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把外卖骑手这个老选题做出“新意” | 谷雨计划

“一个在某个领域制造了巨大价值的行业，为什么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的制造者？”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物》团队与全国各地数十位外卖骑手、配送链条各环节的参与者、社会学学者进行对话，最终完成特稿《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文章引发了读者对外卖骑手工作生活困境、数字劳动关系，以及零工经济的讨论，并获得当月的谷雨公共写作奖。谷雨奖评委关军点评，“该作品是不计成本的‘一单’，本文在巨量信息中难得地并未走失，很清楚要实现什么。”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创作手记。

撰文丨赖祐萱

编辑丨金石

去年秋天，编辑张跃找到我，问我有个选题感不感兴趣：「为什么外卖骑手的车祸越来越多？」当时她偶尔会看北京卫视一档叫《红绿灯》的交通节目，发现几乎每期节目都有外卖骑手违章、出交通事故的新闻，她很好奇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个现象。很快，我们讨论了一些约访对象和资料收集方向。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在数百万外卖骑手的背后，是一个如此庞大、细密、盘根错节的系统。

我粗略翻阅了过往资料，外卖骑手车祸的新闻有大把，主要都在报道现象，或泛泛的行业规则。当时有个感觉，外卖骑手车祸不可能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很复杂，很琐碎，具体是什么，我也没法解答。

寻找骑手，这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可是，开局就遇到上了困难。

外卖骑手是最好找到的，他们无处不在。但外卖员也是最没有工夫搭理你的。他们总是在跑单，没时间也没精力，他们的需求也很朴素，要赚钱，接受采访既不赚钱还耽误事儿——而我总是提出要聊一两个小时的要求。说服他们本身就是一项挑战。

那段时间，我去扫街，看见坐在路边休息的外卖骑手都会跑上前聊天。实际上这样的工作效率很低，成功率也不高。他们总怀疑我是不是美团或饿了么跑来调查他们的，或聊着聊着，他们就去接单了。即便留下了联系方式，也很难维持很深的交流。偶尔遇上几个能说的，那是运气好。

我决定改变思路，在网上寻找骑手。我想，总会有一些喜欢上网、愿意在社交平台上表达的骑手。在知乎，我用「外卖」「外卖骑手」「美团」「饿了么」「送餐」「事故」「车祸」等词汇作为关键词，各种排列组合搜索，把历年来外卖行业相关问题以及问题下的每条留言、留言下的每则评论都逐一读过，但凡有人表明自己是外卖员，说了几句有信息量的话，我都会发私信给他们。不是所有人都会回复，不过成功率比扫街要好得多，也遇到了文章中几位很重要的讲述者。

接着，我将搜索范围扩大至贴吧和QQ群。在和外卖骑手的交流中，我得知，这两个平台是他们很重要的社交场所。我把几个万人的骑手贴吧里重要的帖子都翻了一遍，发了一百多条信息，去联系那些比较有表达欲望，有过事故经历的骑手。

编辑部的一些同事也知道我们在操作这个选题，也会留意帮忙寻找线索。2019年年底，有同事在自家小区门口看到了一起外卖员车祸。知道消息后，我立刻打车赶到现场，可是到现场时已经晚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些电动车外壳的碎片摊在地上。我只好站在刚刚发生过事故的街上数了数，10分钟里有8个外卖骑手逆行。

2019年的最后两个月我几乎都在寻找全国各地愿意说出故事的外卖骑手——一篇有说服力的深度报道的基础，就是要有足够多的样本量，以及足够丰富且有力的证据和细节。我们的关注点不能只停留在北京，还要有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外卖单量巨大的一线城市，同时也要包括三四线城市、甚至是一些更加下沉的县城。样本量不仅要充足，还要分配平均，北方的、南方的、沿海的、内陆的；做骑手三四年的、做了半年辞职的、做过骑手离开又再次回来的……很幸运，在最后报道的呈现中，我们的访谈样本几乎覆盖了所有这些骑手的类型。

在寻找外卖骑手的近两个月中，通过「为什么外卖骑手的违章和交通事故越来越多」这个切口，我初步了解了外卖平台骑手端的运行规则，什么是专送、什么是众包，骑手们送出一单外卖的过程是怎样的，同时，也获得了大量有关骑手工作困境的故事和细节。

在整个选题的操作过程中，每进行一个阶段的采访，我和编辑都会进行一次梳理和复盘，将上一个阶段获得信息用关键词的方式进行整理和讨论，其中的很多细节，例如王福贵外卖箱中的可乐、画给顾客的小猪佩奇，朱大鹤得知送餐时间再一次被压缩后手心的汗，那条指引小刀去逆行的导航路线图……这些都在提示我们，这个选题有着极其复杂、且值得探寻的空间。

外卖骑手在机动车道上

操作这个选题时，很多时候，我会把自己当成侦探，面对一个发生车祸的外卖骑手事故现场，去找目击证人、找让骑手超速逆行的原因、找骑手想要追赶的东西，不同线索缠绕在一起，同时推进，为找到一个答案：这场车祸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因此，一篇扎实、令人信服的深度报道的成立，仅有故事、细节，是远远不够的，这些都是现象，我们还需要寻找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

沿着外卖骑手讲述的工作流程，在调查的第二阶段，我们将目标定位于配送链条中的各个环节。我开始想办法去联系、接触站点的站长、调度、商务拓展等等。说服他们比骑手要更艰难，相比一线外卖员，他们掌握了更深层次的「内幕」和「秘密」，更清楚系统如何运作，他们会害怕跟我们说太多丢了工作。

我的办法是先找到他们，建立联系，他们如果想说，我们就多聊一些，如果不想说，我也没有紧追，但我会时不时地给他们发微信，说说最近看到的外卖行业新闻，说说我知道的骑手故事，也询问一些故事中我不太明白的地方，渐渐地，不回复的人也回复了，文字回复变成打电话，有的还可以打好几次电话。

这是一个不太容易建立起信任的时代，但只要你足够耐心，足够真诚，总会有所收获——无论世界以何种方式运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有一些永远适用且不会改变的基本规则。

对骑手和配送站相关人员的沟通大多在晚上进行。那些不在北京的骑手，我只能约他们在收工后，打一个长长的电话。

一位骑手习惯在妻子和孩子们都睡着后，再给我打，他们住在上海郊区老房子的一层，信号不好，他会走到院子里，一边抽着烟一边同我聊天。一位配送站站长跟我聊了几个小时后，发来妹妹的高中作文，让我帮忙检查一下病句错别字，然后说，「怕你觉得欠我人情，这样咱俩就算互相帮了忙。」

聊得多了，骑手们也会跟我讲述他们的生活，一位骑手很喜欢说刚入行的事情，拿着高薪工资，去后海酒吧喝酒，结交外国朋友，最近他恋爱了，打算好好攒钱生活——一步一步深入的交流，骑手们也呈现了自己最真实的性格和生活，帮助我在采访中找准契机打开他们，理解他们。

这个选题从开始操作到最后完成，大概经历了十个月的时间。在《人物》工作，需要具备多线程工作的能力，在操作长程选题的同时，也要操作其他的短程选题，但同时，还得保证在操作其他选题、完成编辑部制定的工作量的同时，始终保持对长程选题的关注和熟悉程度。

因此，在操作别的选题时，我也会「潜伏」在各大骑手群里，观察他们每天都在聊些什么，关心什么，今天又送了多少单子，又遇到了什么客人和商家，对平台和系统又有什么吐槽。有时，我也会加入他们的聊天，针对他们谈论的、而我也同时了解的部分进行讨论。聊天的过程中，会有骑手来加我，有个上海的骑手就私信我，「大神，你啥时候去浦东跑单，带上我呗。」后来，我说服他成为了我的访谈对象。

大雨中奔跑的外卖员

在获得了足够多的故事、细节，并与配送链条各个环节的参与者进行深入交流之后，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这个庞大系统的运行流程与规则，在我们最初试图探讨的那个现象背后，「系统」已经浮出了水面——外卖骑手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送餐规则所造成的问题，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这个系统，也不仅仅存在于被骑手下载至手机的那个app中。

为了对这个系统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我们还需要寻求一些「他者视角」和「外部声音」，例如，交通法规的执法者——交警，用更长的时间、更大的样本量对骑手工作状态进行过更深入调研的社会学学者。

通过视频平台上一则出圈的短视频，我注意到了深圳的「网红」交警「熊警官」，在同他的交流中，他以更丰富、大量的观察，从更客观、中立的视角谈了外卖骑手群体的困境和背后的原因，「他们摔倒后都是第一时间爬起来去看外卖洒没洒，几乎没有人关心自己。」这句话令我们非常难过。

移动互联网的时代，物流平台、打车平台、外卖平台的兴起，也是我们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平台经济」时代，而与传统制造业时期的劳动关系相比，「平台经济」的时代，也是「零工经济」的时代，与传统制造业更清晰、牢固的劳动方式与劳动关系不同，「零工经济」下，劳动者似乎用更灵活、松散、自由的方式在数字平台上工作，但事实上，他们面对的是劳动关系更没有保障，更容易被系统操控与压榨的状况。

在国外，已有很多学者对类似于uber这样的平台以及平台之上的数字劳工进行过深入的调查研究，「零工经济」研究者Alexandrea J. Ravenelle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社会学助理教授，她在2019年3月出版了第一本书，名叫《骗局与零工：共享经济中的奋斗和生存》。记录了来自Airbnb、Uber、Task Rabbit和Kitchen surfing的近80位数字工人的个人故事，他们的故事突显了零工经济中工作的波动性，由于需要维持算法批准的接受度和响应率，这些年轻工人的自主权受到了干扰。对于「零工经济」，她将它定义为一种「包装成进步的倒退」。

在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在进行类似的数字劳动关系研究，例如华中师范大学的郑广怀老师，中国社科院的孙萍老师等。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系统」，在阅读研究了两位老师的多篇论文后，我们联系到了孙萍老师，她应该是国内最早对外卖骑手与其背后算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在近四年的时间里，她接触、追踪的外卖骑手多达近百人，且充分了解配送系统算法一步步迭代的历程。

在与孙萍老师的交流中，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没想到《人物》还会关注这样的选题。」她提到外卖平台的数字劳工研究在国内学界属于比较边缘、少有人关注的领域，尽管如此，她还是希望能关注这些看似边边角角，但很基础、很重要的社会的问题。这与我们的报道初衷与诉求，也是一致的。

孙萍老师与我们分享了大量的研究发现与思考，「逆算法」、「情绪情感劳动」、「系统的游戏化包装」等理论也令我们对系统认知更为深入与丰满，这同时也令这篇报道具备了更为扎实的社会学调研与理论基础，无论是论据还是论述，都变得更加严谨与厚重。

今年7月11日，短视频博主曹导发布了自己做外卖骑手的职业体验视频，视频发布后，「SKP拒绝外卖员进入」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同时也引发了全社会对于外卖员职业困境的讨论与关注。借此机会，我们也与曹导进行了交流，她也从一个临时体验者的角度，讲述了自己被系统困住的感受——这也为这篇报道提供了更加真实、生动且具有说服力的论据。

遗憾也是有的。在选题的操作过程中，我们联系并接触了美团和饿了么算法技术团队的工程师，但他们大多以「公司机密」的理由拒绝了约访。对于这个部分的内容，我们只好通过大量查阅算法团队公开的工作记录、采访资料，尽最大努力，进行了系统基本规则的还原和讲述。

稿件发出后，饿了么曾经的96号员工在知乎上回答了关于外卖配送系统的相关问题，他说自己是国内第一批参与研发订单调度系统的工程师，产品创建初期，他真的体验过送外卖，但整个过程非常糟糕，充满不合理的订单分配和线路规划。后来，他离职了，他认为有更优秀的同事加入，可以让调度平台变得更智能有效率，但这种智能也带来了一些代价，至于代价是什么，他没有细说。

看到这个回答，我和编辑都认为，如果我们能再挖掘一下，找到这种曾经的系统创建参与者，这篇稿件会更加完整。

夜间的外卖送餐员在路边等待系统的配送单

一篇超过两万字的深度调查报道，在漫长的调查取证过程结束之后，写作也是极其难熬、甚至痛苦的过程。

这篇文章先后写了五稿。前两稿写于大量骑手部分的采访结束之后，在那个阶段，写作过程更像是一次素材的整理和消化，那两个版本的稿件，提供了大量丰富、生动的细节和故事，但并没能对系统的运行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其实，从当时的稿件内容看，如果刊发，也可以完成一个关于外卖骑手工作困境的描述，而且也算得上丰富，但当时的各种报道中，这类稿件并不缺乏，虽然体量各异，但很多探讨大多都停留在现象层面，没有探及系统的深处；一些从学术研究角度探讨的报道，也因为缺乏故事与细节，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因此，编辑认为，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对于这个问题，当时那样的叙述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在那两版稿件的基础上，我们又进行了前文提及的大量的调查和探究。因此，整体的写作过程可以归纳为：前三稿都是为了信息密度和准确度服务，不停地凿下去、探下去，后两稿则开始主要思考结构。

这五个版本的稿件，很像是一个应用程序的不断迭代，每次写作，都是对当时掌握素材的梳理和再次消化，然而，通过写作，我们也进一步地发现了论述中不够充分、扎实，以及缺漏的部分，然后再去补充。

就这样，12000字变成了15000字，15000字变成了20000字，20000字变成了24000字。在第四版稿件完成后，我们再次重读、梳理了已经得到的故事、细节、数据、理论，在那一版的结构基础之上，我们根据新得到的素材，进一步确定了文章最终的结构构成方式——用一个个关键词代表外卖骑手在配送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用还原配送过程的方式，讲述这个庞大的、密不透风的系统。

写作完成后，编辑又对稿件进行了两个版本的编辑，第一版粗编，对叙事脉络和节奏进行了全盘的梳理与调整，且从录音中再次「挽救」回了一些颇有意味的细节。第二版精编则在粗编版本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语言和一些晦涩概念的讲述方式，也对叙事节奏进行了更简洁、紧凑的调整，一遍遍地调整，也令我们对文章的素材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一些事例和细节也被安置在了更为合理的部分。

在整个采写过程中，我和编辑也重看了曹筠武老师的那篇《系统》，虽然看上去此系统非彼系统，但系统的出现，都是以商业目的出发实施对人的规训与控制。稿件发出后，也有读者提及这篇报道令他们想到了《系统》，某种程度上，这篇「系统」也可以被看做是那篇「系统」的延续与致敬。

标题方面，文章最初的标题是《骑手逆行而来》，但编辑部的其他同事和主编都认为，根据稿件的体量、篇幅和内容，应该在标题中就点出「系统」的存在，最后，在全编辑部的投票之下，标题定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

大雨中送外卖，骑手的双手被雨水泡变形

文章发出后，有人来问我们，「这么老的一个选题，如何做出新意？」老实讲，看到这个问题，我们有点无奈——这的确是一个「老」的问题，因为它存在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但这并不是一个「老」的选题，这只是一个很多人都熟视无睹的问题，我们也并没有将它做出什么「新意」，我们只是没有停留在现象，尽了一个报道者的本分，没有停留在表面的现象——这也是很多《人物》的报道希望提供给读者的。

很多读者反馈，这篇文章给了他们很深的感受——困在系统中的，并不只有外卖骑手。一位朋友读完这篇文章正好从地铁站里出来，那是晚上十点多，她刚刚下班。她告诉我，那一刻她觉得自己也是外卖骑手，每天都在追赶数据、KPI和业绩，不加班都变成自己的错。还有人说，读得喘不上气，因为，「这几乎是我日常生活的缩影。」

还有一位网友说，这个选题很像实体经济，很费劲，也不讨好，但如果做好，会变得很重要。这也令我想起了孙萍的话，我们做的看似是一些「边边角角」、没那么讨好也没那种光鲜的探寻，寻找答案的过程听起来也很枯燥，有时投入的时间都不会有一点水花，不过坚持下去，还是有用的。

文章推送的当天，文中出现的一位骑手给我发来了一个红包，他告诉我，那是他当天第一笔订单的收入。他说，「谢谢你们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其实，这篇报道能够最终完成，最需要感谢的，正是这些外卖骑手的善意和坦诚。他们身上的可爱、真诚和努力，支撑着我们了近十个月的采写历程，从没想过放弃，也是因为我们不想辜负他们每一个人。

这位给我发来红包的骑手，曾说过一句令我印象极其深刻的话，「不要把我们写得很可怜，我们并不可怜。」的确，文章发出后，无数善良的读者都对骑手的工作有了更多的理解，甚至是同情与怜悯，但作为报道者，我们最后想说的是，怜悯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目前看来，这篇报道的确引发了大量的关于外卖骑手工作生活困境、数字劳动关系，以及零工经济的讨论。作为报道者，在稿件定稿之后，它便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只是尽了职业的本分，我们欢迎所有关于这个话题严肃的探讨，也希望技术背后的「人」，能够得到外卖平台更多的关注，这些活生生的、为了生活努力奔跑、默默工作的劳动者们，他们的身体、情感、需求和生命应该是比时间、利润、数据，更重要的事。

图源电影《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