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兴，为什么没能像同时期的明治维新那样成功
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帝国从建立，然后经历盛世，再衰败，之后再崛起，此时，我们就称之为中兴。
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次中兴，就是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是一场承前启后的国家改革，它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工业，也进行了部分政治改革。
但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不同，同治中兴并没有把中国带向现代化，反而继续积贫积弱。
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同治中兴为什么没能成功。
01
要说“同治中兴”，那得从同治之前，也就是咸丰朝说起。
在咸丰末期，清朝的局势可以说是糟得不能再糟了。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狼狈逃往热河。
与此同时，在清朝税赋的主要来源江南地区，也正经历着太平天国运动。
同年10月底，清政府被迫跟英法俄分别签了《北京条约》，割地赔款，特别是沙俄，割占了中国东北大片的土地。
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郁郁而终，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
从当时国内国际的局势来看，好像清王朝马上就要玩完了。
然而同治一朝，竟然对内平定了太平天国等四场运动，对外跟列强的关系也缓和下来，并且还建立了一些早期的近代工业，政治上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开明，国力和民生都有所回升。
这个势头，基本贯穿同治一朝，也就是1862年到1874年，这就是所谓同治中兴。
中兴，意思是衰落之后再度兴起。
中国有句古话叫“一姓不再兴”，姓氏的姓，一姓就指一个朝代，因为一个朝代的君王一般都姓同一个姓。
这句话就是说一个王朝衰落之后，就很难再复兴了。
所以，“中兴”这种事是相当罕见的，中国几千年也就发生过这么几回。
像周朝的“宣王中兴”、汉朝的“光武中兴”，后来唐朝中后期也有所谓“肃宗中兴”“元和中兴”，南宋开国时候也号称中兴。
不过这些多是名不副实，后世也有很大争议。
02
同治中兴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
首先是内因。
同治皇帝年幼登基，两宫太后——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垂帘听政。
但毕竟是深宫里的妇人，处理实际的政务，还是由恭亲王奕䜣为首的文官政府来掌控。
恭亲王懂洋务，被称为“鬼子六”，他和他的团队的特点是精明强干、视野开阔。
虽然他们还是传统官僚，未必有多少现代性，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给他们留下了足够的警醒。
同时，辛酉政变中咸丰留下的满族重臣被大量清洗，也为当时的贤才上升腾出了空间。
这样的形势下，同治年间的文官体制对外更慎重，处理内部问题时，则多了一些弹性和灵活。
另一方面，内外危机还意外地让清朝的满汉之别得到了缓和。
在咸丰朝，清朝早期制定的满族优先政策就已经后继乏力了，曾国藩、左宗棠这些汉族重臣，在咸丰朝就得到重用，连保守的满族大臣肃顺，也认为需要授予能干的汉人更大的权力。
毕竟汉人精英更多，这些人能进入权力中心，对朝廷来说也是一大幸事。
03
除了这些内因，还有外部的原因。
首先是西方列强对清朝的所谓“好感时刻”到来了。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西方开始正面接触之后，列强特别是英国，对清政府非常看不上，比如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的英国首相巴麦尊。
直到1857年他还宣称，“清政府不是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
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明白过来了，要是不承认清政府，那他们和清政府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从法理上说也就站不住脚了。
所以他们认识到，要承认并且维护清政府，因为这就是维护他们各自在华的利益，所以对清朝的态度有所缓和。
出于这样的考量，对于同治年间，民间的中英冲突，英国采取了相对克制的态度。
比如，1869年，台南的民众捣毁了英国人在当地的教堂，英国驻台的代理领事吉必勋和一名下级海军军官使用了武力。
结果英国的处理是：降了吉必勋的职，归还了索取的赔偿。
英国是当时的头号列强，他们的态度也带动了法俄美这些国家，它们也都认识到，支持清廷更有利可图。
同时，随着一些外国外交官深入了解中国，为中国文化着迷，也出现了一些外籍的中国利益维护者。
其中典型的代表有威妥玛、卫三畏、赫德和蒲安臣，西方的对华强硬派媒体曾经点名批评他们是“比大沽口炮台更能有效抵御西方文明的四角堡垒”。
威妥玛同治年间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发明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汉语拼读方法“威妥玛拼音”。
卫三畏曾9次代理美国驻华公使，退休后成为是美国第一位职业汉学家。
赫德1861年起在上海任职于海关总税务司，掌管晚清海关达半个世纪之久，创建了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成为了当时满清最清廉高效的部门，海关收入也大大充实了大清的国库，1911年去世后被清廷追授太子太保。
蒲安臣是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也是美国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
这些人物的历史评价虽然仍很复杂，但在同治年间他们影响了清廷的政策走向和治理方式，引入了现代政府的一些原素，有时还阻止了西方列强治外法权的滥用。
由此也帮助清朝在19世纪中期摇摇欲坠之时勉强站稳了脚跟。
04
正是这些内因和外因的综合作用，为所谓同治中兴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那么，“同治中兴”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恢复稳定；
2、贤人政治；
3、建立近代工业；
4、设立新式军队。
首先是恢复了国内的稳定。
咸丰到同治这段时间，中国爆发过四次大规模的运动。
先是太平天国运动，他们的纲领就是推翻清朝，鼎盛时期太平天国扩展到中国差不多一半的省份。
还有杜文秀领导的“平南国”，定都云南大理，也曾经宣告独立。
此外就是北方的捻军和陕甘民变。
这些变乱，后人根据不同的立场，把它们定性为叛乱或是起义，说法不一，但不论怎样，战争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
同治政权采取“剿抚并用”的新方针，最终将它们一一平定。
虽然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在整个清朝都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国内局势恢复稳定，这是一切的基础。
“同治中兴”的精英们做的第二件修复社稷的大事，是推行“贤人政治”。
“同治中兴”的主要推动者，在中央是恭亲王奕訢、先后任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的瓜尔佳·文祥和沈桂芬等人。
在地方的代表人物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等人，地方的这些重要人物后来也进入中央。
其中最有样本意义的就是曾国藩，从他留下的家书和奏折中可以看到，曾国藩广泛论述了他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包括军队改革、农业复兴、道德、对外、工业化、教育、财税等方方面面。
他的这些看法和思想，统统是儒家视角，使用的是儒家词汇，行动依照的是儒家标准。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特点，而是同治重臣们的普遍共性，儒学哲学起到了贯穿、统一他们思想和行动的纲领作用。
也就是说，同治中兴依托的思想资源，是儒家哲学这一最传统的思想，同治朝的国家决策层还是寄希望于师法于传统和祖辈的智慧。
这也可以认为是“中国保守势力最后的抵抗”。
此外，同治朝在江南恢复了因为太平天国而停滞了十多年的科举，在考试上也引入了一些时政策论方面的题目，更注重培养有真正治世才干的人。
比如清末的名臣张之洞就是因为在1863年的殿试中，对于太平天国等现实问题回答出色，而受到赞赏的。
同治朝还在限制卖官鬻爵、淘汰不合格官吏、严肃法纪等方面做出过努力。
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同治八年，也就是公元1869年，山东巡抚丁宝桢杀了违法乱纪的慈禧红人，大太监安德海，而他的仕途未受影响。
这部分说明了同治朝吏治整顿是相当严肃的事，而政府的主要官员，也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05
第三件大事就是建立工业和新的财政来源。
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农业社会，所以同治名臣们首先重振了农业，来作为经济基础，比如安置流民，低价售卖或是租赁土地、种子，减免赋税等等。
另外，在战争中清政府终于认识到了工业的重要性，他们尝试了建立近代工业，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洋务运动”。
中国的第一家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出现，中国第一次尝试现代的采矿业、铁路运输、电报通讯，都是在这一时段。
第四件大事，是同治朝官员们建立了新军以及配套的军工业，这也是所有改革项目当中，他们最感兴趣的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清朝决策层面临的是非常大的矛盾，一方面作为传统的中央武装力量的八旗和绿营早就腐化，没有战斗力了，不足以应对国内外的军事需求。
但另一方面，如果依赖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壮大起来的地方武装，又恐怕会出现唐末藩镇割据那样的局面，地方大员会拥兵自重。
幸运的是，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军权在握的人，并没打算另立山头，随着战争的减少，曾国藩的湘军等地方武装主动裁军，这种局面让朝廷有信心编练新军，尝试军事改革。
1865年夏天，长江水师成立，包括800名军官和1.2万名士兵，成为当时东亚最强的海军。
同年江南制造局成立，在这里工作的工人薪水是当时农民的4到8倍，实行每天8小时工作制。
1868年，江南制造局建造的现代型炮舰下水，随后，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建立福州船政局。
船政局附属学校开授工程技术、驾驶、法语、英语、化学、冶炼、国际法等现代课程，培养出了严复这类的杰出人才。
同治朝还聘请了一批外国人直接担任军官，其中比较有名的像我们在历史课本里看到的华尔、戈登，以及他们指挥的“洋枪队”。
这次成绩在当时看来还是比较令人瞩目的。
曾在清朝任职的德国军官日意格在1872年写道：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
另外在外交上，清廷在学着适应西方游戏规则同时，仍然艰难地维持着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像越南、朝鲜这些从前的朝贡国，在这个时期又开始向北京派遣使者了。
当时的外国观察家对此大为惊讶，他们评论说：这些朝贡国是在“继续崇拜中国的影子”。
06
同治中兴似乎把满清搞得有声有色的。
但结果我们也都知道了，在甲午战争中，清朝大败，至此在东亚失去了威严，成了人人都可以踩两脚的弱国。
那同治中兴后的大清，为什么还是亡国了呢？
首先，同治中兴，开了个好头，但却烂尾了。
1870年的天津教案，让列强们本来对大清的好感，一下子又落回到了的冰点。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很多外国人居住在天津，他们的传教，以及一些不法行为，跟当地中国居民一直有摩擦，大家相互看不顺眼。
当时，在天津的法国传教士建立了育婴堂，育婴就是养育婴儿，主要是收养弃婴，而由于他们会给送来婴儿的人一笔钱，这就被理解为买婴儿，这也确实变相鼓励了拐骗婴儿的行为，民间一直对他们这种行为很有非议，甚至传言，育婴堂吃婴儿的传言。
迫于民间压力，天津道台约见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搜查教堂。
第二天，主管神机营的天津最高长官崇厚亲自介入。
当双方准备向上汇报的时候，当地道台、知县等人再次要求进入教堂，傲慢的丰大业在秘书陪同下闯进了崇厚的官邸，向崇厚连发两枪。
官邸外面的地方官、士绅、民众随后围住了丰大业，丰大业开枪打死了其中一人。
愤怒的人群当即杀死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
之后又烧毁了法国领事馆，冲进教堂、育婴堂杀死10名法国修女、2名法国神父、7名各国侨民和一些中国教民。
就这样，仅仅一个下午的时间，总理事务衙门和列强苦心经营的“蜜月期”就结束了。
消息传回欧洲后，对华开战的声音再次响起，在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等人的勉力维持下，最终仗没打起来。
但是，这一下中国在列强以及西方民众眼中的印象分，一下就降到谷底了，之前对实现“同治中兴”非常重要的宽松的外部环境，逐渐就丧失了。
此后，随着中兴名臣中曾国藩1872年去世，瓜尔佳·文祥1876年去世，以及恭亲王奕欣受到慈禧的猜忌和排挤，同治时期的热衷洋务的官僚，已经所剩无几，朝廷在慈溪的把持下，越来越趋向保守。
07
其实，同治中兴”的基因中，带有天然的致命缺陷。
也是导致大清无法像同时期明治维新的日本那样，最终实现变法强国。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满清仍然固守以“礼”为核心的封建法律制度，而没有建立有助社会转型的现代法律体系。
中兴名臣们试图采用的，还是在过去几千年中维持中国运转的“礼教”，以“礼”来作为法。
换句话说，他们只想修复一个以“礼”来作为运转法则的旧式的社会，而没有想到也没有尝试，建立一个以“法”为基础的新式的社会。
这种认识和追求，就注定了同治中兴有太多无法逾越的局限。
比如说，“同治中兴”的精英们虽然尊农重农，但并没有发展到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同样，出于固守“礼”的使命感，他们从没打算打破社会等级秩序，让社会新生力量参与到中兴事业上来，相反是极力维护原有等级，原有价值观。
这种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沿袭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
最好的例子，就是清末时，那些富可敌国的商人，为了自保，也要花钱买官，背靠权臣，做个红顶商人。
最有名的就是胡雪岩，当张之洞失势后，他的家财也没保住。
而反观欧洲和日本的商人，在社会转型期，堪称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
第二，是滞后的财税金融体制没有跟进，没有催化出新的金融业。
从鸦片战争到满清灭亡，中国都没有建立起现代金融制度，整个帝国的金融业务，还是传统的山西票号来经营。
金融，是富国强兵的关键。
当年英国能打败法国，晋升日不落帝国，就是因为英国利用了金融系统，募集到了更多资金。
第三，是认识不到对外贸易的必要性。
同治时代，负责对外贸易的名臣刘坤一曾经表示，外贸对中国制造业是一种危害，因为会挤占中国产品的市场。
洋务运动发起的中国工业制造，如果不和国外竞争，就永远是自娱自乐，工艺水平不可能得到提到。
改革开放后，中国要“入世”，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制造还太弱小，如果“入世”，会造成洋货遍地，他们称之为“狼来了”。
但狼到来后，中国制造不仅没垮，还茁壮成长了。
反而是被保护的汽车业，没发展起来。
所以现在中国政府才引进特斯拉这条鲶鱼，敲打靠合资躺着赚钱的中国车企。
第四，与近代化相适应的新学体系没有发展起来。
虽然同文馆、天文算术馆建立了起来，但是，近代化教育并没有普及到基层，全民教育体系更是谈不上。
即使是有机会进入同文馆的贵族子弟，他们学习新学，也更重视自己的旧学修养，因为这些旧学，更有利于他们的仕途。
那些被送出国的留学生，学到一半也被要求回国，生怕他们忘了“本”。
第五，是在近代化进程中自缚手脚，顾虑太多。
恭亲王承认铁路的潜力，但同时担心，一旦铁路修通，成千上万的失去传统生计的人将丢掉饭碗。
同文馆对翻译外国科技著作充满热情，但又唯恐这些新的思想观念动摇传统、动摇清朝的统治基础，因此大量的译著，翻译完之后就被束之高阁，而没有真正投入到应用领域。
后来这些中国翻译、编写的书籍，都被日本的维新派视如珍宝。
第六，是同治时期短暂出现的开放、务实的文官体制，最终在慈禧重新确立独裁体制后寿终正寝。
随着慈禧权力的不断扩大，曾经在同治中兴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官政府也时断时续，恭亲王奕欣的宦海沉浮，就是最佳的样本。
他几起几落，手里的权力不断缩小，也越来越无所作为。
最终1884年中法战争，以恭亲王为首的军机处被勒令全体下岗，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枢”。
之后，国事更加不振，“同治中兴”短暂出现的兴旺气象荡然无存。
当晚清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中国的决策层虽然认识到了要采取重大的变革来应对危机。
但是他们没有找准变革的方向，出于种种原因，他们选择从过往的经验中寻求出路，希望借用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和制度，让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作用，应对危机。
这就让同治中兴没能像同时期的明治维新那样成功。
满清最后一次挣扎，没让自己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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