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大路朝天》：为时代立传 | 谷雨推荐
▲ 2015年12月13日，理想国沙龙现场，张赞波（右）、梁鸿（中）。
编者按
谷雨在一个月之前推荐了纪录片导演张赞波的新书节选，讲述他跟随爆炸科科长申请炸药的过程。张赞波用文字记录下“潜伏”故乡公路的经历，同时也以影像的形式，还原了一条高速公路从无到有的过程。纪录片中呈现出细微的人情世故、利益纷争，折射出整个中国的现实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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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赞波纪录片《大路朝天》片花
为一条高速公路立传就是为时代立传
作者：赵振江 来源：澎湃新闻
“如果你不去了解一条道路的前世过往，就不会体会到和它关联的那些人生和悲喜故事。而正是这些被忽略的部分，构成一条道路在其物理向度之外的漫长而幽暗的里程。”纪录片导演、湖南人张赞波历时三年用摄像机和笔为湖南省溆怀高速公路立传。
2010年3月，张赞波用化名张赞混入溆怀高速公路第14合同段项目部，开始用摄像机记录这条高速公路的修建及在修建过程中筑路人的悲欢离合。纪录片获得多个奖项，其中在2013年11月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电影节“中央提案大会”中，电影节场刊的说法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这部名为《大路朝天》的纪录片的特点：“吸引人的是该片强烈的对人的关注。”
据中新网报道，与纪录片同题的非虚构图书《大路》，获得2014中时开卷好书奖，是当年唯一获奖的大陆作品。此后，该书又获评2015年台北书展大奖“年度之书”。张赞波在书的后记中写道：“这既是一次两种载体（影像和文字）的个人写作，也是一个个人视角的田野调查。三年多了，我尽力让自己身处事件的现场，尽力让自己匍匐得更低，从而去记录下那些可能迅速消失的景象和声音。”
近日，张赞波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介绍了自己化名张赞去拍摄纪录片《大路朝天》的经历，他笑称光挨骂的镜头也可以剪辑一部片子了。虽然收入微薄，但能够自由地表达是他最看重的事情，因为他“和所有被拍摄者是命运共同体”。
▲ 张赞波 《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
澎湃新闻：为什么拍纪录片《大路朝天》？
张赞波：这是我持续关注的一个主题——中国高速发展下个体的境遇。我是湖南人，这片土地和我血肉相连，我是类似筑路大军中卑微个体中的一员。
此外，我对于复杂性的东西历来感兴趣。我觉得非黑即白的都是层次单一的扁平人物。我也喜欢幽暗性的事情，很多事情很难贴标签。《大路朝天》也是这样，其中对于发展的看法，老百姓既是受害者，又是获益者。
澎湃新闻：你的纪录片有什么特点？
张赞波：我做纪录片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我更偏向于人类学的方式。我想拍出命运共同体的感觉。我希望我的片子阐述的不是独特的东西，最后呈现出普遍性的命运。
我拍出来的纪录片第一印象是不美的，因为我的设备差，粗糙、晃动。纪录片同行们也会批评我这种做法。但其实我是科班出身，构图规则，电影语言，我都知道。只是因为我选择了一个人潜伏的方式跟拍，没法儿兼顾。
此外，我甚至认为在面对事实冲突的时候，如果还用科班眼光去衡量，那是不人道的。能进去现场就不容易了。
我在现场，对于他们情感、命运的关注超过了美。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美，剪辑中会用我的方法呈现美。我呈现出的美是一种意味与气质，一种微妙的、让人回味的意境，这可能就是美。可能和我写过诗歌的背景有关。
澎湃新闻：你做纪录片的钱从哪儿来?
张赞波：做纪录片这个领域也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很多人会做一个其他的工作来养它。我没有做过任何的商业性的活儿，我只是在拍。从2009年到现在6年了。我之前主要靠我的积蓄，钱也不多，以前干过一些商业性的活儿，写剧本什么的。
前两年我就支撑不下去了，朋友会帮助我，有时候吃饭也蹭朋友的。有一些机构来找我给赞助被我拒绝了。我有两个考量，一是我不希望我的片子还没做好就被人家都知道了。二是我认为创作是非常个人化的，我不需要一个评审来品头论足。我最大的收入是一个基金会发布了《天降》的光碟，给了我六千块钱。
澎湃新闻：但是你也有家要养啊。
张赞波：这样的确是有点不负责任，太自我了，肯定会有一些困境，就自己去化解呗。
澎湃新闻：外界对做纪录片的有个刻板印象是苦哈哈的，你觉得怎样？
张赞波：我就不觉得苦，我很享受，这是我人生中最充实最幸福的一个阶段。我以前都没有这个感觉——妙不可言，很自由。我最向往的就是自由，生活与创作上的。
我觉得我整体状况越来越好了，你看，我也写书了，也写点小稿子。独立创作的大环境的确有局限，但是哪怕在狭窄的空间，能够意识到你的追求是什么，也可以怡然自得。
澎湃新闻：你的纪录片记录大时代中的小人物，眼睁睁看着却焦灼无力，帮不上什么忙，会觉得矛盾吗？
张赞波：这个矛盾一直都有，我做第一个片子的时候特别强烈，那时候觉得我可以做些什么去推动这个社会长期发展，认为我的纪录片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天降》给我心理上一个不小的打击，拍完发现，拍摄对象面临的困境没有得到任何改变，甚至会更严酷。
从那以后我不再谈所谓的社会责任感、理想主义。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把整个创作当作个人化的写作。
做纪录片确实会面临情感上、逻辑上、伦理上的矛盾，很多是难以解决的。我很不喜欢参加电影节，因为如果没有给被拍者带来帮助，你就真的是在消费他们的苦难。如果我的作品不能面对观众，不能面对它所描绘的那个群体的话，我真的会很心虚的。
澎湃新闻：你怎么做到客观，对欧婆婆这样的老人是帮忙优先还是拍纪录片优先？
张赞波：我很遗憾，一直想给欧婆婆买点儿东西。但因为离得太远又太忙，每次都耽误了，想以后去看看她。
拍《天降》的时候，也就给了她两百块钱。我会很谨慎，很有分寸的。给钱的话又会造成关系的改变，她会顺着你来演，所以要很警惕这个。
我会在拍得差不多的时候去帮助被拍摄者。比如《天降》中那个老太太，她每天爬高山，会给我讲困境。在电影最后一个画面，她下山了，慢慢消失在镜头，拐弯了，我关机追上去给了点儿钱。
一个总的原则是你在纪录片导演之前，首先是个人。这也要看现场反应。比如欧婆婆背着背篓搬家，孤零零的，很沉，我有了恻隐之心，但是我又非常需要这个镜头，所以就在平衡。我拍个开头，到了那个窝棚再拍一下。心要狠一点就能拍到你需要的镜头，不然会很麻烦。比如，我帮完欧婆婆发现，我拍摄的镜头不够用。
澎湃新闻：被你拍摄的人有没有看过做出来的片子？
张赞波：拍《大路朝天》时我迫不得已用了“张赞”——我之前用过的名字。跟他们在一起就要扮演张赞的角色，但是我是一个作者，我还是有独立的眼光，独立的思考。
我只跟几个人透露过点底儿，比如唐老师，后来王司机也知道了。我给他买书留的账户是张赞波。
澎湃新闻：为什么不用真名张赞波？
张赞波：主要是不要让他们知道我是独立的。他们认为我是总公司来的，也不去深想，这就够了。交了底儿会很麻烦。虽然后面村民有些不理解，会围攻我，我就尽量和他们沟通，给他们道歉，他们追打我，打我的摄像机，后来我去跟他解释，通过交流是可以解决的，在他们眼里我也是打工的。
我书开头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也说了什么所谓的外来者与本地人的对立。但是此外还有一个很分裂的东西就是每个人说一套做一套，上不了台面的做法有很多。他们有自己的生存哲学。他们用自己的小聪明去解决问题，但是我也要理解他们，因为没有能力去摆平这些事情，所以用底层的方式。
澎湃新闻：不用张赞波的名字在具体操作总会有麻烦吗？
张赞波：最麻烦的就是当地人，把你当成高速公路（管理）的人，误解你。那个时候有时候有点难受，但是不能交底儿。他们最怕记者。他们纠纷打架我拍了，他们没在电视上看到，后来我一直在旁边儿拍，他们已经没有警惕了。
澎湃新闻：拍摄过程中受到的攻击多吗？
张赞波：那是家常便饭。我将来真的可能会剪一个片子，把我受到的各种骂我的、训斥我的，各种阻力、攻击结合在一起。花絮似的，还挺有意思的。但中国语境下，我也没有特定身份，受到这种待遇很正常。
（实习生 陈柯芯 高丹 本文图片均来自 杨明）
关于张赞波
张赞波，生于70年代，湖南邵阳人，2005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毕业。曾用笔名“北太西”写作影评、诗歌，后成立渐近线电影工作室，专事独立纪录电影创作，持续关注中国高速发展下的个体尊 严与生存境遇。主要作品有《天降》（Falling from The Sky，2009），《恋曲》（A Song of Love, Maybe，2010），《有一种静叫庄严》（The Interceptor from My Hometown，2011），《红白蓝 》（Red，White and Blue，2012）等。作品曾参加过国际国内数十个电影节（展），是当下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的中坚力量。2015年完成本书的同题纪录片《大路朝天》（The Road），入选第28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电影节长片主竞赛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