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生命来到世上，都有它的“背负" | 范俭谈震后再生育家庭
从《活着》到《十年：吾儿勿忘》，十年过去，范俭重回震区，将镜头探入失独家庭，去收藏那些或许会被永远掩埋在时间中的挣扎、痛苦与爱。
他记录的，是震后家庭亲情的重建
撰文 / 姜雨婷
编辑 / 洪雨晗 迦沐梓
十年后的5月12日，范俭又一次落下了泪。
同上百位遇难学生家长一起，他手捧鲜花站在公墓里，情绪一度有些激动——此情此景，似乎太过熟悉，却又觉得恍惚。
2009-2011年间，作为纪录片导演的范俭在四川都江堰拍摄震后失独家庭，结识了叶红梅和其他一些人，做成纪录长片《活着》，讲述了叶红梅夫妇的艰难再生育之路。
◇ 纪录片《活着》海报。
十年过去，范俭重回震区，将镜头再次探入这些家庭。
一开始的拍摄并不顺利。
面对巨大的伤痛，许多家庭拒斥回忆，也拒斥讲述。这些拒绝与排斥一度让范俭感到尴尬。“当事人不愿面对的时刻，我们外人却总是要记取和追问，这实在有些吊诡，这让我非常自责。” 范俭在拍摄手记中写道。
然而，另外一些灾难亲历者的支持却最终给了他信心。范俭发现，像叶红梅、吴哥与刘莉等人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能够和自己共鸣。面对过往，面对伤痛，他们不愿忘却，宁可负重前行。“我佩服他们的勇气。” 范俭说。
而这一次，范俭想要记录的是震后家庭亲情的重建。
震后出生的新生命与父母间形成了怎样的关系？父母在新旧生命中纠结的情感如何摆放？年幼的孩子又将如何面对这一切？这是范俭关注的问题。
◇ 《吾儿勿忘》剧照，叶红梅谈及震后出生的儿子“如果他哥哥姐姐在的话，可不可能有他”。
叶红梅祝俊生一家充满矛盾张力的关系首先吸引了他。祝俊生在2008年的地震中失去了女儿祝星雨，在学校的废墟上，父女俩有过这样一场“最后的对话”——
“幺儿，你要坚持住，爸爸马上就来救你。”
“爸爸，我在这里。”
听到女儿微弱的回应，祝俊生大声地呼喊，却最终还是没能把她救出来。
此后十年，对女儿沉重的负罪感压得祝俊生喘不过气，也让他与儿子的关系一度十分疏远。
◇ 祝俊生心里，女儿的死是一个过不去的坎，谁也没法理解他的痛苦，包括妻子叶红梅。摄影/于卓
在再生育家庭中，这种纠缠在过去与现实间的情感矛盾并不少见。除了祝家，在刘莉、马军、其他人身上也均有体现。一面是嗷嗷待哺的新生命，一面是挥之不去的过往。范俭认为这一切并不寻常，他希望通过系列短片故事去呈现。
而另一个方面，年幼的孩子们在面对素未谋面的亲人，面对父母态度时的反应也耐人寻味。对于母亲日思夜想的姐姐，刘莉8岁的女儿恩恩曾说，她只能“想起”，却不会“想念”。
这群孩子在大地震的历史背景下出生，却注定一到来就背负起与常人不同的命运，这或许已经是一种历史语境下的“不公平”。
◇ 刘莉与震后出生的女儿恩恩在胡慧姗纪念馆里。该纪念馆为了纪念在512地震中逝去的胡慧姗（刘莉大女儿）而修建。摄影/于卓
影片中，镜头游走过祝俊生手中的烟，大片大片落下的雨，吴哥巷子里的风，还有刘莉手中的毛衣。视线一点点移动，也一点点深入这些家庭——它们既脆弱，又坚强，既细若游丝，又沉重如山。通过镜头，范俭希望能永远地收藏那些或将掩埋在时间尘土下的挣扎、痛苦与爱。
“一部纪录片就像是从生活中攫取的一瓢水，它不是生活这无边之水的全部，但又确确实实来源于生活。他们生活中的这一片海，有时晴，有时雨，我会用长片，在更长的一个时间维度中去探索这些家庭的走向。”范俭说。
谷雨：为什么会有做《十年：吾儿勿忘》系列纪录短片的想法？
范俭：2011年拍完《活着》，我一直在想这些家庭、这些孩子是否会有新的故事，去年5·12前后又回到都江堰，更是印证了我的想法。
我一开始接触的还是叶红梅一家（《活着》主人公），发现这家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尤其父子间更是一种微妙、疏离的关系，我认为这可以发展出新的故事。起初是有一个长片的计划，但又发现不同家庭有不同层面的故事，就想用短片的形式来展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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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吾儿勿忘》系列纪录片，第一集《吾儿勿忘》完整版，讲述叶红梅、祝俊生和川川的故事。
长片也会继续拍摄，但是会深入到某一个或两个家庭中。我是想用震后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去观察这些家庭和新生命的成长变化历程。到地震二十年左右，这些孩子可能长到十七八岁，会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了，他们将如何理解并反思身上所背负的东西，我想那时会有第三部作品。
谷雨：《活着》的侧重点是震后的情感伤痛，十年后再度将目光投向再生育家庭，《十年：吾儿勿忘》最想展现的是什么？
范俭：最想关注的有三点，最核心的一点是新的亲情如何建立，再者就是父母在新生命与旧生命之间那种纠结的情感如何摆放，第三个层面就是在震后十年的时间里，像吴哥这样的男性，他们是如何走出伤痛的。最根本的一个层面还是亲情的重建——如何在这样一个局面、一种背负下去重建情感。
在目前这个节点，父母对过去的态度，对历史的态度，对逝去孩子的态度，在再生育孩子那里都会有反应，这在这个系列里可以清晰地看到。
谷雨：从某种程度上说，如今再让这些家庭回忆往事是在揭开伤疤，做这些故事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范俭：于我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不要忘却”。历史需要一直记取，因为痛而去刻意遗忘，这不是我的态度。当然，这也要看拍摄对象的态度。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和我有共鸣，有些家庭很拒斥拍摄，拒斥回忆，这让我们的到来有些尴尬。
我也曾一度自我怀疑——人家都不愿去回忆，我们又为何要记住？但像叶红梅、吴哥、刘莉这些人，他们在对待历史、对待过往上和我是有共鸣的，我很感谢他们。
痛苦是人生的一个层面，人生还有很多层面，正如吴哥在故事里所说，这是一个大历史，从理性的、思辨的角度，他不愿去忘记。
谷雨：四集故事的侧重各有什么不同？你觉得哪一集或两集最能达到你期望挖掘和表达的深度？
范俭：应当说每集故事都各有其维度。第一集是整个家庭的关系，尤其侧重父子关系；第二集就是典型的男性视角，倾向于吴哥；第三集注重女性的角度，着力表现两位母亲如何处理与两个孩子的关系；第四集又是很特殊的家庭。
叶姐一家（《吾儿勿忘》）是我比较经典的人物驱动叙事，以戏剧推动为主，但它有时戏剧性有余，理性不足。吴哥这集（《十年与一日》）理性层面的思考就比较深入。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a0647aralc2&width=500&height=375&auto=0◇ 《十年：吾儿勿忘》系列纪录片，第二集《十年与一日》完整版。
至于《想起，想念》，我想在女性层面上做深，在刘莉这个人物身上投入不少笔墨。而《站起来，走下去》里，鲁哥一家人物身上的正能量、光彩打动了我。如果它只是苦难，只是悲惨，那我是不想做的。
谷雨：四集故事中，有两集的着重点放在父亲身上，表现了他们身上深沉的情感，很纠结动人。相较于更易想到的母子关系，为什么会选择父亲、男性的视角？
范俭：我的片子关注女性比较多，从这次的拍摄可以看出，很多女性其实是通过生育走出了困局，但男性不同，男性无法仅仅因为生育而改变自己的心理状态，因而我希望透过一个男性的视角来解读这个问题。
另外，我刚开始接触叶姐家时，就强烈地感受到了父子间的戏剧张力，再加上这个父亲身上背负的沉重过往，让我觉得这个人物很丰富，很立体。
至于吴哥，这个人物很有味道，他看似超然、理性，内心却十分细腻。他会和店铺里的花猫、蜜蜂、蜘蛛、燕子互动，这种反常，这种超越世俗生活的有趣让我惊喜。
谷雨：第三集故事是女性的视角，你觉得母亲视角与父亲视角相比有什么不同？
范俭：关注母亲内心这一集首先是刘莉。初见面时，她就告诉我她给姐姐和妹妹分别写信，用信件的方式来达成一种看似“无法抵达”的交流，这种情感太复杂、太特别了，这超出了我的想象。然而，单独做刘莉的故事在视觉和内容上还是缺少一些维度，我最后就决定把她和另外一个母亲的故事剪到一起。
同时，在这一集中，我也试图探索孩子的内心，谈到姐姐，恩恩说，只会“想起”她，不会“想念”她，但另一方面她又会考虑妈妈的感受，将姐姐描绘成天使。两个孩子都是如此。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m0648995xy9&width=500&height=375&auto=0◇ 《十年：吾儿勿忘》系列纪录片，第三集《想起，想念》完整版。
谷雨：无论从结构还是内容来看，吴哥这集故事都比较特别。《十年与一日》这集是如何构思的？是否受到一些电影或文学作品的启发？
范俭：拍摄纪录片有趣或者说有挑战性的一点就是——过程未知。吴哥这一集开始的主角其实并不是他，但因为一些外力因素，最终反而把重心放在吴哥身上。
吴哥是一个超级按部就班的人，他每天固定6:30出门游泳，7:30开店，天天如此。对于拍摄如此单调的生活，我有过怀疑，后来发现这样的重复是有意义的。面对苦痛，吴哥有自己的一套处理方法，他用一种单调的、日常的重复去缓解、梳理疼痛。
◇ 吴哥开在平武巷的杂货铺，就像他一个人的寺庙，已经开了18年。摄影/于卓
我们拍摄纪录片其实是在接触不同的人生观。在拍摄过程中逼着自己去发现，去产生新的思路，这反而是一种挑战，一种收获。
至于其他作品对我的启发，其实是有的。有一部电影叫做《帕特森》，是讲一个写诗的公交司机。贾木许拍了他七天，每天的生活都是重复的，但生活小细节、小情调却不尽相同，这给了我启发。
谷雨：在这几集纪录片中，父母内心的伤痛其实影响了他们对现在孩子的情感付出，这种情况在再生育家庭中普遍么？这是否构成一个较大的隐忧？
范俭：从我接触的家庭来看，这比较普遍。比如我接触到的另一个家庭，母亲在地震后患上抑郁症，会不时有比较狂躁的情绪。她非常爱自己逝去的女儿，后来生下儿子，有时会难以控制地将情绪发泄到儿子身上，造成儿子身上也出现暴躁情绪。当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会这样，但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而片中的祝家，父子关系是起起伏伏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总是不好。就像影片后半段所呈现的，在运动会期间，父亲主动地接近儿子，那几天他们的关系是有改进的。今年，川川的性格也越来越外向，比以前更爱说话了，也可以和爸爸开玩笑了。
◇ 《吾儿勿忘》剧照，运动会上的祝哥和川川。
谷雨：四集故事播出后，观众有很多反馈，其中很多人对再生育家庭对待新生命的态度感到不解、揪心，认为这是对新生命的不公，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范俭：我并不认为能够做到一个所谓的“公平”成长。任何人都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来到这个世界的，比如说余秀华，难道脑瘫是她愿意背负的? 这也不公平。其实生命在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背负了来自家庭、父母和历史过往等的各种限制。
作为一个拍摄者，我并不想过多地去评判父母们的态度，我试图去理解它，呈现它。其实大多数去评判他们的受众并没有亲历过这一切。如果经历过这些痛苦，或许就很难再轻易下判断了。这些情感的矛盾其实是大灾难造成的长久心理影响，不是他们想改变就马上能改变的。当然我觉得片子能激起这些讨论，反思，是很有价值的。
谷雨：这些故事的时间跨度很大，你在拍摄完《活着》后又去过都江堰几次？其间和这些家庭保持着怎样的交流？
范俭：我们在2011年拍完《活着》后一直和叶姐家有联系。2012年和2013年也去了四川，后来在微信上一直互动，从朋友圈里看到川川的变化，让我偶有惊奇，这些也是促使我再去拍摄的契机。
吴哥家刚生完薇薇时我们也有过去，看着小到如同猫一样的早产儿，我们非常震动。他们都是我在拍摄《活着》时就接触到的家庭，一起走过了一段很坎坷的路，是有感情的。再比如马军，她对我非常信任。这次拍摄期间，她身体很不好，但还是接受了我们的拍摄，这些都是长久情感的积淀。
谷雨：对。尤其从祝哥一家的故事可以看出，他们对你非常信任。如何做到让他们如此坦诚？同时，将镜头如此亲密地探入到这一家人的生活中，是否有觉得不妥的时刻？
范俭：简单来说就是长年累月的感情。如果你的交情是一个月那就是一个月，如果是十年那就是十年，来不得半点虚假。我对他们而言就像兄弟。当然，他们夫妻的性格也比较外化，倾向于去表露自己的情感。
其实这种信任对于我们来说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负担。你不能把他的敞开百分百地去呈现，很多时候你需要为他考虑。比如祝哥和川川的父子关系，有时候会不好，但不好到什么程度，需要呈现到什么程度，需要去拿捏。《吾儿勿忘》在结尾其实展现了父子间关系的改变，是比较温情的，有先抑后扬的意思。
◇ 《吾儿勿忘》剧照，和川川一起跑步的祝哥。
谷雨：怎么去拿捏这个度？如果某些时候真实的情况就是很极端、很残酷呢？
范俭：一部纪录片就像是从生活中攫取的一瓢水，它不是生活这片无边之水的全部。我舀的这瓢水，它肯定是按照我的意图来舀的，但又确确实实是来自他们的生活。这其中肯定会包含创作者本身的主观意图，我的人生观、人生态度和期待会渗透在其中。
谷雨：对于拍摄对象，纪录片导演既是拍摄者，又是朋友。在与被拍摄者的关系处理上，是否面临过某种道德困境？你觉得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是适宜的？
范俭：是朋友关系，又是工作关系，这两种关系纠结在一起，在某些时刻确实会面临两难。这次的拍摄中还没有出现十分极端的困境，但以前拍摄余秀华时面临过。在她特别痛苦的时刻，她不希望我继续拍摄，但作为导演我知道我应该拍，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对于这个项目，我们目前的底线是不能伤害孩子。在片子中对父母，对某些关系和矛盾的呈现上不能伤害到小孩，这是一个底线。
◇ 《十年：吾儿勿忘》第三集《想起，想念》花絮，牛牛（左一）和范俭（左二）在拍摄现场。摄影/于卓
谷雨：整个系列在情感和影像的把握上非常细腻、深沉，你是如何去把握这种基调的？
范俭：这是我一直以来追求的一种风格。举个例子，在拍摄吴哥的部分，其中好几个段落是没有采访、没有对白的，是靠影像去积累、展现这个人物。刘莉的部分也有不少设计感的场景，比如说织毛衣，剪辑师最后通过蒙太奇的手法将它们剪辑进去。这些细节强调的是情绪的张力，它不需要语言去说出来，而是一种情绪的流动。
再比如结尾的部分，水漫出堤坝暗合了人物感情的流淌，这些空镜不是单纯的空镜，而是一种传达人物情绪的电影语言。再像是深夜吴哥巷子里的风、树叶，这些空间和小动物都是有情绪的，是创作者基于对人物的感受，用镜头去表达的一种情感。
范俭：一个遗憾就是体量小了一点。其实各个家庭的故事很多，但基于我们的时间和其他一些限制，我们只能做四集。然后就是人物的故事不太平均，有些故事比较精彩，有的稍微逊色一点，这个也是事实。当然，这也是在系列片拍摄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其他总的说来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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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编辑 / 洪雨晗
校对 / 阿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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