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非虚构奖得主：我不认为作为非裔，写这本书就会不客观
◇ 警长在黑人社区张贴海报：从1968年4月2日开始，欢迎黑人来警察局接受工作面试。
近些年，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成为人们争论得越来越多的话题。带着“为何大多数黑人管辖区大规模地监禁自己人”的疑问，詹姆斯·福尔曼（James Forman Jr.）开始了《监禁自己人：美国黑人的罪与罚》的创作。《纽约时报》评价其“精湛而震撼”，是一本“很尖锐的书”。
写作是一个解谜的过程
采访并文 / 崔莹
编辑 / 周双玲
我相信你有潜力，相信你的家人和老师支持你。但是这一切都没能阻止你拥有枪支，哪怕是因为害怕，但你可能会伤害到别人。孩子，我应该给你一个机会，但任何行为都需要承担后果，你的结果是到橡树山少年劳教所呆6个月。
15岁的美国黑人男孩布莱登因拥有手枪和少量大麻被送上法庭，黑人律师詹姆斯·福尔曼为他辩护。法官话音刚落，福尔曼意识到自己的努力和抗争并没能改变布莱登接受刑罚的命运。
福尔曼担心布莱登的一生会因此改变：所有人都知道橡树山少年劳教所像是地牢，没有学校功能，没有心理辅导，暴力事件经常发生。在服刑期间，布莱登会落下所有的功课，半年后出来，他的校长可能不会再要他，也没有其他学校可以选择。
福尔曼不解，同是黑人的法官为何对布莱登如此严厉？并且，类似的情况一直在发生：大多数黑人管辖区大规模地监禁自己人。
这个疑问一直萦绕在福尔曼的脑海里，直到5年前，已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的他决定以此为主题写一本书，一探究竟。
◇ 《监禁自己人：美国黑人的罪与罚》英文版书籍封面。作者/詹姆斯·福尔曼
2017年，福尔曼的处女作《监禁自己人——美国黑人的罪与罚》出版；2018年，该书获普利策非虚构奖。书中案例植根于福尔曼作为公设辩护人的经历，布莱登的故事被放在了这本书的开头。
福尔曼发现，那些支持“法律和秩序”的美国黑人精英和投票者，包括黑人市长、市议会议员、警察局长、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等，放弃了有悠久历史的“黑人持有武器的传统”（black arms tradition，美国黑人曾以此自卫，对抗暴力和持有武器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同意对枪支进行严格管控。
许多黑人精英甚至担心，部分黑人不遵守法律、吸毒成瘾等，使得民权运动的成果正在被削弱。面对黑人社区居高不降的谋杀率，过度自由的毒品贩卖，他们认为别无选择，只能借助法律。美国第一位黑人总检察长倡议在黑人社区推进大规模预防性监管，全国近一百万黑人囚犯中有一半以暴力罪名遭到监禁。
越来越多的黑人被关押，以不同的犯罪名目。
对于这种“把自己人关起来”的解决方式，福尔曼提醒到：黑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执法。比如，他们还需要针对黑人的工作机会、受教育机会和住房条件的改善等。黑人们不仅仅希望针对毒品、犯罪的战争，也希望针对贫穷、失业和种族不公正的战争。
用已故的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话解释，他们既希望铁拳和强硬的“国家的右手”的帮助，也希望得到致力于社会民主和平等主义的“国家的左手”的帮助，但他们没有预料到，到来的只有“右手”。
越来越多的黑人男孩像布莱登一样被严厉处罚，他们需要更多关爱，但实际上却极其有限。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福尔曼为那些曾被捕入狱或在学校呆不下去的孩子们创建了马娅·安杰卢学校（The Maya Angelou School，网址：www.seeforever.org），尽力为他们提供较好的教育资源。上个月，马娅·安杰卢学校创校20周年，福尔曼最大的心愿是希望这所学校能一直运营下去。
福尔曼的姥姥是英国著名的“米特福德家族六姐妹”之一的杰西卡·米特福德（Jessica Mitford），是作家，也是民权运动者，著有《仁慈与不寻常的惩罚》。父亲老詹姆斯·福尔曼（James Forman Sr.）是美国民权运动的先驱。显然，学习法律、担任公设律师、开办学校等，是福尔曼在沿袭姥姥、父亲的步伐。
近期，谷雨对福尔曼进行了电话采访，了解他的创作历程，倾听他对美国司法制度以及种族歧视等问题的观点。
谷雨：作为处女作，什么灵感和动机启发你写这本书？
詹姆斯·福尔曼：我曾在华盛顿担任公设辩护人（注：法院为没钱请律师的人免费指定的律师，这些律师的报酬主要来自政府拨款或募捐）。我发现，上世纪70、80和90年代，即使在大多数居民是非裔美国人的社区，同样对黑人采用了那些在全美泛滥的严厉政策。
我和同事经常谈论这一现象，认为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不公正，存在种族歧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非裔美国人，很多法官也是非裔美国人，但他们往往不同意我们的观点。
他们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他们为什么要让这样的情况继续发生？他们为什么不能以我们的方式看问题？我们讨论了很多。
我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但我是第一个决定以此为主题写一本书的人。这本书不会改变书中提到的案件当事人的命运，但我希望它能够促进美国现行法律制度的改变，给未来带来变化。
◇ 1979年8月的《乌木》杂志以“黑人对黑人的罪行”为专题进行报道。
谷雨：你如何把一个曾经的想法变成一本书？
詹姆斯·福尔曼：从写书的想法诞生到完成书稿，我大概用了5年时间。我姥姥是作家，她经常告诉我：当你写不下去时，拿出一张纸，开始写“The”，然后继续往下写。只是现在不需要用纸了，要用电脑。
写作时，首先要做的是描述你想要强调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发生？若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从非裔美国人官员，比如市长、检察官和警察局长的视角看问题。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要关注哪些群体的声音，之后展开写这些内容就可以了。
当然，也是一步一步，我意识到要写哪段时期的历史，要探讨哪些问题。我的写作以一个谜开始，我试图解开这个谜。倘若在写作过程中迷失，那就重新回到这个谜。
谷雨：在写作中，你如何回忆那些案件以及和当事人相处的细节？
詹姆斯·福尔曼：我有当时和案件相关的资料、笔记，以及某些资料的复印件。因为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些资料对我而言很重要。当然，这些材料有些是保密的，并不对外公开。因此，我在书中没有透露任何人的名字，我改了评委、律师的名字，隐藏当事人的身份，但也尽我所能让故事准确无误。
这本书出版后，我的一位当事人找到我，问：“嘿，那是我的故事吗？”我告诉他“是”。他很高兴看到这本书里有他的故事，也很高兴我没有使用他的真名。
谷雨：你曾经担任过公设辩护人，现在又在耶鲁大学任职，从事学术研究，这些经历对你写非虚构作品有哪些帮助？
詹姆斯·福尔曼：担任公设辩护人的经历教会我如何传达复杂的想法。当以公设辩护人的身份向陪审团陈述时，你不能使用过于晦涩的语言，你必须直言不讳，必须用简单的言词，以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方式传达观点。
在我看来，很多学者写的东西对普通人而言很难理解，导致很多人索性不去看这类书。所以，我非常自觉地以一种简单易懂的方式写作，即用简单的语言，体现复杂的想法。
谷雨：回头看你担任公设辩护人的经历，它们是否改变了你原有的一些观点和认知？
詹姆斯·福尔曼：是的，我的当事人的经历绝对影响了我的想法。通过那些受到法律影响或威胁的人的眼睛来展示这个世界非常重要。当你读法庭判决时，这些判决由法律制定者的角度出发，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讲述那些受到法律制裁的当事人、法律所“产生作用”的人物的故事。他们的生活怎样？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然而，我从未有被捕的经历，只能从我的当事人那里了解到这些情况。
谷雨：人们经常会拿这本书和米歇尔·亚历山大2010年的著作《新吉姆·克罗》（The New Jim Crow）相比较。你在创作时，是否受到它的影响？
詹姆斯·福尔曼：毫无疑问，《新吉姆·克罗》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也是一本畅销书。它影响了我的写作，并影响了所有撰写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内容的作者。
《新吉姆·克罗》揭示了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对黑人社区造成的严重破坏，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是一个出发点。我的书探讨的是之后的问题，即如果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真实的，那么，它们是如何发生的，且如何也发生在黑人社区等。我的书为《新吉姆·克罗》中的论点增加了另一层次的观点，建议大多数人先阅读那本书，再来读我的。
谷雨：作为一名非裔美国人，你写这本书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在写作中，如何做到客观、公正？
詹姆斯·福尔曼：假如我是一名白人，我写关于林登·约翰逊、约翰·肯尼迪或罗纳德·里根的故事，没有人会问我这样的问题，质疑我所写的内容是否公平。我并不认为身为美国非裔，我写这本关于美国黑人的书就会存在不客观、不公正。
这是一本关于美国黑人的政治和社会历史的书，如果你是美国非裔，你熟悉相关历史、背景、人物和已有的观点等，这些都是写作优势。但我不认为只有非裔美国人才能写这样的书，任何认真研究并沉浸于这个问题的人，无论他来自哪个国家，拥有什么背景，都可以写。
你可以来美国写关于美国的文章，我可以去中国写关于中国的文章，我认为写作热情才是最重要的。你必须做好各种各样的功课，比如，了解对方的语言、文化，并认真对待。
谷雨：在写作这本书中，你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詹姆斯·福尔曼：挑战无时无刻不存在。对任何人而言，去理解其他人就是一个挑战。你必须“把自己放在别人的鞋子里”，试着通过他们的眼睛看世界，了解他们的经历，体验他们的生活。
如果你与来自不同国家、说不同语言，或来自不同经济背景的人聊天，这会更难一些。也许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的父母为你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现在，你必须去了解一名吸毒上瘾的父母，或父母被监禁的年轻人。
我也永远无法真正理解这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4岁父母就被捕入狱的小孩的处境，但我可以去学习，去阅读，去倾听别人的讲述，这些都是挑战。但我相信，如果足够谦虚且勤奋，就可以克服这些挑战。
谷雨：你将书的内容分成“起源”和“后果”两个部分，从一开始你就很清晰这样的结构吗？假如有第三部分，应该是什么内容？
詹姆斯·福尔曼：这本书的结构是出版社的编辑建议的，我觉得不错，就采用了，我的原稿中有相关的内容，只是并未以“起源”和“后果”标注。假如有第三部分的话，应该为“未来”，即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的书中只描述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真正提出关于我们如何去做的建议。在我的讲座和演讲中，我花了很多时间阐述我们该怎么做，但这些内容并不在书中。
谷雨：美国种族歧视如此顽固，特朗普上任后，这种现象有所改变吗？
詹姆斯·福尔曼：没有，自特朗普上任后，情况变得更糟。特朗普曾发表总统声明，认为墨西哥人是“强奸犯”，指出“他们派出的不是好人”。包括针对墨西哥人、穆斯林，也有些针对非裔美国人。
不仅仅是特朗普，特朗普身边的人，包括他政府的工作人员，为共和党筹款的人，都存在种族歧视。
在美国，有些问题一直存在，但没人说出来，现在特朗普却说出来了。尽管我不认为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特朗普的观点，但当这种观点出现在总统或总统周围的人的口中时，这种观点变得更容易被接受。
谷雨：美国开展“毒品战争”（Drug War）对毒品类犯罪实行严刑峻法，导致美国的人均入狱比例飙升。你在书中也指出：“毒品战争”创造了一种新的、种族主义的惩罚制度，那你认为理性的“毒品战争”应该是怎样的？
詹姆斯·福尔曼：首先，应该将某些低等级毒品合法化，比如，我不认为大麻使用者或者销售者应该被定罪。对于使用或者销售其他毒品者，处罚应该减轻，而不是动辄判他们几十年到终生监禁。使用海洛因或可卡因是不健康行为，但不应该用狱刑对当事人进行惩罚，可以给他们一个通知或者做个备忘等。
并且，我们必须投入更多资金用于对吸毒上瘾者进行治疗。在担任公设辩护人期间，我的一名当事人告诉我，她无法参加任何戒毒项目，即使她很想戒毒。他们吸毒就被惩罚，却很少有针对性治疗方案。这样的做法非常落后。
谷雨：你在书中论证了增加黑人警察数量并未改变警方的行事方式，你认为警方的行事方式应该如何改变？
詹姆斯·福尔曼：黑人通常生活在犯罪率较高的社区，黑人也需要警察。
◇ 1946年，发生在亚特兰大的游行，呼吁增加更多黑人警察。
我认为警方要有两个方面的改变：
第一，警方应集中精力解决严重的犯罪问题。当案件发生时，警方应该迅速作出反应，并且调动他们所有的资源来破案，逮捕严重犯罪者，而不是从事他们所谓的“预防性警务”，比如随意到居民家里搜查毒品或武器。
第二，所有警察必须接受培训和监督，把自己视为社区的守护者，抱有帮助者的心态，而不是战士的心态。现在的警察如同军队士兵，我认为它们应该更像社会工作者或社区代表。总之，美国警方的行事方式需要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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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编辑 / 周双玲
校对 / 阿犁
运营统筹 / 迦沐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