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调查记者与编辑协会负责人：报道本身比点击量更重要
◇ 1976年6月，《亚利桑那共和报》调查记者唐·博尔斯在车中被炸身亡，他的遇难和他正在调查的黑手党有关。图为他的遇害现场。
“有时一篇报道的点击量很少，但正是那些有影响力的小众，决定了变革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报道才是有影响力的报道。”
你杀得死记者，
但你杀不死这个故事
采访并文 / 崔莹
编辑 / 陈默
今年4月初，美国调查记者与编辑协会（IRE）公布了2017年度IRE大奖的获奖名单。IRE大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奖，与普利策奖齐名。
IRE金奖是该协会颁发的调查性报道最高荣誉。今年获得该奖的作品，是《纽约时报》关于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的报道，以及关于乌克兰记者帕威尔死亡事件的纪录片《谋杀记者帕威尔》。
获得本届IRE“犯罪报道特别奖”的，是BuzzFeed关于巨富斯考特·杨死亡的调查报道。Buzzfeed用两年时间调查此案，揭示这与俄罗斯势力在英国本土执行的暗杀行动有关。
IRE创建于1975年，总部位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是世界上最大、创立最早的调查记者组织，拥有5500多名会员。从1979年开始，IRE每年都会评选优秀的调查报道作品。不仅如此，IRE还为调查记者提供培训、资源和社区支持，并保护调查记者的权利。
道格·哈迪克斯（Doug Haddix）是IRE的执行总监。他曾任基普林格公共事务新闻项目总监，以及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电讯报》调查报道主编。近日，谷雨对道格·哈迪克斯进行了电话采访，了解IRE大奖的评选情况，以及美国调查报道的行业现状。
◇ IRE执行总监道格·哈迪克斯（Doug Haddix）。
如何衡量一篇报道是否有影响力？在采访过程中，道格·哈迪克斯表示，他们的标准，是它是否改变立法、惩治违法者、促进社会变革。
而点击量，并不在此列，因为“正是那些有影响力的小众，决定了变革的方向”。
换言之，一篇调查报道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能影响真正有影响力的精英，进而改变社会。
道格·哈迪克斯表示，把流量与记者的收入和考评挂钩的方式，在美国极其少见。如果盲目追求流量，或者把流量作为惟一的考核标准，会导致记者都去报道仅仅以“通俗、受欢迎”为前提的新闻，而这对新闻业来说，“太不幸了”。
以下为采访内容。
谷雨：IRE大奖和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有时会有重合，这两个奖项存在哪些差异呢？
道格·哈迪克斯：IRE的所有奖项都和调查性报道有关，而普利策奖包括其他种类。
在调查报道的评选上，普利策奖遵循的某些标准和IRE奖有些类似，但我们会更多地考虑报道的影响力。
谷雨：那么，你们如何衡量报道的影响力呢？
道格·哈迪克斯：影响力包括报道是否促进法律的改变，是否让某些人被绳之于法，是否促进了社会变革，等等。
谷雨：今年，IRE的一个金奖被颁给了《纽约时报》的韦恩斯坦性骚扰报道，你认为这系列报道的可贵之处在哪里？
道格·哈迪克斯：《纽约时报》揭露韦恩斯坦性骚扰的报道，是引发“#Me Too”大规模反性骚扰运动的最基本的报道，也是“看门狗”新闻的杰出范例。
这些报道影响了很多人，给沉默的无权者提供了发声的机会，让强权者对自己的不当行为负责。在改变人们对性骚扰的态度方面，它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这场运动影响深远，韦恩斯坦、美国著名访谈节目主持人查理·罗斯以及一些政治人物，都被揭露有性骚扰行为。
◇ 《纽约时报》关于韦恩斯坦性骚扰的报道。
谷雨：IRE 的另一个金奖被颁给了“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OCCRP和其合作伙伴Slidstvo.Info，因为它们共同制作了调查乌克兰记者帕威尔·谢里梅特遇害的纪录片。评奖时，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道格·哈迪克斯：我们的评委都认为，这个奖项真正体现了IRE的精神。
1976年6月，《亚利桑那共和报》调查记者唐·博尔斯在车中被炸身亡，他的遇难和他正在调查的黑手党有关。事件发生后，三十多名记者从全国各地赶来。他们团结在一起，决定继续完成博尔斯的调查报道。
◇ OCCRP和Slidstvo.Info共同制作了调查乌克兰记者帕威尔·谢里梅特遇害的记录片 。期间，他们调取查看了大量被警方忽视的监控资料。
谢里梅特的经历和博尔斯的经历非常相似，它们都表明：你杀得死记者，但你杀不死这个故事。对乌克兰记者如此深入地调查、如此执著于将坏人绳之于法的行为，我们非常惊叹。
谷雨：你已经担任IRE执行总监两年了，在这两年里，美国调查报道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道格·哈迪克斯：我认为是数据新闻日趋成熟。有些记者通过编码、软件等复杂技术，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可视化加工，这催生了很多之前无法做到的报道。
我马上想到的一个例子是，《亚特兰大宪政报》对医生和其他医疗服务者对病人进行性侵的调查。这涉及成千上万件案例，以及10万多页法庭文件。他们使用软件来分析这些材料，总结出了共性。
今年IRE数据新闻奖的获得者之一是《芝加哥论坛报》，他们对处方药进行了复杂的分析，分析它们如何将患者置于危险境地。
另一个数据新闻奖的获得者是非营利新闻机构ProPublica，他们查看了全美的破产数据，发现了种族歧视的存在——申请破产的黑人，和申请破产的白人境遇完全不同。
◇ 2017年9月，非营利新闻机构ProPublica在报道《对美国黑人而言，破产制度的不公正在哪儿》中使用了大量的数据。
还有一个获奖者，调查的是外国人，特别是中东人在美国找房、租房时是否受歧视，它也涉及大量的数据分析。
谷雨：美国新闻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有哪些？
道格·哈迪克斯：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错误信息和欺骗行为，不仅是调查报道记者，所有记者都面临如何识别真伪信息的挑战。
◇ 2017年8月，飓风哈维登陆美国。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的美国休斯顿当地机场被水淹的图片，后来被指出是假照片。
这些虚假信息，有的来自白宫和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一些报道令他们感到尴尬，或让总统和他的政府显得腐败无能，他们于是故意诋毁合法的新闻媒体，将很多真实报道断定为虚假的。特朗普政府还常把虚假消息作为宣传工具，误导公众。这种现象正向地方一级政府蔓延。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新闻媒体需要与之对抗。对抗方式包括让信息透明、共享数据，以及说明故事来源等，以便让读者了解真相。
谷雨：在你看来，一篇优秀的调查报道应该是什么样子？
道格·哈迪克斯：很多时候，政府、企业或其他机构运营效率不高，甚至有非法行为，记者要能提出质疑，揭露腐败，挖掘真相，告知公众。关于这些内容的报道，就是优秀的调查报道。它们关注受害者，调查污染企业和医疗事故。它们表明：某个组织依然有改善和进步的空间。
谷雨：报道的点击量与报道的质量、专业水准不一定成正比，有时甚至可能相反。在评选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如何取舍？
道格·哈迪克斯：报道的点击量是很重要，但我认为报道本身更重要。
有时一篇报道的点击量很少，但正是那些有影响力的小众，决定了变革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报道才是有影响力的报道。
点击量高，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一篇好报道。美国有很多小报和八卦杂志，比如《世界新闻周报》《国家询问者》，它们经常刊载虚假的故事和名人新闻，销量比《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高。尽管如此，我还是宁愿选择读者少、点击量少，但能揭露不法行为，引起立法者和公众关注并带来改革的报道。
谷雨：美国记者的收入，是否会和单篇文章的具体流量挂钩，或者在考评时，被作为重要的参考系数来考虑？
道格·哈迪克斯：在美国，这样的做法极其少见。很多记者和新闻采编室会对读者进行跟踪调查，了解他们对不同报道的兴趣，但记者的收入，和单篇文章的具体流量没有直接联系。
谷雨：如果盲目追求流量，或者把流量作为惟一的考核标准，可能会给新闻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道格·哈迪克斯：这样的做法太不幸了，会导致记者都去报道那些仅仅以“通俗、受欢迎”为前提的新闻。
有的新闻虽然点击量很高，但和可能不太吸引大众的新闻，比如关于政府、商业、教育和其他引人深思的新闻相比，要次要得多。
谷雨：美国的新闻机构是否会越来越多地考虑报道的性价比，考虑削减成本？
道格·哈迪克斯：在过去10年-15年的时间里，美国媒体的采编人员大幅减少，目前美国记者的人数是10-15年前记者人数的一半。这些削减对新闻业造成了很多伤害，但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有令人惊叹的调查报道陆续诞生。
我最担心的，是这些削减对中小型媒体的影响——因为采编人数骤减，它们越来越没有能力做调查性报道。因为调查性报道需要更多的时间，需要记者采访更多的人，查更多的文件，而不是去参加一次政府会议就能写出来的。
谷雨：美国调查报道记者的年收入大概在什么范围内？他们如果转行，一般会去哪些领域？
道格·哈迪克斯：这取决于他们在哪里工作。新闻界的人员削减，并不意味着记者收入的减少。
通常来说，记者所在的媒体越大，他的薪水就越高。某个记者可能完成了一篇非常好的调查性报道，但如果他在一家规模较小的报社工作，就不会获得和《华盛顿邮报》记者同样的薪水。
此外，美国不同地区的生活成本差异很大，纽约、华盛顿、洛杉矶和旧金山的生活成本较高，记者在那里挣10万美元，大概类似于在哥伦布、俄亥俄州或印第安纳波利斯这样的地方挣5、6万美元。
就我所知，大部分离开媒体的记者去了非营利新闻机构：有些记者去大学教书，特别是那些非常优秀的调查报道记者，他们很容易被大学聘为教授；有些记者会成为自由职业者，他们为不同的出版物撰稿，也会写书；也有记者转行成为公关，因为两个工作需要的技能相似。目前，美国的公关人数和记者的数量相等。
谷雨：近些年迅速发展的非营利新闻机构和小型数字新闻媒体，在从事调查报道上的优势和劣势各是什么？
道格·哈迪克斯：美国已经有很多比较成功的非盈利性新闻机构，其中的大部分都属于非营利新闻研究所（INN）。它们在美国各地完成了很多优秀的调查报道。
很多媒体的观念是，要竭力报道所有领域的新闻，包括社会新闻、法制新闻、娱乐新闻……而非营利新闻机构只需要选择几个重要的故事进行调查。不必报道某个社区的所有领域，的确是它们的优势。
它们的劣势是很难建立自己的声誉，很难获得大量受众。如果传统媒体和这些非营利新闻机构合作，可以共赢。
谷雨：你认为，未来调查报道最好的运作模式应该是什么？最好的资金来源是什么？
道格·哈迪克斯：如果我知道这个答案，我就会向全世界宣布了。
很不幸的是，很多人觉得他们没必要为新闻掏钱。他们习惯了在网上看免费新闻。对新闻机构而言，这就成了灾难，因为制作新闻并非是免费的，做调查报道的成本更高，肯定需要有人来埋单，这也是人们正在寻求答案的问题。
有人建议创建更多的基金会来支持调查报道，将调查报道变成一种公共产品，为大众服务。我希望这样的建议获得更多的共识。
谷雨：你对调查报道的未来感到乐观还是悲观？
道格·哈迪克斯：在国家层面，《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全国性媒体，将会有更有力的调查报道。它们甚至增加了对调查性报道的投入，它们的调查报道会继续存活，而且会活得更好。
但我对美国地方一级的调查性报道状况感到担忧。在很多社区，谁在关注当地的校董事会？谁在监督市长？谁在质疑州立法者和官员？谁在确保税款被合理使用？最近这些年，来自社区的调查报道越来越少。
让我感到乐观的是，和一二十年前相比，全国性媒体和地方媒体之间的合作在增多，大家把各自掌握的信息聚集在一起，联合做调查报道，这是调查报道的希望。
谷雨：在新闻业不景气的情况下，想进入调查报道领域的美国年轻人还多吗？哪类人比较受欢迎？
道格·哈迪克斯：尽管报纸和地方电视台都面临商业模式的挑战，依然有大量年轻人投身于新闻业，特别是那些用4年时间学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本科生。优秀的年轻记者暑假会在新闻机构实习，获得课堂之外的实践经验。
现在，美国新闻界对具有数据分析能力的年轻记者趋之若鹜。
谷雨：在你看来，如果要做一家值得尊敬的媒体，必须要坚持什么？
道格·哈迪克斯：对一家值得尊敬的新闻媒体而言，用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生产出质量高、读者和受众信任的内容。如果做不到准确和坚持，任何媒体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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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阿犁
运营统筹 / 迦沐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