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复制“世界工厂”的梦想已幻灭,欧美应向中国学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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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月23-26日,第48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主题为“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博士受邀飞赴达沃斯参会,分享了他在达沃斯的见闻。
撰文 | 李开复
责编 | 程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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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AI,这次达沃斯论坛还有一个重磅话题:中国。我深切感受到,大家谈论起中国所传递的情绪定位:那个威胁者和那个模仿对象。
23日,在大雪纷飞之际举行盛大开幕式后,达沃斯第一场论坛正式开启。专题演讲嘉宾是印度总理莫迪,莫迪在演讲中努力展示印度的大国雄心,并将中国当作赶超对象。
印度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样想法的国家。在瑞士时间1月24日的“SESSION STRUCTURE Growth and Development”座谈会里,我和美国商务部长、世界银行行长、几位发展中国家首相和部长讨论,新兴技术对社会结构带来的改变,也谈论到相似的话题。
美国商务部长Wilbur Ross认为,近年来,北京在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和电脑芯片等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对美国而言)这是一种直接的威胁。
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更关心的是:中国模式能不能复制?
我的观点是:中国经验帮助世界,复制中国“世界工厂”模式,已是一个幻灭的梦想,也不要简单复制中国的“双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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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看中国的眼光一直是“世界工厂”,资源消耗型国家。就连中国的媒体一段时间里也提出很多质疑,尤其是16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到6.7%时,不少人认为中国工厂模式已经走向末路。
然而2017年,中国用一个漂亮的业绩报表,有力地回击了质疑。逾80万亿元的经济总量,相当于全世界GDP排名第五至第十位的总和;6.9%的增速,在全球大经济体中仍是一枝独秀;1300多万人的城镇新增就业和1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更让中国的现代化透出浓浓的人情味。
GDP的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规模去年已经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左右,按照目前的速度,可能在未来10年内超过美国。
“中国赢了”。
2017年,美国《时代》周刊亮出了写有这句话的中英双语封面,并将中国这个经济大国称为“后来居上的巨人”。中国正在从高速增长模式向“高质量发展”以及缩小贫富差距完美过渡。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达沃斯代表中国发表演讲时,进一步释放强烈信号。他说,中国准备在制造业的一系列行业加快对外开放,主要就是取消或者降低对外商投资的限制,实行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
中国“世界工厂”模式可复制吗?
这已是一个幻灭的梦想
这两天,我也被问到中国世界工厂模式的可复制性。我的回答是:有些国家想学习中国“世界工厂”模式,但这是一个幻灭的梦想。
一方面,AI技术的阶段性应用,正在让一些批量的工厂成为机器人熄灯工厂。而那些小量的产品,将由3D打印改造。尽管中国的人工成本在提升,但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质量,仍有全球竞争优势。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富士康,因为创新工场跟富士康有很多业务交集,我对富士康的AI应用比较了解。今天的富士康正在快速拥抱AI,其反应速度和推进决心甚至超过国内一些科技公司。
另一方面,在制造业领域,“本地制造”已经成为主流,要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重新组建改造供应链,并不容易。产业链积累,包括物流基础设施、硬件的生产线和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尤其是后者,东南亚的积累目前还是零。
如今中国如今已是几乎所有商品的全球最大市场,而本地化制造的深度是在这个市场获得回报大小的决定性因素,从一些科技公司的市场行为就能看明白。比如,苹果10亿美元投资滴滴,辉瑞全球第三个生物技术中心放在了杭州,英特尔投资71亿美元的存储器工厂在大连,西门子投资10亿元的数字化工厂在成都等等。
其三,成本重要,“快速反应”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中国“双创”模式可学习吗?
谨慎学习
也有国家希望学习中国“双创”,对此我的建议是要谨慎学习。
因为中国“双创”模式有三个重要前提:大市场、强执行力创业者、有经验的VC,三个要素缺一不可。不能认为做个孵化器就可以坐等成果。
事实上,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国家,数量并不多。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走过的路,的确不可复制,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的AI路径可以模仿吗?
机遇挑战共存
当下,真实世界正在全面数字化,移动支付成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在这点中国有领跑优势。移动支付让中国跳过了信用卡时代,一步跨入OMO(线上线下融合)时代。
信用卡、银行、保险都将成为未来的“座机”。所以对比一下吧,连中国的广场舞大妈们都已经用上了移动电话,全球大多数国家还停留在座机时代。
也有人问,在AI领域,中国的路径可以模仿吗?我的回答是:AI 对于发展中国家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机遇在于,很多东欧和中东国家的数学理工都很强,而且这些学生学习初级AI并不难。研究型的AI研究员是乐于分享的,中国美国学者其实十分融洽,都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入门。挑战在于AI速度太快,不容等待缓慢政策(如电信建设)讨论。
发展中国家有“弯道超车”机会吗?
有,服务类创业
那么,发展中国家有“弯道超车”,或者走出一条新经济发展路径的机会吗?
当然有。我推荐高科技创业和服务类创业,甚至后者机会更大。
发展中国家应该重视社会企业,这类公司的特点是:能赚钱,能扩张,但未必能做成独角兽。这类公司以服务业创业为主,目的是在人工智能取代重复性工作时,打造大量的服务业工作(老龄照料、护士、心理医生、导游、酒店运营等)。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极其重要。
西方要放下傲慢,重新思考
美国商务部长Wilbur Ross的担忧也并非少数派。达沃斯当地时间24日下午,在彭博社智慧经济讨论中,我和Airbus CEO Dirk Hoke、Levi Strauss CEO Chip Bergh讨论技术和人类工作的未来。
很快话题就被牵引到数据隐私问题上。在这个话题上,西方对中国一直有诸多质疑,对此我的观点是,西方社会一直远远引领世界。但是今天中国在快速追赶,甚至领跑AI和别的领域。西方世界需要放下过去领跑者的傲慢,思考如何平衡技术连带的隐私、道德考量和中国采取的实用主义心态。这里不是说必须修改价值观,而是要做好对于过分极端纠结的价值观和丧失的技术市场领跑机会的平衡。
至于数据隐私,英国正在讨论法律让每个人拥有自己的数据,从医疗数据开始。这值得推崇。我的态度是,虽然要尊重考虑隐私,但不应该过分纠结。比如说医疗数据,应该可以脱敏后允许分享,这样世界上的AI专家才能更快结合AI和医疗。很多别的领域可能有更高的门槛,但是我希望克服癌症可以成为一个全球人类携手解决的巨大问题。
达沃斯当地时间1月25日,在WPP董事长Sir Martin Sorrell亲自主持的 “下一个十亿用户” 论坛上,我与Alphabet、谷歌首席财务官Ruth Porat,美国银行副董事长Anne Finucane,麦肯锡资深合伙人Adam Bird进行了对谈。
我针对主题发表的观点是,下一个10亿有效用户最大可能会在中国,美国公司如果不调整傲慢的平台主义态度,会在下一个10亿有效用户里遭遇滑铁卢。
1)用户不能只用数量来衡量,需要用活跃度和支付能力。从这两个角度来说,中国的第三波人口红利(第一波:PC用户转战移动,第二波:小镇青年,第三波:二三四线中老年尤其妇女)大约3亿人口,将比其它的7亿新用户更加有价值,因为他们有支付能力和经济能力。另外,有趣的是,对他们来说,互联网就是微信。
2)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创业者有独特优势。国内竞争激烈,而往往在国内无法胜出的公司,杀到国外,反而能够称王(比如说在东南亚、印度、南美、中东),往往是把产品copy from China,比如说直播、共享单车、今日头条的模式。因为中国用户画像和这些国家比较相似,所以机会很不错。
3)互联网巨头开发国际市场速度迅速。用滴滴作为案例,滴滴已经经过投资进入多个公司,而且把滴滴更好的界面技术注入了被滴滴投资的公司。这种有弹性的做法,在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得到成功。
相对来说,美国公司的平台主义,当年在美国拥有科技霸权时是可行的(因此微软、谷歌、Facebook在全球有很大的份额),但是今天中国公司的技术能力已经不弱于美国公司,如果美国公司继续用巨无霸平台,不合作不投资,只是期待征服世界,这个模式在下十亿用户肯定会受阻。
我们可以期待美国的产品继续在英语系国家胜出,在欧洲产品方面理论上可以胜出,但是欧盟对于美国的各种作风不满意(从垄断罚款到未来个人数据和产品的剥离)都会给美国带来很大的挑战(当然中国公司进入欧洲也不容易)。而新兴市场中,中国的科技公司进入东南亚、印度、南美、中东、非洲将成为中长期趋势,所以我会期待未来十亿用户,在中长期(3年之后),会很大程度的使用中国产品。
4)对于美国科技公司在中国发展不理想,美国人普遍认为是保护主义阻挡了他们。其实当年或许是一个因素,但今天绝对并非如此。我看到了四个美国科技公司的巨大问题:
① 美国公司希望用单一平台进入中国,对于本土化没有足够的弹性,对本土团队不足够授权,主要把中国当做一个营销的市场。
②中国公司的产品能力已经超过美国。微信比Facebook好用,淘宝模式比eBay可持续,中国又出现了各种新的模式和产品,如美团、今日头条、共享单车。还有中国科技方面也赶超美国,如计算机视觉、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在中国,美国公司已经没有明显的科技或产品的竞争力。
③美国公司在中国的负责人(总经理或CEO)越来越多的是不懂国情的老外,他们的事业轨迹是从较小的国家总经理,提升到中国总经理磨炼,之后回总部再升官。但是他们主要销售出身,不懂、不在乎也管不了产品技术,不懂中国不接地气不讲中文,而且个人对中国没有长期承诺,主要对总部指标负责,最大的愿望是保护自己的金饭碗,报喜不报忧。这批人在中国本土公司的角斗士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④中国的顶级人才,从本科毕业到职业经理人,过去认为外企是最好的工作,但现在大部分会把中国的大公司(如BAT)到中型公司(如美团、滴滴、小米)到创业公司(如VipKid、Face++)排在外企前面。没有了最优秀的人才,外企在国内的发展不容乐观。
麦肯锡公司高级合伙人Adam Bird 提出中国中心论观点,他认为中国年轻一代,将会是最有影响力的消费群体。下一个10亿中,每消费一美元,就有12美分来自这一群体。Mckinsey此前曾开展的一项实验,发现未来91%的增长都会来自于城市,这对企业来说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这是本地化的更深内涵。
他建议在座的每个企业家都找个时间去中国,因为到了中国才会看到、才会相信中国创业者的创新力。“你到华为的深圳总部参观一下,五万员工,像一个大学校园一样非常壮观。阿里巴巴在杭州有15万雇员,是华为的三倍。中国人现在已经不仅是模仿了,他们会模仿一些东西,但情况已经改变了,他们现在是领军人。”
当下中国市场存在的四个重要因素,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新的刺激助力,欧美国家应该学习。
1)中国的快速试错模式,会比欧美透彻讨论并得到共识的模式更有效率,建议欧美探索这两种模式的平衡。
举个简单的例子,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困扰,包括安全、隐私、贫富不均、工作的取代,还有偏见。在这届达沃斯论坛里,也有很多人讨论在这么多挑战和不成熟的前提下,我们应该怎样往前进。这个话题其实是有一个标准中国派的辩论,还有一个标准欧美派的辩论。
中国思维的辩论会是:安全问题当然得注意了,但除了安全问题之外我们科技浪潮来的太快,创业一定要快速的执行和推进,AI是需要大量的数据的,所以我们先把东西做出来,然后有了数据以后一定会越做越好,我们是可以调整刚开始的错误的。
欧美的思维则是,这么重大的事情我们不能草率来做,一定要从各个方面好好的辩论,从道德的层面确保无人驾驶是安全的。比如说前面有一个人确定会被撞到,那边有两个人可能会被撞到,AI本身很难做这个判断。欧美思维会希望让每种不同的声音都能发声出来,有一个理性、深度、有逻辑的思维辩论,最后达到一个共识,然后用这个共识再来推进我们的技术。这两种思维方式有非常显著的不同。
这种思维的差异不仅仅是在政策层面的,它渗透在创业者、投资人、学者的思维里。基于欧美思维方式的话,政策导向就要先讨论贫富不均的问题,要考虑隐私数据应该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获取的每个数据都要经过授权。他们会希望把数据权利给回个人,然后去重写商业规则。
如果一切推倒重来,这个模式可能会是一个最能基业常青的方法,但是今天Google、Facebook在欧洲已经赚了这么多钱,然后用户数据都在手中了,你叫他吐出来,这怎么能做到呢?
当然我们也看到欧盟可以做到用罚款的方式逼着Google、Facebook就范,但这种方式会对公司的商业模式带来挑战,又会给中国公司带来机会,因为Google、Facebook不会为了欧洲单独做一套系统,它一做可能就是全球。这样的话,腾讯就能更容易的进入非洲,因为Facebook就把这个东西变得很复杂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思维会给企业创造很多变数。
当然,作为世界公民,不能批评这种欧式的思维是不对的,因为欧洲之所以有这么悠久的历史、这么好的制度、这么好的文化等等,也是来自于这种强烈的意识。但是今天科技时代跑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快,这种思维会不会让他落伍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
2)中国科技移动产品已经超过欧美,copy-from-China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品和机会给世界各地的国家。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移动支付。
今年一月,我在美国和欧洲都走访了一段时间,有很多感受。过去10年时间,中国互联网成长非常迅速,诞生了很多原创模式,已从抄袭者变成了被抄袭者。尤其是2C产品、移动互联网、共享经济领域,中国无论是商业模式还是变现能力,的确都已经远远超前了。
中国新四大发明是非常厉害的,尤其是移动支付,将成为未来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国整个移动支付的环境打通了六七亿的用户,移动支付其实有三个巨大的好处,其中一个就是几乎不要佣金,可以点对点,人对人的支付,而且是非常小额的支付。
在过去的两三年中,中国移动支付本身的交易笔数呈几十倍增长,目前微信和支付宝加在一起的移动交易笔数,每天超过3亿笔,所以移动支付的蓬勃扩张会给中国的整个消费带来巨大变革。这里面有三个原因:
第一,电子支付的便捷性和无痛性极大的促进消费增长。相比现金支付,用户不觉得自己花了很多钱,稍不注意就买了很多东西。
第二,电子支付带来了消费信用的扩张,不仅是一个支付手段,还带着消费金融杠杆。过去中国信用支付的普及率只有10%,而移动支付用不了多久,让中国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都拥有信用卡,这意味着每一个消费者都加了一个巨大的消费杠杆。而消费杠杆普及之后,将加速这个国家在消费上迅速的扩张和膨胀。
第三,移动支付跟信用卡支付不一样,它是在手机上,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场合发生,并且可以运行各种各样复杂的运用,能处理非常复杂的场景的支付。举个例子,如果没有移动支付,只有信用卡,共享单车的模式就很难产生,新零售也很难发生,因为信用卡上面不能运行APP。
欧美在这方面有一些掣肘力量,比如美国人强烈的信用卡依赖习惯。为什么美国人爱用信用卡,因为它返点给用户,它从商家那边赚3%,还2%给用户,自己留下1%。信用卡就这样把这批人的利益捆绑起来了,很难让它去松绑。但欧美必须找到一个更开放的模式。
3)中国面临着消费升级,对于高质量产品会有更高的需求,这对欧美而言是个机会。
中国消费市场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中国市场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波消费升级。这次消费升级,既是物质消费升级、精神领域、文化体育等家庭综合性消费能力的提升,长期来看,也是健康和养老在消费支出的结构性提升。
另一方面,中国市场已经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过渡,以数字化为代表的线上思维和线下的实体运营思维,正在发生深层次融合,并从根本上提升运营管理效率。
更重要的是,“不怕你贵,怕你没有价值”,已经成为中国新一代消费的特点。具备以下三方面核心能力的企业和产品,会很容易胜出:
1、运营方和创业者具备一种形成消费价值观和影响力的能力。
2、能够做供应链升级的,替追随者选择能够配置这种价值观的产品和服务。
3、在运营过程中,有更多的技术手段作为升级的重要杠杆。
欧美企业应该抓住中国市场正在变迁的消费机会,跟下一个十亿用户建立连结。
4)全世界应该一起关注AI带来的机会和挑战。
这个机会是加速脱贫。
因为无论国家如何分化,甚至如何竞争,我们全人类面临着同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当我们在用AI创造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的时候,我们也面临了这些问题——安全、隐私、偏见、取代工作、增加贫富差距。但它的解决方案其实是多元化的。
我们可以看到,比如一个工匠在瑞士、日本可能是很被尊重的,有些服务业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也是很被重视的。我们也可以参考如缅甸等东南亚的佛教国家,它有不同的方法让人得到满足,其实是有点与世无争的,甚至每个人每天工作二三个小时过得穷一点也很开心,最终大家开心就好。我们每一种模式其实都可以参考,所以我觉得达沃斯应该更多的汇集全球的智慧,来讨论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提升人类总体的智慧,然后寻找一些全世界都可以用的解决方案。
英国经济学家 Angus Stewart Deaton刚在另一个分享里提供了如下数据,“考虑到国家不同的因素,中国和美国的极端贫困比例其实是接近的(1.8% 和 1.6%)。中国的脱贫速度是惊人的,也应该有值得美国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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