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琪、韩子满：译路欢歌，教译相长——韩子满教授访谈录
本次访谈时间为2019年1月16日15:00-16:40,访谈地点为上海外国语大学韩子满教授办公室。访谈主要围绕译者生涯、教学生涯、翻译教学与实践以及翻译专业前景展望这四大主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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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生涯
潘琪：韩老师，促使您决定走上翻译之路的动因是什么?
韩子满：从根本上说是兴趣。我曾经于2013年在《新东方英语(大学版)》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译”路走来，一路欢歌》，在CNKI(中国知网)上能查到这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里面讲得比较清楚。真的要回过头来说呢，当时上本科的时候我就对翻译比较感兴趣，对语言学和文学的兴趣相对要弱一些。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就选了翻译作为专业。我的导师是孙致礼教授，他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我读研期间跟着导师做了比较多的文学翻译，共翻译了三部小说，都是在台湾地区出版的。学习翻译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学更有成就感，假如单纯地去学语言，动力不会太足。这是从翻译学习过程的角度来说的。另一方面就是学翻译有什么用?其实走翻译实践这条路啊，翻译某本书的时候，你首先要读原作，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说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非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都还是比较愉悦的。能按照自己的翻译节奏走的翻译任务，都还是比较愉快的，我感觉有时候比我们写论文要愉悦一点(笑)。所以说做翻译实践的心理满足感更大一点。如果从以后我们当大学老师来讲，做翻译还有什么好处呢?做翻译对时间的要求没那么高，我们可以利用点滴时间来做翻译。今天有时间，我会翻半个小时，没什么时间我就翻十分钟。但对于做研究而言，相对来讲需要大块时间，反正我是这样。如果时间太零碎，那做研究的效率会特别特别低。你说半个小时、一两个小时能干什么?几乎什么也做不了。
潘琪：韩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至今为止令您印象比较深刻的翻译实践经历吗?
韩子满：我可以讲讲一般来说老师们不大可能参加的翻译项目，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其中两个。最早的一个是2004年的时候与几个师友一起翻译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自传。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所谓的全球同步出版、全球同步发行，令我非常震撼。当时这本书的英文版还没有出版，原作还没有完全定稿，但是国内的译林出版社已经与美国的出版社约定，等初稿一出来，我们这边就开始翻译。当时是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简称“洛外”，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一位教授牵头，加上我总共有六位译者一起参与的。为了与我们对接，译林出版社专门给我们配了三个编辑，一个编辑对应两个译者。当时的目标是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时出版、同时面世。
最后美国果然在原作出版之前就把稿件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几个人把稿件分成六份来翻。当时的分工法颠覆了我读硕士、博士时候的翻译理念。以前我们上文学翻译课的时候，老师一般都教导我们，要先通读原文。你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给你看全部的原文，因为原文还没出版。出版社也不主张给我们看，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翻译的部分，看不到别人的。翻译速度方面，出版社也是要求我们越快越好。那时候我们有人就把床搬到办公室。当时最快的时候我一天翻了8000字。当然了，这样的状态偶尔是可以的，如果要求连续这么翻，身体肯定是受不了的。总之我们一般是白天翻译，译林出版社的编辑晚上加班。也就是说我们每天都是同步的，我们翻完，他们接着校对、编辑。我记得我们当时不到20天就翻完了。但是最后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译文和原文并没有同步发行。美国出版之后大概一个月国内才出版，但我们的翻译、编译早就完成了。这是当时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翻译项目。
还有一个翻译经历就是2013年我作为组长组织了一个大型的翻译项目。翻译对象是技术方面的材料，总的翻译量非常大，有十几本整本的书，还有一些零散的文件。这十几本书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有重复的内容。让我牵头完成这样一个翻译项目使我非常为难。我们最终翻译出来有960万字，这样估算一下原文应该超过500万词了。可以说这个任务对我的挑战是非常大的。首先，是翻译速度和翻译内容一致性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个翻译项目，我们组织了几十个译者，几十个人翻译的内容只靠人是没法统一的，所以考虑到速度和一致性的问题，我们必须要用软件，最后用的是Trados(塔多思)。其次，是关于主题内容，就是我们现在讲的subject matter。文稿里面涉及有关专业的科技内容，这些内容其实相对来说好办，因为我们可以找人请教，但科技材料里面的某些内容，却对翻译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挑战。我们拿到的有些文件是软件汉化的说明，里面全是符号。我们就要请教计算机专业的人，确认文件里哪些符号能翻译，哪些不能翻译。软件代码是不能翻译的，翻译了之后软件可能会无法汉化，所以我们必须找出那些需要翻的内容。确定了需要翻译的部分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些文件要放进Trados去翻，那么这样的文件怎样导入Trados也是一个难点。这两点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困扰。我们当时的解决方法是求教专家，火速购买安装了Trados。我们请教了国内计算机领域较为活跃的专家，他们教我们如何写正则表达式，把不需要翻译的部分剔除掉，然后我们把需要翻的内容从Word文档导入Trados软件。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其实软件说明的翻译是最有必要使用Trados来完成的。我们做软件说明的翻译时，碰到的命令行前后必须统一。如果不一致，会导致软件运行不起来，或者是运行过程中会死机。这个翻译项目整整持续了两个月，从头到尾我负责的是项目管理。所以说，我在翻译项目管理这个领域也有些经验。
除了项目管理之外，我就是做校对。当时做项目管理时，我有一点特别的心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非常复杂的。在那之前我对语言学研究有偏见，觉得他们是无病呻吟，可是真的到了一对多的交流环境中，这种交流不同于我们私下的交流，可以有各种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方式，那时候你会觉得很困难。困难到什么程度呢?我总怀疑自己是不是表达有误。当时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大家当天的任务，但每天一定会有人把我说的话理解错。他们不是故意理解错，都是无意的，他们人都非常好。所以我的体会是文字比口头语言更有力量。后来每天早上我就提前一个小时到工作场地，把当天的注意事项写成文字，从局域网通过即时通信软件发给大家。你会发现，用文字比用口头语言的效果好多了。
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只要再有大任务，学校都会交给我来主持，之后的任务就顺利多了。当然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核心团队，包括现在所谓的翻译工程师，还有一个文本处理小组，就是现在我们说的DTP(Desktop Publishing，桌面排版)。这个DTP小组是干什么的呢?他们主要负责原文的处理，即对扫描件进行识别校对，还有术语的提取，以及最后的排版。其实在我看来，翻译工程师和文本处理小组对我来说更为重要。所以说后来我听到好多人讲团队构成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听出来他们到底有没有做过。实际参与过这些工作之后，你会发现有些角色的重要性是你平时想象不到的。
潘琪：韩老师，您觉得一名优秀的译者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在您的译者生涯中，为了具备这些能力，您一直坚持做的事情有哪些?
韩子满：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笑)。学术一点来讲，译者需要具备两种能力，一是翻译能力，二是译者能力。译者能力和翻译能力的区别是什么呢?翻译能力当然不用说，就是在对两种语言深刻把握的基础上，再经过一定的训练，掌握的翻译意识和技能。我觉得我们现在还要重复一下很多学者的观点，就是两种语言能力强不代表就能翻译。语言能力和翻译能力不完全一致，但是必须具备了语言能力才会有翻译能力。所以说你的语言能力要保持一定的水准，但是同时也要有翻译能力的训练。译者能力的话，就是比如说你有没有伦理意识，懂不懂行业的规则和基本的法律常识，以及如果做一个自由译者，你知不知道去哪里能找到翻译业务。译者能力还包括译者的心理素质。有的时候翻译对人的心理素质要求非常高。比如说很急的翻译任务来了，你的抗压能力怎么样?比如我前面说我一天翻8000字，后来一天翻2万字的时候也有，那你能不能连续每天都翻2万字?有时候不是说累，而是连续每天翻2万字，人在重压之下心理状态会发生变化，会出现问题的。我们也要培养这种承受一定心理压力的能力。另外，译者能力还包括持续的自我学习能力。如果是做职业译者，一辈子想只做某一个领域，是比较难的。如果接到陌生领域的翻译工作，你怎么去判断这个活能不能干?如果接下来，怎么去完成它?当然了，我这里讲的还是笔译，口译我很少做。据了解，口译其实最难的一点是别人不把你当回事的时候，你能不能把自己当回事。我们在学校里面讲做口译如何如何，其实到了社会上，人家会说你不就是个翻译嘛，和搭台子的、扫卫生的有什么区别，都属于服务人员呀。这样一来，我们要学会怎样调整这种心理上的倦怠感: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自己有意识地进行调节;第二点就是我们在课堂上也可以给学生灌输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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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生涯
潘琪：韩老师，回顾您当年的学生时代，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翻译老师是谁?
韩子满：我本科时候教我的一个老师，姓徐。后来他在上海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他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做了好多卡片，那个时候电脑还没有普及。他上课不带书，带好多卡片，就是上课要讲什么，他就会把卡片上的一些例子抄到黑板上。他当时还是用比较传统的方式上课，用的是最早的那套张培基等人编的教材，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统编教材。我对他的上课体系完全没印象，但我对他的一些精妙的翻译却印象很深。可以说，是他让我对翻译产生了兴趣。有些句子我看不懂，或者是我以为自己看懂了，其实理解错了，再或者是我看懂了，但是不会用英语说，但是他就会。我后来读硕士时的导师是孙致礼教授，他是一位翻译家，他让我们大段地做翻译，练习的篇幅比我给学生上课时布置的还要长。后来，他还会让我们翻译小说。我觉得从他那里收获很大，因为当时是第一次翻小说，老师会抽样检查，重点看我们的理解有没有错，不会讲太多理论体系的东西。讲到哪儿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潘琪：韩老师，您最开始从学生身份切换到教师身份的时候，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您刚开始教翻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韩子满：困难多了(笑)。困难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点是对自己的能力不自信，这种不自信跟谦虚不一样。其实当时我做的翻译实践并不是太多，自己做翻译和面对学生讲翻译是两个概念，我生怕自己哪个地方会讲错。我们上翻译课如果用别人编的教材，或者用别人出的练习，备课不够细致的话，学生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翻译，我们可能就会讲不出来，或者说我们没有把握。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对自己的能力有足够的自信。第二点其实一直到现在也在困扰着我，我以前觉得自己的上课体系已经定型了，但是来到上外任教之后，我发现还需要做调整。我们以前上翻译课都会讲体系，以某种翻译技巧为纲，但是你会发现，自己并不具备搭建一个体系的能力。比如说本科生和硕士生需要具备哪些技巧，这个体系非常难搭建，而且搭建出来以后还特别麻烦。因为我们要针对每个点提供支撑它的实例，这一点非常难实现。我的解决办法是，干脆所有的课我都不讲体系，关于体系方面的内容，我给你们提供参考教材，你们自己去看。我上课不讲教材，最多只会跟你们讲我觉得这本教材哪里有问题，或者说哪些地方我有补充。在上课时，我们就从具体的练习来讲，我们一点一滴地积累。不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学生不适应，他们觉得翻译是教出来的，上课应该教方法。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翻译不完全是教出来的，翻译是辅导出来的。这个可能当时对于我来说是另一个教学难点吧。
潘琪：您在翻译教学材料的选择方面会做哪些考虑呢?
韩子满：选材料有一个过程。早期会选名家名译，选择这类材料的好处在于原文是经典的，译文也是经典的，但是不好的地方在于这些文章我自己没有译过，也不一定是自己感兴趣的，所以不一定能吃得很透。除非我做过特别的研究，不然讲了半天都是别人讲的，我没有一点话语权。比如说《论读书》，如果不是花很长时间研究文本，我讲的内容不可能超过现有的研究。再者，学生可能会找到译文，这也是最大的问题，学生会偷懒嘛(笑)，对吧?所以，到了后来我的翻译练习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是我翻过的。如果是已经出版的作品，我会把原文改一下，把标题和开头几句改一下，确保学生在网络上搜不到。这是为了避免学生偷懒。第二就是去找新的，学生会追热点话题。这类材料的好处在于大家都感兴趣，另外咱们翻译好了可以用来发表。不过现在译文发表越来越难。难的原因在哪里?现在纸质期刊举步维艰，好多发表译文的期刊都停刊了，所以能发表译文的地方越来越少。很多时候，能让学生越有成就感的事，他们就越感兴趣。
潘琪：韩老师，您觉得本科生和研究生阶段的翻译教学侧重点有哪些不同?这些不同点在教学设计中如何体现呢?
韩子满：其实不仅不同阶段有所不同，不同专业的翻译教学侧重点也有不同。本科生阶段的翻译教学其实是语言教学，研究生整体的语言水平更高一些，可以多讲一些翻译相关的内容。教本科生翻译的时候，比如说讲英译汉的时候，我把重点放在他们的语言理解能力上。其实翻译阅卷也是这样，对于汉语质量是不大深究的。就是说对于本科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翻译是一门辅助性的课程，或者说它也是我们的语言技能之一。就翻译课对我们的语言整体能力的作用来说，我觉得不大适合讲太专业的有关翻译的理论。我还有一个建议是，如无特殊情况，本科生阶段的翻译课上最好不要讲太多的文学翻译，这不符合学生的实际需求。在本科生阶段，我们主要是培养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如果基本的文学欣赏能力达不到，要求他们做翻译是做不了的。因为翻译的层次更高，对吧?再说如果学生就只读个本科，或者再往上读，不再读语言专业了，如果他们上的翻译课只有戏剧、小说翻译，其他题材的翻译他们就不会了。所以，我有两点体会:第一，本科的翻译教学是为语言能力服务的，所以我们说这是教学翻译，而不是翻译教学;第二，涵盖的题材要尽量广，哪怕是文学专业，翻译课也应该以非文学翻译为主，兼顾文学翻译。也就是说，我要确保哪怕我的翻译课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学生上完课后拿到新闻、科技类的文本，也能根据对上课内容的印象完成翻译任务。所以，我认为不必讲得太过专业。研究生的话，可以多加强他们全面的翻译能力的培养。这里的翻译能力我觉得有两点:第一是翻译的意识，我们要抓住学生的译文质量;第二还是要抓一下学生的翻译效率。毕竟对翻译的要求是不仅要翻译得好还要翻译得快。我想这是为大家以后的就业和进一步学习做基础，可能我们好多同学硕士毕业后去找工作，需要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CATTI)，如果没有效率，这个考试是不可能考过的。
潘琪：在您所有开设过的翻译课中，您最引以为豪的是哪门课程?
韩子满：我最引以为豪的是一门叫作“翻译工作坊”的课。我这门课的特点就是让翻译任务进课堂。翻译任务不是我自己去找的，而是一开始我接到一个翻译任务，让我翻译一本杂志。这本杂志每年有六期，那我怎么完成呢?我上下两学期都开“翻译工作坊”课，那就是每学期翻译三本杂志。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工作坊就是学生有机会讲得多一点。每期杂志的英文词大约为13000词，我给班上的同学分组排班，要求两个月完成一本杂志的翻译。他们翻完之后，我修改，然后把译稿发走。这门课可以说是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的结合。换了工作单位之后，我又自己挑了一些文章让学生翻译，然后去杂志上发表。后来又有单位找我，想让我承担翻译任务。我说我正好要开门课，问他们可以给多长时间完成任务，他们说很急，我说那不行。他们不理解，我说:“告诉你吧，我这是要拿去上课的，放假才能给你，也就是那年的6月20日才能交稿。”这门课的好处，我觉得是很明显的。对于翻译专业的学生来说，我们讲翻译实战，而什么是实战呢?这种课就是。那么我给学生讲什么?第一是翻译标准的多元性。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翻译任务标准高，什么样的标准低一点。就是说要看客户的需求是什么，真实的标准是什么。第二是翻译的效率。比如马上要交稿了，你得知道每天需要完成多少字才能按时交稿。学生在这门课上还能用得上平时其他课上教的东西。比如我当时跟学生说，交给我的文件不要是Word文档，我要Xlif格式的文件，我要的是成稿，插图、表格这些都要排好版。所以说，这门课既可以锻炼学生的全面能力，还能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从现实方面考虑，除了翻译能力的提高，学生还能获得一点报酬。一般来讲，这个报酬要比社会上的高一些。再者如果是发表的文章，我会给学生署名。如果是给单位做，单位会出一个证明。这在评奖学金的时候，对学生有用，所以他们的积极性很高。但这种课也有不好操作的地方。像杂志翻译这种稳定、难度适中的业务可遇不可求，如果临时找任务，没有杂志翻译稳定。而且任务的难度和翻译量是不确定的。所以这门课的开设需要有一定的条件，不大容易开。但是这门课，我在洛外开了三年，在郑州大学开了一年，是学生最有积极性的一门课。
潘琪：这种工作坊教学应该是韩老师认为的最理想的课堂组织方式吧?
韩子满：嗯，我认为最理想的课堂组织方式就是这种workshop(工作坊)的形式。翻译课不太适合长篇大论地讲，如果要讲的话，可能就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来。比如我们拿一个代词，不管是英语还是汉语的代词来讲，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基本都是重复别人的观点，很难有所创新。其实这些东西留给学生自己去看看就行了，最好还是拿精选的翻译材料让学生做，学生做完了再进行小组讨论。就是说由老师组织、让学生多讲、头脑风暴式的这种授课方式可能是最好的课堂组织方式。研究生阶段可以采用这种组织方式，而要在本科生的课堂上实现可能不太现实。上课的时候老师不讲，哪怕学生没意见，学校督导组这块可能就过不去(笑)。
潘琪：韩老师觉得这种组织方式的优势是什么?
韩子满：这种工作坊形式的课堂组织方式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翻转课堂，就是说把教育教学的内容前移，不放在课堂上，从而最大限度地高效利用课堂时间。比如说课堂时间是90分钟，学生在课前可能花了180分钟甚至270分钟，他们是带着疑问来上课的。那么对老师来讲，这种课其实也有挑战。老师在课前花的时间还不止180分钟或者270分钟，因为老师还得想象学生的问题会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种课堂组织方式实际上是把所有人的兴趣都调动起来，这是比较好的地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翻译课不是一个知识性的课程，而是技能型的课，技能是靠练的。如果我们把上课当成讲座一样，学生不练，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效果是不行的。这种组织方式的难点在哪里呢?第一点就是为了让学生不能偷懒，老师需要怎样督促或者惩罚偷懒的学生。第二点就是我们怎样才能符合现有的教学管理规定。有的学校规定老师上课的教案必须提前准备好，那像我们这种工作坊的话，老师课前的教案很可能只有提纲，完整的教案课后才会有。课前准备的那些问题，学生有可能都不会问到，那么老师课前准备的问题在课上来不及讲完，只能课后发给学生，学生课下再复习老师讲的东西。总之，目前来看，我觉得多数学校的本科生好像不适合这种工作坊形式的教法。按我们现在的学分制管理方式，学生都想在最短的时间内修满学分，一堂90分钟的课要求学生课前花270分钟，是不太现实的。当然了，我们老师也在讨论学生毕业时的学分要求能不能弹性一点，所以现在我们有点两难，整个制度还没有完全配套。
潘琪：韩老师刚刚提到学生在翻译课前需要做充足的准备，那么您觉得翻译实践课每周的练习量要多少才比较合适呢?
韩子满：我觉得本科生的练习量在英译汉600到1000词之间是理想的。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以前教学大纲里的要求是每小时翻译350词到500词，那么我们给学生布置两个小时的翻译量可能比较合适。第一，这个大纲的要求是按照全国平均水平制定的，像我们外语院校肯定高于这个水平。第二，翻译练习的量其实有一个变化过程，一开始可能是每小时300词，后来不断往上加。通常我们的做法并不是每周都布置这么多练习，老师也不是每周都批改作业。理想的做法是一周讲练习，一周讨论。那就是隔周做翻译练习。如果是隔周做的话，每次练习的翻译量就更应该多一些。我以前做过一个小实验，发现学生更喜欢每周都做练习，不过每周布置的翻译练习量得少一点，然后老师每周都讲评。你说他们偷懒也行，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学生还是很勤快的，学生希望每周都有人用小鞭子赶着他们，但是不要赶得太狠。而我的经验是如果每周做的练习太短，从真正培养翻译能力的角度来讲，效果不好。翻译能力的提高一定是从长篇翻译练习开始的，所以翻译量一定要有保证。研究生的话，翻译练习量在1000词比较合适。
潘琪：您平时怎么给学生批改翻译练习?
韩子满：我改作业的方式还是比较传统的。很早的时候，班上的学生少，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改作业时会把我的修改意见加上;如果没时间，那就把我觉得翻得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用不同符号标出来。到了课堂讨论翻译的时候，我再根据改作业的情况，有侧重点地讲。改作业的话，老师不会把学生所有的错误都改过来，把错误标出来可以，但全部改正过来不大现实，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说老师批改翻译作业的评语很重要，可能前面几次可以写，但是后面再写就不是很有必要。为什么呢?第一，同学们可能会屡次犯同样的错误，错误不是一次就可以纠正过来的。第二，学生犯的错误有普遍性，每位同学的作业上都写一遍，会花很多时间。老师心里有个数，哪些是典型错误，上课的时候重点分析一下就可以了。从目前全国外语教学的形式来看，学生指望从老师的批改上面学习太多东西是不太现实的。原因很简单，一是班级越来越大，老师没有那么多时间;二是我们现在的翻译教学理念提倡加大练习量，必然挤压老师的批改时间。就拿写作教学来说，有学者提出“写长法”，就说学写英语作文，先写个比如2000词出来，这是有道理的。翻译也是一样的，“译长法”就必然导致老师没有时间改。所以学生一定要仔细听老师课上的讲解。我现在就有个要求，学生下课之后对照老师课上讲的内容和参考译文，将自己的译文修改好。
潘琪：韩老师，根据您的翻译教学和担任各大翻译比赛评委、参与翻译考试阅卷的经验，学生在翻译中经常犯的错误有哪些?
韩子满：学生经常犯的错误就是眼高手低(笑)，其实就是学生的英语基础不过关，却自以为过关了。简单来讲，比如说笔译学生，一旦考试不准查词典，有的学生就会犯非常愚蠢的错误。CATTI口译考试阅卷时，我发现学生最大的问题是听不懂。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学生汉英口译的成绩比英汉口译好得多。汉英分数为什么高呢?因为我们阅卷标准比较松，学生的英语听着老外差不多能听懂就行了。英译汉成绩很糟糕，有些学生的分数接近于零，因为他们一句都没听懂。所以前面也在说，学生的翻译能力不等于语言能力，可是翻译是以语言能力为基础的。现在学生的语言学习，在我看来本科生问题比较大。现在的很多本科生觉得他们和老外交流无压力，寒暑假跑去英国、美国，然后就觉得自己没问题了。可是他们没有想过，他们是在用非专业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个专业的学生。有些学生觉得自己到了美国完全没问题，看着别人签合同大概都能看懂，日常交流都没问题，可是正式场合敢不敢去呢?给个正式文件敢不敢翻译?商务谈判敢不敢去做翻译?别人会不会要你?学生们一般不往这方面考虑，所以很容易满足。“啊呀，老师讲的我都会啊!”可是一旦我们给他们一个英译汉或者汉译英文本，特别是英译汉文本，他们马上就傻眼。你会发现有些学生哪方面都不行，词汇量不够，语法有漏洞，汉译英翻译出来很多都是口语化的表达，就是说没有达到一个语言专业人士的标准。所以我觉得可能跟外语接触的机会多了，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学生会产生麻痹心理。对于语言基础比较好的学生，他们容易犯的错误可能是知识面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吕叔湘先生把翻译叫作“杂学”。做翻译的人得看新闻，多看《参考消息》这样的新闻媒体，在无形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现在还有些学生粗心大意，漏译比较多。有些参加翻译比赛的同学会问为什么自己没有得奖，其实只要漏一句，就会出局了，可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做翻译是一个细致的活，粗心的人干不了。
潘琪：在您以往的翻译课中，学生反馈得最多的收获有哪些?
韩子满：学生反馈得比较多的一点是翻译观念。学生意识到他们不是写作，而是翻译后，翻译中的随意发挥便少多了。第二点就是学生改掉了一些毛病，比如说会去检查有没有漏译，有没有写错的单词和标点符号。实际上，给学生上一学期的课，想帮他们在翻译能力上有显著的提升，是不敢奢望的，但是帮助学生改掉一些毛病是可以的。
潘琪：韩老师，从您过往的教学经历来看，您在洛外和上外两所学校的教学感受有什么不同?
韩子满：洛外传统上是外语院校，近十年才开始强调军事，以往的教学和上外没什么区别。如果要我做个比较的话，上外英语学院本科生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有那么多同学对文学有很深的热爱，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因为我所接触到的各个学校的本科生中，喜欢文学的很少。而来了上外之后，有些同学就提出希望我讲文学翻译。另外我听上外教口译的老师说，文学班有同学说不想上口译课，说文学专业学什么口译啊。这对我的触动特别大。通常现在在其他院校，口译课可是最受欢迎的，除非老师不称职。可是我们这位口译老师是非常优秀的，而且学生并没有说老师教得不好，只是说他们不想要口译课。而洛外学生的职业指向比较明确，因为学校性质的关系，学生大概知道自己毕业之后会干什么，所以学生想学的东西和老师教的东西能够达成共识。上外这边我也跟同事们聊过，但发现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比较多，或者说指向性没有那么明确，这是我们外语院校共同面对的一个难题。我们现在有高端国际人才、国际公务员，还有区域国别研究学者，但这两者相差就大了。我想国际公务员应该是给联合国的中文处、翻译司培养人才，这和给国家各大智库培养人才的差距特别大。这两者对学生来说都是小众。比如说我们现在想给联合国送人，可是人家又不仅仅从我们学校挑的，北京还有一些高校呢。而且一年只招那么多，大部分人是去不了那些地方的，那剩下的学生干什么?所以说我们学生的职业指向不明显，学生可能就会陷入迷茫。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有些同学特别喜欢文学也挺好的。文学水平作为一种个人修养，跟上外英语学院培养人文素质的宗旨是一致的。
潘琪：如今很多开设翻译专业的学校都选择某一领域作为重点，比如法律、海事、军事等。您觉得这样是否有利于翻译学科的发展?还是应该继续关注通用领域?
韩子满：针对这个问题现在其实有两派。欧洲的翻译教学以法国巴黎高等翻译学院(简称“巴黎高翻”)为代表，包括日内瓦大学，他们是要培养所谓的职业译者(profesional translators)，不专门聚焦于具体某个领域。但我们国内现在主流的看法是培养主要适用于某些领域的翻译人才，这和西方不太一样。
我想对于不同层次的学校，比如说985重点大学和上外、北京外国语大学这类外语院校，我们可能还是更多地去关注通用领域，这些学校学生的语言能力和翻译效率通常比较高，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弥补。比如在口译领域，别的学校的本科生可能很难胜任会议口译，那么可不可以派上外优秀的学生去做。我们本科生可以按照这个方向去培养，用能力去弥补领域的不足。我与上外的一些同事也聊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上升到硕士生的教学，学校有英语学院、高级翻译学院，那么上外的特色是什么?我觉得文化、时政领域可以作为我们的强项去培养。我们聊别的领域，法律、科技、历史等方面可能不如本地的兄弟高校，那我们就避开这些。我觉得理想的话，我们可能会走欧洲巴黎高翻那条路，虽然跟国内主流不完全合拍，但这是我们跟其他院校的一个差异化优势。
那如果我们关注专业领域，翻译教学该怎么开展呢?我们自己的外语老师教专业外语和专业翻译，那么专业领域适当地请那方面的老师来给我们讲他们那一行的外语和翻译。据我观察，事实上，最能产生效果的还是外语教师去教这些专业领域的翻译，比如我们要讲法律语言和法律翻译，不大可能让法律系的老师去讲。这个可能现在做不到，但是慢慢地可能会往那个方面发展，比如说现在很多学校里面的外语系老师，拿的就是其他专业的学位。我个人还有一点看法就是我们的翻译教学可以服务于学校的发展方向。比如说上外现在有“区域国别研究”特色，我觉得我们将来培养的学生可以往这方面靠，不谈多面手，两面手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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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教学与实践
潘琪：韩老师您认为翻译教学是否得益于翻译实践?
韩子满：这当然啦，这个我觉得是不言而喻的。不做翻译实践的人是没有资格上翻译课的。如果是没做过翻译的人去教翻译实践课，会把学生教歪了，而且这个影响会非常恶劣。第一他不知道翻译是怎么回事，第二他不知道翻译行业是怎么回事。学生如果跟着他去学，可能完全是错的。比如说我们最怕的一点就是他可能会瞎翻，随意发挥。随意发挥的最大毛病是什么?随意发挥其实很可能就是他不懂。这里不客气地说一句话，外语院校的老师、外语系的老师，是不是一定可以去做翻译?不一定的。所以说像一些好的大学老师评职称，在以前对外语要求高的时候，一定要有译作才能评教授，仅仅通过职称外语考试是不够的。这是什么道理?能翻译出来一本专业书籍，这就说明这位老师的外语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检验外语能力就看能不能翻译出一本书。所以说我们就怕老师根本不会翻译，不知道我们社会上的翻译是怎样的，然后给学生灌输一些错误的观念，学生到社会上会碰壁的。
潘琪：那么韩老师，一个合格的翻译教师的翻译实践量要达到多少呢?
韩子满：我记得MTI(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评估要求是，专业笔译翻译教师应该完成不少于30万字的翻译实践，理想的话是近五年完成这么多翻译量。口译教师是不少于20场次，按照小时来算大约就是200个小时。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衡量标准。至少有30万字的翻译经验，是笔译翻译教师的一个起点。少于这个标准的教师不大应该独立从事翻译教学。比如说像我们上外这样，在组长的带领下可以，但是自己独立承担教学任务就比较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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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专业前景展望
潘琪：韩老师，您觉得翻译技术课是否为高校英语专业必须开设的课程?
韩子满：对于英语专业，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对于翻译专业，这其实不该是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原因是现在我们主流的机辅翻译软件还不够智能。现在的用人单位，比如说翻译公司对我们的要求肯定是我们能够直接上手。如果是去政府的外事部门工作，那里可能没有人懂这个。那么你毕业后去外事部门工作只能还是用传统的方法—在Word文档里面进行翻译，你不可能给生产方式带来任何的革新，如此你的竞争优势在哪里呢?所以我觉得高校里面还是得有这类课程。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不开这种课了呢?我觉得等到我们现在的翻译软件变得足够成熟，变成“傻瓜式”软件，可能就不需要专门开设这一门课了。等到软件变成“傻瓜式”后，学生就不需要在学校里面专门学它了，或者是软件的教学时间会往前提。用我们现在的文字处理软件打个比方，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面会教怎样操作文字处理软件，当时英文叫作WP，汉语叫作WPS。我那时候大学里专门开设这门课的，我想现在你们大学里面肯定不教了吧。教学时间往前提了，现在小学里就会教这个，或者孩子自己在家里也会摸索。不过，这翻译软件和文字处理软件又不太一样，翻译软件不是一个大众化的软件，而是一个专业性软件。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不需要专门开一门课讲翻译软件操作，开几个讲座或许就可以了。
潘琪：韩老师，您曾在《教师职业化与译者职业化—翻译本科专业教学师资建设中的一对矛盾》①一文中提出要提高翻译教师职业化，使翻译教师具备接近职业译者的翻译实践能力。那就翻译教师自己能做出的努力而言，您能否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为青年翻译教师指点迷津?
韩子满：我写那篇文章的背景是2007年在复旦大学开了一个翻译专业教学会议。我的观点是翻译专业的学生以后是要做翻译的，因此教这些学生的老师是需要具备接近职业译者的能力的。原因前面也说了，如果老师自己没有从事职业翻译的能力，翻译理念和方法很多都是错的。我们中国人讲“隔行如隔山”，现在行业间的壁垒越来越明显。我们老一辈中，如我的老师辈甚至更早一辈中，有很多人会说:“我从来没有受过训练，我照样会给某某领导人做翻译。”那是那个时代，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换作是现在，有谁敢说“我从来没上过口译课，从来没有受过训练，我可以去给市长当翻译”？市长根本不会找你，你也根本适应不了，因为你不具有职业能力。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具有职业能力呢?我觉得没有别的途径，这个要自己找机会去实践。事实上，机会比较多，现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老师可以自己去找翻译实践。外语院校的老师情况可能好些，会有大量的机会主动找上门，其他学校的老师可以自己去找机会。我们国家现在对翻译量的需求，大家可能想不到。有人公布说2019年的翻译产值有一千多亿元，我们在学校里面想象不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但是我告诉你就是这么多。现在有些部门讲到翻译实践的时候，已经不以多少字来描述，而是以有多少M，多少G，也就是文件有多大来描述。我们从金额上来说可能更直观一点，比如说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在武汉召开，该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发布的笔译招标金额是900万元，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翻译量有多少。世界军人运动会的规模相对来说算是小的，国内的大型活动其实是非常大的。我还认识一个翻译公司负责人，他在香港有一个公司，在河南有生产基地，他就负责翻译各大公司的IPO(首次公开募股)材料，只做这个。据说他一年的产值有上千万元，所以翻译需求量是非常多的。另一种就是高校里很多老师会结合学校主流专业去做翻译，其实结合学科建设去做翻译可能更容易一些。就拿我们学院来说，我们有英国研究中心，那就可以做英国研究系列译丛，选择一些比较经典的英国研究方面的著作来出版译丛。这样一来，老师们的翻译能力有了，学术研究方面权威的地位也有了，这是老师们自己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潘琪：您认为在技术的冲击下，翻译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是否应该有所调整?
韩子满：我觉得确实是要有所调整的，具体的调整就是减掉低端的课程，加上高端的课程。拿口译来说，联络口译和陪同口译就可以取消了，因为讯飞的翻译机器等设备已经可以解决了。但这个问题要辩证来看，以后只具备这两种能力的口译员在市场上没有机会了，但是我们作为专业的人，需不需要具备这些比较初级的能力呢?想要具备高级能力的话，这步能不能跳过去?要是不开这门课，有没有其他形式来培养这项能力，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另外，我们的课程里面需要添加一些内容，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翻译技术，就讲Memo Q和雪人等主流翻译软件的操作，不要讲那么复杂。我觉得翻译专业的学生都会使用这些软件或者很快就能学会。还有我们可能要教一些排版和译后编辑的内容，这可能是两门课，后者专门讲译后编辑，就是说人和机器具体怎么合作。至于排版方面的课，很多学校都没有开设，但是我觉得这门课是很有必要的。事实上多数学生现在连Word都使用不熟练，他们掌握的功能不超过20种。Word的功能其实非常强大，有人专门写了一本200多页的书介绍这些功能。
潘琪：在人工智能大热的时代，您是否可以为翻译专业学生提供一些建议，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
韩子满：人工智能对所有的行业都形成了冲击，没有受到冲击的是如保姆这类需要感情投入的职业。凡是需要智力投入的行业，人工智能对它们的冲击都很大。我们身边最近的受人工智能冲击最大的一种行业是什么呢?是会计、金融业这些高收入行业。我们现在知道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在大量裁员，之所以没看到人失业，是因为业务需求量也在增大。翻译也是一样。短期来讲，我觉得翻译专业的学生该干嘛干嘛，人工智能短期取代我们的可能性不大。第一个原因是翻译需求量太大，第二个原因是低端的翻译任务人工智能可以完成，我们去做高端的翻译就可以了。而且翻译专业的毕业生将来不一定要做翻译，就像英语专业的学生将来不一定从事英语相关的职业，只要把翻译看成一个学习其他能力的手段就可以了。翻译学好了，具备了优秀的信息获取能力、信息综合能力和大量阅读能力，会帮助你们在其他行业取得成功。我自己对翻译专业还是很有信心的。
注释：①韩子满.教师职业化与译者职业化——翻译本科专业教学师资建设中的一对矛盾.外语界，2008(2):34-39.
作者简介
受访者简介
韩子满，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译协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翻译协会副会长，洛阳市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上海翻译》《外国语文研究》《翻译教学与研究》编委。从事翻译研究，研究重点为军事外宣翻译研究、翻译与武装冲突、语料库翻译研究等。先后在《中国翻译》《外语与外语教学》和Babel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级社科规划项目2项，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级科研项目1项，曾获得军队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在国内高校中较早推行大规模使用机器辅助翻译软件，并较早开设“翻译技术概论”和“翻译管理”课程，领衔建设的军事翻译资源库规模达2000多万字。
访谈者简介
潘琪，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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