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迟发了十年的文章：邹承鲁谈科技体制改革
＃科学史上的今天＃1900年4月25日，物理学家泡利出生
作者的话：
2002年，笔者开始《邹承鲁传》的研究和写作工作，历四年方成，时邹先生已因癌症而住院。他在病床上读完全书，很满意，要求出版时“一个字都不要改”。但遗憾的是，书交付出版社不久，邹先生即离开了人世，而两年后传记历经曲折终于面世时，专门讨论科技体制改革问题的最后一章，居然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不翼而飞。
最近科技界正在热议“交大教授与科技部之争反映了什么问题”，这令我想起了十年前的旧作。重读一遍，除未考虑2015年屠呦呦之获得诺贝尔奖一事外，其他部分似尚未过时。现将其一字都不改地交给“知识分子”发表，希望能推进对科技体制改革这个一度不可讨论的问题的探讨，并借以纪念邹承鲁先生去世10周年。
撰文 | 熊卫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
责编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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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科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科学论文发表总量飞速增长，已位居世界前列，在高水平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近年来也不断增加。这些情况表明，我国科学家已经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处于世界前列的成果。这一切都令邹承鲁十分高兴。但与此同时，他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我们所取得的世界水平的突破性的成果，多数仍是一些人力密集型或财力密集型的成果，而基于创新学术思想的突破性成果，却仍不多见。具体体现在，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诺贝尔奖对于我国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这一切原因何在？他认为现在是到了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并讨论的时候了。
前面两章的叙述已经展现了邹承鲁认为当前中国科学所遭遇的一些重要病症：浮躁风气弥漫、科研效率低下、学术腐败流行、恶行得不到惩罚、创新思想没得到应有的鼓励、科学家对管理科学事务缺少发言权，等等。
导致这种现状的当然有诸多的原因：公众、媒体从业人员、企业家、政府领导官员一般科学素养较低，很多科学工作者自身的学识、努力程度和创造力不足，一些科学家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还有少数科学工作者道德素养低下，等等。但邹承鲁认为，其中最为关键的，不是认识和道德，而是体制问题。现行体制鼓励什么，就会发生什么；适合什么现象出现，就会出现什么现象。旧有的由行政领导垄断绝大部分资源的计划体制或者说官营体制是导致这种不健康状况的根源。
如果领导科学的官员目光不够远大，中国的基础研究就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如果他们的科学素养不够，中国就会有很多弱智的骗局（譬如“水变油”、“永动机”、“特异功能”、“核酸营养”等）流行并得到支持。他们希望中国的科学能在自己的任期内立竿见影地取得重大突破，就会有很多学历不低但科学素质不高，也没有实在贡献的人整天围绕着他们转，吹嘘自己如何如何有能耐有成就，以谋求获得他们的青睐和资助。他们好面子，于是得到过他们支持的那些人即使后来未能完成先前夸口的项目，或者丑闻遭到了他人的揭露，也往往能脱离媒体的批评、保住已获得的权力和资源，从而在社会上造成更坏的示范性影响……
这种现象当然不应该再延续下去。那么，该往什么方向改革呢？邹承鲁认为，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我国自1949年以来长期用“科技”一词来涵盖科学与技术两个方面，包括在国务院下属部门中专管科学与技术的“科技部”以及许多单位中的“科技处”等等。毫无疑问，自然科学与技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也必须指出科学与技术虽然关系密切却又区别明显，在许多问题上还真不能混为一谈。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使用“科技”一词把科学和技术合二而一，也许是我国的创造。邹承鲁在1998年应Science（《科学》）编辑部邀请而写的“Science and Scientists in China”（《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一文中，谈到了我国当前有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的倾向，而“科技”一词就是混同科学与技术所创造的专用术语。李醒民先生在“科学无禁区”一文中（见《科学时报》2002年7月19日B3版）提到，这个词是有“中国特色”的。邹承鲁同意李醒民先生的意见，在他多年国际科学活动中，也许除前苏联外，还很少见到过别的国家有类似的提法。
邹承鲁指出科学和技术既关系密切而又各有特色，在某些方面差别十分明显。应该根据科学与技术明显不同的特点，给科学和技术以不同的对待。科学和技术同样以自然界为对象，但严格的说，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自然，包括认识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现象，其发生和发展, 剖析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物质，揭示主宰自然现象的内在规律和相互联系。大至宇宙中的日月星辰，小至组成一切物质的基本粒子，复杂的如人类的思维活动，都是科学认识的对象。不仅要认识其宏观和外观，还要认识其内部各个层次上的精细结构，运动特点及运动规律。而技术侧重利用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去向自然索取，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标准生活的需要。虽然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比科学的历史久远得多，某些技术即使在今天也可以脱离先进科学而自主发展。但是时至今日，技术上的重大进步，总体来说都基于科学的发展，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都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的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新技术的发展又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中，原子核结构和DNA结构的阐明无疑都是名列前茅的。十九世纪末放射性元素的发现，表明元素是可变的。二十世纪初，用重粒子轰击破碎原子核弄清了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这些方面的突破，影响了整个物理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生物学不仅研究自然界里所有的生物体，还要研究生命活动的各种表现形式，构成生物体的所有物质，以及这些物质在生命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在构成生物体的物质中，最重要的是蛋白质和核酸。生命活动主要由蛋白质承担，而生物体的遗传则以核酸为基础，或者说遗传信息的世代相传是依靠DNA分子的自我复制。1953年DNA分子双股螺旋结构的发现和阐明从根本上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构成DNA分子的四种核苷酸之间有严格的两两配对关系，根据双股螺旋DNA分子的一个单股为模板合成另一个单股必然形成另一个和原来的DNA分子完全相同的双股DNA分子，生物体的遗传就是这样实现的。这一发现改变了整个生物学的面貌，使生物学进入了崭新的分子生物学时代。
无论是原子核结构还是DNA分子的双股螺旋结构的阐明，都是科学家研究自然所得到的重大认识，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而且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并没有与技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两件在科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突破作用的发现，不仅分别改变了随后物理学和生物学发展的面貌,并且很快激发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正因为对于原子内部结构有了深入的科学认识，才有可能利用原子核分裂所释放的巨大能量为人类活动服务，并发展出今天的核能工业。而根据对DNA作为遗传物质基础的认识，人们才做到了在农牧业上快捷地培育和改良物种，在医学上有效地预防和治疗大量疑难疾病，在工业上建立全新的基因工程产业。以上这些在技术上的发展，已经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今天所享用的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所有重要技术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全部都来源于科学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如果把技术分为实验技术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上面说的是科学发展对生产技术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实验技术对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没有加速器的技术，就不能进行许多重要核物理研究的实验，来认识原子核的结构。没有X-射线衍射技术，就无法测得DNA的双股螺旋结构。如果我们纵观一个世纪以来的诺贝尔奖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以实验技术上的成果而得奖的，特别是在物理奖和化学奖方面，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包括2002年得奖的在质谱和核磁共振方面的贡献。
虽然科学和技术如此密切相关，但二者毕竟有所不同，而且有本质的差异。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但是却有它的不可预见性。具体的发展途径，哪一项突破在什么时间在哪个实验室出现，一般来说是不可预见的。科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大突破，以百年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获奖者从本人的兴趣出发而进行工作的，有的甚至是工作中偶然的发现，是原先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而按照预定的计划，精心组织安排而最终获得突破的反而只是极少数。好像还没有哪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通过有目的的预先组织，刻意培养而产生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由于它有了科学的根据，就可以树立目标，因此总体来说是可预见的，也是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包括人力、资金和技术条件进行规划的。
建国初期所进行的“科学规划”（实际上是否应该说是“技术规划”）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原子弹爆炸了，火箭上天了，半导体工业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些技术成就，毕竟都是国际上已经实现了的，因此也是可以规划，可以指日实现的。然而当时在科学方面的学科规划呢，由于不像技术方面那样有硬指标可供检查，就有些说不清楚了。当然我国的科学在1949年以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国际上的科学家也不是在原地踏步，与建国初期相比，我们现在和国际上科学先进国家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这一事实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科学是难以进行规划的。五十年代的学科规划只不过是规划了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工作。回想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现实，有许多重要发展是当时没有预见到的，例如这几十年来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新发展而完全按照当时的学科规划进行工作，我们就会蒙受很大的损失，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1978年DNA双螺旋结构建立25周年之际，英国《自然》杂志记者采访DNA双螺旋结构创始人之一克里克教授，要他预测到20世纪末生物学可能取得的成就。克里克回答说科学发展是不可预测的，过去的预言家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他只是说，“我们现在见到的生物学问题，到20世纪末都可以解决，但是那时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现在看来他的预言也没有完全实现，例如癌症问题，当时在美国还属于有一定程度组织安排并限期完成的问题，但以美国的雄厚财力和世界领先的科学力量，那个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克里克教授也是一位失败的预言家。
技术上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也完全是可以规划的。特别是国际上已经实现的技术，我们做一个具体的规划，安排一定的力量，经过努力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是可以做到的。我国在20世纪五十年代所制定的科学规划中有关技术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八十年代在王淦昌等四位院士倡议下制定的发展高技术规划，也属于同样性质，在总体上也同样顺利实现了。但是要实现国际上还从未实现过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包含科学上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技术，就很难预见何时可以实现了，例如核聚变能量利用问题。虽然时见全世界媒体的炒作，迄今也无法断言何时可以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难以预见，因此也难以规划。我们可以做的也无非是和半个世纪以前一样，勾划出各个学科中的主攻方向而已。但是如前所说，科学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我们现在看见的主攻方向是根据当前的科学发展态势所认定的重要方向，若干年后整个科学发展态势肯定会发生变化，重要方向也会随之变化。如果我们现在硬性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就必然失去机会不能适应国际科学发展态势而不断前进。因此我们认定的主攻方向也必需随时修正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试想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基因组全序列的测定还没有提上日程时，我们如果在当时制定规划，在生物学领域内我们能够预见到蛋白质组学吗？
以认识自然为目标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由于探索性强，结果一般难以事先预见，原创性强的技术研究也是如此。因此除可以明确总体研究方向外，常常难以事先设定具体的研究目标，难以事先规定进度，或强求完成日期。毋庸置疑，自然科学史中众多重大突破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从物理学上牛顿力学的建立，电的发现和电学基本定律的建立；化学上门捷列夫周期律的建立；生物学上细胞的发现，孟德尔遗传定律的建立等，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都已经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影响。类似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在20世纪内所有诺贝尔奖获奖人中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的自由探索而获奖的。 20世纪一百项重大事件中名列前茅的，像青霉素、半导体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曾分别获1945、1956和1962年诺贝尔奖，这些也都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而它们在实际应用上的巨大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近年来获诺贝尔奖的基础研究成果，如超导现象和新高温超导体的发现，胆固醇代谢调节和血管硬化的关系，癌基因的发现等，仍然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发现必将对21世纪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
基于上面的原因，邹承鲁指出，不能以领导技术的方法来领导科学。在科学上，应该在设定明确目标的计划研究之外鼓励自由探索，逐渐增加对自由探索的投入。就像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导致了我国国民经济空前繁荣一样，这样做也必将大大加快我国科学发展步伐而取得重大突破，造成我国科学的腾飞和空前繁荣，以支持我国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邹承鲁并不是完全否定规划的重要性，而只是指出科学和部分含有原始性创新的技术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预见性。我们在制定规划时务必充分认识这一特征，规划可以一方面指出方向，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禁区，并且在规划中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形势发展时可以随时修订。在技术发展上可以并且应该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完成一些国家急需的技术而暂时搁置一些次要的技术，即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但是由于科学发展的不可预见性，在管理科学问题上这样做就是完全错误的，对我国科学的发展非常不利。
因此我国科学管理在体制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像过去那样，以管理技术的方式来管理科学。
当前在我国科学界流行的追赶国际科学发展热点，体现在对设定项目的高强度支持，这对我国科学努力追踪和赶上世界发展潮流是重要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多数设定的热点项已有全世界科学家辛勤工作多年，有的项目在全世界的年发表论文数已经超过我国所有学科年发表的SCI论文数总和，要在这些已被充分开发的领域中有所突破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进入热点领域，热点领域的研究往往对科学发展有重要作用，进入热点领域，在热点领域内进行工作以积蓄力量，对发展我国科学还是有重要作用的。邹承鲁只是强调在热点领域内取得原创性突破的艰难程度可能更大一些。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因此既要重视热点领域，又要鼓励在那些目前虽还不是热点却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基础研究领域中去进行自由探索。对我国科学家在自由探索中已经取得有意义进展的项目，不仅不能予以限制，还要特别给以鼓励和支持。不管是在热点领域还是在尚未成为热点的自由探索领域，问题的关键都在于有自己创新的学术思想，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有所创新和取得重大突破。没有自己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不仅进行自由探索寸步难行，进入热点领域之后也只能永远模仿或重复前人的工作，最多也不过为前人成果锦上添花而已。
科学和原创性技术的发展需要长期积累。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常是波浪式前进的。在一段平稳发展的时期之后，会出现一件重大突破性贡献从后面跃居前列，因而给有关领域带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引起大量在有关领域工作者的密切关注，并争相涌入这一领域工作，造成一哄而起的局面，形成科学中的新热点。这在国际科学发展史上是常有的事。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一些热点领域对于科学长远发展有其内在的重要性。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而言，从全面布局考虑，安排适当力量去追踪热点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在一件突破性贡献发表之后，一些较为重要的后继性工作，往往已经在同一研究集体，或有密切关系的研究集体中酝攘已久或者已经在积极进行，并且成果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就会陆续发表。外来者，即使急起紧跟，也已经落后了一个位相，在多数情况下，很难取得新的突破，只能拾取一些残羹剩饭而已。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突破性进展常常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大量工作积累的结果。不用说佩鲁兹和肯特鲁关于蛋白质晶体结构分析的工作是经过长期努力才开花结果的，就是沃森和克里克关于DNA双螺旋结构的重大突破，看似突然，实际上如果没有剑桥大学关于X-射线衍射研究几十年的积累和威尔金森等人长期关于DNA衍射数据的收集，这一突破也不可能从天而降。
大家都读过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发现阿基米德原理和牛顿在苹果树下的故事，即使这些故事是真实的，现代科学也已经不是阿基米德和牛顿的时代了，不是靠灵机一动就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了。现代科学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需要长期工作的积累，有时是个人工作的积累，有时甚至是一个研究集体或几个研究集体几代人长期工作的积累，这就是诺贝尔奖为什么经常出现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些实验室的原因。
热点的形成既有其必然性，反映了某一领域在某一时期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也有其偶然性，在哪一个学科领域， 何时发生，在何处发生，由何人完成都有一定的偶然性。总体说来，突破只能发生在有充分准备的研究集体或个人，因此应该强调发扬优势的重要性。一个研究集体或个人，需要在研究上有所积累，形成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优势。在时机成熟时，这一优势就可能转化为突破。正因为科学工作需要积累，因此把对领导干部的年龄限制推广到科学家，对科学发展是十分有害的。科学研究工作毕竟不是强体力劳动，应该鼓励科学家在思维能力仍然活跃时继续工作，这样才能鼓励我国科学在基础研究领域内形成积累和取得重大突破。
邹承鲁认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对应，中国的科技体制也该引入市场因素，由计划研究转向自由探索、竞争优胜体制。只有提供一个自由研究、自由竞争、自由评论的环境，才能逐渐造就中国科学的辉煌。
从1950年代起，邹承鲁就开始思考这方面的内容。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刚站起来说出两三句话就差点被打成右派，然后不得不缄默了约2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后，中国的言论环境有了好转，他又开始叙说自己的思想：先是比较零散地敲点边鼓：提倡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区别对待科学与技术，由真正的科学家来管理科学，重视自由探索，在科学管理中引入竞争体制等，随着年龄的提高，他的表述越来越完整，言论越来越直指核心。终于，2004年11月18日，他应两位美籍华人科学家饶毅、鲁白的邀请，在著名的Nature（《自然》）杂志上联名发表了《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一文 ，提出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爆出了中国科学界的最强音：科学家才是科学界的主人，一般行政管理人员应该退出科学的决策舞台！
这篇文章是对2003年3月由中国新一届政府确定、当时正在紧张制订之中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一种反应，事实上，它的副标题就叫“中长期规划将留下优秀遗产、还是错失良机”。这个由科技部负责管理和协调的规划一方面将通过大量增加经费而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动力，另一方面又以设立每个经费额达数十亿到上百亿人民币的大课题为中心，试图提早确定今后15到20年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
从1956年制订《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并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批成就起，中国就一直有制订科技发展规划的传统。这一次的中长期规划无疑也是这种传统的继续。中国领导人亟盼它能促使中国的科学技术产生跨越式的发展。
但包括邹承鲁在内的众多科学家认为，当前的形势跟1956年时相比已经有了截然的不同。那个时候，我们国家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巨大，不但在很多研究领域还是一片空白，而且很多的现代学科和研究机构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赶超的方向和目标十分明确，在技术方面也确实能列出一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而当前，经过几十年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努力，在机构、设备、学科和科研人员数量等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缩小。尤其是在加入WTO和世界知识产权公约之后，我们和国际上的竞争重点已经转到了原创性研究方面。而原创性研究具有不可预见性，对目前还缺乏认识的问题，是不可能被规划或计划出来的。我们很难确定若干年之后，在其他国家也正在探索的领域将会有哪些科学研发热点。如果我们通过规划先行确定研究的方向和目标，硬性规定哪些工作可以得到投资，哪些工作不能得到支持，那就有可能失去发展将来科学领域中重要方向的机会。
邹承鲁等人认为，在非常重要的科研经费分配问题上，我们现行的科技体制至少存在三个严重的错位：
第一，国家和部委领导人时常直接掌握具体科技课题的选择或者掌握经费分配大权。虽然他们可能也拥有专业学术职称，但他们不可能什么都懂，在专业知识方面他们通常不具备足够高的造诣。这种微观而直接的控制必然会引入政治的或非专业的因素。事实上，它们不仅有时会导致方向性的大错误，并且是喧嚣、浮躁现象的源头。
第二，专家被推到方便搞学术政治、但不方便进行专业评审的场合。虽然这些评审也往往具备同行评议的形式，但由于懂行而不那么听话的专家往往无权参与专业评审，而部委又经常让专家参与超越其专长范围的评审，所以整个委员会可能没有任何人可以判断这些竞争课题的相对优势。于是，“专家”的评估也就很难依据于课题的专业优劣，而领导的好恶则可以起到引导乃至决定性的作用，科技界的专业标准就这样被人际关系和政治所替代。而人际关系和政治结盟——不管是科技界专业人士之间的、还是专家和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必然会在科技问题决策中导致与科技价值无关的随意性。
第三，服务人员反而成了统治者。各部委中下层行政人员普遍拥有过度的权力。科技部的司局长、处长、甚至一般处员对科技经费分配有相当大的权力，包括设立项目、选择评审专家、影响评审讨论、个人邀人提申请等。他们常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专家，进而操纵或影响决策的过程。
这些错位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现行的由行政人员占据主导地位、既不民主又不透明的科技体制是腐败、浮躁、低效和错误的根源。不根本改变这种严重束缚科技发展的体制，相反还通过中长期规划让行政人员控制更多的资源，必然会放大现有的问题，从而可能令以创新为本的科教兴国战略化为泡影。
如果现行的规划不是最重要的，甚至还会放大现有的问题，从而带来很高的风险，那么，对政府和国家领导人而言，当前什么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呢？邹承鲁等人给出的答案是改变上述错位，进行科技体制改革：怀着长远眼光从根本问题着手，建立一个良好的科技体制，使中国国内的优秀科技专业人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创造性，专心致志地在他们的专业上通过自由探索做出成就，这是比规划几十个具体的当前看似重要而不一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科技大课题重要得多的工作。
在他们看来，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应当是从传统人治转向竞争优胜体制，也即真正按照科技项目的专业水平、意义以及相关科研人员的水平——通过他们过去已经取得的成就加以衡量——来进行竞争和选择，使优势课题和优秀人才得到支持的体制。而走向这样的机制，必须首先进行“政科分离”，也即给政治领导、专家和行政人员以新的定位，以明确政治和科技的界限，分开政治决定和科技专业决定。具体的说，它依靠三个原则：
其一，政治领袖可以依据社会需要，参考科技界领导及专家意见，决定国家科技总体经费。政治领袖可以和科技领导及专家协商将总体经费分成几大类。政治领袖只有在国家特别需要如国防和紧急情况下才过问具体课题。其二，其它决定由各领域的专家来作，但专家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名单应该向全国科学界公布,他们只评审他们可以理解其相对优势的竞争课题。其三，具体课题的选择必须由相应领域专家来作，不能允许各个部门的行政人员通过决定评审委员会名单来控制和影响资助决定，而应该让他们回到为科学发展服务的地位。
从这样的原则出发，人们马上可以发现，改变现有的科技部的职能是一个当务之急。当前，科技部大体有两大职能：一是统筹科技政策、科研规划，二是组织科研项目、分配科研资金。而第二个职能，也即由该部的行政人员主导科研经费的发放正是导致科技人士围着行政人员转，造成中国科技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邹承鲁等人建议：将科技部改为总理科技办公室，把其职能限定在“为总理提供科技咨询”、“为国家利益和科技发展献计献策”，“真心制订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科技政策”以及在总理授权的前提下进行少量跨部门的协调等方面。至于当前科技部所控制的经费，其科学部分可以分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这样有合理体制的基金管理机构以及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等直接进行科学研究的部门；其技术部分则应依据专业分到专门部委如农业部、卫生部、信息产业部等，这些专业部委可以更直接、有效地应用相应的经费和运作课题。
邹承鲁等人的这些意见甫一发表就受到很大注意，文章马上被多家网站转载。《新快报》、《文汇报》、《科学时报》、《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发明与创造》、《科技信息》等平面媒体也部分转载了这篇文章或对此作了后续报道。后续文章上网之后又受到公众极大的关注。大家奔走相告，对邹承鲁等人的观点好评如潮。科学工作者尤其感到兴奋，绝大部分都评价说该文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虽然邹承鲁等人的言论还有点曲折，但一些明眼的媒体还是立即就看出了其精要之所在，它们评论说：
“一般行政人员应该退出科技的决策和影响”，这同时意味着，科学家要成为科学界的主人。在逐步摆脱对行政权力完全依附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持续对科教领域内的传统权力发出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由科学家来管理科学事务”被科学家尖锐地提上了桌面，他们认为，科学家才是科学界的主人，应该由科学家，而不是手握行政权力的官员们，来决定科学研究的目标、路径和资源分配。
那些媒体还把这件事情与稍早一点的北大教师对北大教改方案的集体发难联系了起来，认为它们都是知识分子向传统权力挑战的代表，并且得出结论说，“科学家领导科学”、“教授治校”等现代道路，“总归要走，无非迟早而已” 。
但绝大多数人赞同并不意味着事情就能做成。在很多时候，该怎么做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在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上，邹承鲁等人也很快即遭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反击。2004年12月13日，最早转载邹承鲁等人文章的新语丝网站上出现了一篇署名“劳克伟”的文章——《读<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一文有感》。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这种以个人（在此还是化名，很明显，“劳克伟”是“老科委”的谐音）名义出现的文字实际上代表了某些不好意思公开露面的组织的意见，所以值得在此作一番分析。
该文并不认真去探讨邹承鲁等人以非常恳切地态度所提出来的问题，而是从头到尾都在追究什么“个人动机”、“文章出台背景”等，把水搅得浑而又浑。
刚一开始，它就宣称邹承鲁等与科技部有个人恩怨：“作者中一定有人是在与科技部打交道过程中有过很不愉快的经历，估计是项目申请被拒绝或是有什么要求没被答应”。这样一来，他们的文章当然就不客观公正了。
然后，它又声称邹承鲁等学识有限：“文章作者是外行，看来完全不了解近20年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政策的进步，也不了解科技部（国家科委）自1978年恢复以来所做的工作。”这些思维“狭隘”、“历史认识”“缺失”的人当然也就没有资格对科技管理指手画脚。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写了这篇文章呢？那恐怕是因为：“三名作者都有中科院背景，在那里供职或兼职，并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人们就难免怀疑作者的动机、代表的利益和文章出台的背景。”
而邹承鲁尤其恶劣：“有些功成名就的学者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不仅在已有的成就面前裹足不前，而且还侧身‘学阀’之列，在与本专业无关的领域或场合翻云覆雨，巧言令色。”
接着，它质问邹承鲁等：“如果不是因为个人恩怨，或是别有用心，又如果没有利益冲突，又何必在境外搞一个论坛，又何必采取这样一种发动突然袭击、打棍子、扣帽子的做法？”它还告诫其他与邹承鲁等有同感的人：“真正关心国内科技事业的学者需要清楚这一点，不要不自觉的成为了某些人的工具。”
最后，它得出结论：“《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一文的判据带有明显的部门之见和个人偏见，是极其片面和靠不住的。”并提出要求：“既然大家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把中国科技事业搞上去，既然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善意，何不开诚布公，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探讨问题，交换意见，把问题搞清楚，找到解决办法，岂不更好？这样总比明枪暗箭的指责要好得多。”
“老科委”等口口声声称邹承鲁等“别有用心”、乱射“暗箭”，但只要稍微用点判断力，人们就能看出其颠倒黑白性：邹承鲁等发出的哪里是什么“暗箭”？他们所发出的都是言辞恳切、堂堂正正讨论问题的“明枪”；真正猥猥琐琐藏在黑暗地方偷射“暗箭”反而是那些“别有用心”的“老科委”。从学术争论的角度看，后者写这种深文周纳、含沙射影、“文革”棍法精湛的文章其实是对自身没道理的一种承认——有道理就辩论道理啊，毫无根据地贬低他人的品质、栽赃人家“里通外国”又算得了什么？其实他们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所以只敢用化名写这种文章。
鉴于卑劣伎俩马上被人们看出，“老科委”们只好又使出了第二个武器：封锁媒体。2005年初，不但报道过此事的《中国新闻周刊》等遭到了整肃，甚至连打算讨论科技体制改革问题的《科学文化评论》杂志也遭到了新闻出版总署的“温和警告”，被“严肃地建议不要开展关于科技体制问题的讨论”。“老科委”们反对“在境外搞一个论坛”，号称要“开诚布公，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探讨问题，交换意见”，但由于他们着力于关闭国内所有的相关论坛，使得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探讨问题基本没有可能性。
媒体对此不敢发声，科技体制改革的呼声当然也就慢慢的平息了下去。
但遮掩并不能解决问题。白发苍苍的邹承鲁先生和其他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士依然在私下里追问：
中国的科学将向何处去？
《邹承鲁传》封面，200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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