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自由、希望与不顺从对抗荒诞世界，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今天是加缪的诞辰。年少时读过的《西西弗神话》，曾解释我内心的疑惑。加缪写道：

“荒诞产生于人与世界的对立与碰撞，而一个认识到荒诞的人无法回到曾经麻木的状态中去。”

加缪还认为，人应反抗荒诞，人类只有在与阴暗面永恒的抗争中，才能重拾生存的尊严，否则，就只有逃避与屈服。但他的反抗绝不是暴烈的，而是以幸福为依归。

西西弗将巨大的石头推上山顶，再看着它滚下来，如此循环往复，本质上就是荒诞的，但“人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这是一种答案。西西弗的努力，本质上是一种对抗宿命的悲壮。

荒诞与尊严，是加缪哲学的母题。在荒诞世界里，如何确保尊严，是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无数人终此一生，都不会寻得答案。加缪就是在对这两个母题的探讨中，展示了一条自由人道主义之路。

1960年，在加缪的葬礼上，他曾经的挚友、后来的论敌萨特在悼文中写道：

“他那固执的、局限而纯粹的人道主义情怀，向我们时代里那些广泛而丑恶的秩序发起了充满疼痛的挑战。但也正是通过这些顽强的抗争，加缪在我们这个现实的金钱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盛行的世界中，重新确认了道义的存在价值。”

今天是阿尔贝·加缪的诞辰。1913年11月7日，他出生于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

加缪这代人，承受着世界的痛苦和希望。他们生于一战前后，20岁左右遭遇希特勒上台，随后便是二战和集中营，中年后则是冷战阴云。在他们的人生中，动荡从未平息。

加缪的父亲就是在一战中阵亡，母亲带着他移居贫民区的外祖母家，生活极其艰难。1923年，幸得一位乡村小学教师路易·热尔曼的坚持，才让加缪得以继续上学。1933年，加缪进入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

1935年，加缪开始从事戏剧活动。1937年，他出版了随笔集《反与正》，讲述人在被异化世界中的孤独感，还有人在面对罪恶和死亡威胁时的选择问题，堪称他日后思想的发端。

1940年，加缪来到巴黎，在《巴黎晚报》担任编辑。就在这一年6月，德军入城，巴黎沦陷。加缪于年底离开巴黎，回到阿尔及利亚，其后一年半的生活，让他开始酝酿《鼠疫》。

1942年，加缪再次前往巴黎为《巴黎晚报》工作，其后秘密参与抵抗运动，主编地下刊物《战斗报》。同年，加缪出版了成名作《局外人》，提出了存在主义的“荒谬”观念。随后，他开始写作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

《局外人》中的默尔索，与身边那些虚伪懦弱麻木的人完全不同，他洞悉社会本质，并骄傲地对这个荒诞世界进行反击，而反击的手段，就是用真心去热爱这个世界。他说：

“一切特立独行的人格都意味着强大。”

这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许多人甚至认为没有之一。“局外人”也是西方世界最为经典的文学形象和意象之一。

加缪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洞悉一切的本质。相比跨越信仰盲目而行的萨特，加缪深知革命的荒诞，在他看来，杀死狱卒式的反抗，不过是让其他狱卒取而代之，死于苏联集中营与死于纳粹集中营，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至于乌托邦，去他的乌托邦。

在《局外人》中，检察官依据默尔索在妈妈葬礼上的冷漠及个人生活定夺罪行，法律形同虚设。在庭审期间，默尔索如同局外人，生死被外人所操纵，“可以这么说，他们好像在处理这宗案子时把我撇在一边，一切都在没有我的干预下进行着。我的命运被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这样的荒诞，是对所谓乌托邦的最大讽刺。

但即使如此，默尔索依旧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守着真实与美，直至生命终结。

1943年，加缪结识了萨特和波伏娃，并成为极其亲密的朋友。只不过，相比萨特对苏联的赞赏，加缪则持不同看法。

1947年，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出版，这也是他最经典的作品。

《鼠疫》讲述了在奥兰发生的一场瘟疫，当地政客选择了掩盖真相，直至掩盖不住，不停上涨的死亡人数使得人心惶惶。里厄医生等人组织了一支志愿者队伍，与鼠疫搏斗。在这段艰难日子中，一切都显得无序，但爱与希望却始终与疫情对抗。

在《鼠疫》结尾，加缪写道：

“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远不会消亡，这种杆菌能在家具和内衣被褥中休眠几十年，在房间、地窖、箱子、手帕或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会等到那么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大批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里死去，给人带去灾难和教训。”

他笔下的鼠疫不仅仅指疫病，还有一切笼罩在人类头顶的阴云，比如专制。

1951年，加缪发表哲学论文《反抗者》，遭遇左翼知识分子的攻击，并与萨特等人陷入论战，最终决裂。

在《反抗者》中，加缪以人类的权利和尊严为准绳，表达了自己对专制的蔑视，不但得罪了萨特，也得罪了布勒东和超现实主义团体，进而引发各方谩骂。

那个时代的法国，确实在狂热中暴露出极度的幼稚。当然，这与历史有关，面对二战的黑暗，知识分子总想寻找未来，无奈所托非人。

那个阶段的加缪无疑是痛苦的，但他选择了坚持。1956年，加缪发表中篇小说《堕落》，表达对萨特乃至存在主义的质疑。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至于萨特，早已走上了歧路。

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随后一次讲座中，一名阿尔及利亚学生责问他为何对阿尔及利亚独立事业默不作声，加缪只回应了一句“我相信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将首先保卫我的母亲。”

这句话让加缪备受非议。但加缪口中的“母亲”，不仅指自己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并被恐怖袭击所威胁的母亲，也指一切在暴力面前遭遇威胁的生命。他当然相信正义，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为阿尔及利亚人的权利奔走呼号，他比同时代的法国知识分子更能理解阿尔及利亚人的生存境遇，学生对他的指控毫无依据。但正如他在《反抗者》中所写的那样：

“历史所经历的最大革命中所包含的最终极悖论便是，它通过一长串无休止的非正义与暴力去追求正义。”

在加缪看来，真正的正义从来都不会在暴力中诞生，而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与信任。

当年12月，他在瑞典一所大学的演讲中坦言：

“面对时代，艺术家既不能弃之不顾也不能迷失其中。如果他弃之不顾，他就要说空话。但是，反过来说，在他把时代当作客体的情况下，他就作为主体肯定了自身的存在，并且不能完全服从它。换句话说，艺术家正是在选择分享普通人的命运的时候肯定了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艺术的目的不在立法和统治，而首先在于理解。”

1960年1月4日，加缪从普罗旺斯前往巴黎途中遭遇车祸当场丧生，年仅47岁。

对于加缪的意外离世，许多人直到今天仍难以接受。他们无法相信想加缪这样的伟大作家居然会死于车祸。甚至有人提出阴谋论，认为加缪死于政治谋杀。这种论调当然荒谬，但也说明了人们对加缪的热爱。

加缪生前，每有新作问世、新戏上演，都会让法国评论界为之震动。他也长于交际，在巴黎社交圈中口碑极佳。在车祸离世前夕，他还在三天内为三位不同女性写下情书，可见风流。

这种生存方式，实际上也是加缪对荒诞的回应，甚至如他所言，“生存本身就是对荒诞最有力的反抗”。

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一段讲话，可以视作他对自己乃至整个时代的总结：

“每一代人都以改造世界为己任，不过我这一代人知道它改造不了世界，但它的任务也许更伟大，这任务是阻止世界分崩离析。这一代人继承了一段腐朽的历史，其中堕落的革命、疯狂的技术、死去的神祇和筋疲力尽的意识形态都搅作一团，平庸的政权今天可以毁灭一切，却不知道如何让人信服。因此，这一代人不得不从自我否定开始，来恢复些许造就生与死之尊严的东西。”

正是这种寻找尊严的勇气，正是他的不顺从，还有对自由的渴望，让加缪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加缪语录

一切特立独行的人格都意味着强大。

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想，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

没有对生活绝望，就不会爱生活。

忧伤者有两种忧伤的理由，要么他们无知识，要么他们抱希望。

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

不要走在我后面，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不要走在我前面，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请走在我的身边，做我的朋友。

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

我们很少信任比我们好的人，宁肯避免与他们来往。相反，我们常对与我们相似、和我们有着共同弱点的人吐露心迹。我们并不希望改掉弱点，只希望受到怜悯与鼓励。

当对幸福的憧憬过于急切，那痛苦就在人的心灵深处升起。

当我听某个人说话听烦了，想要摆脱他时，就装出欣然同意的样子。

如果你继续去寻找幸福是由什么组成的，那你永远不会找到幸福。如果你一直在找人生的意义，你永远不会生活。

在光亮中，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

一个人只要学会了回忆，就再不会孤独，哪怕只在世上生活一日，你也能毫无困难地凭回忆在囚牢中独处百年。

自由应是一个能使自己变得更好的机会。

这个世界充斥着谎言和奴性，孤独的荒草到处疯长。无论我们每个人有怎样的弱点，对自由和高贵的追寻永远植根在两种艰难的介入中：拒绝谎言，反抗逼迫。

诞生到这个荒谬世界上来的人惟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一个人不可能永无止境地忍受寒冷或不公。

图源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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