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留美大二学生眼中的中美大学录取差异
►美国著名高校康奈尔大学
编者按：
新高考方案2017年即将在浙江、上海实施的消息，引发人们再度关注高考改革话题。新高考改革方案，显然是借鉴美国的经验，实行3+3方案，类似美国的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与SAT2（SAT Subject Test，旧称SAT2），一年多考。在录取上，采用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以改变惟高考分数评价。这套办法是否可行，最近引发不同的讨论。美国康纳尔大学二年级留学生陈健坤投书《知识分子》，通过梳理美国“高考”的演变及其背景，思考其之于中国高考改革的镜鉴。
撰文 | 陈健坤（康奈尔大学二年级学生）
责编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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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初，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办法跟当今中国高考大同小异，按分数择优录取。1905年，哈佛大学开始采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的测试（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oard Tests），即名副其实的美国高考，作为招生的准则。这个选拔制度意味着所有成绩达标且有钱上学的高中生都有机会被录取。
►哈佛大学校园冬景
根据考试成绩择优录取制度的实施，使得哈佛的本科生源发生了显著变化。到1908年，哈佛本科生源7%为犹太人，45%为公立高中毕业生，而原本哈佛的生源几乎被新英格兰地区的贵族私立寄宿制学校所垄断。到1922年，犹太学生占比超过了20%。这时候学校的招生官和校友等维护既得利益的群体都不干了，他们心里怨恨犹太人不和他们是一群人，抱怨贵族子弟的名额被犹太人以较高的分数挤走，他们有些理由不敢说，有些变相说：说犹太人死读书得高分，说录取犹太人会导致学校捐款减少。这些理由，其实与今天白人抱怨亚裔类似（其实，随着家庭条件改善，当年的犹太人也好、现在的亚裔也好，都会很快有很多课外活动，捐款也会增加。但犹太人当年是力争的，不是靠这些课外因素而获得录取率，是按分数得到录取率。亚裔能否做到，今天恐怕不可乐观）。
时任哈佛校长的Lawrence Lowell用了很多小伎俩来降低犹太学生录取比例，比如直接设置15%的种族名额、刻意削减犹太学生奖学金等等，但这些措施均未奏效。最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招生官们一起琢磨出了一招：通过改变对优秀学生的定义，变相筛掉那些学校不希望招收的学生。
从1922年开始，哈佛的招生系统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学生需要提供推荐信、个人照片、申请文书、课外活动，还需要填写个人信息如种族、宗教，以及父母出生地、姓名和职业等等信息。普林斯顿则会派人去面试申请者，给申请者打印象分，实际暗中考察申请者的家庭背景。这一招生变革显著减少了犹太学生的数量。后来，这个当时用来对付犹太学生的系统延续了下来。1960年代开始，系统变得更加程序化。哈佛把所有申请者根据地理位置分成22个组，再从每组里选择一定数量的人录取。时至今日，美国几乎所有顶尖学校都在沿用这个录取办法。
►关于高校录取的漫画。来源：haiku deck.com
美国排名前20的大学都是私立的，也就是说美国顶尖大学的运行经费严重依赖于校友的捐赠。既然办学、应聘好老师、购买一流设备都需要钱，那么为了得到充足的资金，学校就注定要在公平理念与现实中妥协。因此，常青藤教育早已成为了变相的“奢侈品”。为了从最有钱的人那里得到捐款，学校会刻意降低标准招收富人校友的孩子，因为这样的额外照顾会保证他们的捐款。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顶尖大学要在亚裔当中实行配额制，以使学业成就普遍优秀的亚裔学生比例不致过高。
►由八所美国高校组成的常春藤联盟。来源：Wiki
社会学家会把培训机构大致分为两种，即处理效应组织（treatment effect institution）和选拔效应组织（selection effect institution）。军队就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效应组织的例子。军营会把所有新兵训练成一模一样的标准士兵。而美国大学尤其顶尖大学则是典型的选拔效应组织。四年的本科时间不足以改变一个人，那么，为了拥有能在社会各界成功的校友，这些名校从最开始就想办法招收那些有家庭背景、能力和资源的学生，这样他们日后的成功会给学校带来更多声望，捐更多钱；而更多资源则会把学校建设得更好。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学习能力比较强的学生和一个背景好、活动能力强的学生中，美国大学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因为后者在未来成功的几率更高，而不是什么所谓的“尊重个性”。美国目前13%的中学是私立，而其中只有10%属非宗教性质的、与大学生活接轨的精英制学校。这些私立精英学校被誉为“常青藤”工厂，为顶尖大学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批生源，虽然它们只占了美国中学总数的1.3%。
这样的录取体系和过程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高中阶段很少出现难度高的课程（这里只考虑了AP、IBDP等课程，顶尖私立学校给天才学生开的小课不在讨论范围内）。因为以后事业上的成功确实需要一个认知比较全面、学习能力不错但不需要顶尖的人。也就是说，这些标准化考试成绩、高中GPA只不过证明了这个学生的基本学习素质不错，其余就交给他的家庭背景和履历了。美国顶尖大学的这种办学模式早已与美国上流社会融合了起来。早在上个世纪就有常青藤的政治讽刺画把藤校描述成富人俱乐部。这也是美国一系列社会治理制度中最聪明的一个，后来被教育理论家和高校进一步包装成“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诚然，一个由社会各界精英子弟和综合素质高的学生组成的校友群体，在整体表现上或许会超过单纯学习好的孩子组成的群体。但是这样实在有失公平，会加剧社会阶级固化，大学演变成了精英再复制的场所了。
中国与美国不同。中国所有好大学都是公立的，学校经费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和私人捐赠所占比例很小。相对低的学费也降低了对学生家庭条件的要求。中国高等教育讲究的是把最好的资源留给学习能力最强的学生。虽然学习能力强不代表该学生就会成功，但整体而言学习能力强的人成功的可能性更大，而且这样的选拔标准最公平合理。
中美大学录取存在的差别不仅仅是大学办学模式的区别，更是背后两国不同理念、不同制度所决定的，我们不应该只看表面现象盲目照搬。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确实有利于选拔多样化的人才，但是这在中国的现实当中面临两个主要困境：一是鉴于部分能力是要有资源和条件才能培养的，由于社会差距，人群中只有少部分家庭能够提供这样的资源和条件，如果要以是否拥有这些能力作为选拔的标准，就是对不具备培养资源的群体的极大不公；二是在社会诚信程度不高的环境下，这种选拔方式为部分人利用手中的钱和权造假谋利提供了可能。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考试选拔，鉴于高考是招生的主要途径，考试就必须能客观地反映出学生之间的差距，区分度一定要足够鲜明，这样才能保证将最优秀的人才送到共和国最顶尖的学校里培养，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这也是最基本的公平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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