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小庆：如何把已经写滥的选题尽量写得“开阔” 丨谷雨计划
对吴桂春前后做了三次采访
这个选题是编辑赵涵漠老师派给我的。故事发生在东莞，离我平时常驻的深圳很近，高铁过去是17分钟。但接到题时，我还在外地休年假最后一天。当时的媒体报道大部分都是两三分钟的视频，截面性地讲了那两三天发生了什么，吴桂春说了什么，内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我到东莞找吴桂春的时候是7月初，他自己已经无法自由决定是否接受采访，任何采访都要经过当地宣传部门和他公司的批准。我没有能够获得这个批准。吴大叔本人是可以接电话的，他告诉我，如果我得不到采访许可，他也可以在电话里跟我聊聊。但我还是希望找到其他突破的方法。
《南方都市报》的一位前同事提供了帮助。他告诉我吴大叔目前工作单位的领导电话，他住的员工宿舍在小区几号门岗的对面。此前，因为“农民工留言图书馆”是件“正能量的好人好事”，东莞一家公司给吴大叔提供了新的工作，公司客观上有自我宣传的需求，那位领导人也蛮好的，体谅我交不了稿会很难过，答应第二天中午把吴大叔带出来一起吃顿午餐，午餐的一个小时可以聊一聊。
采访一共做了三次。第一次是吃饭的时候；第二次是吃完饭又争取了一个多小时，采访地点是在小区物业公司的办公室。这两次采访旁边都有很多人，并且一直有其他媒体的记者打过来联系采访，很多细节的问题没办法展开。我觉得他这种忙碌和被严格管束的状态起码还会持续一周，就有意识地和那些采访错开了三四天，先去做其他部分的采访。
我们不想做一个拼时效性的稿子，而已经有的报道，从内容和风格来说都很乏味。从信息量来看，重复。从人物来看，扁平。从文字来看，没有故事发生地的氛围。比如很多报道里写他看过什么书，通通都是《左传》《春秋》《红楼梦》。但提问和回答都只到了书名，余下就没有了。在仓促的电话约访或者视频拍摄里面，记者也很难跟一个采访对象说，我们来聊一聊读书的具体细节，或者聊聊我们彼此都比较有共鸣的文本。
所以我在想，只要有时间和机会能让我跟吴大叔坐下来聊，我一定可以问到很细节的、很有分辨率的东西。因此，等其他部分的采访完成之后，我直接去吴大叔的宿舍跟他聊了四个小时，这是对他的第三次采访。
不包括写稿，我在东莞待了一周。在去东莞前，我差不多对稿子的方向有了一些基本的想象。包括我和编辑漠漠的电话沟通里，我们几乎是有一个心有灵犀般的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我们这个稿子想要搞清楚三个问题：为什么故事发生在吴桂春身上？为什么故事发生在东莞图书馆？为什么故事发生在珠三角？
所以稿子的切入点或者视线有三层：第一层是吴桂春，吴桂春代表的外来务工人员和老年农民工群体。第二层是图书馆，东莞图书馆和它所在的公共图书馆行业。第三层是城市，东莞这个落脚城市、世界工厂和它背后的珠三角。
稿子发出后，不少同行和读者告诉我，他们觉得这篇稿子写得比较“开阔”。我想可能是我们面对一个猝然出现的网红事件时，没有驯服地把这件事当做一件“自然”发生的事，而是好奇地发出许多疑问。
这些疑问不是没有来由的，我想，这可能是一种米尔斯说过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当面对这个选题的时候，不是只想到个体的生存是多么不容易、多么的苦情，或者“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等等。当然，这些方向都没错，但还不够。过去突发报道里，通常是写一个人的家庭环境、成长历程、个人性格和他所做的抉择之间的关系。只写一个人的心灵史和成长史，还是有点单薄。
但是，这部分的采访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在很多报道里，我看到的细节都很雷同，并且严格来说只是一种概述，算不上细节。所以第三次采访的时候，我问了许多这方面的问题。比如，你在鞋厂使用的劳动工具叫什么？鞋厂的味道是怎样的？每年花多少钱买衣服？在哪里买？手机套餐是多少元包月的？没有回老家的时候，在东莞怎么过年？每个月怎么给儿子打生活费？这些年的工资收入有什么变化？搬家的时候，哪些东西一直跟着你？
我印象比较深的细节之一是，我问他每年花多少钱买衣服，他说不到一百。广东虽然没有北方严寒，但最冷的时间还是需要穿羽绒服的。所以我问他，每年买三套热天穿的衣服之外，冬天不穿羽绒服吗？他说在东莞挺挺就过去了，不需要买。我问，那有几年你回家过年了，湖北很冷，回去穿什么衣服呢？他说，他穿他哥哥或者弟弟的厚衣服，回来要上车的时候就脱掉，还给亲戚。回去穿上、走时脱下，这种即穿即脱的画面，让我想起社会学家项飚说的那种“悬浮”和临时感。这跟城市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那种黏着、膨胀物欲，是完全不同的。
还有很多细节，是通过无目的的游荡和漫谈得来的。我曾去吴桂春之前工作的鞋厂楼下的快餐店坐了一小时，吃了一碗面。快餐店老板娘是从四川来东莞的，开店超过20年，她体恤工友，看到体力劳动者，会多抓一把面条下锅。包括老板娘，还有鞋厂的绝大部分工人，好多都是90年代出来打工的大姐，在东莞打拼了二三十年，她们的生命是以来东莞作为分界点的。她跟我讲她在东莞的迁徙史，讲她和大儿子的生疏，讲自己劳碌了半辈子，等小女儿大学毕业，她就回老家。
等我去了鞋厂，我发现鞋厂的工人几乎也都是中老年人。那个鞋厂给我的冲击非常大。我常常在新闻或者朋友的讲述里听到，机器人已经在珠三角的工厂里取代了多少比例的流水线工人，这是很有未来感和进步自信的一个画面。可是当我跟着温州老板走到二楼那间厂房，我感觉我时空穿梭到了18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期间。
那个鞋厂准确来说，应该是一个手工作坊。在那里的大半天，我和很多工友聊天，没有人懒惰和放弃过生活，每个人都竭尽全力了，可是随着青春流逝，他们一步步从大厂被筛选，流落到小厂，再流落到这种不交五险一金的小作坊。那天的采访里没有吴桂春，但是其他大龄外来务工者的故事，也是他故事的一部分。
包括每次打车，我都会跟司机聊天，最后发现好几个司机以前都是给港商或者台商开车的，这两年不景气，这些工厂或者倒闭，或者搬去东南亚了。
另外，走在东莞的街上，我感觉年轻人少了好多好多。我以前来过东莞，也在佛山工作过两年，那时我对珠三角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场景就是，走在镇街的商业中心，你的眼前有无数双年轻人的大腿在迈动。我会感受到作为“世界工厂”的东莞，没有过往那么躁动了。这种氛围提示我，比如郑小琼和吴桂春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东莞的，但是因为时间节点的不同，这些故事就有不同的气温和温度。
包括离开东莞的前一天，我去了老城区一家很有名的饭店，里面播放的还是罗文唱的粤剧。不论国际局势、机器大工业和流水线怎么变化，有一些东西大概是不变的。这其中许多东西虽然可能最终落不到稿子里面，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浸泡在里面，获得一种背景性的存在，有些部分或许最终不写，但是在我们需要一些判断或者做一些描述的时候，我能从记忆里抓取到总体性的氛围。
两个没放进去的细节
在个体故事这一层的采访上，其实那几天，我观察到了许多关于一个人在巨大的命运调转时刻，他正在经历的许多魔幻现实。但一篇稿子承担不了所有的功能，写稿的时候，我舍弃了挺多。
比如，吴大叔说，他在东莞的17年里，买水果的钱不超过40块，这个细节别的媒体写过，但我总是不相信，所以最后那次采访，我又问了一遍。
我那天去找他，也提了一些水果去，他表现得非常抵制，几乎是要冒火的样子。可能正是因为近二十年没有消费水果的习惯，他会觉得几袋水果在夏天是很麻烦的，会坏掉。经过很多年一个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之后，他不会来中产阶级的那套审慎礼貌与虚与委蛇，不会说谢谢你上门还带东西，反而是你给他带来了麻烦。
当时我建议，吃不完的话，送给其他的工友吧，他说我不认识他们。他似乎也不需要拿水果去发展或者维护一段社会关系，这种生存是临时性的。就像项飚老师说的“悬浮”。这些都是我的观察，没有写到稿子里去。最后他还拿了一半水果让我带走，我不拿，他蛮生气的。
需不需要在稿子里呈现对吴桂春的立体、全面描述？有同事问过我，我写稿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只有一种直觉，就是在叙事上，我不想要一个朦胧的、对一个人的全面描述。我想要的是一张有景深的照片，或者一幅透视的绘画。我要完成的不是以吴桂春为对象的人物特稿，我要完成的是以他为前景，但在最前景的人物背后还存在不同景深的一张照片。如果在这张照片里对人物面面俱到，焦点反而模糊了。
关于最前景的人物，我采到了不少之前没有看过的信息，也获得了许多有意味的细节和场景。但既然这不是一篇人物特稿，那么，在这个体裁中，如果试图去描述人物的立体和复杂，我会觉得这是对采访对象的不公平。或许时间间隔再拉长一些，用一篇专门的人物特稿来写吴桂春，是合适和公允的。
所以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我只描述了一种最低限度的生活和他孤独的生存状态。这是所有人都有的共识，但很少有写得特别细节的。如果我是读者，我会希望你给我细节，而不是一些重复的判断和笼统的描述。
有一个故事忘了放进去，挺可惜的。有一年年底放假前，鞋厂老板请人来翻修厂房，吴桂春和装修工人因为灰尘的问题发生口角，装修工人说，你有本事的话，也不会在这里打工了。吴桂春非常生气，收拾东西就走了。老板劝他干到放假再走，说别人在灰尘里都可以做，怎么就你不行。他连工资都没结算就走了。等越过春节，他再来找工的时候，才从老板那里拿到上一年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从这件事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自尊很强、很有个性的人。如果读者知道这个故事，大概能够更明白他干嘛要和林黛玉的鹦鹉较劲。我们也能从这个故事里看到，老板和工人的关系是丰富多样的，老板不是新闻里总出现的血汗资本家形象，这位来自温州的小企业主和外来务工者之间，既是劳资关系，又有同是天涯揾食者的小小义气存在——并不是每个老板都能做到把工资分文不少地再给工人的。也有工人提到，他们急用钱的时候也可以找老板借。每个月也是这位老板帮吴桂春把生活费转给儿子。
“这个故事，或许只能发生在东莞图书馆”
在最前景的人物采访背后，是东莞图书馆和它代表的公共图书馆行业。在去东莞前，我唯一专门做的功课是关于“公共图书馆”的部分。我以前还挺喜欢看关于“城市研究”的书的，也写过关于“公民建筑”的稿子。城市空间资源的分配，本质上也是一种空间的政治。所以在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会想到图书馆的公共性这一点，也有意识地去查了很多“公共图书馆”的资料，比如它在工业革命出现后的发展历史，包括它在中国的历史。
很有趣的一点是，我发现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过去20年里，曾经三次在节目里提到公共图书馆。最近一次就是在连线东莞图书馆的时候，之前两次分别是谈论“杭州图书馆事件”和更早的时候他去美国采访波士顿图书馆，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同时也是最著名的公共图书馆。
这其中对我冲击非常大的，就是从千禧年开始，中国的公共图书馆行业几乎是进行了一场自我革命。许多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图书馆从业人员在重申和实践公共图书馆的“公共性”，力图去做彻底的变革。其中一些文献里就提到了东莞图书馆的实践，和馆长李东来对图书馆“以文养文”这种行为的批评，以及他自己对“公共性”的一些阐述。
因此去采访前，这一部分已经是我想要力图去证实或者证伪的重要一部分。在做人物采访的工作里，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成年人的行为具有重复性。当我在资料或者新闻中看到一个行为，我会想，这个“偶然”的背后会有必然性或者行为的重复性吗？放到“农民工留言东莞图书馆”事件里，许多采访对象都告诉我，如果没有总服务台工作人员王艳君的敏感、共情和敬业，那么吴桂春留言的事大概率不会发生。我会去想，那么王艳君大概率也不会是第一次去做这样的事。再进一步，如果一个机构的价值观具有稳定性，那么在“网红”事件发生之前，一定还发生过许多没有被看到或者传播的类似事情。
在图书馆采访的那周，我没有抱着要去做对一道证明题或者论述题的急迫，大概是一种游荡的状态吧，想要以一个普通使用者的身份去观察这个公共机构。我对王艳君和其他图书馆工作人员的采访也是如此，更多时候是在看她们如何跟读者互动。
王艳君的工作岗位在总服务台，她大概是整个图书馆说话最多的人。她也是一个很爱跟人打交道、共情心很强的人。和我生活里看到的许多公立机构工作人员不同，她在回答读者询问、疑问，提供解决方案的时候非常耐心，她给读者的回答不是一个封闭的答案——我是常常因为一个封闭傲慢的答案而跟人吵起来。她会把能想到的所有解决办法一一说给你听，告诉你她会偏向哪一种处理，然后由你自己来选择你想要怎样的解决方式。
也是在第二次、第三次的采访里，她讲了许多图书馆的日常实践。这些在她看来是寻常的处理，在我听来是很久很久没有在采访中获得的有关人文主义和社会公正的暖光。
我印象很深的是，她好几次提起没有处理好那对因家暴而离家出走到图书馆的母女的事。那件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实际上她们做得已经很好，但她几次提起都很懊恼和后悔。一个人很认同自己的工作，才会一直去反刍自己过去的一个行为。
之后，我又从其他采访对象那里看到了更多的读者留言，那些留言更加证实了我们事前的一种想象。在线上资料库里搜索“东莞图书馆”，我发现有一组最新发表的讨论辑，是各地图书馆行业的专家讨论东莞图书馆留言事件的。我一个个查了名字，发现都是馆长或者高校图书馆系主任，他们的文章和事例里，有大量对李东来馆长和东莞图书馆的评论和回忆，这部分内容，加上此前采访里的内容，让我终于获得了一种确定性，就是这个故事，或许只能发生在东莞图书馆。
就像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子舟教授说的，留言形成新闻热点，看似简单，其实背后的含义很丰富：“它呼应了人们对经济衰退、萧条带来的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焦虑，对工作、居住地变换或迁徙造成的生活质量下滑的担忧，对未来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能否相互达成平衡的迷茫等。”
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东莞图书馆和所有公共图书馆的实践，提供了动荡年代最宝贵东西——希望。
开头与结尾
初稿我写了两个标题，第一个叫《吴桂春的情书》，第二个是《葬花词、打胶机与情书》。“情书”“葬花词”“打胶机”，这三个意象都是采访中得来的。在我开始构思第一小节写什么的时候，它们几个自己出来了。
写开头用了最多的时间，每次写开头都是最难的。最后一次采访吴大叔那天，是周五晚上。第二天不用上班，他可能比较松弛，就喝得有点微醺。我一直想跟他好好聊聊《红楼梦》，第一次采访的时候，他说能全文背诵葬花词，我也想求证一下。正好那天他自我的大门比较松懈，就趁着醉意给我背诵了全文。我当时就想，要把这里写到开头。
有点好玩的是，那天他喝多了，加上湖北方言，有的时候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比如他跟鹦鹉较劲那段，那天晚上他在宿舍给我回忆的时候，我其实是没听明白的。后来写稿前看速记才发现，噢，跟鹦鹉较劲呢。我毫不犹豫地把这段放前面了，因为他还说了句脏话，“妈的，鹦鹉都能背八句，我是个人我还背不下来，我就白读了。”
结尾的确定比较简单，几乎是在他们办公室看到那段读者留言，和李东来的那页PPT的时候，就知道结尾要收束在“人的要求”上了。
故事为什么发生在珠三角？
最后，谈一谈稿子的第三层，“珠三角性”，或者说，故事为什么发生在珠三角吧。
我在珠三角的佛山工作过两年。稿子里有一位采访对象，是东莞图书馆的研究馆员杨河源。杨老师以前在佛山图书馆工作，他和同事从1995年开创了国内首个图书馆公益讲座。他也是一个每到“两会”都会被记者追着跑的那种政协委员，从来不惮于为本地公共事务发声。加上他正好调到东莞图书馆，我觉得他的实践，他对东莞的观察都很有价值，所以采访了他。
我们在松山湖图书馆边走边聊了三个小时。那天除了他本人的工作，我最想获得的是，李东来是一个怎样的人。因为他一开始就通过同事拒绝了我的采访。采访不到本人，下笔总会有不安全感。他作为馆长，已经有15年时间。这个图书馆的运营里，一定有他本人的气质和价值观贯穿始终。很多故事最后肯定是不写进稿子里的，但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定要搞清楚。从王艳君那里，我获得了许多具体的描述。在杨河源这里，我想得到一些更抽象的评价。
包括“珠三角性”，我也希望杨河源老师从他的角度去做一个观察和评论。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25年，体会到一种属于南方的“迷人实用主义”。包括我去采访鞋厂老板，采访图书馆的很多工作人员，他们给我讲了好多好多这方面的故事。我因此确定这种总体性的地域氛围，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感受，于是就笃定地把它作为稿子的第三层视域来进行叙述。
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固定的见识，就是文化或者社会氛围这种东西是抽象的，这种看不见的东西，不具有生产性。它不是高速公路，不是流水线，不是机器大工业，它无法生产实物。但在思考为什么故事会发生在东莞或者珠三角的时候，我会想起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的一个理论，“文化唯物主义”。这个理论认为，和大家习以为常的文化/物质的二元对立概念相反，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物质的东西或生产的过程。
我想，如果没有珠三角温暖的物候，不会有“三和大神”群体的出现。如果没有珠三角的历史文化语境，大概率也不会有纪录片导演周浩的《厚街》《差馆》，不会有诗人郑小琼和许立志的创作，不会有曾经的市场类报业的辉煌，甚至不会有“五条人”。
南方多元，生猛，迷人。在大城市治理机器的开动越来越精确和傲慢时，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有多少弹性的空间和多元的孔隙，可以让人有尊严、有可能性地生存下来，这或许是南方经验里最宝贵的部分。
我记得写完稿那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了北京SKP事件。我非常愤怒，我想知道为什么人对同类可以傲慢到这种地步，而一个城市的气味和运行逻辑，究竟是经过了怎样的渐变、突变或者折叠，才变得如此坚固和无情。
我因此十分确定，“农民工留言东莞图书馆”的偶然背后，一定是一片超过10年甚至20年的土壤的培育。培土人不只是公共图书馆的从业人员，还有媒体行业、NGO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开明的政府工作人员，包容、实用的市民社会——因为他们的共同努力，再加上珠三角本身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氛围，才最终会有这件事的出现。
但我知道这个东西越来越少了，写出来像一首挽歌。所以转发的时候我说，这几年地球上漂浮的每一块大陆都在以不同速度沉没和颠倒，所幸一些曾经常常出现后来逐渐消失的公共价值观，像孤岛一样还存在于公共图书馆人的实践中。
一位读者说，“在南下的高铁上读完了《人物》杂志这篇，把自己生生看哭了。心里真是又温暖又难过，唤起了我全部关于南方的记忆。”这也是我的感受。温暖又难过。
*如无特殊说明，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