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人说》：面对“走婚”等种种误解，摩梭人这一次为自己发声丨谷雨计划
25个摩梭人凝视着镜头，谈自己对外界“走婚”看法的反感、出去打工的无奈、对祖母屋和达巴文化消失的担忧……10 月 17 日下午，关于摩梭人的公益纪录片《纳人说》举行了首映仪式和文化沙龙。
“摩梭”是一个外来称谓，这个族群自称为“纳”，“纳人说”，就是这个族群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为求具有代表性，片中的讲述者既有达巴、修建祖母屋的木匠，也有摩梭文化研究者、80后和90后青年，还有家庭主妇和孩子。
摩梭被外界称为“中国最后一个母系社会”，这个族群历史悠久，在《后汉书》中就有记载。目前，摩梭人分布在云南的宁蒗、永宁和四川木里等地，人数只有数万，属于少数族群中的少数。
摩梭也是受现代化冲击最大的族群之一。他们的一个聚居地泸沽湖，是闻名遐迩的热门旅游地，“走婚”则是牢牢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对此感到不适的摩梭人，成为了“沉默的受伤者”。
如今，在陈一丹基金会和深圳市传统手工艺发展促进会联合出品的这部纪录片中，他们有了机会，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的故事。
《纳人说》纪录片截图
“《纳人说》不是一部学术纪录片，焦点也不是‘热点话题’，我们只是将普通摩梭人当作另一个生命体去凝望，去聆听。凝望他们，我们仿佛看到自己。”导演汪哲说。
看首映式之前，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负责人王波有过担心：拍摄一部关于少数族群的纪录片，创作团队“我要保护传统文化”的道德优越感是否会遏制不住。看完之后，他发现，这部片子非常克制。“这是我目前看过的纪录片中最安静的，尽管故事性或许是最弱的。”
在《纳人说》中，可以看到外来文化对摩梭人的巨大冲击，可以看到他们深深的身份焦虑，也能看到他们的主动改变。实际上，如何在不放弃传统的同时现代化，不只是摩梭人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的问题。
沙龙现场
“我们以前没有‘走婚’这个词。开放之后，外面的人进来了，为了赚钱，有人就发明了‘走婚’这个汉语，说我们摩梭人走婚可以去好几家，我们摩梭人是非常不高兴的。”在《纳人说》里，32岁的云南中村摩梭村民丹曾旦拉告诉观众，“走婚”是被发明的汉语新词。
在摩梭语言中，这个族群维持两性关系的传统方式，叫“噻噻”。
“我们的心只给一个人，没有去两家、三家，也没有两个、三个心……”丹曾旦拉说。
片中另一位摩梭青年也表示，自己在深圳打工时认识了爱人，他们在一起八年了，“我很坚定地知道，我想和她过一辈子”。
人类学学者蔡华曾深入研究云南永宁山区摩梭人的两性关系模式，认为它不是走婚，是“走访”。但摩梭存在多个支系，一些摩梭支系的两性模式，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多种婚姻和家庭形式并存的情况，男婚女嫁就是其中之一。
“走婚”之外，外界对摩梭人的另一印象，就是“母系社会”。但在首映式现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孙庆忠指出，摩梭并非都是母系社会。他刚从云南宁蒗的油米村做田野调查归来，这个有82户人家的摩梭村子就是父系社会。“在距泸沽湖很近的地方，摩梭文化有另一种存在。”
尽管如此，“母系社会”和“走婚”，仍是很多人给摩梭人贴的唯一标签。来到首映式现场的泸沽湖摩梭民俗博物馆副馆长兵马介绍，不久前，自己在昆明购物，说起自己是摩梭人，对方的第一反应，还是“啊，走婚族”。
“这么多年来，每个摩梭人几乎都遭受过外界比较粗鲁的质问：‘你有没有父亲？’‘你有几个女朋友？’中国56个民族里没有走婚族，但一说走婚族，大家就认为是摩梭人。”兵马表示，对此，很多摩梭人的第一反应是抵触，有人甚至一度不愿对外表明身份。
在首映式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乔表示，近几十年来，摩梭人遭遇了几次文化冲击。比如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摩梭人曾被当地强制结婚。再比如，改革开放、旅游热出现之后，有外地旅游承包者打着“走婚”幌子在泸沽湖经营色情旅游，参与的都是外来者，这给摩梭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经过这样一些文化冲击以后，我们可以理解，今天的摩梭人，尤其是30岁以下的摩梭年轻人，一听到外人对他们说‘走婚’的时候，为何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应。”吴乔说。
在汪哲看来，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流入大众文化的过程中，会出现被断章取义、剔除上下文语境，或者将现象从文化土壤中剥离开去看待的情况，部分信息可能失去它原有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学术的初衷被曲解，也造成了更多的误读和误解。
“大众关心且只关心走婚，这导致了摩梭青年的反感和反抗。他们介意外界认为他们滥交。摩梭青年也很反感大众只看见他们族群中的一个点——这种执着的聚焦，有时像是对他们文化的一种忽视和否定。在他们心中，摩梭文化远不只是配偶模式，还有如何做人、如何与自然相处等各种古老的智慧。”汪哲说。
“‘走婚’‘母系’这样的符号，对摩梭来说太单一了，也把一种丰富的族裔文化表现得太干瘪了。”孙庆忠表示。
“除了母系文化，摩梭还有更丰富的图画。摩梭的文化和生活习俗，从古至今一直传承，未曾断裂。在中国，这是一个特例，也是它最具价值的地方。”促成此片拍摄的RFA族源文化艺术研究中心发起人鲍玲说。
简化与消失
摩梭文化的核心是达巴教，口口相传的达巴经让摩梭文化一直延续下来。而达巴相当于智者，是负责沟通摩梭人、神、鬼与自然的使者。
油米村情况较为特别，它是摩梭村子，但信仰的是东巴教。在田野调查中，孙庆忠发现，在这个位于加泽大山深处、只有82户人家的摩梭村子，竟然有8位东巴。每年这里要举行四百多场仪式，包括各种消灾仪式、大小的祭风仪式。
“每一位村民的心灵因此得到安抚，这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里是难以想象的。”孙庆忠感慨。
但在很多地方，这种情况已不多见。
《纳人说》剧组曾在四川木里采访了一位八十多岁的摩梭老达巴。在他的口述被译成汉语后不久，这位老达巴就去世了。达巴经约有117部口诵经，现在能念诵和解释全部经文的达巴已经找不到了。
兵马说，以前一个摩梭家庭一年到头需要达巴做几十个仪式，但如今，很多摩梭人只有葬礼才会请达巴——传统的仪式，被大大简化了。
此外，达巴的劳动是半义务的，很难以此谋生，因此达巴往往是兼职。但以前兼职的达巴都在村子里，而现在，很多年轻达巴外出打工，只有过年才回来做仪式。留在村子里的达巴也会兼职做司机拉游客，做达巴的时间少了很多。
《纳人说》纪录片截图
关于祖母屋的文化也在消失。
在摩梭家庭中，祖母屋是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房间，摩梭人从出生、成长到死亡这三个生命阶段的仪式，都要在这里完成。摩梭人敬火，他们认为祖先的灵魂，就栖息在祖母屋火塘上方的“冉巴拉”（火神牌）上。祖母屋平时也是摩梭人生活的重要场所，相当于客厅。而一个传统的摩梭民居是四合院，除了祖母屋，还有经堂、牲畜圈等，它们会围在祖母屋的周围，祖母屋是核心。
但现在，很少有人建传统的祖母屋了。在旅游区大落水村，摩梭人会建起房子，再租给外来者作为酒店经营。村里的房子几乎都已是砖混钢混结构——在禁伐之后，用木头修房子，得去外面买木头，成本太高。兵马发现，大落水村现在还完全按照传统祖母屋规制布局的房屋，只有泸沽湖摩梭民俗博物馆里的那一栋了。
变与不变
在《纳人说》中，多位三四十岁的摩梭人说起自己出去打工的经历：不懂汉语，只能做打扫卫生一类的粗活；蜗居北京地下室，偶尔去看升旗；做过八个工作，在上海没钱了就当流浪歌手……
在与外面世界的碰撞中，摩梭人看到了前者的优点，也在对比中发现了自身文化的闪光点。
“在城市里，人们喜欢争，努力抢到那些其他人得不到的东西之后，也想着下次我还要比你得到更多。我们这里呢，走路的时候总是慢慢地走。老人会告诉你，一个人走路快的话没有福气。但是如果城市里的人要像我们这样慢慢走路的话，会饿死的。”在《纳人说》中，木匠阿巴森农多杰说。
兵马觉得，这种对比对摩梭人有很多正面意义。“我们摩梭整体的环境太安逸，大家缺一点拼搏精神，没有‘不去努力，饭都吃不饱’的意识。出去过的人，会发现只有努力，才能过得更好。”
而更年轻的摩梭人，走的是与上一代人不同的路。他们往往受到了良好教育，大学毕业就留在外地工作，工作也更有技术含量。兵马估计，目前有六成摩梭青年在外工作，全国都有他们的身影。最后，这些年轻人中，有20%-30%会回到自己的家乡。
兵马还发现，最近这几年，摩梭人对自己族群的自豪感在增强。他请大家来参观自己的博物馆。丽江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也到每个摩梭村庄，露天放关于摩梭人的纪录片。“大家看了以后，就觉得我们老祖先有这么多不得了的东西，我们自己的文化是这么有价值。”
他觉得，在自豪感的支撑下，很多摩梭人不那么在意外界的“走婚”说了。
摩梭人在主动适应变化。村子的样子变了，一些生活方式变了，但摩梭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保留了下来。
在到处是砖混房屋的大落水村，摩梭人家里仍然有祖母屋的位置，它敬神祭祖的功能仍然保留着，锅庄石、冉巴拉也保留着。但现在的祖母屋，比以前更大更敞亮了。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地方，好像都会变，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改变的，只有改变。关键是要去迎接这种改变。”兵马说，摩梭文化有这么长久的生命，恰恰与它强大的适应力有关，“不管被怎么冲击，摩梭人始终是摩梭人”。
在沙龙尾声，吴乔讲了一个故事：时隔多年后，蔡华重返云南，与当年的访谈对象再见面。这些访谈对象告诉他，这几十年来，他们反复听到外界对他们文化的不同声音，有的说这样好，有的说这样不好，有的说这样生活行，有的说这样生活不行，“你这个大学者说说，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生活？”
蔡华的答案是，你们觉得怎样生活幸福，就怎样生活。
“变与不变由谁决定？我们应该把决定权交给文化的承载者，也就是那个民族自己。”吴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