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堂 | 杜世洪 2020（1） ： 语言学是什么样的好箭？
作者简介
杜世洪，四川武胜人，教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语言哲学方向博士（导师是陈嘉映先生）；现为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工作站导师，美国弗里曼学者，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摘 要
我国语言学研究应该瞄准什么样的目标，走什么样的发展之路，秉持什么样的语言观以及坚持什么样的方法论，这些问题虽不新鲜，但远未得到圆满解决。一门成熟的学科必定具有学科技能、学科知识、学科理论和学科哲学这四个层次。语言学研究不可固守在某个单一层次而忽视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西方哲学发展至今，已经让人认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从内部看，语言和人互为一体；从外部看，语言和世界交织一体。语言转向之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和方法论势必是语言学研究的哲学基础。研究一门语言就是研究其对应的生活形式。语言学研究当然要从语言微观事实出发，秉持新描写主义的基本精神，从一粒沙子看世界，揭示语言和人、语言和世界的道理。一切没有问题意识而又满足于细枝末节的语言碎片研究终将被淘汰。
关键词:语言学；方法论；维特根斯坦；生活形式；语言游戏
多年来的所见所闻，加上一些关于正在成为过往的回忆，让我不得不谈谈语言学的事了，其中好些事让人哭笑不得，更让人想起了语言学所面临的问题与出路。这些想法可能全是一己之见。正如马斯洛的金锤定律所言，如果手里只有一把锤子，眼里看见的就全是钉子。
我手捧着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眼里搜寻的就是生活形式中的语言学。毕竟，维特根斯坦曾说过，想象一门语言就是想象其对应的生活形式。语言学当然研究语言，因此，从生活形式中去认识语言，这应该是语言学的正道。可是，生活又是怎样看待语言学的呢？
1. 人间不识语言学，行内多有蒙尘雀
记得冯志伟先生在微信中发过一则信息，是冯先生自传的一部分内容。这是记忆中的事，有些模糊，也许经过一点渲染，往事才会鲜活。20世纪60年代某天，冯先生作为北京大学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了，阴差阳错地去了一家中学。管事的工宣队头头得知冯先生是学语言学的，而且又是名校毕业，于是就问冯先生，你学了语言学有啥本事。面对这位并不以文化见长就当上了头头的他，冯先生说：“我学了语言学，就知道‘鸡不吃了’这句话有多种解释。”听了这话，工宣队头头一脸不屑，立即从他那平日里很是习惯于高呼伟人语录而且路线正确的嘴里吼出话来：“鸡不吃了就是鸡不吃了，鸡发了瘟，鸡就不吃东西了，这么简单的话，有啥好说的。鸡不吃了哪还有别的鸟义？”
不知道那时的冯先生是不是经常吃鸡，也不知道属虎的冯先生是不是想到应该吃吃鸡了，或者只是想到了“棒打虎-虎吃鸡-鸡啄虫-虫噬棒”的游戏，只记得冯先生说：鸡不吃了还有一种意思，就是不吃鸡肉了。对于这种解释，工宣队头头自然不会满意。要是冯先生投其所好而说，“鸡不吃了”可以作为口令，以便在黑夜中区分来人是敌是友。比如站岗的勇将如果看到一个黑影投奔过来，就厉声喝问：“什么人？！”“鸡不吃了！”那黑影如果这样回答，那么“鸡不吃了”就能在革命工作的大机器上发挥一颗小小螺丝钉的作用。
堂堂北京大学毕业的语言学研究生只亮出了这点本事，工宣队头头当然不会满意。他追问冯先生：“你还会点别的什么本事？”冯先生甚是机灵，外语也好，于是说：“我会用英语说‘毛主席万岁’。”听了这话，工宣队头头一脸高兴，说这就是革命所需。从此，在那些日子里，冯先生的课堂总是会响起“郎里屋钱儿满帽”。这是一句洋话，就是专门要说给帝国主义那些纸老虎们听的。
冯先生学了语言学，但并不是靠语言学获得那时的革命岗位。语言学似乎就是梁山军师——吴用。在无数个工宣队头头们当家的时候，语言学成了无用之学，倒也罢了。可是现在，就是21世纪的现在不少人仍然在说，语言学几乎没什么用处。就在庚子之灾，即疫鬼肆掠之际，有做语言学研究的名家献计说，语言学可以为新冠肺炎定名发挥一点作用。这话有如高原一烛，带不来光亮，赶不走寒冷。在这战疫紧要关头，献上这样一计，不会吃香，倒可能吃翔。说不定，从此让人更加看不起语言学。
语言学恐怕难以受人青睐，甚至无法让人正眼相看。国人如此，外国人也不例外。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 公司）的自然语言处理大师贾里尼克（Fred Jelinek），他在统计自然语言处理研究中取得巨大成绩，世人都很佩服他的成就。可是，这位老兄却看不起使用规则方法研究自然语言处理的人。贾里尼克于1988 年12 月7 日在自然语言处理评测讨论会上发言说：“每当一个语言学家离开我们的研究组，语音识别率就提高一步。(Anytime a linguist leaves the group the recognition rate goes up.) ”根据一些参会的人回忆，当时贾里尼克讲的话更为尖刻，他说：“每当我解雇一个语言学家，语音识别系统的性能就会改善一些。(Every time I fire a linguis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ecognizer improve.)”
可叹啊！要是贾里尼克读过莎士比亚，他也许会仿莎翁名句而说，让我们先把语言学家杀了！贾里尼克说出这样的话来，也许自有他的理由。可是，自然语言处理也是语言学的内容呢，只不过自然语言处理会涉及到更多的自然学科技术。广义上讲，贾里尼克也是语言学家，可是他却要搞窝里斗。这好像并不奇怪，在如今的高校里，那些从事理工科和自然学科研究的教授先生们以及非教授后生们，骨子里不也是看不起人文学科的教授嘛。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人文学科教授根本不能像他们那样能一口气发出好多篇SCI高区论文来；一区二区三四区，文科教授唯唏嘘。
倘若觉得自己所在的学科看起来还有用，而蔑视自己看来无啥用的学科，这恐怕不是文明人的作为了。倘若觉得发出SCI文章来就是科研的最高追求，这恐怕就是在明目张胆地玷污学术了。种西瓜的觉得自己的成果大，而对着种芝麻的讥笑，这恐怕就是一种原始和野蛮了。四川人有话说，狗吃牛屎就喜欢堆堆大。这话恐怕对许多人都适用，对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都适用。许多学者一直在追求文章的堆堆数量，而不在意那些文章到底有无真的思想，到底有无真的学术贡献量。
2. 内讧外阻忧方大，东拄西撑策已穷
什么学科有用，什么学科无用，普通人根本无法做出正确判断。他们只是凭着直觉、借助本能而指指点点，这完全可以犯而不校。“内讧外阻忧方大，东拄西撑策已穷。”宋朝诗人姚勉的这两句诗倒有警示意味，行内人士的曲解，患莫大焉。
年前在杭州师范大学语言学新描写主义论坛上，文山兄提及学术界一位大佬说过的话。大意是说，如今的语言学研究越来越背离实践，正朝着梁山军师靠拢。“语言理论的价值在于其使用，一是用于语言研究的解释力，二是用于语言教学的有效性，三是用于语言工程的有效性。”文山兄转来的那位大佬的这话，当然是对的，而且，这位大佬还有话说：
我们也有一些学者搞理论只是自娱自乐。我们常以‘无用之用’自辩。‘无用’当然可能在另外的地方或在未来‘有用’。但并非所有‘无用’都是‘有用’的。最终被证明‘有用’的‘无用’，在‘无用’总体中只是极小一部分。绝大多数的“无用”，还真的是无用，也就是垃圾。人文研究包括语言学研究，大多是真正无用的垃圾。
能有‘无用之用’的，不仅要能自圆其说成体系，还要真有启发性。问题是我们大量论文，只是用新理论、新名词，给已知的事实、简单的事实，贴个标签而已，就号称‘创新’了——术语标签是新的。传统研究已发现的语言现象、语言规律，当然可以用新理论、新术语重新研究，重新表述。但新说法必须要比老说法更简捷，更深刻，才有存在的价值。
新理论要有更强的解释力，光是‘换马甲’是没用的。外语系利用汉语做的研究，大量是‘换马甲’的工作。中文系则很多连‘马甲’都没弄明白。国外汉语学者则不少只是利用种种‘马甲’挑些汉语例子来‘证明’其老师或所属学派所推行理论的‘自洽性’‘可靠性’都属于自产自销自打广告。”
看了以上这些表述，我还真无话可说。我不能说，我们的人文学科就没有制造垃圾；我也不能说，我们好些人的研究并不是穿着外国人的马甲而已；我更不能说，我们有些人吆喝出来的创新就不是贴了个创新的标签而已。不过，我可以借古人的话说：“止寒莫若重裘，止谤莫若自修”。
如果具有专业训练的学者真的是在制造垃圾，真的只是在贴标签，真的只是穿着洋人做的马甲，戴着上方编制的帽子，到处招摇，到处行骗，那么这些人与市井上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没什么两样。他们在学术江湖中行走，慢慢地走白了头，空负了一身锦衣貂裘。
记得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人们热议“千年虫”问题该如何解决，就在这个当口，一些江湖骗子跑到农村去兜售所谓的祖传秘方，专治“千年虫”。当纳米技术这一概念兴起的时候，东部一些个体企业主声称他们在生产纳米锅、纳米碗、纳米衣服等。当“量子技术”成为热词了，江湖上卖保健药的煞有见识地说，他们卖的药就是“量子药”。
但愿我们的学术界并不是江湖，更没有江湖骗子。我们的语言学研究应该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唯洋理论马首是瞻，而不是端着自己的土碗，等待着洋大人嘴角掉下来的理论碎片。
为了政治正确，我特愿意引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
我们做语言学研究的，定要记得他老人家的话，不可仅仅把语言学理论之箭拿在手里，一边迈着不紧不慢的方步，一边爱不释手地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
总是喜欢手中搓箭的人，很难说他们有什么学术灵魂，更不要奢谈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学术思想。记得著名学者许嘉璐在《意义之意义》汉译本的卷首语中说：“从精细的角度去看……我们的哲学家们对语言的关心太少了，而我们的语言家对哲学的了解就更为可怜。”与其说许老是在感叹，还不如说他是在呼吁：手握语言学好箭的学者，应该具备哲学的头脑。罗宾斯（R. H. Robins）在其《语言学简史》也曾感叹：“广义上讲，哲学曾经是语言学的摇篮。”这话的含义是，如今许多语言学工作者早已不知哲学这个摇篮的作用了。佩里格林（J. Peregrin）说，语言学是源于哲学的一根肋骨，它慢慢发育成熟而另立门户。可是，要知道语言学的前世今生以及未来发展，还不得不回归哲学之身。这些话无不具有警示意味：当心！语言学不能背叛哲学。
3. 鸡零狗碎难为计，立地摩天通学理
一门学科之所以是一门学科，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构想，它必须具备四个层次：学科哲学、学科理论、学科知识和学科技能。手握语言学好箭的人，不能呆呆地躺在技能层次上而甘做一粒沙子，一味地沉浸在语言中某种微观事实里，干一些鸡零狗碎的勾当。世间虽有“你是风儿我是沙”这样的浪漫，但是，不识风情的其它风儿，会把你的微观事实连同你本尊一起连根拔起，吹得你安不了身。
手握语言学好箭的人不能无视语言学科的其它层次。在学科哲学、学科理论、学科知识和学科技能这四个层次贯通的语言学研究才算得上有出息的研究，才能建立起稳固的语言学大厦。索绪尔、乔姆斯基、韩礼德等他们各自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大厦，要知道他们却不会甘为单纯的一粒沙。虽然他们的理论大厦曾经遭受过、甚至还遭受着这样那样的诟病，说他们的大厦这块砖不对，那扇门不好，但是，他们毕竟建立起了自己的大厦，他们都有确定的设计理念即哲学思想。纵观我们汉语界的语言学研究，我们似乎一直在纠缠建筑材料的来历，围观那些怪异或反常的砖块木块，至今仍未建造出世界有名的理论大厦。
难道我们就这样甘心情愿地迷失在一堆建筑材料里？出路何在？胡建华先生引用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诗句说，语言学研究要从一粒沙子看见一个世界。胡先生所倡导的新描写主义提倡瞄准有价值的语言微观事实，穷尽描写之力，做到从语言事实升华到哲学思想。见微知类，见类知故，见故知理，这就是说语言学研究要把技能、知识、理论和哲学贯穿起来，做到立地摩天通学理。
4. 辞简理博观语言，排沙见金得真知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语言学的学科哲学呢？民间有土话说，先有看法，才有做法。语言学的学科哲学反映在语言观和方法论上。
一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语言观就有什么样的语言学。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人说语言学没什么用处，其实这并不是语言学本身真的就没有用处，而是这些语言学无用论者的语言观出现了偏差，甚至出现了严重问题。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是如何看待语言的呢？索绪尔说，语言是个人生活和社会活动最重要的一个因素（In the lives of individuals and of societies, language is a factor of greater importance than any other.）。当然，如果你要丢弃这个最重要的因素，你完全可以说语言学没有用。可是，你丢得掉语言吗？倘若如此，罗兰·巴特会指着你说，语言是肌肤（Language is a skin.），你不可能剥肌去皮；只要你还有欲望，你的欲望会在语言这层肌肤上浪来荡去（The language trembles with desires.），你与他人交流其实就是肌肤相触，在肌肤相触中影响他人并受他人影响（Language affects the other like skin-on-skin contact.）。至此，借用康德的话说，人始终跳不出自己的皮肤；对此，皮尔森博士补充说，我们既然无法从自己的皮肤里跳出来，我们也就无法跳进别人的皮肤里去。既然是这样，既然语言是一层皮肤，语言学研究既要做好皮肤的养护和保健，又要诊断和治疗各种危害有效交流的皮肤病。
也许，有人会认为罗兰·巴特的语言皮肤论，其实把语言看得太浅，似乎认识深度不够。那么，我们看看其他思想者的语言观吧。18世纪德国哲学家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早就大胆断言，理性等于语言。根据威廉姆斯的研究，哈曼在与黑尔德的通信中说语言就是理性，他认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本来应该关心的是语言的批判而不是理性的批判。把语言同理性等量齐观，这无疑是一种大胆，但这种大胆不无道理。20世纪法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认为，语言是理性的寓所（Reason lives in language.）。理性比较抽象，维特根斯坦则形象地说，语言是我们机体的组成部分而且并不比机体简单（Language is a part of our organism and no less complicated than it.）。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说，人类处世行事仿若语言的塑造者和主人，而实际上语言一直都是人类的主人（Man acts as though he were the shaper and master of language, while in fact language remains the master of man.）。由此，我们都记得海德格尔的更为简洁的一句名言：“语言是存在之家（Language is the house of Being.）”。
既然语言如此重要，那么语言学就不可或缺。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其动因之一就是人们已经认识到语言并非只是工具这么简单，相反，人们注意到了语言的复杂性：于内，语言和人互为一体，于外，语言和世界有机地交织在一起。
另一方面，我们秉持什么样的方法论就有什么样的语言学。既然西方哲学已经发生了语言转向，那么，语言学的学科哲学建设就离不开语言哲学。在方法论上，维特根斯坦秉持语言分析和概念考察的基本精神，遵循奥康姆剃刀原则，不增加陌生概念，不虚构陌生实体，坚持用日常语言来分析和消解哲学问题、指明哲学道路。维特根斯坦所展示的方法就是聚焦日常语言问题，以日常语言本身作为分析工具，进行详尽的概念考察和充分的语言分析，最终消解哲学问题，从而治疗思想疾病，扫除惑众妖术。换句话说，对于所要理解的大问题，切莫胡乱猜想，莫做无头苍蝇到处乱飞，而应仔细观察它所涉及的一切，哲学的目的就是为苍蝇指出飞出瓶子的路。维特根斯坦做哲学的这种方法，有如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巴尔虎牧人的传统杀羊技艺：杀羊不见血，剥皮不用刀。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所展示的方法就是日常语言分析法，该方法没有空洞的理论，没有大概念来大概念去，没有天马行空地虚构出所谓的宏伟蓝图。
如果说弗雷格、罗素等人为语言转向奠定了基础，那么维特根斯坦正是语言转向的完成者，是语言哲学集大成者。西方哲学为什么会有发生语言转向？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本体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经营不下去了，于是就转向经营语言。这样理解语言转向，不得要领，因为语言转向后的哲学虽然聚焦在语言分析上，但是哲学发展至今仍需本体论和认识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这样定义哲学仍然有理。本体论哲学盛行于古希腊，认识论哲学在近现代欧美很流行，现代哲学的显著形态是英美分析哲学，而分析哲学的主体是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是西方哲学语言转向后的产物，而语言转向主要有四个动因：第一，哲学家认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再被简单地看成工具；第二，哲学的重要课题就是研究思维，而思维的主要呈现方式是语言，于是要研究思维的本质与结构，就必定要研究语言；第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少哲学家对古典哲学和经院哲学感到厌倦，特别排斥形而上学，坚决反对心理主义，例如，“玫瑰是红的”与“玫瑰是黑的”这两句判断，在心理主义者看来都是心理过程的描述，但是他们却无法明确地给出确定标准来衡量二者的不同；第四，弗雷格、罗素等人为语言转向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新逻辑即数理逻辑的出现，带来了有效的分析工具。语言成了注意的焦点，因而在方法论上，充分的语言分析和详尽的概念考察就成了语言哲学的目标与方法。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认为，“想象一门语言就是想象其对应的生活形式。”语言和世界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体，人根本无法把语言同世界剥离开来。如果把语言同世界剥离开来，我们就无法看到真正的世界；如果把世界同语言剥离开来，我们就无法了解真正的语言。在具体形式上，语言同人们的“生活形式（form of life）”交织在一起，人们在世界上的活动其实就是语言活动，即“语言游戏（language-game）”。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观避开了语言普遍规则是否存在的困境。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最好不要去谈论语言的本质问题，与其谈论语言的普遍本质，不如谈论各个语言游戏，各种语言活动之间的相互联系问题。为此，维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这一概念来说明各种语言游戏的关系。维特根斯坦的这种语言观显然不同于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语言观，特别是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就应该有普遍本质，而维特根斯坦却并不倡导“语言本质论”这样的理论。
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随文化环境、时代潮流、历史源流等因素变化而变化，它是流变的、偶然的以及相对的，但是，生活形式绝不完全是相对的，它以人类共性为基础。这确保了不同生活形式的相互可理解性，同时也能说明为什么生活形式具有多样性。维特根斯坦说，人类的行为共性是我们赖以解释陌生语言或者未知语言的参照系统。这一观点明显区别于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观。乔姆斯基认为，人类享有共同的内在语法体系，这个体系是普遍的，先天的，它能确保讲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维特根斯坦却认为，人类语言所展示的普遍性并不是语言自身的普遍性，而是人类活动的普遍性决定了语言游戏的相似性，语言活动的相似性以及生活形式的相似性。
“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性”这两个概念标志着维特根斯坦独有的语言观。“语言游戏”本身没有普遍本质，各个游戏具有自身的特点，有些游戏的语言比较复杂，例如论理说事；有些游戏的语言相对简单，例如建筑工人工作用语。这就是说，语言游戏的语步可以简单，也可以复杂，没有强制性规则来要求所有语步必须符合某一固定模式。各个游戏之间的联系就是家族相似性的联系。如果语言游戏或语言活动是概念结构的反映，那么，支撑语言活动的概念体系也具有家族相似性。可见，维特根斯坦放弃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本质”这一概念，而使用“家族相似性”来说明语言活动的普遍联系。
我们可以从维特根斯坦的论述获得启示。在方法论上，语言学研究要注意要清除研究者内心的魔障。这魔障就是我们总是认为存在某种内在的或者外在的权威，它们凌驾于规则的实际运用之上。简言之，不可凭空捏造出脱离实际运用的而且独立存在的虚幻的规则来。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方法论，给语言学研究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呢？即如何处理语言学问题呢？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家处理哲学问题，就像处理疾病一样。”同理，语言学家处理语言学问题，如同处理疾病一样。具体地讲，语言学上出现思想困惑，原因在于一些语言学家把语言想象成理想的语言，这样建立的语言理论就好像在光滑的冰地上行走，没有正常的摩擦力，我们根本无法正常行走。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整齐划一的滑溜溜的混淆，我们应该把语言带回到粗糙的大地上，恢复语言本来的样子。语言学混淆或者思想混淆主要源于人们喜欢用整齐划一的理想标准去衡量一切。我国语言学研究出现了针对某些特殊语句的争论，如“王冕死了父亲”这个语句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讨论，众说纷纭，其实，“王冕死了父亲”这样的表达本身反映的是语言粗糙的表达，属于语言活动的自然状况，属于语言游戏中的一个语步，因而不必规定自然语句一定符合理想的句法规则和词法规则。
沈家煊先生在评价外语界的语言研究时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介绍是介绍，研究是研究；第二，主要是研究语言，不是研究语言理论；第三，研究方法要根据问题而来，要强烈的问题意识，要熟悉母语，要重视比较研究。这些建议都很中肯，瞄准的是技能和知识层面的研究。无疑这些都是正确的，尤其是在研究一门语言的初级阶段，这两个层面上的研究特别重要。然而，我们的语言学研究却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两个基础层面上，还应该有理论和思想的升华。从一粒沙子看见一个世界，新描写主义提倡的研究精神，其理在此。
总之，套用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话，研究一门语言就是研究其对应的生活形式。离开生活形式来研究语言，就很容易陷入理想主义困境。从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中归纳出来的语言规则或索绪尔所说的理想化langue，只不过是理想的衡量器，具有规范性，不具强制性，即我们不能手握一把米尺就粗暴地要求天下人都必须长成一米的高度，但我们可以量出世人不同的高度来。语言学到底是什么样的好箭呢？能够穿透技能层面、知识层面而射透理论层面，最后达到哲学层面的箭就是大师之箭。我国语言学界召唤着这样的射箭人。
《当代外语研究》
主编丨杨 枫
副主编丨吴诗玉、甄凤超
编辑部主任丨杨 丽
编辑 | 管新潮、邓梦寒
本刊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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