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寻找刘小样，以及重新认识一位“静态人物”丨腾讯新闻谷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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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章被评选为5月度优秀公益写作作品，评委关军点评，「描绘一个普通人精神世界的矛盾，考验的不仅是写作者的耐心、热忱、心思的细密，还需要极其精准的对主人公的理解力——这无疑是更高级的——而所有这些能力，作者都展现得那么出色。」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创作手记。
后来，我终于翻过群山，考到市里的中学。可是高原城市的四周还是墨黑巍峨的高山。在一个周末的夜里，我趁我妈睡着，打开了电视机，那大概是接近零点的《半边天》重播。我用微小的音量，收看了来自北方平原的陌生女人——刘小样的故事。
和许许多多的观众一样，我被震住了。那是我第一次在国家电视台的媒介平台上，看到一个普通的中国女性讲述自己对存在本身的不满和困惑。那时候还没有念中文系，不懂西西弗斯，不懂现代性的张力，也不懂娜拉和女性主义。
在懵懂的巨大的冲击里，内心最深切的感受是，她怎么说出了我心里的话。平原上的她，对远方世界的向往，为何和群山包围中的我一模一样。
周末过完，回到寄宿学校，问了一圈同学和老师，没人看过这期节目，也就无从和人谈论。日子还和过去一样，但也有一些东西和过去不一样了。在周记里我写道，以后高考填志愿，全部都要填省外的，越远越好。
高原小城拥有我记忆里最荒凉和最令人心慌的阳光。每到傍晚，和包谷叶子一样枯黄的余晖，让人产生一种对人生广大的惘然和困惑。但奇怪的是，看过那期节目后，心里似乎定静了一些，刘小样女士可能像一只火把，让同处荒原的我看到了同频的光和讯号。
同样重要的是，从那期节目，包括《半边天》的其他几期节目里，我开始清晰地意识到，女性是一个多么美好、复杂、丰富、充满灵性的物种啊，这奠定了我后来的审美。我也喜欢记者张越说话的方式，喜欢她和同事在遥远的地方，带回不同人的故事。
所有这些碎片可能合成了一枚树上的果实，它偶然地掉落到一个人的生活，在果肉剥离降解后，留下一颗遥远的种子。后来，我真的跨到山的另一边，新生活次第展开，也渐渐忘了那期节目和那位颧骨发红，似乎在雪天里发着高烧的红衣女人。
再次回想起那期节目，大概是离开学校开始做记者之后。也不记得具体的缘由了，总之每隔一段时间，我会在互联网上搜索「半边天 刘小样」「刘小样后来怎么样了」。我发现和我一样好奇的人并不少。那期节目像是投进水里的一颗石子，那么多年过去了，它激起的涟漪依然连绵不绝。
做了几年记者后，这个职业成为人员迁徙最浩荡的黄昏行业之一，不过我还是蛮喜欢这个工作，觉得它似乎能在满足我对人的好奇心的同时，部分缓解我对死亡的恐惧。
我小时候非常怕死，有一次，我二哥暑假从北京回来，我在阳台上问了他一个问题，人死了之后会怎样，他说上天堂啊。这个回答并不能让我满意，后来我发了几天呆。
到了这几年，我开始有了一点明晰的认识，是不是喜欢做记者的人，从内心深处来说，都是比较怕死的，并且比较计较如果此生有限，自己要做些什么才能从密度和质量上扩充这段时空有限的旅程。就像那英在综艺节目里说过的那句话，要做什么才能够不虚此行。
这种恐惧和对职业的困惑，在2020年春天达到了顶峰。在一种普遍性的动荡和悲观氛围里，我开始想，如果有一天不干或者终止了，有哪些选题没完成，自己会觉得特别特别遗憾。我打开手机备忘录，电脑文档，小本本，划出了几个题，其中一个就是《半边天》和刘小样。
从最初联系张越老师，到最后在北京采访她，中间隔了十个月的时间，从2020年的春天到了北京最美的秋天。那个下午，张越老师提来二十几盘刻录光盘，在蓝色港湾一家咖啡店，给我讲了一下午。在众多的故事中，《我叫刘小样》当然是其中最令人感喟和印象深刻的那期节目。令我意外的是，她们两人之间也失联超过十年了。
她帮我问过很多当年节目组的同事，大家都没有留下具体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只有人模糊地回忆出县城的名字。我的编辑又通过朋友，帮我找到了完整的节目视频。
不少同事在看过视频之后，通过各种方式，热心帮我寻找联系方式。我和编辑像侦探一样，仔细查看了每一帧画面，试图从中找到有关地名的讯息，比如从墙上的标语或者墙角的化肥口袋，但这一切寻找都没有奏效。
有一天，张越老师告诉我，当年咸阳市妇联曾经邀请小样参加过活动，说不定她们能帮我找到她。我在网上一篇通稿里，找到了一份咸阳市各级妇联的联系人电话。花了两个下午，逐一打去电话，妇联的姐妹都很热心，但时间太久远了，没有人问到有效的信息。
正当要放弃的时候，一位县妇联的李主席说她通过本地朋友的帮助，获得了刘小样夫妇居住的村庄名字。带着张越老师托我转交给刘小样的几张光盘和问候，以及许多观众对她的怀念和好奇，我在咸阳附近的一个村庄，找到了20年后的刘小样和王树生。
在灰扑扑的天地里，她的眼睛依然亮亮的。又到了平原上的冬天，冬天是农闲季节，这似乎是一个天然适合谈话和讲故事的时节。在一周的时间里，刘小样在庭院里和我讲述了前半生自觉醒后发生的故事。
在《半边天》那期节目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已然成为刘小样」的刘小样，可是在那之前，她是如何长成为她的，这是我采访中想要尽力去完成的一个任务，她从小成长于怎样的水土、温度、湿度、气味、土壤，这些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形塑了她，她又在何种程度上悖逆了它。
人物的前史，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人的性格光谱和行动动力。那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段采访，我们谈到少年时代，植物、野花、雷雨、麦田、四季对人内心的抚慰和感召，谈到收音机、电视、书籍、文学，如何在有限的时空，给人搭起一座可以眺望远方的梯子。
谈到劳动的繁累，也不忽视身体随着节律在田间劳作时，人能感受到的美和物我合一。这样的关于劳动的描述，过去我只在王安忆的小说里读到过。而在刘小样那里，这些我看来的二手信息，是她真实体会过的生活经验。
她的感受力和语言表达，和过去一样敏锐、丰沛。在过去的绝大多数采访里，我和同事们总是需要想尽一切方法，试图让采访对象讲得更多，讲得更具体，概括得更精准，描述得更有画面和场景感，如果足够努力并且运气足够好的话，或许在当天的采访中，我们就能找到一个关键的「意象」，一个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物的「把手」，帮我们结构起全文。
但这样的情况甚少发生。多数情况下，我们如同在悬崖行走，一边要时刻注意谈话的气氛和对方的反应，一边要高度紧张地规划提问线路，这样的行走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一次，途中总是险象环生，当然也不乏惊喜。
和过去这些极力要去获得的争取不同，在刘小样家庭院的一周里，我体会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丰富。不用我费力寻找或者苦心经营地设计提问方式，她和她的四周，她的院子和花园，她的客厅和厨房，她的回忆和现在，俯拾皆是自然生动的细节、意象和画面。正如读者九格在后来文章的留言区写道的，「像是文学中走出来的人，这个人也非得是女人才可以。」
这种丰富让我想起藏东南或者滇西北人迹罕至的杉树林。许多个四季过去后，松针、树叶、松果、苔藓、地衣、树胡子，把树干、地面和裸露的岩石表面覆盖了一层又一层。
2020年冬天采访完成后，因为突然插入的几个采访，直到2021年的初夏，我才开始真正着手写这篇稿子。在写稿阶段，最大的担心是怕自己无法完成一篇合格的稿子。因为要写的是一个个体沉重的决绝的上下求索的半生，一位女性觉醒之后对生命庄重、诚实的探索，这让我倍感压力，很怕自己无法呈现这种丰富和重量。
在整理速记和资料的时候，每当我读到她在《半边天》节目里说的话，读到某个时期，她再一次筹备要出走时，我的心绪都跟随她而激动、忐忑和兴奋。有时甚至要移开眼睛，平复一下呼吸才能继续看下去。
当我读到她第一次一个人坐火车去贵阳时，我回想起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一个人坐火车从凉山到北京西客站。一路向北，火车开了两天两夜。曾经铁桶一样围住的高山成为车窗后的风景。成都平原富庶，菜叶极油绿，观音山嵯峨的蜀道果真难于上青天，黄土高坡确有人住窑洞，河南平原的暮色中不少乡村教堂，德州扒鸡一般，天津大麻花乏味……
在写稿时，与采访对象发生共情，几乎是记者共同的体验，但在共情之外，我还感受到了一种过去没有过的同频共振。这种体验让我快乐的同时也很焦虑，这个时候，我读到了张越这部分的资料和速记。
在一篇采访里，她提到，在做完《我叫刘小样》这期节目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陷在一种不自知的情绪里，在遇到新选题时，她总是习惯性地会把刘小样那期节目作为标杆，去衡量新选题的价值。
有一天，张越发现这已经成为她继续工作的一个障碍，她告诉自己，每个选题都是独一无二的，做这个与人打交道的以理解人的多样性为目的的职业，采编人员的「心静」是极其重要的，只有你的心静下来了，才能生出足够的敏感和耐心。
这部分资料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把一张写有「静」的纸，贴在工作桌的背景板上。这之后，用两周多的时间写完了初稿。
稿子的结构其实很简单，没有精妙复杂的设计。第一节用失踪的悬念交代了我们为何关注这个选题，也给没有看过当年那期节目的读者降低了阅读障碍。之后，基本按照时间顺序结构了全文。
在行文包括之前的采访中，我会比较重视丈夫王树生的声音，不希望他只是一个偶尔发出声音和判断的背景板人物。在近些年国内的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不包括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了非常多女性的故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或拓宽着对女性生命体验的认知。
可以说人类已经登上火星了，但人们对男性的了解，男性对男性自己的了解——不是陈词滥调式的男性气概就是社会性别层层包裹和操控下的自动化表演——真正的像素级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因此我很好奇，作为一个非典型女性的伴侣，王树生在过去三十年里，是如何在家庭关系中展开决策和实施行动的，他们两人的婚姻质地具体是怎样的，他在这段关系中有怎样的感受，他的感受如何变化和流动，在爱、「麻烦」和责任之外，婚姻里是否还有一些别的东西让人在某一刻产生不忍和理解，在恩格斯的观点之外，婚姻的意义是什么……
2005年， 丈夫王树生和刘小样在「我们的十年」晚会现场
稿子发出的那几天，正是白银越野事故悲剧等若干大新闻持续引发公众讨论的时期。我和编辑都没有预想到，读者对这篇两万字的静态人物报道，报以热烈的互动和大量的讨论。和20年前一样，刘小样的故事，再次击穿了地域、年龄、性别、职业的区隔，许多更年轻的读者或者当年没有看过节目的新读者，都在表达同一句话：我们都是刘小样。
我的一位男同事，在周会后约我谈话，聊了两个小时。他说平时在办公室做编辑，特别想知道具体的时空里，人和人怎么发生互动。他大概问了我200个问题，还跟我讲述了妻子在生育和做全职太太后的变化。过去他仅能够在倾听的层面理解妻子，现在他开始具体地行动和支持妻子的「出走」。
后来，我在微博上看到，深圳的「绿色蔷薇」女工互助公益组织，在两个周末，分别做了围绕《平原上的娜拉》这篇稿子和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展开的两期读书会。
这些交流，都让我有一种久违的真实感。在一个越来越便利、光滑，愈来愈抖音和小红书化的时代，真实感成了最稀缺的感受。标记自己、售卖自己，带领更多人进入图片、视频和消费的狂欢，似乎成了我们今天的新现实。
成功和被人关注，好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飞速和容易过。然而在这一切的另一面，又存在似乎从未有过的乌云压城式的集体焦虑。在「娜拉出走」成为五四时代最强音的百年之后，「回家」成为了另一个更强大更富有诱惑力的声音。
毕业回家，和父母捆绑共生，上岸，考公，考编，相亲，三胎……每个人都很焦灼，急于寻找到一套稳固的一劳永逸的方法和答案。这个时候，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在二十年后，刘小样的生命故事再度让许多人震动和触动，获得启示甚至巨大的勇气。
昨天晚上，我在家接到「留言东莞图书馆事件」的当事人吴桂春的电话。吴大叔在电话里告诉我，鄂尔多斯最大的好处是海拔高，没蚊虫，夜里极凉快，不再像过去会被热醒。去年底，他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东莞，后北上鄂尔多斯务工。
在内蒙古高远的天地之间，他想念南方，也想念可以去图书馆看书的日子。但他更希望自己作为个体，能够自主自由地活着。
关于人应当如何正当地活着，人应该如何诚实地面对自己，在生命的有限和死亡必然到来前，人是否勇敢天真地实现和充分燃烧过自己——所有这些微小但重要的启示，都要感谢我们的采访对象，感谢她和他们做出的独一无二的探索。也要感谢过去的许多内容生产者，包括《半边天》，没有他们敏锐、先锋的选题意识和对人巨大的理解和共情，我们无法在之后不同的世代，一次次和故事中的真实的人相逢。
吴桂春告诉我，他正试着把过去的经历，细致地写下来。和许多读者一样，我也希望刘小样有一天能够再度拿起笔。也祝愿各位都能建造起属于自己的那座小花园。不论它是阳台的茉莉、栀子，深夜厨房的一锅红烧肉，高山上挖出的一座游泳池，或者森林，电影，哲学，时装，文学……
用另一位读者祝福小样的留言结尾。祝各位的小花园年年万紫千红。
刘小样的小花园，冬日里鸡冠花开得肆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