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罗马帝国的稳定性不如秦汉帝国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比较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东西并峙，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两个庞大帝国之间，没有直接接触，然而彼此都间接地知道远处有这样一个大国，广土众民，文化灿然。中国人称罗马帝国为“大秦”，俨然视为遥远的另一个秦帝国，其推重可知！丝道的起点在中国，终点在罗马，两端之间不过转运站而已！相对于这两大帝国，印度雄踞南亚，也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文明，却从来不能与这两大文明所在的大帝国相提并论。中国与罗马，其盛衰的历史过程毕竟大为不同，本节的着重点也毋宁是讨论其各自的特点。

在秦汉统一以前的战国时代，中国即已走向统一。孟子在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的问题时说“定于一”，原是当时的共同理解。秦灭六国，不外是一个历程的终点；汉室代兴，也无非是完成这一历程，并加以充实而已。罗马统一地中海，也是延续泛希腊文化的弥漫各处；罗马也无非是接过了已经发动的历史过程。文化的统一，早于政治的统一，实为两大帝国兴起时共同的现象。东西两大帝国的统一大业，均由本处于边陲的势力凭借优势的武装力量，以征伐完成—这也是双方共有的形式。

两个帝国的征伐过程则不相同。秦灭六国，杀伐甚重；六国既灭，未闻秦军戍守六国故地。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的秦简，其墓主喜，曾是秦军军吏，派在楚地，只是一个行政官员，不是戍军的军官。秦亡，一时起义的诸侯军队，灭秦之后，兵锋南下，也未闻戍守秦国故地。刘项相争，刘邦得了天下，汉兴之后，早期郡守大都是由勋旧出任。武帝时旧时将吏均已凋零，天下二千石才不再由功臣集团中选任。然而，也未有汉军戍守内地的历史记载。此后中国的历史中，只有外族征服中国，方有戍军入驻国内之事，例如金代的猛安、谋克，元代的签军与蒙古军，清代的各处旗营。

相对于中国的情形，罗马军队是由本国农户组成。罗马大将率军出征，罗马兵团大多随统帅将领留戍征服地区。于是，一批又一批罗马子弟离开意大利半岛，却在新得的领土落户，成为当地的统治群。意大利半岛的人丁日少，不能不输入奴隶担任生产工作，以致本部人口的成分也为之改变，并且时时提升奴隶的身份，赋予罗马公民权。这一吊诡现象， 其缘故在于罗马大帝国始终不脱武力控制的本质。

中国、罗马两个地区的不同处，当在中国早就有了郡县制度。春秋时代，秦、楚、三晋，都在扩大领土的过程中派遣流官治理新获土地，不再实行世袭封建。秦统一天下以前，七国均已纷纷建立郡县二级的地方行政体系。秦汉地方长官， 通常不由本籍人士出任，但地方掾吏则为当地俊秀。中央又有刺史监临督察地方官员。这一套制度，起源早，发展时间也颇长久，因此运作相当顺畅。中央有了这一套统治机制，完全不必依赖军队即足以统治广土众民。

反观罗马的情形：地中海地区是泛希腊文化的天下，也是罗马帝国的本部，但周边地区，包括今日的中东及欧洲大陆，其族群成分处处不同，各地的政治单位也各有不同的组织形态。希腊亚历山大建立的大帝国，为时短促即已分崩离析。于是，罗马军团兵锋所至，每一地区都有独特的情况，罗马不能建立类似中国的郡县制度，只能在各地以不同的方式，与当地原有势力取得合作，以宗主国的地位，依赖戍军控制属地。罗马军队马背上取得的天下，还是只能从马背上统治。这一形势当然极不稳定。日久之后，分戍各地的罗马军团，亲近自己利益所在的戍地，对宗邦故国，未必忠诚不贰。强藩率军回朝，或是近卫将领专控朝政，都使后日罗马帝国长期沦于军人专政的痼疾。

再由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战国时代虽然百家争鸣，主流思想毋宁是儒家。秦以法家治国，其实法家不过是儒家的变种；汉兴以后，黄老曾经短暂得势，汉代终究以外儒内法为根本。儒家士大夫不断凭借政治与社会的优势地位，推行儒家教化，以致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民间的民俗文化也逐渐与儒家融合。甚至边远地区，地方官员不断努力于教化工作，其涵化的力量十分强大。再加上中国文字是视觉文字，足以克服方言的隔阂。于是，虽然广土众民，地方性的差异不少， 中国能保持相当一致的文化同质性，政治权力可以更迭，文化认同则足以维系共同体的延续不散。

罗马文化本是泛希腊文化的一支。罗马上层社会的思想，在基督教弥漫以前，斯多噶学派也是主流。这一学派思想的内容，其实颇有类似儒家思想之处。今日读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诸贤的言论，我们仍会觉得理念相通。但是，罗马以军事力量控制庞大帝国，并不存心以教化的力量建立主流思想。于是，各地的故有文化，以及凡此故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都各行其是。犹太地区仍是犹太教的教士们，挟罗马的力量维持犹太教为主流正统。犹太教士在罗马总督的许可下，将耶稣钉上十字架，这一故事即足以为上述情形的例证。拉丁文为拼音文字，罗马帝国与属地的上层阶级都能读拉丁文，一般不识文字的基层百姓，仍持其故有语言，拉丁文也就不能为教化工具了。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I，306—337 年在位）之后， 基督教逐渐得势，以其普世宗教的说服力，为罗马帝国注入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足以凝聚旧日异质的罗马世界，成为一个相当同质的文化共同体。但是，不旋踵之间，东罗马自己有了东正教，后世中东伊斯兰教兴起，又使一大片帝国故有领地成为另一文化体系的共同体。北方自从所谓“蛮族” 入侵之后，这些外来族群服膺罗马的基督教文化，也有数百年之久，却终于因其故有族群认同的复苏，拆散了罗马帝国的躯壳，也改变了基督教文化共同体，以致欧洲终于成为多文化、多民族的列国体制。相对于中国，罗马的问题不在朝代更迭，而在于有脱胎换骨的蜕变。

在整个欧洲成为基督教的天下时，这一制度性的宗教， 虽有普世的理念，却又有强烈的排他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将异端赶尽杀绝。于是君主、武士与教士，构成一个三角统治集团；教会与政府之间，既联合，又对抗。基督教的神祇，吸收了异端的诸神，基督教的仪式与节日，袭夺了诸族群的仪式与节日。欧洲长期笼罩于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及精神生活，容不下任何不同的理念。教廷势力高涨，教士就是文官，却没有一个专业的文官系统。

相对而言，自汉代以下，中国是儒家的天下，却因为儒家是人间的理念思想，更因为儒家留下形而上及宗教关怀的空间，遂有道家与新兴的道教及外来的佛教，填补了这一空白。儒家其实没有真正的唯我独尊。儒家思想，与佛、道两个宗教，互补而共存，在精神生活的领域，中国人其实还多一些回旋的余地。中国的士大夫与君权之间，也是既对抗又合作的关系，一方面以儒家理念约束政权，另一方面又以专业文官的身份为政权服务。儒家的理想社会，不在天上而在人间，儒家士大夫不在朝为官时，在野为士绅与知识分子，于建立这一秩序，可能比基督教的教士有更多着力之处。于是，在人类历史上，近代以前，中国平民百姓的生活，可能比罗马治下（及其欧洲诸国）的平民百姓较为舒畅，也较为优裕。

从经济的层面来看，罗马与秦汉帝国，都曾将广大地区的地方经济，组织于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中。在“罗马的和平”（PaxRomana）之下，舟车来往，无远弗届，各地物产， 互通有无。地中海是罗马帝国的内海，地中海地区是罗马的中原。然而，各地物产的交流，主要的大宗生产品，例如橄榄油、葡萄酒、皮革、食盐……乃至一般家用的物品，其实还是在地方性的市场圈内解决。

相对而言，汉代中国的庞大经济网络，已在另一节有所叙述：其中资源交流，由农舍到城市，一层一层集散，实与一个道路系统密切相关。大路、支线以及河流航道，编织为一个相当固定的交流网络，将中国本部紧密联系为互相依存的整体。罗马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只指涉意大利半岛及北面的东西大路。地中海的航道，船运虽可由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纵横自如，但不会构成固定的网络。两者相较，中国经济体系，一旦编织成形，可以扩张，却难以裂解。如果分裂为几个地区性的网络，仍会回到整体大网。因此，中国历史上，国家分裂时经济的重新整合，常早于政权的统一。罗马则不然，地区性的经济网络是构成庞大交换网络的成分。地区网络与地区网络之间，可以彼此来往，无须依赖一个固定的交通网，也无须依赖固定的资源供求。因此，罗马的庞大经济体系一旦破裂，其中个别的成分便没有再求重整的迫切需要。

从政治、文化与经济诸项层面，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有其相同之处，然而更多各自的特色。综合以上情形，中国的大帝国、文化圈与经济网络，彼此叠合，互相加强，遂有强固的凝聚力。罗马帝国秩序的稳定性不如中国，凝聚力不能持久，欧洲及中东、北非以致在罗马帝国之后裂解为多文化、多族群的列国体制。

【悦读】

【小广告】

自由与爱之地

东亚的王权与思想

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

追寻“我们”的根源