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遇难者还是幸存者，奥斯维辛都是人生的最后一站

“他战胜了死亡……似乎，他没有和其他人共享同样的厄运，反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坏事。”

在《最后一站：奥斯维辛》的尾声，这句话异常触目，却道出了某种真实——当奥斯维辛成为过去时，当一切残暴凌虐与死亡在记忆中萦绕，幸存者该如何面对自己剩余的人生？

它远比想象中艰难，离开集中营并不意味着胜利，甚至仅仅是痛苦的延续。许多幸存者无法面对曾经的伤痛、亲友的逝去和集中营里的扭曲挣扎，最终选择自杀。

1947年．莱维的《如果这就是人类》出版，开始了对大屠杀的内省和反思。然而，随着反思的持续深入，他对人类社会感到了困惑与失望，于1987年跳楼自杀。奥斯维辛没有杀死他，但关于奥斯维辛的思考却杀死了他。对于莱维而言，更大的羞耻是作为一个人类的现实。他写道：

“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

同样自杀的还有诗人保罗•策兰，他的父母都在集中营中死去，他则成为幸存者。他的出生地原属奥匈帝国，一战后归属罗马尼亚，二战时期先后被苏联和德国占领，1947年被并入乌克兰，受苏联控制。身无所依的他，终其一生都无法寻得身份认同。他写下《死亡赋格》，即使记忆残酷，仍拒绝遗忘。但残酷记忆使他无法摆脱重负，最终跳进了塞纳河。

当然，莱维与策兰的死并非逃避。作为反思者和记录者，他们早已战胜记忆。

埃迪·德文德也不例外，作为《最后一站：奥斯维辛》一书的作者，他同样无法摆脱战后创伤应激障碍综合征。但他仍以第三人称“汉斯”的角度讲述了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骇人听闻的亲身经历。并且在书中引用了集中营里的这样一句话：

“我要活着，我要告诉每个人这件事，我要让他们相信，这是真的……”

书名：《最后一站：奥斯维辛》

作者：埃迪·德文德

译者：张耀天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品方：凤凰联动

出版时间：2021年1月

定价：48元

这样做并不容易，西蒙•维森塔尔在《刽子手就在我们中间》一书的结尾写道，纳粹党卫军经常训诫囚犯：“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作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我们会毁掉所有证据，连同你们一起……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来书写。”

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十年里，集中营确实一度被遗忘。虽然德国民众曾被组织进入德国境内的集中营“现场学习”，但“国家重建”很快成为忘却集中营的借口。幸存者同样不愿意多谈集中营经历，毕竟记忆过于惨痛。许多集中营也被挪为他用，或存放军事物资，或用于商业，或成为政府机构所在地。在与此同时，也有人有意质疑集中营的存在，意图以此消解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沉默的幸存者成了纳粹党卫军的帮凶。

60年代后，集中营的记忆开始受到重视，“奥斯维辛”成为二战记忆的最重要隐喻。两德统一以来，意识形态化的记忆模式也被扭转，集中营不再仅仅是抵抗战士或犹太人的受难地，其他受害者群体也陆续得到纪念。

如果人们选择遗忘，或者以“宽容”的名义纵容邪恶，那么历史就会尘封，善恶亦会颠倒，人类难免重蹈覆辙。所以，幸存者的发声，“告诉每个人这件事”，无比重要。书中还有一句类似的话，可算是“呐喊版”——“他们（指幸存者）有一个任务，一个让他们团结在一起活着的任务。他们要呐喊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他们感到自己彻底成了复仇的使徒，要地球上的野蛮主义被永远摧毁。这复仇让世界纯净，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人生。”

埃迪·德文德出生于1916年，1943年与妻子弗里德尔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1945年1月27日，奥斯维辛解放，夫妻两人却不幸失散。此后，埃迪留在了奥斯维辛，照顾其他幸存者，并记录下他在集中营16个月的经历。1945年7月24日，埃迪返回荷兰，奇迹般地与弗里德尔重逢。两人勇敢地重启生活，但由于战争创伤过于严重，12年后，两人遗憾分手。1987年9月27日，埃迪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1岁。

《最后一站：奥斯维辛》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唯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创作完成的作品。相比各种回忆录，它有着“在风暴中心写作”的即时性。也正因此，它没有经过任何润饰，也没有受到后来的任何政治干预影响，不被任何舆论和导向所左右，客观记录了第一手资料。

在埃迪·德文德笔下，集中营的权力模式被形容为封建制度，“在营里你可以看到程序化的形式，一个营就如同一个公国。营长是党卫队的封臣，他通过授予特权的方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力。楼长就是伯爵，他们小有权力，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安排一些事情。他们的工作人员就像是在公国里实施恐怖统治的下层贵族。比如我们楼的那个门卫。”

多年前，我曾造访奥斯维辛集中营，仍可感受到那巨大的压抑，尽管整个奥斯维辛小镇已安静富庶，与其他欧洲小城无异。

重新整修过的营房，如今外观颇似学校宿舍，楼外蓝天绿树，景致颇美。但当年可不是这样，囚徒们被塞进拥挤、破烂的营房里，一个几平方米的盒子状囚室竟然会塞进数十人。1942年，一个原本容纳数十人的女牢居然一度塞进了1700人！大部分人死于饥饿、劳累和疾病。集中营里有医生，但他们并不治病救人，而是在囚徒身上做活体医学实验，比如试验便捷的绝育方法、对孪生子女进行活体解剖等。

最让人震撼的无疑是那些堆积如山的头发、鞋子和其他物品。即使有保护措施，岁月仍在这些老对象上留下痕迹，它们开裂、变色，杂乱不堪。你无法知道每件物品的主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死，只知道幸存不易。

那些男鞋、女鞋、童鞋，甚至婴儿鞋，共计11万双。有一个数字更触目惊心：奥斯维辛集中营得到解放时，仓库里剩余的鞋子是40.4万双。此外，我们还可以见到堆积如山的餐具、牙具、剃须刀、鞋油、眼镜和写着名字的行李箱，它们不再能寻找到自己的主人。当然，还少不了用过的毒气罐，一个个空罐子堆在展室内，谁也无法计算这些罐子里的毒气杀害了多少人。

最初，大部分被押送到集中营的犹太人仍然深信自己只是在向东欧“迁徙”，甚至相信德国人已经为他们购置了土地和农场，所以携带了大量个人物品。入营后，他们的物品被统一没收“保管”，直至他们死去时，仍不知这些东西会成为战争物资。当时，他们的物品被分类囤积，陆续运出以供第三帝国的军队和平民使用。直到战争结束时，集中营的仓库中仍有堆积如山的物品未来得及运走。当时，头发仓库足有一个中型飞机库大小，存放的头发达7000公斤。每个人都会忍不住想：要杀害多少人，才能积攒这么多头发？

这些头发主要用来编织毛毯，直到今天，集中营展室里仍然放有大量由人发织成的毛毯。展出的头发同样堆积如山、动魄惊心，因为年月太久，它们卷曲着纠缠在一起，不再能辨认出当年颜色。

1945年，记者刚刚发现这里的罪恶时，还是在冬天，有人告诉记者：“你们有没有留意这里的雪是什么颜色的？它们是黑色的，像无烟煤”，记者这才发现，目力所及，直至天边，雪都是黑色的，他用手一摸，手上全是污垢。当地人告诉他们，这些污垢都是没有燃烧完全的骨灰颗粒。当人们在毒气室里被杀害后，尸体被丢入焚化炉，骨灰颗粒随着黑烟升上天空，再随着飘雪落回地面。

在埃迪·德文德的记录中，他与集中营的所有人一样，每天都面对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少到可怜的食物和休息时间，还有随时到来的死亡。尊严在集中营里是最大的奢侈品。在集中营里，没有人拥有名字，只有直接烙在手臂上的编号，沦为牲畜。

不过，不管是埃迪·德文德，还是其他的集中营记录者——莱维和策兰们，其实都没有见到集中营最残酷的一面。因为正如莱维所说，奥斯维辛的故事“几乎完全是由那些和我一样、从未彻底探究过集中营最底层生活的人们书写的。而那些体验过最底层生活的人，很少能够生还，即使幸存下来，他们的观察能力也会在苦难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尽”。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记录一切所见到的残酷，并努力让它不再发生。

图片均来自网络

欢迎分享，转载、商务合作请私信联系

RECOMMEND
推荐阅读

今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