里举行的盛大游行中，作为主持者的佛朗哥在演讲中明确表示，他本人并无意宽大为怀，而镇压将长期进行。”《内战之殇：西班牙内战中的后方大屠杀》中的这段陈述，记录了西班牙的黑暗历史。书中对西班牙的佛朗哥独裁政权的合法性进行了深入剖析，在普雷斯顿看来，佛朗哥先是通过炮制第二共和国的罪名，为叛乱寻找借口，其后通过各种捏造罪名，大肆杀害持不同政见者和无辜者，而在政权建立后，则通过洗脑重写历史。也正是通过这三部曲，使得西班牙社会直至今天仍然无法直面内战大屠杀这段黑暗历史。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爆发内战。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扎尼亚的共和政府军与西班牙人民阵线左翼联盟，一起对抗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为中心的西班牙国民军和长枪党等右翼集团。前者有苏联、墨西哥和国际纵队的援助，后者则有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和葡萄牙的支持。因为西班牙自身的意识形态冲突，还有外部支持者的政治背景，这场内战被认为是二战的前奏。曾在大航海时代成为欧洲第一强国的西班牙，此时早已没落。因为政治封闭守旧，远远落后于时代，经济日渐萧条，沦为欧洲的贫穷农业国，“大庄园制度”成为西班牙半封建社会的标志。在社会矛盾激烈，左右翼分子互相攻击，政府改革失败，旧势力军人和宗教人士心存不满的状态下，西班牙走向内战，最终促成佛朗哥的独裁统治。1936年7月17日，驻摩洛哥和加那利群岛的西班牙殖民军在佛朗哥与埃米利奥·莫拉等将领策动下发动叛乱。叛乱迅速蔓延到本土的加的斯、塞维利亚、萨拉戈萨和布尔戈斯等大中城市。叛军趁政府犹豫之际，迅速占领西属摩洛哥、加那利群岛、巴利阿里群岛以及西班牙本土北部和西南各省，7月30日在布尔戈斯成立“国防执政委员会”，南北夹击马德里，意图夺取全国政权。1939年4月初，西班牙全境均落入佛朗哥手中。此时，战场不再是前线，而是法庭、监狱、集中营和劳改队。《内战之殇》并没有立足于西班牙内战自身的历史，而是寻找了另一个总被人忽视的角度——无辜平民在后方镇压行动中的恐怖遭遇，时间跨度从内战爆发的1936年开始，直至1945年。作者保罗·普雷斯顿是英国历史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名誉退休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他专注研究20世纪西班牙史，特别是西班牙内战的历史。书名：《内战之殇：西班牙内战中的后方大屠杀》作者：[英]

在日本心理学大师河合隼雄看来，如果在面对家庭问题时，仅仅用“父母错还是孩子错”之类的简单是非判断，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在家庭问题上，并不存在标准答案，人们应该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家庭关系。

1367年到1393年间，圣芳济会修士弗朗索瓦·博雷尔在担任昂布兰主教教区的宗教裁判官时，对辖区内的瓦勒度派教徒进行了严厉打击。在天主教会看来，这些堪称异端的原始基督徒们罪该万死：他们拒绝立誓、反对死刑、否认炼狱、抵制教皇的权威——包括否认教皇有追封圣徒的权利，甚至宣称由未脱原罪的神父主持的圣礼压根儿无效。异端分子一旦被教会捕获，便被投入宗教裁判所严刑审讯，并照例被判有罪。随后，教会将这些被判有罪的异端分子移送世俗当局，由后者将其烧死或绞死，并没收他们的财产。由于处于官方迫害之下，无论传教士还是信众都长期面临被人告发的风险。为了应对这种风险，瓦勒度派建构起了强大的信任网络——信任网络愈是强大，信仰愈是持久。与此同时，被瓦勒度派信任和不被瓦勒度派信任的人，其间的分野也愈加尖锐。什么是信任网络呢？蒂利在《信任与统治》中写道：“首先，信任网络意味着由共同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人群；其次，由于存在这样的纽带，因而网络成员的重大诉求得到了关注，网络成员之间彼此扶助；再次，网络成员共同承担着一些重大而长期的事业，如生育、长途贸易、工匠互助、地下宗教活动等。最后，网络纽带的结构将共同的事业置于其个体成员的失信、失误和失败的风险之中。”以瓦勒度派为例，教徒们维系着一个庞大的信任网络，网络成员常常为了其他成员而甘受迫害和放逐。蒂利写道：“它独特而动荡的历史生动地演绎了政权发展史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政权的公共政治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众的基本信任网络与统治者的统治策略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就此意义而言，公共政治包含了所有显而易见地存在于具有组织形态的政治行为体和政府代理人之间的交互行为。”“信任与统治”是查尔斯•蒂利的经典论题。1929年5月27日，蒂利生于伊利诺伊州的伦巴德。这位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是历史社会学和抗争政治研究的奠基人与集大成者。1958年，蒂利在哈佛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特拉华大学、多伦多大学、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纽约社会科学新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64年，他的第一部专著《旺代》出版，反响巨大，一举成为美国社会学和史学界的明星。在他近60年的学术生涯中，这位“美国最多产、最有趣的社会学家”出版了56部著作和600多篇论文，获奖无数，在历史社会学、现代国家的起源、抗争政治、城市社会学、关系社会学等领域均有建树。2008年4月29日，蒂利在纽约辞世。病逝前夕，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将最高荣誉“赫希曼奖”授予他。《纽约时报》在讣告中称他是“21世纪的社会学之父，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之一。”因为出身和经历的缘故，蒂利始终关注底层命运。“信任网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抱团。无论是宗族集团、秘密教派、贸易离散社群，都是借助抱团方式力图免遭政治控制的信任网络，与之对应的是肆无忌惮的权力，以及随权力而来的掠夺与剥削。《信任与统治》一书，正是通过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比较，对信任网络的成员如何躲避政权、向政权妥协或寻求与政权建立联系进行考察，并对其行为的过程和后果进行阐释。正如书中所言，“政权的公共政治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众的基本信任网络与统治者的统治策略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书名：《信任与统治》作者：(美)

我一直有个判断：一个人对中国古代王朝过度吹捧，暴露的是智商问题。不管吹捧的是所谓的强汉盛唐，还是辫子戏里的“康乾盛世”，抑或是这几年网红的宋朝，都没有本质区别。一个用所谓史料印证封建王朝有多开明又有多少可取之处的知识分子，与一个中学历史不及格、对着辫子戏里的“四爷八爷”花痴的小朋友，智识水平也是半斤八两。《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一书，恰恰揭穿了那些吹捧的泡沫。比如这两年被吹到天上去的宋仁宗，在书中便以“仁宗时代亦无仁”这一章节呈现另一面孔。话说宋仁宗时期，包拯曾经呈递一道奏疏，列举了一大堆数据。数据显示，此前四十多年里，朝廷供养官员增加一倍多，当下所有官吏数量是国家实际所需的三倍多，同时相比四十多年前，天下纳税户口“有常数”，朝廷财政收入却增长一倍有余。原因是朝廷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官府就在正税之外玩起了“折变”把戏，百姓要缴纳的越来越多，税负越来越重。换言之，许多人迷恋推崇的“清平乐”，不过是靠对百姓横征暴敛所获得。至于“宋粉”推崇的繁荣开封，在书中所展现的也不过是一场“吸血游戏”。书中写道，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三月，朝廷下旨，要在全开封城搞一次“大拘掠”，也就是财产大清查和收入大管控。清查管控的对象，是那些欠了朝廷贷款的商户。贷款又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因为神宗变法时期的“市易法”，以略低于高利贷的利息向商户们提供贷款，商户则以房屋之类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结果，官员们为了完成任务，强迫商户贷款。因为此后的百业萧条，商户们没有能力按时还钱给朝廷。所以才有了这场“大拘掠”。谏议大夫梁焘紧急上奏劝阻此行为。他认为这样会断掉百姓生计，最后结果是百姓破产，朝廷也收不回欠款。他还说朝廷平时优待京师民众，遇到有战事时，就可以迅速筹集军费，平时的优待正是为了关键时刻派上用场。“不要光想着吸血和杀猪，也得注意造血和养猪。血造多了，猪养肥了，到了关键时刻再吸血、再宰杀，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在梁焘的语境里，开封城是一座巨大的蓄血池、一座巨大的猪圈，京师之民则是朝廷蓄的血、养的猪”。这个说法侧面道出一个事实：开封的繁荣并非商业自由成长的结果（这个结论恰恰可以打那些动不动在宋朝历史中找“现代性”的“宋粉”的脸），而是皇权疯狂吸血的产物。书中写道，当时的开封疯狂吸取全国之血，当时开封家庭要维持体面生活，每月需要15贯收入，而在开封以外的地方，这笔钱可以维持中等人家一年的全年温饱。至于官员和驻军的薪俸，更是天文数字。最可怕的是，开封是一座没有产业的城市，它几乎完全依赖“公务员消费”来维持运转，其活力源头是权力集团的极尽奢靡，繁华背后是全国税赋源源不断地输入。“开封是一个世界；开封之外的北宋，又是另一个世界。城内是宝马香车、雕梁画栋，是新声巧笑、按管调弦；是集四海之奇珍、会寰区之异味。城外是被各种税赋和衙前差役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敢营生’‘不敢求富’的赤贫世界”。不管你如何吹捧宋朝，又如何从那些史料中牵强附会，扒拉出所谓的“现代文明意识”，都不能掩盖《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一书阐释的那个事实：从秦朝至清末，中国始终延续秦制这一政治传统，并将之不断强化。书名：《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作者：谌旭彬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7月定价：88元undefined从秦朝开始，帝国版图一直在变，王朝不断更迭，英雄人物辈出，技术在进步，可底层民众的艰难生活，似乎从未有过大的改变。在作者谌旭彬看来，原因是商鞅之道与韩非之术构造出了秦帝国，此后的历代王朝就依着这条路径在一直不停地走下去。无论历史怎样向前，秉持秦制的统治者们用商鞅、韩非之道治国，而讳言自己是商鞅、韩非的信徒，这也是两千年秦制帝国的常态。所谓的明君贤相，在这个传统之下无非一丘之貉。即使在民间被神化的诸葛亮，玩的也同样是这一套。书中提到：“因史料匮乏，今人已无法还原蜀汉的民力汲取机制全貌。幸好出土文物不但发现了汉昭烈帝（刘备）时代铸造的‘直百五铢钱’，还发现了诸葛亮辅佐刘禅时铸造的‘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由出土的蜀汉钱币可以推断，以敛财为目的的滥铸货币是蜀汉长期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诸葛亮在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有能力出兵北伐，也与滥铸货币的政策有很直接的关系。据出土文物提供的信息，至迟在此之前一年，太平百钱已在蜀国铸造发行。相比刘备时代重约8—9克的直百五铢钱，太平百钱的重量从8克下跌至1克，极端的甚至不足1克。重量的下降意味着蜀汉敛财力度的加重。为了维持敛财力度，除了用严刑峻法构筑高压统治，诸葛亮还有一个袭自商鞅、韩非的诀窍——平等的贫穷。所谓平等的贫穷，简言之就是在百姓当中制造一种印象：社会不富裕，但社会是平等的。下层百姓每日只能吃一顿干饭，上层官僚每日也只能吃一顿干饭。他制造的平等契合了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可以极大地消解他们内心因遭到压迫、受到剥削而感到的不满。”梁启超曾说：“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犹秦制也”。谭嗣同则更进一步，认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在日常所见中，我最厌恶的是某些所谓新儒家知识分子的论调，认为中国也曾有走上虚君共和的机会，就像英国那样。正如秦晖曾写过的那样：“法道互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传统。而儒家价值并不支持虚君制，它除了导出众所周知的‘贤君’、‘王道’理念外，与共和的距离也并不比与君主立宪的距离大。所以我国在受到西方影响后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没有走上君主立宪之路，是毫不奇怪的。”也就是说，秦制再怎么发展，也不会达到现代文明社会的高度，不可能实现君主立宪，也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商鞅变法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他将国家的强大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穷之上，百姓越愚昧，国家就越强越稳定。让百姓原子化，无疑是统治的最佳方式。这种做法被历代所效仿，书中选取的16个历史横断面，都直指“外儒内法”这一核心统治理念。“对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等‘肉食者’而言，是存在着另一种‘真的历史教训’的，他们也切切实实地吸取了那些‘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光武帝们反思西汉及新莽亡国，成果是‘三纲’的出炉。唐太宗反思隋亡的教训，得出的结论是‘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朱元璋亲眼见识了元末流民组织成起义军的摧枯拉朽之势，得出的结论是‘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猛’的极致是利用‘知丁法’将明帝国的社会活力全部抽干，将每一个人重新打回原子状态”。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而这一切，正是谌旭彬所想说的“历史运作的真实逻辑”。毕竟，“宏大词汇里的慷慨激昂未必能够推动时代进步，具体而微的坚守与抗争才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图片均来自网络欢迎分享，转载、商务合作请私信联系RECOMMEND推荐阅读在中世纪古城里寻找哥白尼加班过劳、性骚扰、职权霸凌……贫困女性之痛并非仅是钱的问题写作的最高使命是战胜谎言

▲远望塞哥维亚老城沿着607号公路前行，地势越来越高。这里是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高地，海拔千余米，道路两侧的原野罕有树木，一望无际的平坦多少让人有点视觉疲劳。直至靠近塞哥维亚，瓜达拉马山的起伏地势才带来驾驶乐趣，也让陡峭岩壁之上的塞哥维亚老城时隐时现。在这段路上，遥望老城的最佳位置当属真十字教堂。这个老城西北郊的古朴教堂，是西班牙乃至欧洲保存最完好的十二面教堂之一，由圣殿骑士团建于13世纪，外观参考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内部二楼环殿据说是旧时骑士们举行秘密仪式、守护圣物的地方。它的斑驳墙身与残旧拱门述说着历史，寂寥立于高地的形象更是平添沧桑感。但在塞哥维亚，这样的古迹并不稀奇。▲真十字教堂站在教堂前，隔山谷相望的塞哥维亚老城于峭壁上绵延，老城西端的阿尔卡萨城堡极是雄伟，东侧的制高点则被圣母大教堂的尖顶所占据。▲真十字教堂正门不过，二者都非塞哥维亚的头号地标。作为西班牙保存最好的古城之一，它最知名的建筑当属与整座老城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罗马高架水道桥，也是伊比利亚半岛上最雄伟、保存最好的古罗马遗迹。▲水道桥沿着一条商业步行街步入老城，直抵繁华的阿索格霍广场。由一个个双层拱洞构成的古罗马水道桥横于广场之上，并绵延向远方。它建于公元50年前后，在古罗马图拉真大帝（公元53-117年）执政时期落成并投入使用，距今已有近两千年历史。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它仍是令人惊叹的杰作。▲水道桥横于广场之上它由土黄色花岗岩干砌而成，完全不用灰浆等黏合剂，也无半根钉子，保持了整体的粗砺和原始感。走近触摸，石头间缝隙清晰可见，却又衔接牢靠，历时近两千年仍坚挺屹立。整座渡槽全长800多米，分上下两层，共有120多根石柱支撑，形成166个拱门，最高处高出地面30.25米，如一只多脚怪兽向远处延伸，气势惊人。▲向远处延伸的水道桥从建筑学角度来说，水道桥的施工难度极大。不同于金字塔等底部基座巨大、便于石块堆叠的结构，水道桥的每根柱子都又细又高，两层圆拱更是需要力学的完美处理，实在很难想象两千年前的古罗马人是如何做到。古罗马人兴建这座高架水道桥，是为了将18公里外的弗利奥河水引入城内饮用。当时，古罗马工程师开凿运河引水，但如何跨越围绕山谷的克拉莫尔河便成了难题。为了跨过河谷并直抵位于岩壁上方的城市，古罗马人选择以大石块修筑高高的水道桥，以顶端水渠直接输送。它兼顾了建筑美学和实用性，古罗马人通过精确计算，使得整个水道桥保持着1%的坡度，确保水流畅通而舒缓。直至今天，水道桥的水渠仍在引导流水。近两千年来，水渠仅仅在15世纪末经历过一次大修整。再就是1929年，由于顶端水槽部分风化，西班牙人使用水泥和鹅卵石修补。但这是一次有争议的修复，因为水泥与故迹的违和感，至今仍被批评。不过瑕不掩瑜，塞哥维亚老城的保护即使在欧洲也是数得着的。建于古罗马时期的城墙，在公元11世纪扩建重修后，至今卫护老城。▲在城墙边望向老城早在史前时代，塞哥维亚就有人类聚居。史书关于塞哥维亚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6年。它建于埃里斯马河和克拉莫尔河交汇处的陡峭岩壁上，公元前80年被罗马人摧毁后重建，是古罗马帝国在西班牙建造的首批城镇之一。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侵入伊比利亚半岛，塞哥维亚也告沦陷。直至1088年，阿方索六世国王收复塞哥维亚，并在此设置行宫，也让这座城市进入政治和经济繁荣时期。13-15世纪，卡斯蒂利亚王国几代国王都定都于此，女王伊莎贝拉一世于1474年在老城的哥特式土红色教堂——圣米歇尔教堂内加冕。如今城中的棋盘式路网布局，是在阿方索六世统治时期所奠定。在水道桥尽头拾阶而上，沿着狭窄曲折的街道前行，道路两侧不同时代的建筑杂陈，多半建于11-12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这也正是塞哥维亚最繁荣的两个时期。▲老城街景老城的中心是马约尔广场，与来时街巷一样仿佛活在旧日。青石板铺就路面，广场中央有西班牙城市常见的公共凉亭。广场四周遍布精美建筑，1610年建造的市政厅与1917年落成的胡安·布拉沃剧院交相辉映，其他大型建筑比邻而立，一楼多半有拱廊，方便行人来往，二楼以上有铁艺阳台，方便住户晒太阳，都是为了适应南欧的炽烈阳光。▲马约尔广场一个个火焰柱伸向天空的塞哥维亚大教堂位于广场西侧，土黄色墙身沐浴于阳光之下，繁复而华丽。它原本是一座罗马式教堂，后因公社起义而于1511年被火焚毁。1525年，它在废墟上启动重建，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在1678年变为今日的样子，88米的钟楼为西班牙教堂之最。这是西班牙修建的最后一座哥特式教堂，也是最宏伟的火焰哥特式建筑之一。它有着与生俱来的倔强，因为同时代的欧洲教堂已经大量采用文艺复兴风格，它却固守着传统。▲大教堂不过对于塞哥维亚人来说，老城最大的传统不是大教堂，也非遍地古迹，而是烤乳猪。无论马约尔广场还是小街巷，几乎每家餐馆门口的招牌都是烤乳猪。它选用刚出生不到几天的小猪，配上黄油、橄榄油、柠檬、盐和欧芹，放入烤炉内烘烤而成。相比我们熟悉的广东烤乳猪，这款塞哥维亚代表美食选取的猪更小，显得更精致细嫩。值得一提的是上菜过程，整只乳猪烤成后，并非用刀切开，而是用盘子剁成块状，最后还要将砍乳猪的盘子摔碎。当然，摔盘子的传统已渐渐消失，人们更看重食物自身的美味，多于那些仪式感的噱头。有些餐馆门前的店招会将烤乳猪卡通化，经过时难免会心一笑。店家的灵感或许来自雄踞老城另一侧的阿尔卡萨城堡——它是迪士尼动画片《白雪公主》与《睡美人》中城堡的原型。穿越老城前往阿尔卡萨城堡，最近的路线便是沿城墙而行。老城以一个曼妙弧度呈现于眼前，峭壁之下是起伏山谷，老城西北郊的十字若望修道院，北郊屹立于埃里斯马河河畔的帕拉尔圣母修道院，还有来时路上的真十字教堂散落其间。▲阿尔卡萨城堡路的尽头便是阿尔卡萨城堡，它立于峭壁之上，城垣高且厚，凭借一道吊桥进出，十分险峻。城门处的塔楼高大坚固，内部一个个蓝色锥形塔尖极尽梦幻，难怪能成为《白雪公主》中的城堡原型。这种蓝色屋顶采用的是当地特产的一种片岩，在光线下会产生金属光泽。这座城堡也曾走出真正的公主，那便是后来成为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女王，一统西班牙，开创大航海时代的伊莎贝拉一世。城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其后不断加固。如今所见的城堡，是1862年在被焚毁的原址上重建而成，内部明丽色彩与繁复装饰，都是典型的摩尔人风格。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塞哥维亚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时所言：这座城市的街道与建筑展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摩尔人风格、基督教风格以及犹太教风格，“这些文化在中世纪共存于塞哥维亚，并在16世纪达到顶峰，使塞哥维亚成为多种风格交融的西方城市典范。”更可贵的是，在历史上曾被不同势力统治的塞哥维亚，后来者几乎从未用刻意破坏失败者遗留建筑的方式来展示自身的力量与权威，整座城市也因此呈现着奇异的时空交错感。图片均为作者拍摄欢迎分享，转载、商务合作请私信联系RECOMMEND推荐阅读在中世纪古城里寻找哥白尼加班过劳、性骚扰、职权霸凌……贫困女性之痛并非仅是钱的问题写作的最高使命是战胜谎言

▲和平宫大门站在和平宫大门前，我抬头望向这座建筑。典型的荷兰式红砖墙，高耸的塔楼，外观精美。1907年，这座大楼开始兴建，1913年落成。主要出资方是当年的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意在协力缔造和平。成立于1945年的海牙国际法院就设于此处，是联合国六大主要机构之一，也是最主要的司法机关，是主权国家政府间的民事司法裁判机构。很多人知道海牙这座城市，就是因为海牙国际法院。当这个小时候在新闻里听说过无数次的地方真的出现在我眼前时，海牙这座城市显得立体起来。海牙是南荷兰省省会，也是荷兰第三大城市。尽管它并非荷兰首都，却是如假包换的政治中心。荷兰中央政府设于此处，女王也住在海牙并在此办公。此外，荷兰的各种政府机关和外国使馆都设于海牙。这个政治中心的地位，其实从13世纪以来便已如此。1248年，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储威廉二世建立了一座城堡，以便举行加冕典礼。但在加冕前，他不幸在战役中阵亡，城堡也未完工，但这座城堡的已完成部分仍用于许多政治场合，比如赫赫有名的骑士厅。以城堡为中心的地区，就是海牙的雏形。不过，当时的海牙规模很小，而且并未马上被赋予城市权，甚至连城墙都没有。直到1500年，它才被批准修建城墙，但居民却决定集资修建市政厅而非城墙。这体现了海牙的悠久自治传统，不过也让海牙蒙难——因为没有城墙，它迅速被西班牙军队侵占。直到1806年，海牙才真正得到城市权。尽管历史不够悠久，但在此之后，它发展迅速，尤其伴随着荷兰的现代化进程，它的地位越来越高。如今我们所见到的海牙老建筑，多半落成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二战后的重建也使得海牙迅速扩张。有意思的是，欧洲城市以小著称，海牙却难得得到了扩张。上世纪70和80年代，众多海牙的白人中产阶层出于生活质量考量，搬至周边城镇，带动了周边城镇的繁荣，但海牙市区却变得凋零。为了避免中心城市的空心化和贫困化，政府尝试将周边郊区纳入海牙。在崇尚自治和自由的荷兰，此举引发了极大争议。不过在上世纪90年代，荷兰议会还是通过了海牙的扩张方案，将周边大量中产住宅区纳入自身版图。这座城市的历史，藏于城市内的一个个博物馆中。国会大厦旁的海牙历史博物馆，见证着海牙七百多年的历史。至于国会大厦，不但是海牙地标，也是荷兰的政治中心和政府所在地，更是海牙最古老的建筑，是13世纪时伯爵的住所。没错，它其实就是当年那座未完成城堡的原址，中央的骑士厅，就是荷兰女王年度演说的固定场所。此外，荷兰国会开幕和国会内部会议等都会在此进行。国会大厦旁两侧则是见证荷兰历史的上议院和下议院。这座城市并非只有政治，它也是荷兰的艺术之都。收藏八百多幅15-18世纪画作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是荷兰必打卡之地，因为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伦勃朗的成名作《杜普教授的解剖课》都收藏于此。离开海牙的那个清晨，恰好又经过和平宫。我选择下车，在那尊小小的纪念碑前流连。这座名为“和平之火”的纪念碑，其实是海牙最年轻的地标——2002年4月18日，它被放置于和平宫大门旁。▲和平宫纪念碑前是小小的世界和平之路，由来自196个国家的196块石块组成。有一块来自柏林墙，有一块来自于监禁曼德拉的罗本岛。这是人类的和平梦想，也是海牙的梦想，虽然总有波折，甚至倒退。本文原载于《时代邮刊》图片均为作者拍摄欢迎分享，转载、商务合作请私信联系RECOMMEND推荐阅读为了避税，这个小村落把自己“洗白”了教育是让人懂得生存意义，野心家却只想制造愚昧无知的炮灰写作的最高使命是战胜谎言

这四段旅程都充满着神秘与魔幻，不同时空的主角有着交错的旅行路线，后来者不经意中踏上前人的隐秘旅程，并遭遇共同的不安与困顿。从司汤达到卡夫卡，再到“我”，成为塞巴尔德寻找身份认同的三种并非答案的答案。

▲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奇老城

直至今天，托伦古城里仍然见不到新式建筑，连酒店附近的停车场都与众不同——沙土地旁是一片古建筑废墟，以所占面积来看，想必是旧时宫殿之类。红砖断垣高低起伏，但最高的也无非过膝，令人感慨岁月沧桑。

人口减少了，人口红利没有了，经济一定会陷入衰退吗？这是一个近期非常热门的话题。近邻日本早早步入老龄化和少子化，也曾遭遇这一问题。与许多人想象不同，日本宏观经济学家吉川洋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人口问题一直被关注，但不同时代的关注点和结论大不相同。两百多年前，马尔萨斯担心的是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生存资源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可如今的经济学家，担心的则是人口减少导致经济衰退。在现实中，大多数人都会对老龄化、少子化导致的人口减少持悲观态度。它不仅仅意味着购买力和未来发展空间的萎缩，也意味着当下的社保负担和财政赤字。师从詹姆斯·托宾，长期参与日本经济财政政策的制定过程，被誉为“日本宏观经济学泰斗”的吉川洋则持相反意见。他用《人口与日本经济》一书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在日本引发轰动。书名：《人口与日本经济》作者：[日]吉川洋译者：殷国梁/陈伊人/王贝贝出版社：九州出版社出品方：后浪出版时间：2020年11月定价：36元undefined日本的人口问题极其严重，1975年后，日本人口增长率急剧下降，2004年迎来1.28亿的人口峰值之后，就步入了人口减少期。日本人口问题研究所估测，以该国目前生育率，到2110年日本人口数将从现在的1亿2700万减至4286万，同时老龄化也将急速增加。2007年，日本老龄化超过21%，成为世界首个“超老龄社会”。2015年数据显示，日本老龄化率已达到26.7%。与此同时，日本社保总额已经占GDP的1/4，养老金金额则占社保总额的五成以上，儿童与育儿费仅占社保金额的5%。而且，因为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又集中于大城市，许多小村镇逐渐走向消亡。这种趋势看起来十分典型：经济稳定发展，社会高度发达，但人们失去了繁衍的欲望，同时医疗水平越来越高，使得人们的平均寿命大大延长，形成少子老龄化的社会结构。在许多人看来，这样的国家已经失去了未来，但在吉川洋看来却并非如此。他分析了日本150年间的人口和GDP变化，着重分析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人口数据，也分析了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经济和人口数据，得出了结论：“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致相当于‘人均收人’的提高。即使劳动力人口没有变化（或者稍微减少），只要平均每位劳动者所能制造出来的商品增加了（即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经溶增长率就也会提高。”书中数据显示，1955年到1970年的高速发展期，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9.6%，劳动力人口年均增长率1.3%

从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到第二大城市考纳斯，大概两小时车程，全程高速。原本是极轻松的旅程，谁知刚下高速，车子出了问题停在路边。呼唤救援换车，结果租车公司派来一辆拖车，把我连人带车送去考纳斯机场换车。

何况，后人提起前苏联知识分子，往往直接置于大时代之下考量，从未跳出“前苏联”和“冷战”这两个范畴。对于帕斯捷尔纳克来说，这远远不够，甚至无法寻得其精神源头，也无法理解他对一张安静书桌的极度渴望。

▲日剧《丈夫得了抑郁症》剧照当下全球有多少人受到抑郁症困扰？数字或许会令人震惊——三亿人。这个数字意味着，你身边那些每日笑脸迎人，看起来阳光的亲人、朋友或同事，很可能也是抑郁症患者。人类对抑郁症有太多误解，比如认为只有每日愁眉不展的人才会患上抑郁症，却不知道那些每天都在提醒自己保持笑容与开朗的人，很有可能已经是抑郁症患者。就像古龙那句“当你觉得自己已经忘记了一个人时，说明你又想起了她”，那些每天都在提醒自己要快乐、要看得开的人，恰恰不快乐，恰恰看不开。在当下这个喧嚣社会，抑郁症正日渐渗透人们的生活。它并非单纯的悲观或抑郁情绪，而是有着复杂临床诊断标准的精神疾患。世卫组织报告显示，抑郁症是全球主要致残性疾病之一，也是导致自杀的重要原因，全球每年有百万人因抑郁症自杀，是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杀手。牛津通识读本系列的《抑郁症》一书，从历史早期的忧郁症开始追溯，讲述现代精神病学对抑郁症的诊断和分类，以及抑郁症的高风险人群、抑郁症的病因理论和治疗手段的演变等。书名：《抑郁症（牛津通识读本）》作者：玛丽·简·塔基

山顶民宅与山下截然不同，因为都是近年所兴建，外墙多为黄色、橘色和暗红色，鲜艳得多。房子外观并不精致，是典型的“欧洲农民房”，但家家坐拥大花园和草地，甚至可以跑马，这乡居生活实在惬意无比。

仅仅看书中目录，都觉得触目惊心——“流落街头的女子”、“家中无立足之地”、“工作到倒下的女性们”、“连丧家犬都当不成”……按照某些人的观点，真是负能量满满。但只有揭露问题，才是真正的社会责任感。

冰箱贴为何有编号？因为外面广场上的每栋房子都有编号。游客在广场上看到喜欢的房子，又喜欢冰箱贴的话，就可以直接报编号购买。将所有冰箱贴都买下的那位金发阿姨，会不会在自家冰箱上贴一个特奇广场？

佩里是谁？1853年，这位美国准将率领四艘炮舰强行登陆日本，也就是“黑船事件”。他迫使日本签署了不平等的《日美亲善条约》，打开国门，开放港口。此后，列强纷涌而至，与日本签下一个个不平等条约。

走在城镇中，随时可以听到哐哐声，那是自行车和地面鹅卵石碰撞的声音。白村人像一般的荷兰人一样喜欢骑行，道路上乃至住宅的庭院里都铺满了来自马斯河的鹅卵石。这些鹅卵石颜色各异，拼成各种图案。

早在1934年，尹东柱就发表了《生与死》、《一只蜡烛》和《没有明天》等三篇处女作。在短短几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留下了117篇诗歌和散文，有限篇目发表于《朝鲜日报》，如《遗言》与《弟弟的印象》等。

因为依山而建，小城每条道路都有优美弧度，道路两侧的建筑五颜六色，依偎着蓝天。它们清一色红瓦斜顶，立面有繁复的巴洛克风格，也有文艺复兴风格。犹太元素仍然随处可见，记录着过去的犹太人聚居地身份。

贝克出版社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专业出版古代史研究、文学研究、历史、法律和文学著作。《贝克德意志史I》是该出版社长盛不衰的经典出版物，由德国历史专家，吸收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传递通识教育。

那时，已是米沃什的晚年。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只能在记忆中回望波兰。记忆是他诗作中最为重要的元素之一，“它使我们避免采用一种像常春藤一样在树上或墙上找不到支撑便自身缠绕在一起的语言。”

当然，鲁尔福不仅仅有绝望，他还会揶揄那些绝望，比如“尽管我多次察觉到它（恐惧）的颤抖，每当看到我需要时，它就千方百计躲藏起来，或许因为怕我让它独处，因为据我所知，恐惧最怕孤独。”

非洲是精品咖啡的圣地，堪称咖啡品种的基因宝库。但正如许宝霖所言，寻豆师在非洲一直面临众多困难，比如缺乏大型庄园的采购系统，果实精制处理与后勤系统不可靠，小型咖啡农供应品质不够稳定和难以溯源等。

梅赛德斯·简单具备了现代汽车的雏形。它的四缸发动机直接固定在铸造车身上，前面是更高效的蜂窝式散热器片。四挡变速，斜置式方向盘，4个专用凸轮负责点火，直接在燃烧室中工作，这套点火装置与火花塞功能一样。

1968年出版的《最后的景观》，被《纽约时报》誉为“关于开放空间问题的上佳作品”。它所引入的土地保护措施已经成为城市规划的基础概念，引领着人们在城市向郊区的扩张中更好地利用宝贵的土地。

▲电影《素媛》剧照去年12月13日，“素媛案”元凶赵斗顺刑满释放，韩国媒体采用的标题是“恶魔即将回到人间”。韩国人从未对一个释囚如此愤怒，尽管对方是一个68岁的老人。他们将赵斗顺围住，追着公务车高喊“赵斗顺死刑”。听说赵斗顺会回到原住处时，许多人自发集结在他家附近，恨不得打死他。韩国人的愤怒很正常，正如有人所说，“法律最大的缺陷，就是让赵斗顺逃过死刑。”▲电影《素媛》剧照12年前，赵斗顺性侵了年仅8岁的女孩，并残酷殴打了她。当人们发现奄奄一息的女孩时，她的脸已经肿到无法辨认，鼻梁断掉，脸上挂着几乎要掉下来的肉。为了抹杀犯罪证据，赵斗顺用高压水枪往女孩下体灌入自来水，塞入树枝和其它坚硬物品，造成女孩盆骨骨折，大小肠坏死，小肠流出体外。侥幸生还后，她不但失去了生育能力，而且只能依靠人工肛门生活。赵斗顺却始终不承认控罪，当证据确凿时，他则改口说自己酒后乱性，什么都不记得了。可惜的是，根据当时韩国的法律，赵斗顺仅仅被判入狱12年。即使如此，赵斗顺毫无悔过之心。前科累累的他在狱中仍坚称自己无罪，甚至在狱中还说自己想再见见受害者。在法律不够健全的时刻，韩国电影人没有畏惧于权力，而是勇敢站出来展示社会暗面，一如他们在其他电影里所做的那样。于是，便有了电影《素媛》——素媛并非受害者的名字，但因为电影乃至原著小说引发的共鸣，人们习惯将此案称为“素媛案”。电影上映后，韩国民众一度走上街头，要求更改立法，保护孩子。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最终向民众下跪道歉，并承诺修改法律，最终儿童性侵犯罪的最高刑期从15年提高到30年，最后到50年，同时对犯罪者实行化学阉割，重犯照片可以公开。最重要的是，醉酒不再适用于减刑。也是去年12月，《素媛》的原著小说中文版再版。其实2014年，这本书已经引入国内，在赵斗顺出狱的当口再版，也并非单纯的蹭热度，因为记忆不会消失。书名：《素媛》作者：苏在沅译者：李小晨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年12月定价：38元小说和电影所展示的都不仅仅是性侵案的始末，还有受害者家庭的绝望和社会的偏见。素媛妈妈在书中哭诉：“所有的强奸都是有计划的，因为犯人有充分的时间。在他们寻找对象的过程中，在他们掳走受害人的过程中，在他们解开腰带的瞬间，在他们拉下裤子拉链的时候，他们都有充足的时间来做出判断。”可是施暴者却逃过了应有的惩罚。更何况，即使对施暴者执行死刑，也无法改变女孩受到的巨大伤害。对于书中的素媛来说，性侵后的生活才是悲剧的开始。她已经无法回到原来的学校，其他学校也不愿意接纳她。原本是受害者的一家人，却要陷入人们的冷漠偏见和媒体无底线的侵扰中。相比表达更为形象的电影，原著小说的叙事风格更加碎碎念，作者偶尔会抒情过火，但愤怒确实需要一个宣泄口，比如“就因为你那丑恶的本能，你玷污了这世界上最不可侵犯的东西。那是就算如何饥渴也不能碰的，因为一旦触碰就会留下抹不去的痕迹。你没有资格得到原谅，就算死也无法赎罪。要是有人向你吐口水，或是打你，你也绝对不能反抗。因为你就是个禽兽”这样的段落。从文学角度乏善可陈的《素媛》，真正的意义在于对韩国社会的启示。相比电影，它更能展示人性的软弱，也暴露了当时韩国法律的漏洞、社会救助体系和心理治疗的缺陷，并成功引发了韩国社会的反思。在中国式心灵鸡汤里，“宽容”是最让我反感的一个词，因为太多人将这个词曲解为“纵容”。面对社会不公与邪恶，他们会以“宽容”来为自己的孱弱、不堪甚至助纣为虐的行径开脱。一个健康的社会，对邪恶不会姑息。“素媛案”之所以能够改变韩国社会，恰恰是因为有良心者的坚持与勇气，正如书中所说：“虽然死也不愿意记起那件事，但是为了政府能够加强这方面的刑罚，即便要在伤口上撒盐，我还是要说出来”。因为，“记忆不会消失，它会伴随我们一生。所以方法只有一个：战胜它。”图片均来自网络欢迎分享，转载、商务合作请私信联系RECOMMEND推荐阅读在上帝的后花园里，我见到了最美的俗世生活不管遇难者还是幸存者，奥斯维辛都是人生的最后一站写作的最高使命是战胜谎言今日推荐undefined

我们用简单一个100万账户为例，佣金费率万2的账户和一个佣金费率为万1.2的账户简单做一个对比，一次交易就可以节省160元，资金量越大交易越频繁可以节省的费用就越多，更不用说有的粉丝账户万3

离开小城比埃尔坦时（关于比埃尔坦，详见本公号前天推送），一个衣衫陈旧、蓬头垢面的中年人跟着我走向停车场，伸着两根手指，嘴里念叨着“2

地势由东向西绵延向下，丘陵与河谷相间的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散落着无数村镇、城堡与教堂，尤以树叶变为红黄橙几色的秋季最美。即使路况平平，仍被视为全球最美自驾路线之一。

60年代后，集中营的记忆开始受到重视，“奥斯维辛”成为二战记忆的最重要隐喻。两德统一以来，意识形态化的记忆模式也被扭转，集中营不再仅仅是抵抗战士或犹太人的受难地，其他受害者群体也陆续得到纪念。

“这些对话以四卷本的形式出现在眼前时，给我带来另一种慰藉。我的印刷崇拜再度被唤醒，似乎认定唯有印在纸上，才更可能穿越时间。比起节目，它更像是我的个人作品，我们的对话也以更全面的样貌展现出来。”

欧洲没落了吗？没有。为现代文明奠基的它，经过二战后的痛定思痛，冷战后的融合，已成为价值观最为多元、人道主义最为丰沛的地区，这也正是欧洲价值所在。

生于1841年、去世于1904年的德沃夏克曾被父亲要求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屠夫，但他冲破家庭阻挠，进入布拉格管风琴学校学习音乐。25岁那年，他进入布拉格歌剧院管弦乐队，当时的乐队指挥正是斯美塔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