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桃女工的快乐减法

元旦过后，我和朋友们一起回到新西兰南岛的小镇克伦威尔，开始了樱桃女工的生活。

作为新西兰有名的“水果小镇”，这里为世界各地输送着当季的新鲜水果。1月初是樱桃季，镇上大大小小的樱桃园，枝头早已缀满累累的红黑果子。园子上空，小型直升飞机嗡嗡地飞过，不停地往枝头喷洒肥料。

所有的一切都让我莫名兴奋，尤其是即将来临的女工生活。

我们工作的樱桃厂座落在镇子的高速路边，一长排的阔叶乔木后。它的规模虽然不大，但也是五脏俱全。整个生产线包括樱桃园采摘果实，再经工人严格挑选，最后层层打包出口到世界各地。所以，相应的也有三种工作，采摘者(Picker)，挑选者（Sorter）和包装者（Packer）。

采摘和挑选的薪水是计量的，做的多赚的也多。包装的薪水是计时的，波动幅度不大。我对自己的体力很有自知之明，所以选择了相对稳定的包装。工作也不难，只要将不同大小的樱桃，用塑料袋包裹，加入标签，最后放入小箱子即可。

第一天上班 ，站在流水线前，我惊呆了。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成千上万个弹丸大小的红黑樱桃，前一刻才从枝头采摘下，还散发着果实的芳香，下一刻它们就散发着性感的光泽，圆滚滚地向你奔腾而来。千军万马踏过，只能手举白旗，缴械投降。

樱桃是我最爱的水果，没有之一。在国内时，最好吃的樱桃通常是国外进口，价格不菲，一盒便是好几百。我常常忍住口水，实在馋的紧，才忍痛买上一小盒。现在，唾液在喉咙里不断吞咽，再没有什么可以压抑我的天性，只能一口吞了它们，成为施瓦辛格般的樱桃“终结者”。

但是，“终结者”好像不只我一个，大家都挡不住诱惑，尤其是朋友Tweety。一不留神吃多了，她的嘴便被樱桃汁染成黑紫色，好像“中毒”。关键她自己还没察觉，直到我们对着她捧腹大笑才意识到。那时管理者Linda也会被我们逗笑。

我们知道，厂子虽然不像其它的工厂，可以公开允许员工工作时吃樱桃，但是他们对偷吃是心知肚明而且宽容的。其实，我倒有些感谢他们的不允许。就像小时候父母不准吃的糖果，总是格外的诱人。偷吃的樱桃，滋味也更加的甘甜。

人性总是喜欢刺激，副作用就是喜新厌旧。再怎么好滋味的樱桃，天天吃也会淡掉。管理学上称，边际效应递减。

口欲的刺激性下降后，时间的无聊性就增加了。重复的体力包装工作，让我们旺盛的生命力无处安放。这群世界各地的女孩子（包装以女性居多），便凑在一起花样百出地杀时间（kill time）。玩成语接龙，萝卜蹲，背英语单词，或是比赛用舌头给樱桃梗打结，据说那是言情小说里霸道总裁高超吻技的诀窍。

那会儿，韩国姑娘Ara常站在我的右手边。她不常玩游戏，但是喜欢跟人聊天。

20岁的她认真地问我，“怎样才能得到快乐呢？”

我仔细打量她，一头黑长直的头发，韩剧里典型的温柔式样。笑起来眼睛眯成月牙，又泄露出一丝天真的狡黠。年轻、美貌、纯真、可爱、温柔……这个世界还有她不快乐的理由吗？

想到这，我漫不经心地从生产线上挑出一个大黑樱桃，趁人不注意一口吞下，“吃到它，我现在就很快乐”。

“你说的是其中一种快乐。但是，有时却不是那么回事。”

她停顿了一下，像是怕我听不懂，努力地寻找词汇组织语法，接着说，“我曾经很希望房间里有一张好看的书桌，我很想要很想要。可是等我得到它，短暂的满足后这种快乐就消失了。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想知道什么能带来真正的快乐。”

心里有根弦，突然被触动了。这样的问题，我在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里看到过，在大学教授课上谈起心理学家马斯洛时听到过，我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从20出头的姑娘那里遇到。

但我不知如何回答她的问题。我也曾像她那样，很想要漂亮的高跟鞋，圣罗兰的口红；很想要不错的学历，一份靠谱的工作；我还想要很多的照顾、呵护和宠爱。这些加法做的很成功，我得到了绝大多数。但是就像Ara“已经拥有的书桌”，就像“我已经吃到嘴的樱桃”，短暂的满足之后，它们就消失了。

加法公式的另一边，我仍然不快乐。我深深地理解她。

“你找到答案了吗？” 我问她。

她摇摇头，“我大学学的是语言，但是我发现语言只是工具，并不是我内心深处真正喜欢的。所以等从新西兰回国后，我会再申请加拿大的学签继续寻找。"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今天依然会种下一棵苹果树。”她冲我眨眨眼，结束了话题。

我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

在这场间隔年旅途中，后来我还有过很多类似的感动。朋友Lily对我说，她想要亲自拍摄蒂卡波湖的浩瀚星空。意大利朋友对我说，他环游世界想要摸索出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业。离婚的日本同事对我说，她想要来新西兰看看，丈夫眼里“不会笑”的脸能否重新绽放笑容。

我们都在寻找那个答案，寻找着真正的快乐。因为它不是哲学家形而上学的专利，而是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内心关于快乐的答案如此不同，没办法被父母给予，没办法被师长教导，只能亲自探索得到。

那么，我的答案又是什么呢？

我抛却了房子与车子的枷锁，离开了结婚与生子的轨道，不顾一切跑到了新西兰。我脱下高跟鞋和小黑裙，穿上朋友送的二手衣物和塑料围裙。我放下了Office Lady的光鲜工作，做起了依靠体力的女工或农妇。

这是一场对于过往生活彻头彻尾的减法，可它最初的源头，只是为了尊重内心的不快乐。朴树在歌里唱着，“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比黑暗，想挣扎却无法自拔”。我们都看着曾经拥有的一切，转眼飘散如烟。然后沿着那条“减法”之路，一路往前。

很久以后我终于发现，当我好几年不为自己添置物件，身边的东西越来越少，自己却能像一只鸟随遇而安，栖居于新西兰的峭壁、罗马的街头、乌克兰的机场和深圳的软件园。那时，我感到一种奇妙的快乐。

我想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那是我跨过高山和大海，穿越人山和人海后，得到的行为上的自由。那是我放弃了对父母、恋人、体制的依赖后，得到的精神上的独立。那是我经由自己深入这个世界的经验，第一次建立的心理学家科胡特所说的自体结构。

它让我像一棵苹果树在风雨里茁壮成长，让我体验到一种真实的自信、自尊和自我价值，让我最终成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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