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联陞：“期望我在汉学界列入前十名”
本篇摘自《莲生书简》（杨联陞著，蒋力编），商务印书馆2017年10月。
致杜维运
（二通）
一
维运我兄史席：同行二十余载，早欲相晤相闻。忽从航邮接奉新著《赵翼传》，俾快先读，特此布谢。读之将及两遍，不胜叹赏。此传以瓯北及同时学侣诗友文字为基本资料，选择甚精，论议发挥，语简而当。于《廿二史劄记》之考证，洵为赵氏功臣。于宝山李氏（保泰、啬生）对赵氏数书之订正，特为标出，可谓发潜德之幽光。均是特出贡献。按，瓯北诗四千多首，气盛言宜，神采飞动，但其中有认真之作，亦有游戏之作。足下两俱选录，遂能为瓯北传神。选诗约二百六十首，于诸篇之经营位置，颇具匠心。引申论释，乃至文笔点缀，能与原作融合。此传为成功之作，可以断言。瓯北复生，亦当称许。
略有数事或可商量，有一事可供谈助，并述如下：
（1）大作自序中对内藤（误作滕）似颇不满，谓其多袭瓯北。按，此公为日本东洋史学大家，才雄学博，王静庵先生与之为友。陈寅恪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有“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自注云：“内藤虎列第三，则以虎字为韵脚之故，其实此三人中内藤虎之学最优。”是王、陈两大师，皆推重内藤。《中国近世史》乃身后有人整理其讲义所成，但可见其治学规模之宏大。以宋代为“近世”（Early Modern），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立论，内容不能与瓯北全无关系，而自成格局，似非袭造。此断代法（所谓“时代区分”）影响颇巨。不但日本有“内藤史学”之说，欧美亦复风靡，学报且有专文论列。亦以欧美学人往往苦于汉文难学，而日文文法较为明确，字典又多，遂以日本学人著作为捷径，而内藤之行情益高。
鄙意内藤之重视《廿二史劄记》，可能受梁启超影响。（同时日本尚有提及赵翼而误作张翼者，盖赵、张二字读音相近。姑隐其名。）梁氏之《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不久，即有桑原骘藏评介，颇为详细。桑原亦西京大师，其《蒲寿庚考》有中译两种。有意将中国史广为亚洲史，乃至世界史。较内藤更为开阔。京大退休教授宫崎市定（第一讲座，东洋上古史）为东洋学泰斗，与联陞有忘年之交，1961—1962年来哈佛任福特讲座教授一年，联陞于1962春到京大讲学三个月，作为交换。借寓先生府上，并用先生之研究室。联陞后来赠先生诗画：“还历古稀皆拒贺，醇儒重实不求名。云山无尽学无尽，愿祝先生过百龄。”世人多以宫崎为“内藤史学”之承继人，先生则谓得于桑原先生者更多。自集论考数卷皇皇巨制，皆称“亚细亚史研究”，职此故也（先生生于1901年）。
（2）瓯北与李保泰（啬生）虽相差十五岁，而治史论诗，深为投契。保泰对瓯北数种著作之编校订正，瓯北甚为欣赏，有诗赞扬。保泰亦回敬如仪，至比瓯北为如来而自居为传法之阿难。具如传中所述。但此三甲进士，久任学博，而能以月俸千钱买书，又以千金（当是银两，自然此与上之千字可为虚数）为友人刊书，手头宽裕，家道应有可观。读者若已注意p.260—261洪亮吉称赵有十万黄金，瓯北否认（诗中只有“富过千金不为少”p.282），而且声称只是润笔之资。亮吉又说瓯北“不积俸钱惟积贽”，又弟子中有“秦贾越商皆列侍”，更力言：“我言十万信不虚，质库况尔盈吴趋，子钱及母钱，叠日飞青蚨，努力可望猗顿兼陶米，我言如虚我受诬。”直欲以赵入货殖传。足下似左袒亮吉，但用语妥善，只说瓯北作书院讲席时，弟子中可有不乏经济眼光者，知天下利市，资金得灵活运用（p.261）。依此可补说乾隆末叶，若干资金已由盐业转入当业（盐商受政府勒索，名为踊跃，实不得不捐献，所得盐利大不如前），故友安倍健夫教授有长文讨论。质库不必自开，他人（如政府、贵族、官吏等）皆可存款分利，此又一变化也。瓯北可能在若干质库有存款，洪氏因而煊染，亦未可知。但洪所谓“质库况尔盈吴趋”，可能引起读者对瓯北挽李保泰诗中质库之误解。诗云：
朋簪回数几心交，肠断扬州廿四桥。
步屧过从无半里，盘餐留话勤连宵。
喜闻质库开阛阓，更买高楼俯丽谯。
独有故人余老泪，更无洒处涌如潮。
喜闻两句可疑。何人喜？何人闻质库、买高楼？若认为瓯北称杨李氏经营之成就，似欠妥善。鄙意喜字或当解为笑，则开质库、买高楼者，皆为李赵所笑，正如瓯北挽蒋心余诗有“何限世间扬翟贾，傲人足穀与多牛”（p.162）之句，同一格局。如此解可用，则 足下称李为淡泊名利的书生（p.349）与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三称李氏“秉铎扬州，生徒执业问道者日络绎不绝。宁谧自守，读书论文外，不及他事。与钱……王……卢……姚一交，诸先生皆深重之。”亦属可信。
南宋以来，儒士治生，已非所禁。朱晦庵说陆家（九渊）亦有店肆（不记原文），但生财要有节制，指其门限以示弟子。瓯北先生似亦能从此命。虽对食色之乐以随缘接受，似无过奢之事。遗产如何，尚未及考。若依所见，吾师 元任先生之懿行博学，君子之泽，五世而未斩。先生天才高越（胡适先生谓元任先生才过于彼），学问精深，不计名利。其长女如兰教授曾屈为鄙人弟子，音乐史之造诣，已是第一流，而谦谦君子，诚挚接人。次女以下三人分治化学数理，各有成就，所谓“隋珠娇女分传业”也（张隆延贺寿诗）。
保泰又曾纂辑《甘泉县续志》及《江都县续志》，哈佛汉和图书馆藏有其书，自序或许可供参考。《江都县续志》卷十二的结尾曾说：
编辑既毕，视续甘志之成，已越一年余矣，亦已力袪重复，仍不免间有互出者，则势相联也。观江左分邑之志，其近出同城，如常之宜兴、荆溪，苏之常熟、昭文与昆山、新阳，皆系合志，体裁较得。乾隆壬寅癸卯间，甘泉曾拟修志，延余姚邵太史晋涵主笔。邵议始自分邑之日，其前统属江都者，悉删不载。裁断殊有见。而因袭既久，事寻中辍。今二邑但并续前，各仍其类，亦体类当然也。后有君子，重加订定，庶合志为得其衷尔。
李氏自己所纂两志，因袭前修，未免重复，但仍旧主张邵晋涵的合志之法，希望在他之后的君子重加订定。可见李氏对这类问题的审慎。此种重视史事的态度，殊为可贵，且应不限于方志。瓯北对他的订正特别欢迎，至此更易了解。
（3）当时论诗人，先说袁、蒋，后说袁、赵。中间蒋在世时有鼎足三分之势。又有好事者，为“拜袁揖赵哭蒋图”（似有两次）。足下用钱锺书《谈艺录》之说，以为此是袁氏一人捣鬼，赵氏则将计就计。诚是。但赵氏决非甘作第三人之辈，蒋心余虽是老友，到他晚年力衰时，赵已不惜以“筑避风台”相戏（蒋只活了六十岁）。可叹的是，瓯北在他给浙江的程张两后辈吹嘘之时，也说“却恐难坚背水阵，不如早筑避风台”。幸而结句是“他年应并坡谷传，此日敢将湜籍比”。留下地步，末句显然是自比韩愈。瓯北在清代诗坛，可能不作第二人想，所以对袁子才、蒋士铨之态度，晚年都有变化。至于诗话，在他本朝只论吴梅村与查初白、万樊榭，其故也就可以深思了。
（4）赵诗有“弱肉强之食，不知起何代”（p.300），又有“由来声与光，所届远莫穷”（p.285）。按，弱肉强食，声光电化，皆西洋社会学、达尔文进化论与物理学常语。明末耶稣会来，到乾隆时，此类词语或已在若干士大夫之间流行，似亦值得一考。瓯北观察力之敏锐，诚如尊说。（康熙的《几暇格物》，瓯北想来看过。）
最后说可供谈助之物。这可从程派青衣传人赵荣琛谈起。荣琛是我师大附中同学，他在初中，我在高中。同是戏迷，共有戏友六人，时时聚会。当时荣琛嗓音不亮，为我操琴。后来到济南的山洞戏曲学院，正式学戏，从此下海。抗战时在重庆大红大紫，拥有戏班戏院。后来正式拜程砚秋为师。著有《师事程门记》，赠我一册。记中特提赵家在清代四世翰林。其中有一位字称伯远的人，有一甚妙图章。印文：与瓯北翁同姓，后百廿年，同丁未生，同以乙丑入泮，同登庚午贤书，同由中书入翰林。边款：伯远前辈属作小印五年乃成印 教正 侍李经畬。字阴文四行，四四绝妙。赵宝初大哥（荣琛之长兄）1966（丙午）6.16在舍下，带来此印，印于纪念册。同席有芮逸夫先生、陈大端夫妇等。此印一度失去，又由荒摊购回，亦异事。（宝初兄已仙去。）
杨联陞
1983.10.26
注：录于杜维运著《翰墨生涯》及1983年12月20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杜维运（1928—2012），史学家，曾在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任教。
二
维运我兄：
在港重晤，惜未得暇深谈，演讲蒙来捧场，又不止一次同席留影，自觉此行不虚。多谢！
前日收到大著《听涛集》。几乎一气读完。甚觉著者之才之美，师友回忆数篇，可为别传之模范。著者是性情中人一事，应得共认，亦因此可以大略了解何以书中有时用语嫌于过当（失平），盖胸中可能久蓄不平之气，落笔难以自制。少年中年好胜，老年写回忆录，“我田引水”（日语），均是常情。如僚友费正清所写五十年在中国，似哈佛乃至全美国之中国研究进展麟阁唯公可占，令人失笑。哥大某教授对此知之甚深，已在书评指出矣。
大著中用骄傲二字处，多可易为自负（过于自负乃自大为臭）。梁、胡二公皆命世之英（同时知识分子亦多自命不凡诚如尊说，此亦时代所为），实则英雄豪杰大抵皆有遗传（天纵之圣），又有际会，则对自己能立之功德，估计过高，虽孔孟似亦不免。到只可立言时，气已衰老，只可说当年长板坡矣。足下对梨洲晚年似有不满，不知除间接与清朝作学术（特别是明史）上乞合作外，有何可议？送万季野诗，有“太平有策莫轻提”，颇有分寸，岂必明夷闭门，坐令苍生饥饿，始为贤者乎。（可能足下有身世之痛或在萱堂？）
足下可能不治上古史，是以对疑古派似有成见，傅孟真先生亦主今史，见有人引“人心唯危……允执厥中”者，即认为对古籍无批判能力。但思想史中似不得少此四句，史学家对影响特大之主张与事物均不可草草忽过，更不可一笔抹杀。否则可说是不民主（不重视他人意见）。
弟准备写一短文，介绍（部分）《听涛集》，题或为“与杜维运教授论中国史传”。总论时略说足下对梁、胡二公虽有用字欠妥处，论西洋史学传入中国之部甚见功力，对两公之贡献详实平允，对柳翼谋先生论史权，及黄梨洲、全祖望之晚明人传再三致意于气节（陈援庵先生亦重谢山，以其书教子）亦甚重要。柳先生著作时或有背景（如国史馆之议？），能试改之否。
所论只两要点，（1）类传多时代特征。如后汉党锢、宋史道学（儒林另）、魏书释老（元史亦有主见，喇嘛教强大），晚明流寇，是特类者，可见史家卓识。此论可能前人已发，兄能为我试说否（文史通议似有？）（2）自传重要。传统甚早。子书卷末多是自传而兼家世（太史公等）。《论衡》之自纪，细族独门，亦不讳言。《抱朴子》《金楼子》皆有妙语。曹瞒父子文武兼资，《自明本志令》，郭登峰《历代自叙传文抄》未收，但所收各篇多精，自比冯敬通以下有三篇，更可贵。此书知者似不多。今代杜联喆博士之《明人自传文抄》更多佳例。此文之末或以挽房兆楹联作结。房先生对我是半长辈，不惜指导，书札多关学术，俟找出当写一文。另一想写者是追怀张晓峰，可从四十年代讲起，但对他的“五千年史”，有时嫌草率，党史贡献则不敢置评。可能只讲交谊。他自述说柳先生曾想著近代儒林传，此意绝佳。在史学范围内，足下应总为之□代，亦应包括，如司马君实与刘道原之多次讨论，可见工作之认真。（考异亦重要。）
有一遗憾（应抱歉）之事，即是足下在哈佛时，弟意足下既在台湾，必知联经为弟所出之《国史探微》及食货所印之《汉学论评集》。（当时短缺，今又请联经再寄一二十册，尚未到。）如不易购得，可以寄赠。最末一篇《官修史学的结构》，p.367欧阳允是欧阳玄之误，p.371黄宗義是黄宗羲之误。至于那一次单刀赴会，华德西门戏称为盟主（Needham、Waley等虽未撰文，亦皆列席），尚有所据。会后常在园中与陈志让（当时在BBC）、刘殿爵两兄闲聊，刘兄如不是迷于闪电棋或能追忆一二。此会弟得邀请，可能是Van de Sprenhd（明史，后死在澳洲）极力主张，他与Pulleyblank（蒲立本）、Twitchett（杜希德）等轮流作主席。
想起当时会后每次发言记录，均油印长纸，弟可能尚有一份，在office。此件可以代表当时西人对中国史学知识之程度。弟今日能记忆者即当时曾讲一故事：武后时，有人献三足鸟为祥瑞，在朝廷传观时，第三足脱落，众人失措。武后从容说：但令史官记“某年月日有人献三足鸟”足矣。大家因我说此是一footnote，此处foot可以双关。Waley颇称赞，或因我先说他可能早已知此故事（打了招呼）。
《中国旧史学》（书曾有朱士嘉苛评，亦非一无可取）作者Gardner是弟之大恩人（从沦陷区受知助救我于水火之中），又一心一意教我英文及一般汉学知识，早说期望我在汉学界列入前十名。大约在西方而论，论全能或已达到，可以见亡友于地下（弟之《汉学散策》纪念贾公夫妇）。贾公在当时美国汉学bibliography排为第一。
大著称Needham为汉学家，欠妥。译其书为科学艺术史，艺术应作技术，Needham自己书亦如此作。他自己中文有限。
其他小问题，下次在谈。“与杜……论中国史传”等来信讨论再动笔，此时思想尚不成熟。自传之所以重要，是下棋先占天元与四角锲子，不让史权旁落。今日传记文学中有一半以上是自传，近代史所印各种谈话录所以风行，亦正在此。人可传与不可传，未敢占卜。先自传，有日记更容易自保。文中将以赵元任先生及韵卿师母（自传即是合传，董作宾赠语）及浦薛凤（逖生）师所著数种为例。萧公权先生之《问学谏往录》亦甚可佩。
即祝 俪祉
弟 杨联陞 上
1985.11.21
【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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