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是罂粟、尸体和枪炮的村庄里，盖一所学校
这些年，我做这些事，
都是基于法律秩序。
2013年11月，我决定去泰北山区支教。支教的机会是朋友推荐的，通过志愿者机构的面试后，我开启了3个月的“金三角”生活。
等到了那里我才知道，面对愚昧与罪恶，40年前就有人单枪匹马地改变了一些事——从前这里只有毒品和杀戮，没有脚下的路，更没有孩子的出路——那人凭一己之力，修了路，重建了一个又一个村庄。
一
从清迈转车过清莱，再北上到美赞（MeaChan），学校主任专门来接我上山。
来之前，机构里的负责人跟我们讲过金三角的情况，我自己多少也有点耳闻，但始终也不甚了解。等到置身其中，才隐约有一种恐惧感，“毒品”、“枪支”、“艾滋”这些词不断出现，在他们口中仿佛是再正常不过的东西。
车子一直在山里的道路上行驶，过了一会，主任说“进村了。”我四处张望，仍旧只见一条延绵的公路，便问她村子在哪里。主任指着公路两旁的低矮房子，“这就是我们村，沿着公路建的，这条路对我们很有意义的，其他的村子都是建在两边山坡上，我们这里比一般的村落要方便。”
通往村庄的公路，和两边光秃秃的山坡
过了大约40分钟，我们终于抵达建在山腰上的学校：一座只有一层的土砖房。学校有200多个学生，大多都是女生。加上校长，总共只有7个老师。
校长是一名没有身份证的老难民，70岁了，其中有2位老师是从缅甸偷渡过来的，也六十好几了，其他4位是女老师。由于经费不足，老师们的工资还不到2000泰铢（合人民币450元），所以师资一直很短缺。学校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当初三的班主任兼两个班的数学老师。
几个未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在操场上玩耍
初次见面，学生们在操场上排列整齐、唱歌鼓掌欢迎我们的到来，看着十分天真可爱。
没想到作为数学老师的我，第一节课，就被学生拉住谈起了法律。
孩子们向我提问，“听说您是学法律的，想问问您，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身份证，您知道有什么法律能帮助我们吗？”我没法回答。
孩子们在操场列队欢迎新老师
刚来村子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村里的路上只有老弱妇孺，青壮男子几乎一个都没有。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多数都被关在监狱里，很多都是毒贩。
孩子们当中，有很多人是远征军的后代。父辈们为了保家卫国走出国门，一直没能再回去，分散在缅甸、泰国等地，成为当局眼里的乌合之众。后代侥幸在此地繁衍，却无论如何也要不来一个身份。
村子里的远征军老人
看着大家殷切的眼神，我却只能说，你们还有学校可以接纳，能在教室里读书，总会有改变的。就有学生接话道：“教堂的王老师也是这么说的，既然你们都这样说，我们就不用怕了，先读书，总会变好的。”
我忍不住好奇，这么受人爱戴的一个老师，究竟是个什么人？为何几个月才过来一次？而且，泰国人普遍都信佛，到处都是寺庙和佛像，唯独这个村子的人信奉基督教。
等到礼拜日那天，几乎所有学生都要请假去教堂，不批假也要去。我也和他们一道来了教堂——那是村里最漂亮的建筑，平顶加盖琉璃瓦，绿色的外墙看着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大门上面分别用中文和泰文写着“约书亚大楼”，能容纳上百人，单是坐在里面，就让人感觉安详。只是，王老师仍旧没有回来。
教堂绿色的外墙尤为醒目。
教会每周的礼拜，是孩子们的固定日程。
二
渐渐熟悉了环境后，我也会四处逛逛。
在这里，每个学生见到老师，都一定会先敬礼，再喊“老师好”。我很享受这份小小的愉悦，便每天早晨起来站在离宿舍不远的马路边，看着每一个学生向我敬礼，然后我再向他们挥手。
我的办公室，以及漂亮的“同伴“。
可没过几天，就有女生在敬完礼后对我说：“老师你不要经常站那里啦，我每次看你那得意的样子，都像坤沙，听说他就喜欢被人崇拜，祸害四方。”
听到有人说坤沙，另一个男生便跳着跑了过来，拍着胸膛说：“他叫张奇夫，是我偶像，不过他不懂享受，自己不吸，我就不敢说了，很快活的。”说着，他又耸了耸鼻子。
坤沙是这里的“大名人”——著名毒枭，军阀。1989年金三角毒品贸易达到最高峰时，坤沙控制了整个金三角地区80％的毒品贸易。他在泰缅边境地区建立了一支数千人的贩毒武装，在泰北美赞至少控制了10个村庄，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前缅甸军阀坤沙
男生的话又一次让我有些发愣。环顾四周，我的宿舍前面是一个小花园，蜜蜂飞来飞去，一只小猫在玩自己的尾巴，旁边两棵树上挂满了木瓜，水田里开了漂亮的红莲，头顶上的天空湛蓝。到处都是一幅恬淡美好的景色，可从前这里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我忍不住想。
我宿舍前面的小院
慢慢地，我偶尔也能看到一些过去的痕迹。
有次我正在教课，窗外有3个男生忽然在地上打起滚来，他们流着鼻涕口水，双脚乱蹬，手里还拿着刀。我准备出去帮忙，班里学生阻止我，说他们是毒瘾犯了，让我不要出去。
我还是拿着水杯走了出去，一个男生把刀扎到泥地里，“老师你赶快走，我很快就控制不住了，等下要不就是我爬远一点，要么你躺在这里，如果你身上没有药。”
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几个女生跑出来把我拉回教室。
其实这里多数学生的日子过得还不错，骑摩托车上学，隔壁大概800米处是一所泰文学校，也不用交学费，学校每学期发4套校服，包一顿午餐，条件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可贩毒、吸毒的孩子还是随处可见。
来这里一个月了，我不论教些什么，孩子们的生活看似也没有任何变化。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泰文学校的条件其实非常好。
然而，轮不到我想太多，几天后的晚上，我就站在几杆枪的中间了。
两个男生因一件小事发生冲突，不一会就来了两拨人互殴，我过去拉架却被挤到路边。其中有一个男生身上被割了一刀，发出了惨叫声，一路哭着跑回家，抱着一杆步枪就冲了过来。
另一边毫不示弱，“我们藏在草里的枪威力更大。”互殴很快就发展成了火并。
我赶紧让人去叫村长，自己站在旁边声嘶力竭地劝他们冷静，“杀人不是那么好玩的，法律就是要保证我们做能做的事，阻止我们做不能做的事。”
终究，那两个孩子没有开枪，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村长很快过来把他们带走了——那里的人都知道，村长是真玩过枪的，他什么都敢干。第二天我就病了，躺在床上下不来，全身打摆子。
三
我抱病在床的这几天，王老师突然回来了，还有几位美籍华人和他一起。
王老师大约70来岁，有点秃顶，爱开玩笑，他问我泰语学得怎样，能不能和隔壁学校那些温柔漂亮的女老师好好交流。一旁的王师母留着短发，衣着朴素却气质过人。
在接触中，我才知道，上世纪80年代，出生优渥、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的王老师和王师母听说，这里居然还有战争发生，便过来看看，“我也是在主的引导下做事情的……当时由不得我，看到那番景象，我不得不做。”当年这里盘踞着多方势力，到处都是关卡，日夜搜查路人有没有携带鸦片，守卫们看谁不顺眼就直接开枪，倒在路上的尸体也没人敢收。
所有人都劝王老师早点走，但他并没有。而是和妻子住在以前传教士搭的一个草棚里。那时，山里还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王老师决定自己用锄头凿出一条宽敞的路，“我暂时做不了大事，这里只有盲肠小道，太闭塞，就算要起飞，还得需要一段宽阔的跑道助跑。”
过去，村里的大片大片种植罂粟。
脱掉西装，借来农具，从第二天开始，一点一点砍树挖地，王师母就跟着用箩筐一点一点地运土。一开始，村里人都笑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啦？跟土地公公这么过不去。”
“有了大路，看着就繁华了，这里就能聚拢人气。”王老师的想法很简单。
“这里没得吃的，只有尸体，还有那碰不得也得碰的鸦片，我们活一天赚一天。你跟我说繁华？”
听到有人这么说，王老师不争辩。大家都这么看着，像看戏一样，却不靠近。
一个月后，出现了第一个追随者，是个7岁的小孩，说自己喜欢捧着沙土玩，他要盖新城堡。3个月过去了，路越来越像样子了，虽然一天只能铺不到1米，但日子久了，路就长了。
两年后，这条路就修好了。王老师最初的想法是，他或许要耗上大半辈子才能修好这条路。
多年后，我站在这条马路边，上面铺了柏油，旷阔悠长，能过两辆大货车，学生在朝阳里飞快地往前跑，他们气喘吁吁地向我敬礼，偶有抱怨，却不再恐惧。
我喜欢在晨光里，看学生走过
路修好以后，王老师开始找木工盖房子，工钱他付。
王老师原本想盖一间教堂，却发现另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村子里面，大点的孩子在玩枪，小点的就在没来得及掩埋的尸体旁边玩，“小孩没人管，迟早会对生死麻木，他们必须接受教育，才会尊重生命，敬畏死亡，才能踏着这条路出去。”
再往后，又折腾了一两年，学校盖好了，却没有学生来。
王老师进草棚劝家长，都被婉拒，“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我们不拿枪，是活不了多久的，认的字再多，防不住子弹。”王老师说，自己当时说话时，清楚地看见有家长握紧了手中的枪，“正因为他们在意别人说他们是毒贩，说他们的孩子也会变成毒贩，才有这么大反应，他们应该还没完全麻木。”
后来，孩子们终于多了起来。王老师宣布，现在送小孩进学校，得谈条件，还是不收钱，但大人必须开荒种地，种茶叶咖啡都可以，他从台湾带种子过来，种好了以后，他负责拿去卖给山下的泰国人。
王老师自己也开荒，“穷苦人家的孩子流落在外，就算给人贩毒运毒，也不过只是能填饱肚子，自己种水果茶叶去卖，不用卖命，能赚一样的钱。”
山坡上种满了各种经济作物。
90年代初，王老师将自己亲手建起的学校“奉送”给泰国政府，学生由他们安排，课程由他们定，“只要你们肯派泰文老师过来，给他们身份，与泰国的学生一样接受正规的教育。绝不强制你们教中文，我们自己会想办法教。”
泰文老师过来的那天，王老师很激动，将自己的东西一件不留地搬了出来。“有谁敢拿枪对着这所学校，也就一定会有人拿枪对着他们，得为子孙后代打算。”
泰文学校门口的学生和来支教的欧洲年轻人。
那天，王老师开车带我转了3个村子，我们也聊到了自己的专业，“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法律人，我做这些事，都是基于法律秩序，现在这里好多了，剩下的得由你们年轻人去办了。”
再次回到讲台上，我顿然踏实了很多。
我问学生们以后想干嘛，只有一个人告诉我，想学财务去银行上班。其他人都说，读完这一年，随便做点什么都好。
上课的时候，还是有学生对我说，学数学没什么用，你不用这么认真地教我们，但我还是拿着三角板认真地画图，一遍又一遍地给他们讲解公式；一个女生的妈妈得了艾滋病，没有人敢进她的家门，我作为老师，当然要去看看。
中文学校里的国文和数学课本。
学生们也说我越来越像教堂的老师了，像传教一样，一直不停地唠叨，要读书，要一直读下去，外面是一个有希望的世界，他们在这里待了这么久，该出去透透气了。
如今再回首那段时间，我其实已经不太记得自己是否称职了，只知道要走的前几天，有学生哭了。
随着时间推移，很多人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2018年底，我坐在办公桌前打盹，突然收到一张合照，是一位泰文学校的老师发给我的，我看里面的人有点面熟，却又想不起来。
过了一会，手机上传来视频通话，是那些学生们。她们告诉我，我带过的那个班，后来所有人都上了大学。学生们一个个冒出来问我，她们是谁，我结结巴巴地喊不出名字来，却一下想起了王老师。
我很庆幸自己走了一段他修的路，这条路越来越宽阔、悠长。
图、文 蔡寞琰 | 编辑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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